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满地区游击队的建立

东满地区系指原吉林省东南部地区，即今延边地区，包括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敦化等地，既是朝鲜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抗日武装斗争开展较早的地区。 1919年朝鲜爆发“三·一”运动后，一大批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流亡到东北从事爱国独立运动和革命活动，东满地区的延吉县成为朝鲜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中心。“九一八”事变更加激起广大朝鲜族人民群众的仇恨，他们和广大汉族群众一起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中去打击敌人。 为了加强对东满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满洲省委早在1928年就派党员到这里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夏成立了东满区委。1930年8月，建立延和中心县委；1930年10月成立东满特委，廖如愿任书记，王耿任组委，朱某任宣委，杨林任军委，党员发展到600多人。 1931年秋，在中共东满特委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发动了秋收斗争和1932年的春荒斗争，在此基础上，各县比较普遍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等群众组织。 1932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发出指示，要求把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反日游击战争作为东满党的主要任务，为此，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根据上级指示，部署建立游击队的工作，到1932年秋，全区各县相继建立了十几支反日游击队。 1932年春，延吉游击队成立，它是东满地区创立较早的一支抗日武装。游击队负责人为林承奎、崔贤、朴春、朱镇等，约有40余名队员。同年9月，延吉游击队扩编成延吉游击大队，任胜奎为队长，朴吉任政委，全队约130余人； 1932年春，汪清游击队成立，队长金哲，全队共30人。后救国军前敌司令吴义成率队来到汪清县，汪清县委派李光等10余名同志前去参加救国军，吴义成接纳他们为救国军别动队，后来也成为汪清游击队的骨干力量。 1932年11月，汪清游击队、别动队与由安图、宁安转来的两支反日游击队合并，正式成立了汪清反日游击大队，大队长为梁成龙，政委为金日成，队员90多人，编成3个中队。另外，县委还领导成立了少先队和自卫队400人，作为游击队的后备； 1931年12月，中共珲春县委建立了军事准备委员会，在大荒沟和烟筒砬子抽出一批党团员进行军事训练，于1932年1月在大荒沟成立了突击队，队长姜锡焕，政委方铁山，参谋长李国镇，队员15人。 1932年3月，在烟筒砬子也成立了突击队，命名为珲春游击队，队长姜一武，队员20人。 1932年7月，这两支突击队分别改编为珲春岭南反日游击队和珲春岭北反日游击队。岭南游击队队长姜一武，政委林青；岭北游击队队长为姜锡焕，政委朴斗南（后叛变）。同月，救国军王玉振旅第13连连长孔宪琛带领16人加入岭北游击队。 1932年11月，岭南、岭北两个游击队合并，成立了珲春县游击队，编为1、3两个大队。第1大队长林青，政委崔斗星，以烟筒砬子为根据地活动；第3大队长孔宪琛，政委尹锡元，以大荒沟为根据地活动。 1933年2月，救国军吴义成部溃散后，有30余人加入了珲春游击队，至此该队共有120人，于1933年4月，成立了珲春游击总队，总队长孔宪琛，政委朴泰益； 1932年初，和龙县委在开山屯、大砬子、平岗等地建立赤卫队、突击队进行夺枪斗争。1932年7月，手枪队成立，队长蔡奎镇；开山屯游击队成立，队长车龙德；大砬子游击队成立，队长金昌涉；平岗游击队成立，队长金世，指导员崔成权。 1932年12月，这几支游击队合并，成立了和龙反日游击中队，中队长金世，政委金嫂，下设2个小队，全队40余名。1933年3月，改编为和龙游击大队，大队长张承汉，副大队长金昌涉，政委车龙德，全队发展到80余人。 东满各县游击队成立后，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选择反日运动有广泛基础又有相当的武装力量以及地势适于防守的地区，陆续建立起一些抗日游击根据地。如延吉游击队的依兰区、瓮区；珲春游击队的大荒沟、烟筒砬子；和龙游击队的渔浪村；汪清游击队的嘎呀河和大、小汪清等多块游击根据地。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援，到1933年5月后，东满全区游击队已发展到约500余人，440余支枪，成为东满地区打击日伪军的一支有生力量。 东满各县的游击队在东满特委和各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同日伪军的频繁战斗中，顽强奋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干扰，防碍了游击队的迅速发展和壮大。

杜季伟：铁道游击队的创建与发展

 1937 年7 月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当日军进攻山东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3 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10 万大军退却逃跑，使山东大好河山沦入敌手。1938 年3 月，枣庄失陷后，日军、汉奸大肆奸浮烧杀、掳夺资源，无恶不作。吃“两条线”(即铁路)的工人不堪日军的屠杀和蹂踊，洪振海、王志胜等投奔峰县东北墓山地区，参加了抗日武装，之后，即编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3 大队3 连。年底，洪、王被派回枣庄矿区，到敌国际公司当铁路工人，隐蔽在车站附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抗日活动。

　　1939 年.第一次打日本洋行。王志胜因工作关系经常接近洋行的3 个口本人，了解洋行的情况，他与洪振海研究，杀掉洋行日本人，搞到武器，扩大影响。当时，洪、王两人只有l 支枪，为了完成任务，又联络了1 人，借了两支枪。3 人于夜晚进人洋行院内，将正在开会的3 个日本人击毙两人，打伤一人，缴步枪、手枪各1 支。尔后，又发展了铁路工人李金山、李荣兰、赵连友等3 人进行隐蔽活动。一天，日军在枣庄车站装运军火，王志胜、李金山、李荣兰发现敌人装上车的是机枪和步枪，便研究决定夜问行动，由李金山把火车搞坏，将下午5 点开车延迟到晚8 点以后再开，让自己的人员隐蔽好，约定在距枣庄车站15 公里的铁桥处开始行动，火车开出后、行驶到约定的地点，洪振海把车门打开，将机枪和步枪推下火车。这次，共获步枪12 支、机枪两挺，他们将武器送交山里八路军苏鲁支队，支队奖予他们500 元和两支枪。搞到敌人武器后，他们又发展了6 名铁路工人为队员，取名叫铁道游击队，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为副队长。为进一步发展力量，他们合伙在枣庄车站北陈庄开设炭厂，掩护抗日活动。1940 年2 月，由苏鲁支队正式命名为铁道游击队，苏鲁支队并派我来该队任政委，为了便于活动，安排我在炭厂当管帐先生不久，全队由8 名队员发展到10名。我们利用炭厂作掩护收集敌人的情报，后被特务告密，我和洪、王迅速转移到齐村(枣庄西北)进行活动。1940 年4 月，以孙茂生为首，在临城至韩庄的铁路线上，又组织起第2 支铁道游击队，共21 人，由滕沛办事处正式命名为临城铁道游击队，活动于临城至韩庄一线。他们白手起家，靠夺取敌人物资，购买武器装备自己，救济当地贫苦群众。在临城一带群众的帮助下，收缴地主20 余支枪，在微山、迟山一带积极打击敌人。5 月，在枣庄、临城铁道游击队的影响下，在临城北辛庄又组建了第3 支铁道游击队，共20 余人，李文庆为队长，活动于临城以北辛庄、水寨、王福楼、丁桥一带，不断截击敌人火车，破坏交通，打击小股出扰之敌。枣庄铁道游击队于1940 年8 月第二次打日本洋行。经第一次袭击后，洋行人数增多，由原3 个日本人增到12 人，院墙也加设了铁丝网。为完成任务，不暴露目标，决定从洋行南房背后掘洞进去。分成4 个组，每组4 人，配3 把大刀、1 支短枪.洪振海、梁传德、王志胜、徐广田各带1 个组，从齐村出发，直奔枣庄日本洋行，这次行动共杀死日军12 人和翻译1 人。日军得悉后，企图包围齐村，但铁道游击队已转移铁路以南进行活动。

