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与本文后面内容的关系更直接，四景点中的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在此不做展开，留待下文。这里仅对殷海光故居、圆山大饭店和中正纪念堂园区三处，作一展开。
殷海光先生故居是18日参观瞻仰的。大陆参加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学术会议的几位代表当天是集体活动。大家上午参观的主要景点除士林官邸外是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下午的主要活动就是瞻仰殷海光故居。
殷海光故居位于台北市温州街一条小巷的尽头。为一长宽各十余米的局促小院。内有低矮房屋三间，均是改造过的破旧日式木屋。以前在参观者的有关介绍中看到，有人说当年殷海光在自家的院落中开挖了愚公河，挖出的土堆砌了孤凤山，山上安置了接待客人喝咖啡的水泥桌凳。院中还种了花木。这些都对。我们参观时问接待者，知道了小院中种的是榕树、桂树、咖啡树、圣诞红、木杜鹃和香茉莉等。总之，讲的是当年的殷海光故居内，颇有些文人生活的优雅。
但记得，也可能是来的不是时候吧，本人参观殷先生故居时，却感觉到的是牢笼与地狱般的生活，是四处没有始也无终的阴冷的侵袭。虽然当时是冬季，当天也不曾下雨，本人脑际中下意识萦回的，却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著名词句“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和曾是台湾最著名歌手之一的孟庭苇所演唱的歌曲《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时间尽管已经过去了快一年光景，此时笔者所在北国的窗外又一年一度地飘起了雪花，回想去年参观时场景，我还难以抹去那天参观殷故居时心中无比难安的心情。
是在为殷先生悲愤，也在是为我们的整个民族而悲哀。在我看来，当年的殷先生，哪里还有什么文士的雅兴。其生命后期在局促小院中挖河、著山、栽树、种花的举动种种，不就是一头咆哮雄狮被突然间无情关进了牢笼后，一直不甘心地在利爪抓地、在发泄心中一腔难以忍受的悲愤怒火吗！那时那刻，我更想起的是殷当年所写下的磅礴政论名篇《我们的教育》、《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开展启蒙运动》、《胡适与国运》、《我对于在野党的基本建议》和《大江东去挡不住！》。那时那刻，我也想起了李敖后来在自己《回忆录》讲过的有关一段话：“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年冬天创刊的，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后十一年，殷海光在这十一年间，真是蛟龙得水；而这十一年，又正是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
对于殷先生当年推动台湾民主事业向前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台湾自立报系总裁吴丰山在纪念殷海光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中，有全面而恰如其分的评述：“他在50、60年代与《自由中国》杂志结合，开拓了自由主义的抗争时代，所持政论的主体范围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反对党诸问题，至今仍是当前台湾政论的主流根基。不惟如此，殷先生以独辟蹊径的治学方法，引介罗素、海耶克、卡尔巴柏（大陆译作波普尔）等西方思想作为他时政论述的后盾，从而间接奠下了70年代现代化理论和80年代自然或社会科学实证论的统治地位，综合其派生下来的长远影响，在40多年来的台湾知识界，恐怕无人超越或难以抗衡。”
还好，殷先生当年在推动台湾体制转轨中的杰出贡献，已经得到了台湾各界人士的肯定。如今，这所故居除了定期对瞻仰者开放之外，已经成了搜集、贮存有关研究资料与宣传殷先生不朽业绩的场所。在该故居所搜集的关于殷先生的著作中，有本人的《自由主义的一代宗师殷海光》一书。仔细看，赠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院士王凡森先生，为一原著复制本。
参观殷海光故居期间，故居的管理者（是光哲的爱人）为我们播放了电视录像《人物百年——殷海光》。并还每人都赠送了两本书籍。关于殷海光的录像，是台湾一家电视台专门制作的高质量“拷贝”，长约30分钟，对殷一生的业绩进行了回顾。至今记得，虽然片子的开头是用了殷先生爱喝的高级咖啡与咖啡杯的画面，但后面所反映的其的生活却是不易与凄苦。包括其后期失去人身自由、门口化装成皮匠的特务监视，生活来源濒于枯竭，事态炎凉、不再有人搭理了，以及生病后不能很好地就医等。所赠书籍一本为电子书《雷震研究资料全集》，另一本是台湾作者苏瑞锵所著《傅正与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傅正当年也是《自由中国》杂志的同仁，在雷震案中被连带判刑。出狱后当过大学老师，以后又为台湾的组建反对党事业作出了贡献。
