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一达
这些天，“非典”在京城正处于流行传染的高发期，报社领导对我倍加关照，让我外出采访时要格外小心，亲朋好友也劝我少出门。从眼下的流行趋势看，的确让人谈“典”色变。说心理上一点不恐慌，似乎是嘴不对着心。但吃的是记者这碗饭，出于职业的责任心，我总不能闷在屋子里。于是我拨通了张志和老爷子家里的电话。张老先生今年高寿八十有五，跟我算是忘年交。他是学医的，退休前在两家市属医院当过主治医。由于他对北京的历史掌故熟谙在心，是“京味报道”版的热心读者，这些年常给我提供一些报道选题和线索，我们的关系处得不错。“过来吧，到我这儿坐会儿，很想跟你聊聊天儿。”他在电话里盛情相邀。我跟老爷子逗了一句：“我可是整天在外边瞎跑，又坐公交车，又打‘的’的，你不怕我身上带着‘非典’病毒吗？”老爷子在电话里笑了：“哈哈，‘非典’且‘典’不到你头上呢。怎么你也那么紧张吗？来吧，我都活八十多了，还怕‘非典’给‘典’喽？只要你不怕我‘典’你就得。”
老爷子家住在西坝河，我对他住的那个小区是轻车熟路。一进小区，只见老爷子在花坛的树底下打太极拳。上午十点多，小区很安静，只有几位戴着口罩的人进进出出。阳光明媚，春风和煦，小区显得恬静祥和，老爷子的神志也是那么坦然自若，沉静如水。若不是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非典”的传播消息，很难想象这座城市目前正在经历着几十年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传染性极强的“非典”的考验。“到家里坐吧。”老爷子屏气收式，缓了缓神，用平和的语气对我说。
进了老爷子的书房，他给我倒水沏茶。“您还坚持每天锻炼呢？”我诧异地问道。“怎么，让‘非典’闹得人们都放弃早锻炼了吗？哎呀，人们太紧张了吧。”老爷子听出我的话外音，不以为然地笑道：“大可不必这么惊慌失措。清新的空气和阳光里的紫外线，是最好的消毒灭菌武器。我怎么能把它丢了呢？”
张老爷子年轻时体质很弱，上大学的时候，他拜了一位太极拳名家为师，学了几年杨氏太极拳，以后坚持每天打一套。几十年不管遇到什么风风雨雨，从不间断。到现在，他的五脏六腑一点毛病没有，而且精气神实足，尽管他已八十多岁，但脸上气色红润，神清气朗，耳聪目明，看不出他已是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他是阅历丰富，知识面广，心理成熟的老人，用大白话说是熟透了的老北京。
“唉，我这把年纪，八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可以说许多大事都让我赶上了。想不到，临老临老了，太平日子过得好好儿的，又赶上了‘非典’这一出儿。天灾，没辙，用句时髦的话说这叫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碰到这种事，想躲也躲不过去。您说呢？”老爷子用舒缓的语气说。
“是呀，这种流行传染病太可怕了。从去年11月到现在，人们还没找到它的病源，甚至是怎么传播的还没弄明白。”我说。
老爷子的语气变得凝重起来，沉了一下说道：“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这种病在病理学上从来没见到过。而且它的潜伏期有二十来天。也就是说，这二十来天里它也许没什么症状，但一旦发病，就会要命。为什么叫‘非典’呢？就是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肺部感染。肺上有病，跟别的病不一样，它是通过呼吸道来传播病毒的，您琢磨琢磨，人总得喘气说话吧，所以这种传染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了。这种传染病来势凶猛，对人的生命健康威胁太大了，人们不能不防。正是由于它传播面广，隐蔽性强，病人往往并不带出相儿来，加上现在人员流动性大，所以政府现在采取果断措施，对有疫情的地区采取封闭隔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对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负责任的。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您是老北京，像这种大规模的传染病，北京的历史上发生过吗？您经历过这种事没有？”我问老爷子。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传染病在中国古代叫疫。所谓疫，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非典’。