　　1940 年6 月，我们决定截击日军押运的混合列车。经侦察得知，车上有布匹和日用百货。洪振海、曹德清从王沟跃上车头，打死司机，掌握列车的驾驶。梁传德、王志友等人化装成商人，从峰县泥沟上车。王志胜带1 个短枪班，化装成农民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当火车开到预定地点后，铁道游击队员立即在各车厢行动，客车上的8 个日本兵全部被杀死，缴获步枪、手枪各4 支。游击队员驾驶火车到郑店四孔桥停下来，把车上的物资卸下，运送给抗口根据地的八路军。

　　根据形势发展，为了加强统一领导，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1940 年6 月，奉鲁南军区指示，活动在枣庄、临城地区的儿个铁道游击队合编为铁道游击大队，洪振海为大队长，我为政委，王志胜为副大队长大队下辖4 个队，枣庄铁道队为l 队，临城以南铁道队为2 队，临城以北为3 队.铁路技术工人编为4 队，全大队共100 余人。合编后，明确了分工，1 队活动于临枣支线;2 队活动于津浦铁路临城以南;3 队负责充州段;4 队负责破坏交通运输线。下半年形势恶化，日伪军加紧了对临城、微山根据地的“扫荡”; 国民党顽固派一面制造反共高潮，一面勾结日军向我进攻;枣庄、峰县伪军组织自卫联防，限制铁道游击队活动，企图消灭八路军铁道游击队。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游击队转移到微山湖一带，1941 年1 月，铁道游击队在津浦中队中队长。

　　1942 年1 月，山东日军纠集徐州、济南、青岛各地口伪军“扫荡”鲁中南地区。游击队分成4 路破袭津浦、临枣线，由王志胜带5 人到枣庄制造火车头相撞;由陈有吉带70 人在临城以南破坏敌电线;由徐广田带1 个组，破坏铁路5 公里多，阻止了敌人前进，使我军赢得时间进行安全转移。5 月，“扫荡”鲁中南的日伪军回师“扫荡”微山湖地区。当时，敌我兵力悬殊，决定突围转移铁道游击队为掩护兄弟部队转移，换上伪军服装，上好刺刀，从东北方向突出重围，跳到铁路以东进行话动。6 月插人敌心脏铲除汉奸特务。铁道游击队化装成伪军，摸到迟山据点，将微糊“剿共”司令尹华平(叛徒)杀死，尔后由孙茂生带7 人，化装农民进人韩庄，将特务褚兰田(叛徒)从据点抓出杀死口镇压了汉奸特务，断敌耳目，使我活动地区扩大，形势好转。

　　1942 年7 月，护送刘少奇同志过铁路。当时，刘少奇同志在检查指导山东工作之后，由滨海区返国延安，随同干部很多。上级指示我们护送刘少奇同志一行，在临城以南通过铁路到鲁西。铁道游击队经过侦察，决定走沙沟至临城间一条干沙河路，由3 队队长徐茂生带路，刘金山、王志胜和我护送侦察组对敌岗楼进行封锁，控制铁路两侧敌人的活动。我们顺利、安全地护送刘少奇同志到达了鲁西

　　1943 年春，根据形势的发展，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将微湖大队、铁道游击队滕沛大队合编为鲁南军区独立支队，支队长董明春，政委孟昭煌。支队下辖3 个队：微湖大队为第l 队300 余人;铁道游击队为第2 队400 余人;滕沛大队为第3 队300 余人。第2 队(原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政委杜季伟、副队长王志胜，辖4 个连。由J ：武装力量发展壮大，根据地随之扩大，建立了滕沛峰抗日人民政府，由鲁子全、张庆林任工委书记。这一年的冬季，由于不断出击，拔掉了滕沛峰地区除临丫枣车站以外的据点，微山、夏镇均被收复.鲁南独立支队编人2 军分区(滕沛峰为中心)的l 至4 大队，铁道游击队仍保持原建制，在军分区领导下，活动于临枣和津浦铁路沿线。

　　1944 年，因工作需要，我离开了铁道游击队。这支队伍一吉保持着勇敢善战的传统，不仅同全国军民一道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又高举着战斗的旗帜，驰骋在祖国解放战争的疆场上。

專家：日本佔領香港時 遊擊隊讓敵人聞風喪膽

　　香港總督府舉行受降儀式之全景。前左起第二人為中國代表潘華國少將。

　　日軍將領將佩劍交予盟國受降代表夏愨海軍少將，正式投降。

　　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

　　中共領導的東江抗日遊擊隊，又稱東江縱隊，當時不只活躍在東江一帶，淪陷時期的九龍、新界及香港各離島都發現過他們的蹤跡。香港之戰爆發後，他們不僅協助當時滯留香港的八百多名抗日愛國人士脫離虎口，還經常給日寇造成破壞、傷亡。

　　當時在港九活躍的遊擊隊中，以劉黑仔（1920—1946）的聲威最盛。他槍法如神，機智勇敢，不少日軍軍官及土匪頭目喪命于他的神槍之下。他的威武事跡，曾使敵人聞風喪膽，那些日本憲兵隊特高課的密偵們，還把他視為神出鬼沒的神秘人物。但劉黑仔的真名是什麼，他們卻不大清楚。

　　太平洋戰事爆發前，東縱部隊在香港設有幾個秘密聯絡站，當時和宋慶齡接錙ND唇`955）。黃作梅一向潛伏在香港工作，抗戰勝利後去了倫敦，在一家英文報紙工作。黃作梅原籍廣東番禺，在香港出生，中學在皇仁書院攻讀，畢業後往英國進修。抗戰爆發後，黃作梅投身東江縱隊，主持國際工作小組，任務是營救囚禁在日軍集中營的英俘成員。

　　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日軍從陸路進攻香港。這時東江縱隊就以積極的行動，配合英軍進行香港保衛戰。除了在鐵路線上伏擊日軍，破壞敵人運輸外，更挺進九龍，給敵人後方以有力襲擊。那時香港一帶盛傳中國遊擊隊攻入深圳，就是指這個部隊。

　　當日軍攻佔香港後，東縱決定由第三大隊派出黃冠芳、江水、劉黑仔等率領武工進入沙頭角、西貢、大埔附近地區；第五大隊派出周伯明、曾鴻文、黃高陽等率領武工隊進入羅湖、元朗、沙田等地區。遊擊隊分別從惠陽方面和寶安方面分三批插入新界：一路由沙頭角進入南涌、鹿頭、烏蛟騰、七木橋、橫山腳等村，以後滲透到上水、粉嶺的坪洋、鶴藪等地和八仙嶺山區；一路過大鵬灣上吉澳島，稍事歇腳，然後再坐船到西貢，上北潭涌、榕樹坳，又活躍在沙田觀音山、吊草岩一帶，並落牛池灣，伸入九龍市中心區，一路到元朗八鄉、十八鄉，以後東連大埔，西出荃灣，互相呼應。

　　遊擊隊進入港九地區後，首先收集了英軍潰逃時丟下的武器彈藥，共有輕重機槍三十多挺，步槍數百支，以及大批彈藥、作戰物資。接著在元朗地區處決了一批民憤極大的漢奸，消滅和趕走了盤踞在大帽山的兩股土匪，控制了大帽山。與此同時，在西貢地區打擊和遷走了兩股土匪，消滅了李觀姐股匪六十余人。

　　1942年3月，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成立港九大隊，大隊以下分區建立中隊。1943年12月，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奉令成立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政委林平、副司令員兼參謀長END唇`康華。在港九地區活動的遊擊隊仍稱港九大隊，並派出熟悉港九情況的原香港淘化罐頭廠工人蔡國樑任大隊長，原香港青年知識分子陳達明任政委，黃高陽任政治處主任。由於所處環境特殊，改稱為港九獨立大隊，直屬東江縱隊司令部。

　　挺進港九的短槍隊，經過一段時間的鬥爭，把當地土匪大部分消滅或驅逐，在各地獲得了立足點。並通過發動群眾，建立了抗日自衛隊、常備隊、護村隊等，形成了群眾自己的武裝組織。1943年春夏以後，各個地區以短槍隊為基礎，先後組建了西貢中隊、沙頭角中隊、元朗中隊、大嶼山中隊、海上縱隊。此外為了加強市區的遊擊戰，還成立了市區隊。

