被誉为政治学之父的马基亚维里早在500年前就精辟地指出：专制统治必须靠暴力和谎言这两个支柱来支撑。而他们所经常依靠的谎言，就是“替天行道”这四个字。
所谓“替天行道”其意思是“代上天主持公道”——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是：你有什么资格代替“天”？“天”又什么时候委派你代替他了？其二是：凭什么认定你主持的是“公道”？你会不会在“公道”的幌子下夹杂私货，假公济私？当这两个问题都还是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时，所有的“替天行道”就都可能化为拉大旗作虎皮的闹剧。我们不妨来看些具体例子。
“替天行道”这四个字最早出自元康进之《李逵负荆》中的第一折：“你山上头领，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汉。”既然跟《水浒》有关，我们就来看看水浒中的好汉都是怎么“替天行道”的吧。
梁山好汉挂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可做的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断言：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是《水浒》中的情节，从没有断过，就象《西游记》中的妖怪一样多。其中：大英雄林冲，初到梁山为入伙，到山下杀三个人作为投名状，他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妥当；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救下宋江以后，本该及时收兵，但是李逵"杀得性起"，收不了手，却对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一斧头一个，一路砍过去。这些难道是英雄好汉应该做的么；武松替兄报仇，铲除贪官污吏这些可以认为是英雄行径。但是后来滥杀无辜，杀了张家十几口人。他对孙二娘开的黑店，没有任何不满，好像开店就应该这样似的。其他诸如孙二娘和张青开黑店滥杀无辜就更不用说了。
梁山好汉为了让看中的所味英雄心甘情愿上山作土匪，基本上都是用非常残忍和狠毒的事情，如：为了逼迫朱仝上梁山就设了一条毒计，当朱仝是带了知府的一个非常的聪明可爱4岁的男孩子到街上来，结果他们设计把朱仝骗开，由李逵一斧把4岁的孩子脑袋劈成两半，这样朱仝就没有办法，只能投奔梁山。等他们在梁山壮大以后，却又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难道他们的行为是替天行道么。他们和当时的政府有什么两样，都是草菅人命，以自我为中心，那他们有能以什么来印证自己英雄的称号呢？？没有！
事实上，书里的很多当时在政府工作的公务员所犯的案子，如：林冲案、武松案、宋江案、卢俊义案等等这些案件中，很多都是有冤屈的，他们复仇，造反时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可是他们内心深处只是想让朝廷知道他们的清白，他们还是想回到原来的富裕生活。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替天行道。
也许，有人会说《水浒》是小说，乃虚构作品，以其为例，没有说服力。那我们就来看看真实的历史事件吧。
中国自先秦、特别是秦汉以来，历代的统治者均自称是“天子”，是天帝的儿子，秉承天命来进行统治，用以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是秦末以来的历次农民起义，也要借助于天命。陈胜、吴广用“篝火狐鸣”的办法示意“大楚兴，陈胜王”是秉承天命和天意。东汉末年黄巾高举“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元末红巾军编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事件。有趣的是：这些天国的头头脑脑们其势之初，打出的也是“替天行道”的招牌。太平天国在起兵前宣称“道之大原出于天，谨将天道觉群贤”，进行“天道”观的宣传。之后在进军途中以东王、西王名义发布的文告均以“真天命”三字开头，打着“奉天讨胡”、“奉天诛妖”这种“奉天承运”的旗号。在太平天国《天命诏旨书》等文献中，屡屡充斥“天命”字样，都在说明洪秀全作太平天国天王，实是“天命所归”。太平天国在东乡建制后，一直具有明显的“改朝换代”的思想，它强调“天王开辟君王”，“嗣后当有万万年不易之纪纲”。一再宣称“洪家天子杨家将”，“壮天威而成王业”。宣扬待到“小天堂威风”，“后来自有高封”。这些说教，浸透了创立“新朝”、“万世一系”的思想。这种“改朝换代”的思维模式是传统农民战争的祁求模式。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问题是最具蛊惑力的一种号召物。唐朝王仙芝称天补平均大将军，提出“平均”的要求；北宋王小波、李顺提出“吾疾贫富不均，试为汝均之”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提出“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劫财以均平”相号召；明末李自成则打着“均田免粮”的旗帜。太平天国则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天下大家处处平均”的主张，太平天国试图把“平均”化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这个制度在萌芽中就是只对百姓不对统治者的社会制度。以它来完成自己的“改朝换代”，这就是它所谓“替天行道”的内在逻辑。
口号是这样诱人，事实上，他替天行的什么“道”呢?荒淫无耻之道而已。打下南京后，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满足于半壁江山到手，认为大局已定，要关门当太平天子，把同打江山的妇女转为供自己淫乐。洪秀全早就梦求后妃成群的帝王宫廷生活。他创立拜上帝教时就自言在天上有一房正月宫娘娘，把他的妻子称为又正月宫；金田起义时他即选美纳妃15人；一年后在广西永安围城中：“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随军打出广西后，虽经蓑衣渡大败仗，但到湖南道州又纳何贡生“进献美女四人”；占湖北武昌后，“首逆称选妃，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进入天京小天堂后又征选更多美女。 据史载，天京天王府“其中约有妇女千百，男贼仅洪逆一人，其中淫恶可知也”。至于具体人数，《江南春梦笔记》中分类评列，讲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208人；24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两类共计1168人属妃嫔；另有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60人各辖女司20人，合计为1200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 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壮盛之年，并且体格健壮，但11年仅颁发过25篇诏书，而且1854年至1858年是空白，5年竟然未发一诏。连曾国藩也感到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杨逆具奏请朝觐，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允也。”
从理论上讲，无论什么样的专制统治都是少数人获得利益和垄断权力的统治，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也不可能真正地获得民意，所以，必须靠谎言来骗取民意。在古代社会，统治者骗取民意最主要的谎言是“君权神授”与“替天行道”，其用意，实际上是以天意来逼迫民意就范。
在欧洲，在基督教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之前，天意的权威没有确立起来，那时候罗马帝国的皇帝被杀被废的比例非常高。当基督教统治欧洲后，皇帝与国王由教皇承认并加冕，由于大多数民众是教徒，如此使得君权神授被认可，天意代表了民意。中世纪君主的人身安全要比罗马帝国的皇帝强了许多。即使如此，君主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必须依靠谎言巩固统治。15世纪德国人古登堡的印刷术给欧洲带来了出版便利，所有国家的君主无一例外地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尽管有天意支撑，还是害怕谎言被揭穿，执政地位被动摇。
中国皇帝的“天命”主要是靠“奉天承运”的故事和礼教来欺骗臣民。同时还实行愚民教育，用各种方式灌输和培养奴性，明清时期，奴性文化达到高潮。
进入了现代社会，君权神授这种一劳永逸的谎言不灵了，天意无法代表民意了，民意成了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对于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来说，民意是由选票定量地统计出来的。所以当选的政治家必然具备民意基础。又由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得到保障，当政者撒谎太难，代价也太大，等于自杀，所以，民主制度不需要谎言维系。
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由于没有了天意支撑，又没有人民授权，为了维系统治，就必须强化谎言。所以，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控制媒体，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实行新闻垄断，封闭或过滤外部世界的信息，并控制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信息。不过，现代社会撒谎越来越难了，除非像朝鲜那样，封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即使这样，还是有许多人冒死逃了出来，他们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怎么会想到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逃往没有主体阳光照耀的黑暗世界呢？
（文章原创于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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