我是学医的，对传染病比较敏感。解放以前法定的传染病有九种：一伤寒，二斑疹伤寒，三赤痢，四天花，五霍乱，六鼠疫、七白喉，八脑膜炎，九猩红热。当时北京有法律规定，各医院和个体行医的，一旦遇到上面所说的九种传染病中的一种病人，必须上报主管的官署。那会儿叫卫生处，然后采取紧急预防措施。但由于当时北京的卫生状况很差，这些传染病时常流行。记得1934年，我当时16岁，正上中学，北京大规模流行白喉，传染很快，市政府拨款一千多万元举行了预防白喉运动，你听听，当时叫‘运动’。市政府给市立各中小学学生和市民免费进行锡克氏检查和打白喉类毒素针。上面说的九种传染病到北京解放以后，才得到了根除，由于有相应的疫苗，即使再有这类的病例，也难以大面积流行了。我印象最深的是1943年的七八月，京城流行霍乱。当时是日伪统治时期，人们把这种病叫‘霍痢拉’。因为那会儿卫生状况极差，流行很快，石景山地区疫情最重，日本人把石景山与市区的交通给中断了五天，许多市民死于这种传染病，仅一个月，石景山制铁所，也就是后来的首钢，就死了两千多工人。这次疫情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京城发生的最严重的流行性传染病了。全城老百姓十分恐慌，日本鬼子也毛了，只要发现有霍乱症状的人，二话不说，先拉到郊外隔离，说是隔离，其实有些人还喘着气，就被焚烧或活埋了。我亲眼所见日本人开着大卡车，往城外拉病人。这场瘟疫京城死了有几万人。闹到十月份天儿凉了才消停。当时城里的老百姓恐慌到什么份儿上，家里有人拉肚子不敢上茅房，怕人怀疑是‘霍痢拉’，只要是‘疑似’非拉城外给活埋不可。北京解放后，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病基本没发生过，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甲肝’、‘红眼病’等，并没大面积流传开，很快就控制住了。要说比较严重的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就得说现在我们正经历的‘非典’了。”
我笑着问张老爷子：“您是经历过当年‘霍痢拉’考验过的老北京，又是搞医的。现在‘非典’闹得这么凶，您胆儿小不？”
老爷子笑道：“搞医的人就是跟各种疾病打交道，哪有胆儿小这一说。再说我讲的‘霍痢拉’跟现在的‘非典’是两回事。抗战时期北平闹‘霍痢拉’，日本鬼子拿中国人不当回事，他们控制传染病的方法就是一个字‘灭’，谈不上治，也谈不上预防。干脆说是草菅人命。现在我们党和政府对‘非典’则是高度重视，目前从上到下正展开一场控制‘非典’的战争。嗯，说是一场战争有点刀光剑影了，实际上也跟打仗差不多。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稳定军心，千万别恐慌。”
“您说到恐慌这个词，现在京城的一些老百姓心理上还真有点儿没着没落儿的。谈‘典’色变。”我说。
“是这么回事。我有的邻居看到电视和报纸上每天公布的疫情报告，心里直发毛。整天坐立不安，跟我说连睡觉都不踏实了，躺在床上，一闭眼，脑子里就是抢救‘非典’病人的镜头，耳朵边是救护车呜呜的声音。还有一个邻居连门都不敢出了，让儿子给买了一堆方便面和鸡蛋，生怕跟外人接触会染上‘非典’。住我对面楼里有位年轻姑娘，以前见了我总打招呼，今儿我在小区花园里散步，轻轻咳嗽一声，她听见了，我想跟她说句话，吓得她转身就跑。好像我这个老头儿身上有‘非典’病毒似的。哎呀，‘非典’弄得人们确实有些神经紧张。我跟你开句玩笑，这种恐怖感比‘非典’还可怕。前些年，我有一个‘理论’：90％的癌症病人是吓死的。为什么呢？其实癌症并不是不能战胜的，得了癌症，治好了，活得快快乐乐的人不少呀。可有些心理脆弱的人，一听说自己得了癌，好像被判了‘死缓’，吓得不知所措了。结果首先在意志上就被癌症给击垮了。‘非典’也如是。没错，它是流行性很强的传染病，但‘非典’并不是不治之症，所以这种病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何况目前我国政府正集中国内一流的病理专家和防疫病学专家，抓紧时间研究它的病因，我想现代科学技术这么发达，‘非典’病因和治疗预防方法，很快就能找到。依我看人们没必要在心理上产生恐慌感。您别还没弄清‘非典’是怎么回事儿呢，先让‘非典’给吓出毛病来。不至于的。”
我笑道：“您可别这么说，您上了岁数，经历过那么多事，也许能每临大事有静气，永远保持一种平常心。年轻人可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