　　港九地域狹小，迴旋餘地不大，而又是敵人軍警林立的地區，港九大隊進行的遊擊戰，主要採取隱蔽鬥爭形式，著重發揮短槍隊機動靈活的特點，運用奇襲、伏襲等遊擊戰術打擊敵人。因此，各地區中隊均編有短槍隊，大隊也有一個直屬的短槍隊。他們採取高度靈活的鬥爭策略，在沙田地區展開活動，以觀音山、吊草岩一帶為依託，頻頻出擊，經歷了數十次戰鬥。觀音山、吊草岩一帶是在日軍包圍中的小塊三角地，共有十多個村莊，稍有麻痹就會遭到敵人的襲擊。為了安全，短槍隊白天化裝活動，派出自衛隊到各個路口放哨，還在周圍建立了十多個營地，經常變換駐地。日軍在許多村莊安插了漢奸、密探，蒐集遊擊隊的情況，短槍隊把肅清當地的漢奸走狗作為頭項任務。他們先後肅清了沙田圍村、沙田頭村的漢奸密偵，拔掉了敵人的爪牙，堵塞了日軍的耳目。

　　香港的第一座烈士紀念碑，是在船灣郊野公園範圍之內。從沙角道可通至該紀念碑的所在地，地名為烏蛟騰村。該處位於八仙嶺附近。這個紀念碑建於1951年10月，原名“抗日紀念碑”，獲港英政府同意興建。1985年9月重修。重修END唇`抗日英烈紀念碑”7字。重修後，通往紀念碑入口處增建一指示牌坊，沿途鋪有石路。紀念碑更刻上碑文介紹烏蛟騰抗日事跡，李世藩、李憲新、李天生、李志宏、李偉文、李官盛、王志英、王官保等烈士，也被刻上名字。

　　1942年9月25日（中秋節翌日）早晨，日軍出動數百兵力，包圍了烏蛟騰村。全村人被趕到空地集中，然後挨家挨戶去搜查，但既搜不到遊擊隊，也搜不到槍支。日寇十分惱火，就對區役所指定為村長的李世藩進行審問。面對敵人的利誘和嚴刑，李世藩堅貞不屈，沒供出半點情況，慘被日軍火燒及拷打灌水逼害，四十多歲的李世藩，最終在押解途中犧牲。

　　另一位村長李源培，則因被烤時傷重昏迷，令日軍產生錯覺才倖免于難。日軍把李源培拉到河邊，拷打灌水，用軍馬踐踩腹部，在李源培背上燒熟煙絲，燒得他皮開肉爛，昏了過去又用水潑醒，醒了又再燒，如此輪番折磨，李源培已是奄奄一息，日寇仍然一無所獲。天也快黑了，他們只得悻悻然收兵回去。

　　兩名村長的英勇事跡，激起村民同仇敵愾，烏蛟騰村至1945年抗日勝利仍未被日軍佔領。香港重光後，村民緬懷歷次在抗日中犧牲的兄弟，馬來西亞一位華僑更捐款建議建紀念碑，悼念烈士抗日的事跡。這個紀念碑終於于1951年10月在一處叫做“三擔籮”的地方落成，死裏逃生的李源培更是其中一個主持揭幕的嘉賓。烈士紀念碑高約丈余，白色素底，碑頂有一顆紅星，碑石上除七位烈士的芳名外，還刻有“各位烈士芳名永垂不朽”的字句。在蒼翠的松柏圍繞下，顯得分外莊嚴。

　　根據紀念碑刻文記：“1942年9月25日，日本侵略者拂曉包圍烏蛟騰村，強逼群眾交出自衛武器和供出遊擊隊員，村長李世藩、李源培挺身而出，不怕灌水，不怕火燒，不怕軍馬踐踏，堅貞不屈，李世藩壯烈犧牲‧ND唇`俯p：“紀昔賢滿腔熱血，念先烈彌世功勞”。建碑之際，當年曾獲遊擊隊拯救的港府官員和英軍軍官參加了開幕儀式。

　　第二座抗日紀念碑已于1988年落成，地點是西貢北約北潭坳分路往赤徑路右上側山坡一處官地，這座紀念碑是經過多次申請和要求，港英政府才允許撥地建築。碑身用石材建成，外層用中國雲石。石碑上刻有一篇碑記，記述抗日遊擊隊港九大隊當年在西貢的英烈事跡。

　　西貢區當年抗日犧牲人士的名字，刻在紀念碑上，以慰英靈。（謝永光 作者為香港資深報人，香港史專家,著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等專著）

來源：光明日報

武裝抗共斗爭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 游擊分隊指揮員 *
  * 吸取教訓、主動出擊、變被動為主動

  “六、四”以來，海外民運、國內地下組織的活動一直沒見大的成效，究其原因
不外乎下面兩點﹕1.共產土匪利用國家机器瘋狂鎮壓，不給民主運動以合法的生存
空間﹔2.現有的民運組織以改良派知識分子為主体，做事瞻前顧後，一味地強調合
法斗爭，坐失良机。結果，面對共產肆虐，民運組織束手無策、絲毫沒有還手的余
地。至于海外民運的那點抗議之聲，共產党根本無動于衷、充耳不聞，他們今天放
這個，明天又抓那個，“精英”人物又徒奈其何﹗故在目前形勢下，中國民主運動
應該吸取教訓、丟掉幻想，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主動出擊，徹底改變運動的被動
局面。

  * 武裝抗共、順乎民意、合乎情理

  古今中外，凡弱勢政治組織，其取得發言權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武裝抗爭。就目
前中國的政治形勢而言，在共產國推進武裝革命，順乎民意、合乎情理﹕
  1.共產党實際上早就把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交給了中國民主運動。從五、六十年代
餓死几千万人的大飢荒，到“六、四”公然屠殺了和平示威的平民和學生，共產政
權早就將其合法性抽空了。共產土匪宣揚暴力、不講法制，民運一幫書生卻躲在海
外空談和平、理性，一廂情愿，豈非白日做夢﹗
  2.中共用暴力阻止民主自由理念的宣傳，導致改良精英停留在知識層面上自我辯
論、自我消耗，無益于推動整個社會的整体變革。而且，中共堵死民主理念的傳播
渠道，也從根本上堵死了共產國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共產党自己就是靠暴力革命掌
權的，從理論上講，它無法阻止別人用暴力去推翻它。中國千百年來農民起義和人
民反抗的歷史，以及殺富濟貧、官逼民反的觀念，在下層百姓中深入人心。因此，
革命者無須過多的宣傳鼓動，就能用革命的口號吸引廣大身陷絕境的民眾積极投身
武裝抗共的民主運動。
  3.目前是中國革命的最好時机。中共實行鐵血獨裁、頑固地拒絕改革、拒絕民主
選舉，其政權根本不具合法性，因而用革命行動推翻共產暴政也就順理成章了。如
果共產國象俄羅斯一樣展開全面政治改革，而執政者仍然是葉利欽式的前共產官僚
，其政權卻通過幕後操作選舉取得“合法”基礎，并爭取到世界各國政府的認同，
那么災難深重的中共國人再想進行武裝革命就失去了法理依据。現在任人皆知，俄
羅斯之路是共產災難的無限延伸，与其讓共產匪棍打著民主的幌子繼續竊國欺民，
不如乘其張牙舞爪、凶相畢露之時快刀斬亂麻、從根本上加以鏟除。

