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在劫难逃
现在的医疗、防疫等卫生工作做的这样好,当代人对瘟疫的印象十分遥远。倒退到上世纪30—40年代,瘟疫则是家长便饭。最可怕那每年“烂麦根子”的时候,也就是阳历7—8月份吧,村庄外的沟沟坎坎,一个一个谷草捆就会一天比一天增多。
那谷草捆,捆的都是孩子。男孩子,外捆三道;女孩子外捆两道。那两个月份,家狗变成了野狗,吃孩子肉吃红了眼。
人们不懂病是怎么得的,更不懂得预防。只懂得一到那个时候,鬼就要下界收孩子了。“拉痢疾”、“穿酱杆儿稀”、“霍痢拉”是人们的习惯叫法。
每年都要发生,但有的年份轻,有的年份重。我得病的那年,就是重年。无药可医,村里只有一个中医,大瘟疫中人们没见他治好过谁,所以,也都不找他。请的都是“大神”,虽然也治不好病,但他能给母亲们一个安慰。他能讲出,谁谁的孩子,是什么“童子”,是什么“花姐”,或者是谁谁帐前的什么什么 ……被收回去了。能使母亲们心安。
我的病虽在较重的年份,但我挺过来了。我的那些小伙伴儿们没有挺过来。70多年了,他们时常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此一并做一次祭奠,他们有:我李五叔的儿子李香武,孙玉范叔叔的儿子孙东月,夏衍旭舅舅的儿子夏小儿,孟昭成(程姓,其母改嫁孟家,随其母改姓孟)大爷的女儿孟宪芹(我叫她为黑姑,从小患有肺病),孟宪芹的哥哥孟宪双。这两个孩子的死相隔时间不长,又死后很惨,因为是租房住,死后不能从门出,又不准从南窗户出,而北窗户又小又高,爹妈硬是哭着从北窗户把她(他)拉出去。
因为这种事情年年发生,也就不足为怪。我的弟弟孟庆礼、孟庆智、妹妹孟庆贤都是在以后的几年被夺去生命的。
值得一说的是孟庆贤,那一年,“烂麦根子”这场病又发生了,家中已有我和孟庆义兄弟俩个,所以对这个妹妹很重视,为了逃避这场病,母亲领着我们三个孩子逃到了没有发病的外公家,在那里一直呆到秋后。
我们回家后,死了孩子的那些嬸娘大娘们对我们十分羡慕,说小贤子这小丫头保住了。可是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我这个小妹妹不知怎么,就补上了这一课,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我的母亲同死其他孩子时一样,坐在外屋地的锅台上,哭了一大场,在她死孩子的名单里,又增加了一个。
那个年月,死个孩子是很平常的事儿。哪个母亲不是生十几个,最后只能剩下三、五个,活下来的机率也就在30%左右。
那时的卫生条件简直没法述说,哪家的剩饭剩菜上不是落满了黑糊糊的苍蝇?你一碰谁家的饽饽筐,就会有成群的苍蝇飞起来。能不得病吗?
话又说回来,有的老人说,“吃的东西要让苍蝇给消消毒,让苍蝇给咋一咋,就不会得病”。这个理儿,今天的人听说过吗?!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照样有人活八 、九十岁,一百多岁,今天的人们会信吗?我家道北李春家的老奶奶,就活了一百多岁,我们小孩子常去逗她,她也愿意逗小孩子。我们问,“李奶,多大岁数了?”她就会说“九十九”。我们说,“你不好几年都九十九了么,怎么还九十九?”她就会说“千年王八万年黾,不能活一百岁”。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生命之“怪”,也无奇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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