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編譯 文道喻
2013年3月，習近平即將接任國家主席。而管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龐大國家絕非易事，尤其中國幾乎是每家媒體所矚目的焦點，只要經濟或政治制度一有風吹草動，必然會吸引廣泛的注意。在十八大結束以後，幾個分析家主要討論的議題有：腐敗問題、城市和農村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政府失去人民信任以及8%至10%的經濟增長率能維持多久等，加上2012年中國內部發生不少多彩多姿的事件，任何人都能輕易斷定國家已經來到決定命運的十字路口。採取精英政治的政府極大程度仰賴領導人的膽識與勇氣，而他們的做法與想法，不只決定共產黨之生或死，也對人民未來起了關鍵作用。
中共害怕社會民間組織
其中一項不算新穎，但被研究者重新提出的概念是“小政府大社會”。顧名思義，中國本來即是極大社會，但政府該如何“縮小”自己呢？米奇‧布拉特（Mitch Blatt）在報導中國信息的英語博客“ChinaHush”上提到，重要改革小政府大社會的想法已流傳多年，呼籲中國政府減少規模和管轄範圍，以擴大公民社會的力量來解決問題，就像經濟改革的起點始於深圳，如今廣東同樣率先試點小政府大社會。
2011年，廣東全省大幅刪減了俗稱“鐵飯碗”、保障人民生活的官僚工作，深圳甚至裁減三分之一的政府機關，並放鬆監管規則，使非政府組織（NGO）更容易運行，提供更多服務。2007年以來，佛山市順德區不受經濟繁榮影響，先後淘汰超過3,000個政府位置。布拉特認為，深圳可說是小政府大社會的最佳典範，成功壯大的民間組織，讓許多以前被人們忽略的領域獲得重視。以慈衛公益事業發展中心為例，他們的流動兒童社區照顧項目，幫助了132名農民工小孩受教，這些學生被拒絕進入當地公立學校，慈衛創始人李光明說，由於過去的複雜規定，非政府組織必須註冊成為政府的分支機構才能取得資格，讓公益活動無法發揮太大效用，但現在限制大幅放寬，情況已有所不同。2010年，每1,000名深圳人可享有4.2個社會民間組織，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多。
慈衛公益事業發展中心幫助了許多農民工的小孩。
中共害怕社會民間組織的原因，就像害怕反對聲音一樣，擔憂執政基礎遭到侵蝕，更不用說一些組織事實上從事著政治敏感的工作。不過政府已慢慢發覺，社會民間組織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彌補官方之不足，另一方面也能重建人民信任。2009年11月，順德區當局宣布將政府部門從41個削減至16個，僅僅花費三天就完成目標，“如果你公開徵求意見，可能半年得不到任何進展”，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主任許耀桐說：“因為每一個部門都會說他們非常重要，不能簡化”。於此同時，官員們也正尋找方法來建立一套強大的法律系統，用以保護改革成果。
培育“大社會”艱難
相較於“小政府”，培育“大社會”並保護它免受當權者毒手恐怕更為艱難，加上中國長久以來習於中央集權，多數時候中央政府由上到下一條鞭式地管控一切。根據最先提出小政府大社會理論的學者廖遜指出，政府不能單單縮減其功能，還必須確保民間組織和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部門能遞補上來，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真實力量，是由政府和民間社會組成。
如果經濟發展與公民社會無法齊頭並進，中國如同一隻腳長一隻腳短，顛簸難行，從而造成政治混亂，烏坎事件便是一例。此外，因為農村經濟發展遠遠落後城市，讓大量農民工湧入都市，對於尚未完全成熟的公民社會產生巨大壓力，落伍政策如戶口導致的類似種族隔離的現象，應證“不公平”引發民怨沸騰，於是叢生的社會問題逐漸蠶食共產黨的支持基礎。
中國距離完善健全的公民社會還很遙遠，國內非政府組織力量薄弱，兼之背負沉重政府監管；在大多數省份裡，非政府組織仍得尋求政府贊助方能合法登記，迫使一些非政府組織不得不轉為地下經營，而若組織與“人權”相關，更可能時常面臨騷擾。許耀桐指出，栽培公民社會就像撫養孩子，如果你從來沒有讓孩子自己照顧自己，她永遠不會長大；但如果不照顧、不保護孩子，她也會因此受傷，所以取得兩者平衡非常重要。政府進行大部制改革是美事一件，但不能躁進，一個階段一個階段走，以確保社會能夠適應且承擔新功能。
維穩思維需要更新
目前來看，與其說中共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有興趣，倒不如說“維穩”才是第一選擇。為了維穩，政府做出許多讓人難以置信之事，例如全國廣設監控攝像機，監視異議人士的一舉一動，又或者以惡名昭彰的勞教處罰上訪者。多年研究大陸問題的于建嵘認為維穩底下的社會是一種“剛性穩定”，主要特徵表現在三方面：第一，當局追求以權力的排他性和封閉性為基礎的政治穩定；第二，把一切抗議行為當作無序和混亂，必須採取手段壓制或打擊；第三，強烈依賴對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的控制，具有非程序的法制性。
為了維穩，政府做出讓人難以置信之事。
于建嵘同樣提到，中國的統治者並非通過選票獲取實質合法性，因此中央政府要對地方政府實現絕對的控制與領導，從而維護執政基礎，“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宣傳便不斷強化。事實上，維持社會穩定本來就是政權合法性的標誌之一，但當各種社會矛盾無法通過合理途徑得到解決時，動輒使用高壓手段遂成為底層政治的常態，許多地方在政府維穩和人民維權間顯得劍拔弩張，焦慮、矛盾與衝突與日俱增。
中國一天比一天開放，民主也不是不可能實現，政府想得到真正穩定，絕對無法依靠計畫經濟時期的強制手法，維穩思維需要更新，與社會發展階段相吻合。于建嵘提出四點建議：首先，中共只要先做好維權，維穩自然更有效；第二，真正落實憲政體制下的公民權利，把公民的利益表達納入體制內，才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可靠保障；第三，將靜態穩定（禁止老百姓表達不滿，以堵為主）轉為動態穩定（讓公民自由表達意見，並進行調整，以疏為主）；第四，改善政府問責制，主動出擊解決濫權等不當行政行為，從源頭減少矛盾糾紛。
中國社會將怎麼轉變令人期待，但重點還是在於:最基本組成社會的分子還是人，掌權者如果不能對人尊重，如果還是將公民視為隨意擺布的草民或愚民，甚至賤民，我們很難相信在如此的情況之下，中國能有什麼資格宣稱崛起。（《內幕》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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