  * 武裝革命的可操作性﹕

  1.武裝革命，起步時僅三五個人，即可組成一支地區性的城鄉抗共游擊隊。各地
區革命武裝應和海外保持單線聯系、獨立做戰。這樣，即使共產党對某一武裝組織
造成了傷害，它也無法影響共產國整体的抗共武裝斗爭。相反，海外則可以調動其
它兄弟武裝組織，對受傷害的單位進行支援，給共產党以報复性打擊。
  2.鑒于抗共武裝力量目前還處于弱勢，所以游擊組織首選的打擊目標應該是共產
國的貪官惡吏，拘捕審判他們﹗懲戒罪大惡极者﹗
  3.以戰養戰。革命武裝應該通過沒收官僚資本、收繳贓官財產取得革命經費。經
費問題解決了，各种武器采購、身份隱蔽、家屬安置、基地訓練就不再是難題了。
民主運動的經費除少量提供海外單位外，主要應留在國內各武裝組織內部，建立嚴
格的管理制度，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
  4.在條件适合時，抗共武裝力量可對共產党委机關、軍火庫、派出所、監獄等防
御力量薄弱、但政治影響巨大的部門展開閃電式襲擊，以制造震撼性的革命效應。
  5.革命武裝組織應避免曝光，絕對不應效法民運改良精英沒干事先瞎吵吵的策略
。須知，革命行動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宣傳﹗革命武裝力量應該看准時机將共產手中
奪來的財物在深受共產蹂躪的災區發放，以贏得民心。今年長江、松花江流域特大
水災，嚴冬將至，億万災民無衣、無食、無居，而共產贓官、惡吏卻趁水打劫，此
時革命武裝組織若能將共產不義之財散于平民百姓，當是最好的革命宣傳。
  6.革命武裝力量應以具有堅定革命信念、決心獻身中華、沒有私心、能与貧苦大
眾緊密結合的知識分子為核心，同時廣泛吸收處于共產社會最底層的、苦大仇深的
民眾參加。貧苦大眾，是革命的主力軍，他們一無所有，沒有後顧之憂，革命最堅
決、也最勇敢。革命組織更應該注意培養自己的戰士，給他們以技術訓練，讓他們
盡快掌握現代城市游擊戰的各种技能和反共特偵察、滲透的本領。革命武裝必須認
識，只有提高單兵作戰能力才能使其整体素質得到全面提升。革命組織也應關心其
成員家屬的生活，妥善地給予安置，定期提供生活補貼，必要時幫助家屬變換身份
、移居他處，使之不受共產迫害。今年中共國洪災嚴重，革命武裝應設法在重災區
尋求發展，盡速擴充自己的實力。
  7.民主革命力量應該放手發動群眾，鼓勵民眾自發地組織起來，用革命行動打擊
共產邪惡，令共產土匪窮于應付、顧此失彼。革命力量也應該注意團結新疆、西藏
、內蒙等地的抗共組織，大膽地与各國情報机构接触，使之為我所用。不要相信共
產党的民族主義宣傳﹗那是騙人的把戲，甚至正宗的共產教義也視民族主義為荒謬
。對各族貧苦民眾來說，最要緊最要緊的是生存權﹗是被共產強權剝奪了的、最起
碼的、作人的尊嚴﹗因此，現正處于弱勢的革命組織，應該設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
的力量，這樣才能給共產土匪以致命性的打擊﹗
  8.海外民運組織應与國內的革命武裝密切配合、統一步調、一致行動，然而在作
業上卻要嚴守秘密，名稱上也要顯示出差別，以免共產國通過外交干預使海外民運
失去了立足之地。如果國內的革命武裝能在全國各地頻頻出擊，打擊共產要害部門
，懲處共產贓官惡吏，那么海外民運組織也就取得了民主運動最真實的發言權和主
動權。到那時，中國民主運動的形勢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到那時，共產党不但控
制不了民運，而且連自己的小命也捏在了民運戰士的掌中。
  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通過一系列有組織的武裝革命行動，中共國國民對共產政
權的信心將被徹底摧毀，民運組織將憑借自身的道義力量在全國各地積聚起強大的
政治實力，并進而在某些省區首先建立獨立于共產國的地方政權，為中華民主一統
開創出新的大好局面。

                                          一九九八年九三抗戰胜利日于武漢

何清涟：苏联解体并非北京的"反面教训"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共领导层最近一年多以来的言论反复强调，苏联解体、"亡党亡国"是他们引以为戒的最大镜鉴。其实，无论是从共产党政治集团的政治安全以及转型过程中的获利程度，还是从国家的发展前途来考虑，苏联解体并非中共最应该吸取的反面教训，而是正面经验。

*从苏联到俄罗斯：老权贵带入新社会*

从苏联到俄罗斯，是一条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之路。苏共的老权贵集团成员当中的一部分，在政治转型过程中为自己换上一件新政治外衣，比如成立某个新政党，通过民主选举，变身为新政府高官、杜马议员或地方政府官员；另一部分则成为私有化过程的受益者，成为新富阶层；共产党依然是合法政党，只是未能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

新政府既然还是前苏共成员当家，东欧国家普遍实行的"除垢法"当然也就免了。原共产党官员与克格勃不仅未遭到任何清算，其中的杰出人物普京反而几度当选总统，引导俄罗斯政治不断向专制回归，异议人士仍然遭到打压。清算共产主义罪恶一事推进得非常艰难，2011年3月，一个名为"透过秘密警察镜头的布拉格"在莫斯科开幕，内容是通过摄影等图片介绍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秘密警察监视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反映他国共产政治黑暗面的展览，居然被视为俄罗斯政治上的一个突破。

在中共眼中无比惨痛的"前苏联亡党亡国"之教训，其实对俄罗斯而言，对内只是那些没搭上"改革列车"的原苏共体制受益者们经历了一段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下降之苦；对外失去了"苏联大帝国"的地位，不再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但俄罗斯所失，正是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所得，这些国家终于从苏联强加的共产暴政下解脱。当然，对于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就梦想成为"世界帝国"的俄罗斯来说，这是个损失。所以普京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谁要是不为苏联解体而感到遗憾，他就是没有心肝；谁要是想恢复原来模样的苏联，他就是没头脑。"

但站在其它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思考，它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以服从与被凌辱来成就俄罗斯的世界帝国之梦？

*东欧国家：建构新社会秩序最成功*

前社会主义国家要完成社会转型，包含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的变迁，其中政治转型最容易；经济转型较困难，一般通过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便可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变迁最困难，因为这是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的转型。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通过"除垢法"清除共产主义罪恶，基本完成了社会转型，比较成功地构建了新社会秩序。

上述几国中，捷克最彻底。1989年1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异议人士的精神领袖哈维尔成了首任总统。此后的清除共产主义精神污垢也推进得最为顺利。波兰清除共产主义污垢过程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彻底的《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至2007年3月才生效，同时对外公布了前共产党政权秘密警察的档案。根据该法案规定，波兰至少有70万人必须向当局承认，是否曾经为共产党政权的秘密警察提供情报。任何拒绝合作或者隐瞒过去的人，将不准担任公职。在这部法案实施之前，波兰民主政府曾规定，高级公务员必须向政府报告他们过去与秘密警察的关系；新法案则规定，学者、记者、国企负责人以及学校校长都必须填报声明表格，否则将被辞退。

上述清算主要是精神清算：不施行对人的惩罚式报复，所有承认曾经当过秘密警察告密者的人，都不会受到惩罚。 立陶宛、匈牙利、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前共产国家在转型后都曾制订过相关法律，统称为"除垢法"，实施时间有先后，尺度宽松有不同，但大体上与捷克、波兰的做法相同。

如果要总结，这些国家用让共产主义制度及告密者声名扫地的方法清算历史，但保证了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中共应该吸取的"反面教训"*

中共真正应该吸取的反面教训，其实是罗马尼亚与阿尔巴尼亚。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前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安全度最差；从建构社会新秩序来说，罗马尼亚比较艰难，阿尔巴尼亚则非常糟糕。