圆山大饭店既是一正在营业中的台湾国际知名高级酒店，同时也是大陆赴台观光者们去台北市游览时必看的景点。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文化与历史积淀丰厚。位于台北市北部的圆山山腰，傍依基隆河与剑潭公园，街道的具体位置是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其的一些建筑构成要件，可上溯至“日治时期”，这是用台湾话讲来。
圆山大饭店的主体建筑是一十四层高的红墙黄瓦，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宫殿式建筑。由台湾“知名”建筑师杨卓成设计，1973年10月10日建成。入口处，有一大型三跨间的牌坊（或称牌楼）。在台北101世贸大楼未建前，圆山大饭店是台北市的地标性建筑。虽然该建筑建成的时间不是甚早，但整个建筑群的渊源，已有百年历史。
日治时代，圆山大饭店的所在为台湾神宫的所在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接收台湾的国民政府当局在原地建台湾大饭店。1952年，改由蒋宋美龄等政要为首组成的“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经营。除十四层的高大主体建筑外，圆山大饭店另有金龙厅、翠凤厅、麒麟厅等附属性建筑。
金龙厅最后落成于1956年。原来只是一栋二层、房舍陈旧建筑，后经改造，建成了仿北京故宫的宫殿式建筑。内陈列有原日治时代神宫前的铜龙雕塑，铜龙上有 24K镀金。另外的其他几厅也是1956年前后落成。1963年改建时，还曾为当时的台湾领导人入住时安全考虑，修建了与附近剑潭公园和北安公园相通的地下通道。
据介绍，戒严时代，圆山大饭店类似于今天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不时有大量的警卫、便衣现身，不以赢利为目的，宗旨是为国际贵宾提供最高级的服务，以敦睦邦交。几十年来，下榻该饭店的外国政要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克林顿，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约旦国王、泰国国王等许多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而今，作为对公众开放的场所，其门前警卫、便衣的身影已不见。
在台湾时，圆山大饭店与中正纪念堂园区一起，除18日上午与其他大陆参会者一起“绕场一周”、大致看过外，本人以后还又单独去过。
清楚记得，自己当时身处圆山大饭店“景点”时，几次“在场”联想到的是25年前圆山大饭店中的一个场面：1986年9月28日，台湾“党外中央后援会”正在召开年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及立法委员选举的党外候选人推荐会。有朱高正其人，突然上台提案，要求“党外”们立即组党：“我坚决反对，民主运动发展到这个阶段，大家还坐在那儿讨论‘组党筹备委员会’。当年雷震还在筹组政党阶段，就已经‘鸡仔鸟仔抓到没剩半只’。组党靠决心与勇气，我正式建议：今天，现在就宣布组党！”此话一出，立即获得在场党外人士的热烈响应，全场强烈要求立即组党。台下的党外们，纷纷上台讨论党名，最后决定采用谢长廷提出的党名——民主进步党。就这样，台湾第一个真正在野党民主进步党，在这里正式诞生了。
圆山大饭店是民主进步党的摇篮。这是它的一大殊荣。后面还要讲到，全面推动台湾政治体制转型的1990年6月台湾“国是会议”，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是从台湾回来后知道的，朱高正其人的突然间上台提案，要求台湾的“党外”们组党，并不突然；台湾民主进步党，也并不像之前有些人说的是地方性政党。在本质上，民主进步党是一大陆人党。或者说，台湾的民主进步党从一开始就是全中国人的政党。
朱高正有留学德国的背景。以研究康德哲学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对中国哲学也有极大的兴趣。其对台湾民主进程的贡献，除了有以上首先公开提出组党的英勇举动之外，再就是在台湾议会中率先开始了打民主架。杜维明在《中国大陆该向台湾学什么？》一文中讲，“我记得这种在议会中的打闹，是朱高正从德国学的绿党媒体策略，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只要成为媒体关注中心，作为反对党就会有影响。” 另外，杜维明在该文中还讲，在立法院打架，自己演、群众看，这是文明达到一定开放程度的表现；是“完美有序”的专制制度走到尽头的体现，“乱糟糟”的民主制度才代表着人类未来。甚是。
虽然民主进步党是如上所述，于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宣告成立的，但在此前一年的1985年9月，有关人士即已开始了实质性的组党活动。其中，出生于大陆江苏省高淳县的原《自由中国》杂志社同仁傅正（1927-1991），还有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的台湾“立法委员”费希平（1916-2003），起了至关重要作用。费希平不畏强权，当年雷震在《自由中国》案发生后被捕，他曾在立法院中提出质询。他一直对自由民主制度拥有美好理想，认为应实行民主政党政治。他主张中国统一，曾在1984年提出“大中国邦联”的设想。主张先建立大中国邦联，数十年之后再由公民投票最后完成国家的统一。