老爷子说：“这你就错了。其实现在越是上岁数的人越想好好活着，人这一辈子赶上太平盛世不容易，干吗不想多活几年呢？但赶上‘非典’这种传染病的流行了，您还不活啦？哪儿的事情呀！我是说赶上这种疫情，作为老百姓先别恐慌，沉住了气。要听卫生防疫部门的，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只要注意个人卫生，注意隔离，注意别到人多的地方去，注意提高自己的免疫力，‘非典’哪儿就那么好‘典’到您这儿了。过去我们不是常说一句话叫‘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吗，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非典’的传染性极强，传播的面很广，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在公共场所消毒，取消各种大型活动，甚至让中小学校放假，对重点疫区进行封闭隔离等等，我们个人也要采取一些相应的预防措施。这就叫在战术上要重视。有些年轻人没经历过像爆发‘非典’这样大的疫情，一旦赶上了，出现心理上紧张，甚至恐慌也是正常的。我记得当年京城闹霍乱时，心里也发毛。万一自己拉肚子，发高烧，那就不是隔离的事了。而是拉出城活埋的事，您想谁不胆儿小呀？现在则大可不必这么恐慌。从已公布的疫情来看，到4月23日，全市确诊为‘非典’的，不过600人。其中还有治愈出院的，这600人占全市1200多万人口的比例并不是很大。所以我说您先别那么胆儿小恐慌呢。要相信政府，相信科学，只要政府重视，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战胜‘非典’不成问题。我这可不是说官话，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认为政府挺能理解一些市民的心态，比如这两天市民怕‘封城’，到超市抢购一些生活日用品，政府并没拦着。而是告诉市民市场供应是充足的，别买那么多吃的东西，留神天热撂坏了。这就是理解民意。‘封城’之说是老年间的提法，现代社会哪有封城一说？北京这么大一座城市，想封也封不住呀？但封闭一些重点疫区还是有可能的。至于说在家里存点方便食品和日常生活品，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非典’的预防措施就是让人们少到人多的公共场所去，家里多备点东西，不是可以少奔超市跑吗。这种情形，让我想起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的祁老爷子，听说日本鬼子要攻城，赶紧把家里存上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他以为这样足以消灾避难。为什么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祁老爷子的这种心态，其实也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北京人的心态。”
“只是现在装石头的破缸没地方淘换去了。”我笑着说。“三个月。难道说眼下这场‘非典’之疫也要持续三个月吗？”我问道。
“怎么说呢？跟传染病打仗和跟军队打仗不一样，只要找到了病因和预防的方法，也许用不了那么长时间。这事不好预测。不过，甭管是三个月还是两个月，我们千万别那么紧张和恐慌，跟‘非典’做斗争得有勇气和信心，别没怎么着呢，让‘非典’给吓着。只要全国上下团结一心，‘非典”必能攻下。这一点你放心。”
“您觉得怎么预防才有效呢？”我问老爷子。
他想了想说：“在疫情严重时，最好还是少出门，室内一定要通风，但少出门不是不出门，在中午阳光充足的时候，出来到花园、草地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接受一下紫外线的照射是有必要的。具体的预防措施，还是坚持每天看电视和报纸，听听专家们的建议。”
离开张老爷子，走在京城的街头，看到人们几乎都戴着口罩，路上车水马龙，大面上看，生活一切正常，但平静后面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北京人正在默默地进行着一场同“非典”的斗争。我回味着老爷子的话。人们到什么时候也要保持一种平常心态，既然疫情来了，我们赶上了，就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在战略上藐视它，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也不要在心理上产生恐慌感。只要万众一心，灾难一定能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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