在苏东剧变中，齐奥塞斯库的下场最悲惨，是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唯一被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领导人。但他却不是被民主派杀死的，杀死他的是他倚为干城的"党内同志"，比如，扬•伊利埃斯库本来就是前罗共政治局成员。他们对齐奥塞斯库表面顺从，但实际上对齐氏夫妇将政治局变成齐氏的家庭政治局早有不满。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做了一次成功的政治投机，在12月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后接管了政府权力。并且成功地在以后的民主选举中获胜成为新政府的领导人。罗马尼亚人民当时对齐氏夫妇的被杀热烈欢呼也有原因，因为在东欧国家中，齐奥塞斯库对反对派镇压最残酷，没有给反对派留下任何生存空间。独裁者夫妇身死名灭，社会新秩序建构得也相当困难，"回归欧洲"的历程历尽艰苦；国有资产虽完成私有化，但大量集中在小部分统治寡头手中；虽然有了自由选举，但正如一些专家所言，"旧体制只是向一个基于宪法的、有限的责任政府模式进行了部分转化"。

另一个反面教训是被中共在毛时代称之为"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通过12次残酷的政治大清洗，维持其独裁位置直至死亡。在他去世6年之后，即1991年，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月6日，阿国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主席贝•里沙发文批判霍查个人迷信。当天，霍查大学的学生们便罢课、绝食，要求更改校名；接下来所有城市的霍查铜像被民主党示威者推倒，70余卷的霍查著作被焚烧，首都文化宫前的 "光荣属于劳动党"的巨幅标语牌被拆除，政治书店被捣毁。1991年6月，劳动党易名为社会党， 并公开批判霍查。1992年5月新政府做出"第28号专门决定"，将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民族烈士陵园，5月3日夜间，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被迁走。其夫人涅奇米叶被判入狱11年，其长子、女婿也先后被以各种罪名投入监狱。阿尔巴尼亚以后的社会转型也非常艰难：过高的失业人数、普遍的贪污、荒废半荒废的基础设施、与政府高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有组织犯罪网络，以及内部的政治分裂——考诸中国现状，除了经济状况优于昔日的盟友之外，其余的问题倒是真有几分相似。

可以说，中共以苏联崩溃作为镜鉴其实是一种政治误解。中共既然不想走东欧道路，也至少应该避免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结局。从中共政治集团的政治安全考虑，苏联这种"老权贵带入新社会"的转型可谓损失最小获益最大。如果没有"大帝国"这类不现实的利益盘算，中共大可不必要再纠结于"苏联亡党亡国之教训"，而应该向它学习，尽快启动政治改革。结果很清楚：如果由中共政治利益集团主导政改，所谓"清算"，无论从范围还是从程度上均可控制。