据前已提及的殷海光故居赠书《傅正与战后台湾民主运动》中讲，为继承雷震当年未竟事业，“1985年9月6日，傅正与费希平、江鹏坚赴谢坤铨家谈组党。1985年9月19日，傅正与费希平在周清玉（姚嘉文夫人）家谈组党。1985年12月2日，傅正与费希平在台大校友会馆谈组党……1985年12月5日，傅正约了康宁祥到他家中谈组党，征询其意见。当天晚上傅正也约了黄尔璇谈组党，并商妥邀约人选名单。1985年12月19日，傅正到费希平家中谈组党，当时共有傅正、费希平、康宁祥、尤清、张俊雄、江鹏坚、谢长廷、黄尔璇，以及李鸿禧等9人，广泛交换意见，并相约续谈。1985年12月31日，傅正到尤清家中续谈组党，当时共有傅正、费希平、尤清、张俊雄、江鹏坚、谢长廷，以及黄尔璇等7人……1986年1月4日，傅正与黄尔璇赴康宁祥家谈组党，康宁祥同意参加在谢长廷服务处的聚会。1986年1月14日，傅正与费希平、康宁祥、尤清、张俊雄、江鹏坚、黄尔璇，以及谢长廷等8人，第一次在谢长廷服务处谈组党，决定扩增人选，由傅正通知张德铭与苏贞昌两人……1986年1月21日，第2次在谢长廷服务处谈组党……1986年2月4日，第3次在谢长廷服务处谈组党……”；“虽然组党工作遇到挫折，但傅正并未灰心。到了1986年6月，傅正在费希平的邀请下，再度出面奔走，并与黄尔璇商量后，拟定了组党小组的名单。之后傅正就以这名单分别拜访说明，并征求同意。后来傅正商得国大代表周清玉的同意，借用她在台北市忠孝东路的家里开会。该年7月3日，由傅正请被邀者在周清玉家对面的御龙园餐厅吃饭，饭后又回到周清玉家中商谈……当晚10点钟左右，由谢长廷提议以民主进步党为党名，大家共同决定要筹组政党。之后组成了建党的10人小组，包括：傅正、费希平、尤清、江鹏坚、张俊雄、周清玉、谢长廷、游锡堃、陈菊、黄尔璇等10人。而后傅正与尤清、黄尔璇负责宣言、政纲、政策的起草工作，经过两个月不断地集会努力，完成了组党的初步工作。”
对于傅正在台湾组建反对党中所起的至关重要作用，后来出任过台湾“行政院长”的谢长廷也专门讲过。谢长廷在纪念傅正逝世15周年的文章《带领台湾走向自由民主进步之路的旗手》中写道：“傅正出狱后，积极和党外年轻一辈的意见领袖交往，我也就在这段时期，与傅正结识。1986年7月，正当党外组党一事已在山雨欲来之际，傅正、我及其他党外菁英，不断变换地点，先后到我的服务处及周清玉的家中，秘密规划组党事宜。”
民主进步党在台湾圆山大饭店的宣布建立，意义重大。廖信忠在前引书中讲台湾七八十年代之交“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2008年在给马英九的贺电中讲台湾现在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前一局面的打破与后一局面的形成，都与民主进步党的建立有直接关系。
中正纪念堂园区位于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分别以中山南路、杭州南路、爱国东路和信义路为园区周界。原址为日治时代的日军炮队营地。蒋中正（字介石）1975年4月5日在台湾去世后，台行政部门始接受“各界建议”与治丧会议“决议”，筹备兴建中正纪念堂以纪念其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整个景区1976年10月31日破土，1977年11月动工，1980年4月4日落成，5日对外开放。全区包括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公园、牌楼、围墙、瞻仰大道，以及两侧的“国家戏剧院”和“国立音乐厅”。设计者也是曾设计了圆山大饭店的台湾“知名”建筑师杨卓成。
记得，18日上午第一次到达该景区，首先看到戏剧院与音乐厅的中国古代大屋顶歇山式建筑作派，它们并且相对近距离地“压迫”二者之间的行人时，曾不仅厌恶这些与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古老“中国特色”，而且也产生过厌恶设计者杨卓成的感觉。听说，杨卓成早年就学于西南联大，后来又移居了美国。当时心想，就西南联大而言，看来，林子大了什么鸟也有啊，西南联大不仅出殷海光那样反对专制的自由民主斗士，也出他杨卓成这样的“知名”御用建筑师呢；就他后来的移居美国行动而言，看来，他虽然为专政者服务，但也是看着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国度—美国舒服、美国好啊！
园区的核心建筑中山纪念堂，是一白墙蓝瓦的塔形建筑。金字塔状的主体部分为白色大理石墙面，上是覆有琉璃蓝瓦的古代天坛状八角型屋顶。去前有人介绍说，纪念堂屋顶的八角形，代表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八德，复层天坛型屋顶所形成的众多 “人”字形，上聚于宝顶，有“上接天帝、天人合一”的寓意。总之，说它的形象内涵如何丰富，“气象”变化如何“万千”。而本人看到它后却想到的是，其与目前大陆上所正在流行的“具象建筑、权力丑学”并无二致。只是，它的“出炉”在时间上略微比后者早一些罢了。当时还想到了，它当年的建成与目前北京人称的死龙建筑群“盘古大观”等一样，大概也是那个时代将要结束的前兆呢！
中正纪念堂景区的另一重要建筑，是原来上面写有“大中至正”4字的牌楼。
前已提及，圆山大饭店前也有牌坊，并且二者在建筑尺度上相差也不是甚远。但是，该牌楼在“规制”上却与前者相比要高得多。其中有甚多讲究。这大概也是我们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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