张祖桦：莫让浮云遮望眼 扫除阴霾见蓝天

自1895年3月严复先生首倡“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迄今已逾一个多世纪。在过去的百多年时段里，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宪政，英勇奋斗，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百折不挠，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赞歌。中国人民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人权所做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仍在民主转型的路途上艰难跋涉、步履沉重。怎不让人感慨万千！        放眼全球，四波民主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波从1828至1926年，世界上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第二波在1943－1962年间，约有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第三波起始于1974年，到2002年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已增加到121个，占当年193个独立国家的3/5强。        2010年岁末，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掀开了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新篇章。短短几年时间，中东北非地区的一批国家相继加入到民主国家阵营。尽管其中有的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挫折和反复，但是以民主政体取代专制政体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民主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强的大趋势无人能逆，势不可挡。        特别令人感到鼓舞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已经开始延伸到亚洲。拥有5700多万人口的中国近邻——缅甸大踏步地迈出了走向民主的脚步。2012年，吴登盛领导的军政府解除了对昂山素姬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的禁令，允许其合法注册，并且修改法律，允许曾经的政治犯享有所有的政治权利。在当年的国会补选中，昂山素姬和反对党候选人获取了45个候选席位中的43席，正式以合法的议会反对党身份开始参与国内政治和解的进程。      2013年1月24日，缅甸政府决定解散成立了49年的媒体审查机构“媒体审查与注册局”，以推动新闻自由。该决定使3万多个网站得以解除封锁，民众可以不受限制地上网浏览政治敏感内容。1月29日，缅甸政府又做出决定，废除1988年制定、已实施了25年之久的禁止5人以上民众在公众场合集会、游行或演讲的禁令。这两项决定的施行有助于推进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公民举行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的自由，也有助于落实国际人权公约倡导的公民政治权利尤其是民主参与的权利。按照这样的政治改革进程，昂山素姬将很有可能以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的身份参加2015年的大选并当选为总统，正式结束军人执政，从而使缅甸跻身于民主国家行列。        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却依旧在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上徘徊反复。怎样在中国终结一党专制的独裁政体，尽可能促成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转型，仍然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同时，也可以说是21世纪关系到整个人类命运的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课题。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才能得到可靠保障。        当下，有不少人因为执政党顽固抗拒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全力构筑维稳体制和铁血专政，党国体系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呈现不对称的态势，而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感到悲观失望。面对这种情况，常常使我回想起上个世纪晚期的历史：198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超级大国”，奉行一党专政和计划经济，重化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航天技术先进，俯视天下，称王称霸。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地广人多，业大气粗，拥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器，武装到牙齿，并且四处输出共产革命，让许多自由世界的人士忧心忡忡，不知如何应对是好。     但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不为所惑，独具慧眼，于1989年4月出版《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指出共产主义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有着前呼后应的关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一脉相承，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人们一旦觉醒，一定会起来反抗，把苏联和共产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时苏联正如日中天，没有多少人认真看待布热津斯基的分析和预言。事实胜于雄辩，曾几何时，“苏东波”一来，苏联顷刻间土崩瓦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也灰飞烟灭，如今只有到历史博物馆才能找到它们的遗迹。所以，观察政治形态的兴衰需要有布热津斯基式的大历史观和“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境界。        当然，谁都知道实现民主转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通常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接力传承、添砖加瓦、辛勤建树，才能成就。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的今天，还需要有开放的视野和广阔的胸怀，博采众长，从善如流，广泛研究和吸纳各国各地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以资参考。        在汗牛充栋的论述世界列国民主转型的著作中，我想特别推荐美国政治学家胡安•J•林茨与阿尔弗莱德•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中译本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该书详细分析了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从属于苏维埃体系的国家的民主转型路径；同时，作为参照和比较，还选择了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三国以及南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四国进行对比研究。书中对上列国家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过程中遭遇到的问题、共同性和差异性作了深入地探讨。通过对上述3组国家和26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实践告诉我们，民主宪政的转型与巩固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倒退、变形与名存实亡的事例并不鲜见。个中原由十分耐人寻味。     该书给出的回答是：一个现代巩固的民主政体包括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官僚机构和经济社会等五个相互关联的场域，只有每一个场域运转良好，并且相互配合，民主政体才能得以建立与巩固。因此可以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亦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没有各个场域的相互配合与支持，这个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例如，在民主政体之中，公民社会需要法治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加以特别保护，也需要国家机关供给必要的公共服务。政治社会创制宪法和主要法律，管理国家机器，为经济社会制定规章制度等等。任何一个场域出现大的问题，都可能导致民主进程受挫或出现倒退。        许多人总是喜欢把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希望寄托在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或强势领导人身上，但太多的事实证明这往往是沉迷于幻想的懦弱者的一厢情愿。《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的著者则把建设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置于首要地位。书中明确指出：一个民主政体的建立和巩固，“首先，必须存在一个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活跃的公民社会不仅推动了政治变迁，产生了政府和国家，从而启动了民主转型，还可以防止逆转，从而推动转型的完成，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并有助于民主的深化。因此，在民主化过程的各个阶段，一个活跃和独立的公民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分析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民主转型。但中国宪政学者王天成先生经过冷静思考和深入研究写就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香港晨钟书局2012年4月出版）弥补了这个空缺。据天成介绍：《大转型》一书是发展民主工程学的一个尝试，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动力机制，探讨民主转型的战略、模式、路径、步骤、节奏；研究民主政体的制度设计、宪法选择，探讨民主转型完成后如何巩固民主、提升民主的质量、使民主持之久远；预测民主转型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寻求化解危机的策略、方法。        王天成在《大转型》中立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丰富经验和案例，有力地反驳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告别革命论”、“社会大变革恐惧症”和“渐进改革论”，雄辩地说明如果回避开放党禁和普选等整体性变革，中国的民主转型便不可能真正启动，而一旦启动了民主转型的进程，速度越慢、过程越长，变数就越多，风险和代价就越大。尤其是，如果全国选举的开放被延迟到省级选举之后，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分裂的危险。王天成还在书中周详地阐述了中国民主转型的恰当变革顺序、动力机制、转型过程中的沟通与谈判、非暴力抗争的原理、转型正义以及未来民主中国的政制架构。所以，无论是否赞同天成的观点，《大转型》一书提出的见解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说到“告别革命”之论调，八九.六四以来一度成为知识界的时尚，不少精英人士热衷于鼓吹“党主立宪”、“党内民主”、“渐进改革”、“温和改良”、“顶层设计”，视政治革命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未曾想二十余年过去，风头又开始转向，城头变幻大王旗，听唱新翻杨柳枝，伴随着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重新走红，论述革命的必要性和革命优于改良复又成为时尚思潮，然而对何为民主革命和宪政革命却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就曾指出：“近代民主革命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的：一是以英国为典范的温和渐进的路线；另一则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流血激进的路线。这两条不同的革命路线在近代中国都曾有过尝试的机会；康梁的变法维新可以说是英国式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则多少是法国式的。但是这两条路的结果却都不能令人满意，因此革命的路线之探讨依然是我们当前亟需的工作。”“《易.系辞》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近代民主革命的两条道路便正是通达同一目的地的不同的路线。在主观愿望上，我们民主革命者无疑都是选择英国式的和平演进之路的，但是由于事实上的限制，中国的民主革命竟常常不免于流血。     沉重的历史包袱真是革命者的大敌，它使得任何美好的改革计划都得受到残酷的修改。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推翻极权暴政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革命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依然要借重和平建设的力量。因之，即使我们今天被迫着得走法国式的革命路线，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建立起一个适合于走英国式的革命道路的社会。”（余英时：《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288—293页）无论是英国式革命，还是法国式革命，都不过是推翻极权暴政与扫除旧制度藩蓠的手段，民主革命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而不是为了换上一个或一批新的独裁者继续对人民实行专政。        前辈学者杜亚泉先生尝言：“茫茫政海中，固有二大潮流，荥洄澎湃于其间。此二大潮流者，其一为革命运动，其一为立宪运动。革命运动者，改君主国为民主国；立宪运动者，变独裁制为代议制。其始途径颇殊，一则为激烈之主张，一则为温和之进步；及其成功，则殊途同归。”（转引自罗志田《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亚泉先生的意思是：现代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宪政革命，应该合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为一体，通过革命途径扫除建立宪政民主政制的各种障碍，终结独裁专制统治，最终达成确立牢固的宪政民主政体的目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先贤早就礼赞过顺天应人的伟大革命。孔子晚年悉心传述的《易经》第四十九“革卦”曰：“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译成白话大意是：当社会变革的时机成熟，才能得到民众的信服。革命者应当以文明德性，取得民众的信服，才能使革命步入正道。革命的方式，必须正当，才能将悔恨消除。天地由变革形成四季变化。历史上，由商汤和姬发（周武王）发起的两次革命，顺从天道应合人心反抗暴政，因而是正义的。革命所依循的时势真是太伟大了。        当今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脱胎于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原本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一直奉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议行合一这一套东西也都是从前苏联搬来的。所以中国式共产主义（官方术语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违反人性和人道，践踏人权与自由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        中国式共产主义在道路选择上与苏联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前30年，是个人独裁、一党专政、国家社会主义加上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频繁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到文革后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这种专制独裁的统治方式已经难以维持；邓小平时代的所谓后30年，虽然继承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但是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悄悄地改行官商勾结、大肆攫取国民财富的权贵资本主义（江泽民有个形象的说法叫“闷声大发财”），也就是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分析中国时所称谓的“商业共产主义”。     布热津斯基在书中指出：邓小平掌权之后，“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过程中，共产党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着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变得愈来愈不象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象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专政的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其后的江泽民政权和胡锦涛政权，都是萧规曹随地沿续邓小平的一党专政加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习近平接掌政权不久就效仿邓小平“南巡”，明确表示追随邓小平路线，甘当邓四世。认清这一点，就能把握习近平的施政脉胳，不致为其一时言行所惑。        出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中共统治者不敢承认自己走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而自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权贵资本主义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虽然中共统治者在经济领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引进市场机制，加入世贸组织，促使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提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在社会领域陆续放松了某些方面的管制，尤其是允许公民自谋职业、经商创业、农民进城打工以及工商企业类组织合法登记注册（注：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宣布将放开行业协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今后成立这些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不过，政党和政治类、法律类、维权类、宗教类等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设的代表机构均不在此列。）使得社会活力和公民自组织能力有了一定增强；同时，一个人数逐渐增多的中产阶层开始成长起来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但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一党专政和专制主义仍旧一以贯之，中共统治集团抵制民主、拒绝宪政的政治立场始终如一，中共坚持实行言禁、党禁、会禁（不准公民自由集会，一些地方甚至连公民同城聚会餐叙都不准）和暴力维稳的政策仍旧维持不变。因此，不管它说出多少漂亮话，穿出多少华丽的外衣和马甲，其坚持独裁专制、反对宪政民主的本质都没有丝毫改变。邓小平开创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后果是：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在人数很少的权贵集团手中，社会缺失公平正义与良知，政治腐败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冲突愈演愈烈，生态环境的毁坏到达难以为继的地步，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到冰点……        中国当下所有社会矛盾与危机都指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中共政权是靠枪杆子打下来的，而不是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中共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依靠暴力和谎言（枪杆子加笔杆子）来维系的。到今天，相信其编造的谎言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中共统治集团就越来越依靠暴力和专政工具维护政权稳定。这就是为什么自称是“太平盛世”的崛起大国为何越来越依靠国保、公安、国安、武警、协警维持“社会稳定”，维稳经费连年递增、超过军费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崇尚枪杆子与迷信暴力不仅无助于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反而使越来越多觉醒起来的公民置疑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要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社会局势反而越维越不稳，当局苦心营造的防洪大坝随时有崩溃的危险。        大量事实证明：一个悖逆人心、违反人道、损害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专制政权绝无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二战时德、意、日法西斯政权的下场人所共知，前苏联、南联盟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结局历历在目，伊拉克、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独裁政权的下场更是近在眉睫之内。        今日之中国，政治溃烂、经济畸形、社会断裂、道德沦丧、正义缺失、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灰霾遮天，自上而下的腐败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社会总体性危机日益深化，而极端自私自利的中共权贵统治集团仍顽固地抵制民主潮流和政治改革，炮制出极其不得人心的“五不搞”和“七不讲”，抗拒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一厢情愿地效仿秦始皇做着千代万世一统天下的春秋大梦。要想扫除阴霾见蓝天，从根本上消除总体性危机，使中国融入拥抱普世价值的世界主流文明，实现民有、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和长治久安，惟有依靠宪政革命，建立宪政民主政制。宪政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循乎道而合乎义。《零八宪章》就是中国宪政革命的纲领，《零八宪章》昭示的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为基本内核的政治理想才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光荣梦想！惟有实现《零八宪章》申张的制度架构，中国人民才能告别动物农庄式悲惨生活，真正拥有梦寐以求的蓝天白云和阳光普照下的美好家园！        2013年4月初稿，6月定稿

—— 原载: 《零八宪章月刊》第70期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une 24, 2013

正義 1924 朱自清

 朱自清

人間的正義是在哪里呢？ 
　　正義是在我們的心里！從明哲的教訓和見聞的意義中，我們不是得著大批的正義么？但白白的擱在心里，誰也不去取用，卻至少是可惜的事。兩石白米堆在屋里，總要吃它干淨，兩箱衣服堆在屋里，總要輪流穿換，一大堆正義卻扔在一旁，滿不理會，我們真大方，真舍得！看來正義這東西也真賤，竟抵不上白米的一個尖儿，衣服的一個扣儿。——爽性用它不著，倒也罷了，誰都又裝出一副發急的樣子，張張皇皇的尋覓著。這個葫蘆里賣的什么藥？我的聰明的同伴呀，我真想不通了！ 
　　我不曾見過正義的面，只見過它的彎曲的影儿——在“自我”的唇邊，在“威權”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后。 
　　正義可以做幌子，一個漂亮的幌子，所以誰都愿意念著它的名字。“我是正經人，我要做正經事”，誰都向他的同伴這樣隱隱的自詡著。但是除了用以“自詡”之外，正義對于他還有什么作用呢？他獨自一個時，在生人中間時，早忘了它的名字，而去創造“自己的正義”了！他所給予正義的，只是讓它的影儿在他的唇邊閃爍一番而已。但是，這畢竟不算十分孤負正義，比那憑著正義的名字以行罪惡的，還胜一籌。可怕的正是這种假名行惡的人。他嘴里唱著正義的名字，手里卻滿滿的握著罪惡；他將這些罪惡送給社會，粘上金碧輝煌的正義的簽條送了去。社會憑著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簽條，欣然受了這份禮；就是明知道是罪惡，也還是欣然受了這份禮！易卜生“社會棟梁”一出戲，就是這种情形。這种人的唇邊，雖更頻繁的閃爍著正義的彎曲的影儿，但是深藏在他們心底的正義，只怕早已霉了，爛了，且將毀滅了。在這些人里，我見不著正義！
　　在親子之間，師傅學徒之間，軍官兵士之間，上司屬僚之間，似乎有正義可見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順從他們長上的，長上要施行正義于他們，他們誠然是不“能”違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類話也說出來了。他們發見有形的扑鞭和無形的賞罰在長上們的背后，怎敢去違抗呢？長上們憑著威權的名字施行正義，他們怎敢不遵呢？但是你私下問他們，“信么？服么？”他們必搖搖他們的頭，甚至還奮起他們的雙拳呢！這正是因為長上們不憑著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的緣故了。這种正義只能由長上行于卑幼，卑幼是不能行于長上的，所以是偏頗的；這种正義只能施于卑幼，而不能施于他人，所以是破碎的；這种正義受著威權的鼓弄，有時不免要擴大到它的應有的輪廓之外，那時它又是肥大的。這些仍舊只是正義的彎曲的影儿。不憑著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我在這等人里，仍舊見不著它！

　　在沒有威權的地方，正義的影儿更彎曲了。名位与金錢的面前，正義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現在一班大人先生見了所謂督軍等人的勁儿！他們未必愿意如此的，但是一當了面，估量著對手的名位，就不免心里一軟，自然要給他一些面子——于是不知不覺的就敷衍起來了。至于平常的人，偶然見了所謂名流，也不免要吃一惊，那時就是心里有一百二十個不以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番“足恭”的樣子，以表傾慕之誠。所以一班達官通人，差不多是正義的化外之民，他們所做的都是合于正義的，乃至他們所做的就是正義了！——在他們實在無所謂正義与否了。呀！這樣，正義豈不已經淪亡了？卻又不然。須知我只說“面前”是無正義的，“背后”的正義卻幸而還保留著。社會的維持，大部分或者就靠著這背后的正義罷。但是背后的正義，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為隔開一層，不由的就單弱了。

一個為富不仁的人，背后雖然免不了人們的指謫，面前卻只有恭敬。一個華服翩翩的人，犯了違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讓他五分。這就是我們的正義了！我們的正義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后的，而在极親近的人間，有時連這個背后的正義也沒有！因為太親近了，什么也可以原諒了，什么也可以馬虎了，正義就任怎么彎曲也可以了。背后的正義只有存生疏的人們間。生疏的人們間，沒有什么密切的關系，自然可以用上正義這個幌子。至于一定要到背后才叫出正義來，那全是為了情面的緣故。情面的根柢大概也是一种同情，一种廉价的同情。現在的人們只喜歡廉价的東西，在正義与情面兩者中，就盡先取了情面，而將正義放在背后。在极親近的人間，情面的优先權到了最大限度，正義就几乎等于零，就是在背后也沒有了。背后的正義雖也有相當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義就大大的不同，啟發与戒懼的功能都如攙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于是仍舊只算是一個彎曲的影儿。在這些人里，我更見不著正義！

　　人間的正義究竟是在哪里呢？滿藏在我們心里！為什么不取出來呢？它沒有优先權！在我們心里，第一個尖儿是自私，其余就是威權，勢力，親疏，情面等等；等到這些角色一一演畢，才輪得到我們可怜的正義。你想，時候已經晚了，它還有出台的机會么？沒有！所以你要正義出台，你就得排除一切，讓它做第一個尖儿。你得憑著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台。你還得抖擻精神，准備一副好身手，因為它是初出台的角儿，搗亂的人必多，你得准備著打——不打不成相識呀！打得站住了腳攜住了手，那時我們就能從容的瞻仰正義的面目了。
　　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４日作。
　　（原載《我們的七月》）

付勇：重温民主革命，力推民主转型

《参与》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无论哪个国家，都应造就民主，因为民主不仅是民众不仅能自由发表意见，还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自由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而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到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

由于民主既只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仅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既兼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完全国家化，以至不仅扩展公民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还监督有效，还唯民是从，因此民主既是国家的基础，又是社会的支柱；既是发展的坦途，又是科学的制度；既是公民的护身符，又让公民选任政府，不仅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促进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

为了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一百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辈们率先踏上民主革命的征程。他们一个个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顶刀风冒弹雨，抛头颅洒热血，经过艰苦卓绝的拼争，终于用汗水，用鲜血，用脑浆，于1911年通过辛亥革命，不仅冲毁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冲出中国民主共和的道路，以至于既使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又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中国民主革命的背景

不管对中国而言，还是对世界来讲，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民主革命波澜壮阔，影响深远，震撼人心，至今让人不断反思，让人不断感慨，让人不断回味！

回首一百七十多年前，鸦片战争打破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状态，而使部分知识分子明白不变革则无法应对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以至于通过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加强中国的国力。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充分证明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并不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因而让部分知识分子明白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那必须从制度层面入手，而实施更深层的变革。

为此，一方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于1895年发起公车上书，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和俄国，在皇权之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尽管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并得以在1898年开展戊戌变法，但仅仅维持了103天，就被满清王朝保守势力发动的政变挫败，结果不但导致戊戌变法流产，还致使部分维新人物被迫流亡海外。而流亡期间，不少顽固的维新人物还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让政治实权逐渐交到民选政府。

戊戌变法失败后，原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共同掌权的状态被打破，使慈禧太后大权独揽，而光绪皇帝则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1899年，端亲王载漪策划废光绪帝而立其子溥俊为帝，遭列强反对。军机大臣荣禄恐废帝引起列强干预和地方叛乱，便向慈禧太后进言，维持光绪帝位，而立溥俊为皇太子。过后围绕光绪皇帝废立等问题，端亲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同荣禄等人不断争斗，以致把义和团运动当作筹码，不但导致清政府向各国宣战，也导致八国联军侵华，还导致满清王室"西狩"西安。虽然军机大臣荣禄、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王文韶等人在中央联络东南地方督抚实行东南互保，但国家仍遭到沉重的打击。严峻的形势迫使慈禧太后回銮北京后逐步推行新政。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溥仪成为皇帝，隆裕太后垂帘听政，而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由于溥仪年幼无知，致使隆裕太后与醇亲王载沣实际上成为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

以孙中山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除了主张进行排满民族革命外，还强调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革，即不仅倡导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人政权，倡导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其实自1890年代起，不少人就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与美国的共和政体。而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而早期的革命团体也是在海外成立，其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发起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两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为兴中会。

1895年年10月兴中会以香港为中心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坐镇香港，而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因此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而香港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也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于是，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英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1895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所绑架，因该事件成为国际新闻，所以使孙中山因此闻名于世。而杨衢云则于1901年在香港被清吏刺杀。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孙中山成功联合"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不仅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还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他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自1905年倡导三民主义起，孙中山在实践中不断使之完善。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孙中山不仅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说"，还提出了"权能说"。"三时期"的提出最早是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三年为期。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六年为限。第三期为宪法之治。

为了便于处理纷繁的国家事务，孙中山提出了"权能"的概念。他说，"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人民享有的权是政权，政府所享有的权是治权。"国民政府的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做汽车夫，或者是当做看门的巡捕，或者是诊病的医生。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所以，政治之中，包含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人民要把这个治权完全交到政府机关之内，使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另一方面，人民应有"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而人民怎样管理政府呢？就是用四个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有了这四个权，人民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在政府方面，要有五个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这就是政府的治权，政府用这五个权来治理国家。孙中山认为，"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 ，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有轨道。"另一个孙中山还指出，他所提出的"权能说"在欧美的政治哲学中是没有的，这是他的一个创举。如果中国能够实行这个"权能说"，"便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再则，"五权宪法"也是孙中山的一个创举。他说："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象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总而言之，孙中山不仅创立三民主义政治主张，还借鉴分权制衡学说，创建"权能分立"和"五权分立"的政治思想，把国家权力分为"人民权"和"政府权"，前者为"政权"，后者为"治权"，并明确阐述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力（即所谓"政权"）；而政府拥有立法、行政、司法、考试、检察五种权力（即所谓"治权"），彼此分立，各自均等，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人民利用"政权"管理政府（即人民应有"权"），而政府运用"治权"管理社会（即政府应有"能"），两者相互作用，维护国家安定。其中，着重强调人民对权力机构的控制，社会对权力机关的制约。这一政治思想不但扩展了西方的分权制衡理论，还使分权制衡体系更加完善，因此，他对政治学说作出重要的贡献，不仅值得大书特书，更应付诸实施。

同盟会一成立，就积极宣传孙中山的思想，不断促使群众觉醒。同时，《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兆铭等执笔，与主张保皇而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1907年同盟会曾一度分裂，原因在于孙中山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导致光复会退出。在黄兴与汪兆铭、胡汉民等支持下，孙中山于南洋另组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马来亚地区不仅是当时中国以外华人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而且当地华人拥有较雄厚的财力，因此成为革命党和立宪派竞相争夺的地盘。孙中山多次亲赴该地区号召当地华人响应革命，这使马来亚地区成为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与此同时，立宪派也在该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保皇会领袖康有为等多次到该地区活动，使该地区亦成为海外立宪派的重要中心之一。

由于英国和大清帝国保持着外交关系，以致大清帝国在新加坡和槟城所设立的领事馆成了革命活动的阻力。满清政府不时派外交官和特使到马来亚各地进行访问，目的主要是呼吁当地华人效忠大清帝国，有的还售卖官衔以拉拢当地华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支部长胡汉民曾在《南洋与中国革命》中这样描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马来亚地区华人的保守思想，而这种保守思想使在该地区活动的康有为等海外立宪派领袖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号召，得到当地许多华人的响应。

由于以康有为为首的海外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对新政治制度的构想差距甚大，致使这两派以及更趋保守的人士在南洋相遇时引发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大论战。立宪派和革命党都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的课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而在这场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的上层是立宪派的支持者，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财产不受影响，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利益而拥护立宪派。而一些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及会党群众则是革命党的支持者。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叻报》支持当权的清政府，支持立宪派的报纸有《南洋总汇新报》、《星报》、《天南新报》等。而革命党方面则先后有《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等的支持。当时《叻报》与《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的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的第一次笔战。在马来西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办《槟城日报》，该报成了革命党在槟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910年12月10日，孙中山、陈新政、庄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革命党人在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机关报，也是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

二、中国民主革命的缩影

除了与立宪派展开笔战，革命党人还不断在新军中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不但向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还发动士兵参加民主革命，为起义作准备。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因此成为革命党人发展的重要对象。

其中，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时至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都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而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截止1911年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使新军士兵成为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刘尧澄乃派詹大悲、杨玉如赴上海与宋教仁等谋划武汉大举。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张廷辅寓所），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临时租用的住宅）。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时，孙武和刘公等人及时逃脱。后来刘公派妻子和弟弟返回去取起义的文件旗帜等，不幸被俄租界巡捕抓获。湖广总督瑞澂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晚七时许（确切事发时点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共进会会员士兵程定国与正目金兆龙抱着步枪睡觉，且在身上藏匿子弹。被值夜哨长（相当于排长）陶启胜发现，痛骂"要造反吗？"，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程定国背后开枪，击毙了陶启胜，开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澂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咨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余人外，还邀请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只好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咨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武昌起义后，鄂军都督府成立军事外交科、外交局等部门，最终合并为外交部，胡瑛任部长，王正廷任副部长，胡朝宗、夏维嵩、石龙川、刘凤书、江华本、姚勉之、陶宗汉等分任秘书、科长、参议等职务，余日章为外交部驻汉交涉局局长。胡瑛向各国驻汉口领事馆送交了照会。随着民军在汉口的军事成功，各国态度逐渐转变，10月17日上午，英、俄、法、德、日五国驻汉口领事推举英国领事葛福向鄂军都督府递交会衔公文，承认民军为国际法上的交战团体，各国将严守中立。10月18日，五国领事发布会衔布告。

得知武昌起义成功后，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三镇的江北汉口和汉阳，随后启用了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以稳定北洋新军。

10月12日，清廷派荫昌率领北洋第一军（由陆军第四镇和陆军第二镇的陆军第三混成协、陆军第六镇的陆军第十一混成协编成，总统官由荫昌兼）、第二军（由陆军第五镇、陆军第三镇的陆军第五混成协、陆军第二十镇的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编成，总统官为冯国璋）开往湖北镇压武昌起义（参谋长易乃谦，副官长兼总执法官丁士源），同盟会会员蔡德辰、陈雄等企图在正阳门西车站刺杀荫昌未果。

10月14日，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洹上村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10月14日派内阁参议阮忠枢持上谕和奕劻亲笔信同内阁统计局局长杨度一起抵达彰德，王锡彤、杨度及袁克定均劝袁世凯不要出山，袁遂托病不就，于10月16日上谢恩折。同时袁向阮忠枢提出出山条件即"节略八条"，大意为调兵、拨款、军咨府及陆军部不要"遥为节制"。

10月15日，荫昌途经彰德会见袁世凯时，袁告诉荫昌切勿轻战。10月17日荫昌到达信阳指挥，但由于北洋两军系袁世凯旧部，不听指挥，镇压并不得力，同时湖南、山西、江西、陕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10月27日清廷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袁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督办湖北剿抚，改任冯国璋为北洋第一军总统官，任命段祺瑞为北洋第二军总统官，荫昌随陆军第八镇留在前线参加反攻。

革命军开展阳夏保卫战，最终战败，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在47天的作战中伤亡约万余人，但仍能隔江坚守武昌。也因此在这的七个星期内，中国15个省陆续宣布脱离清室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三省效忠大清朝廷。独立各省主要以各省的咨议局成员为主要领导，少数地区由革命党主导。

10月18日晚，宜昌新军第四十一标第一营排长文学社会员唐牺支发动起义并光复宜昌。为减轻清军对武昌的压力，唐于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清驻防将军荆州将军府，25日围困荆州，12月13日，荆州将军连魁投降。

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早先与湖北共进会立下的相互响应起义的约定，率领以会党和新军组成的队伍在长沙发动起义。湖南巡抚余格诚逃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斩首。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发布《讨满清檄文》。随即派兵支援武昌。

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会员井勿幕、钱鼎、景定成等人同陕西哥老会联合，发动会党和新军的革命分子同时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而西安满族居住区"满城"遭遇种族屠灭，惨况空前。起义军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推举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被为都督。

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蔡蕙等人策动九江的新军举行起义，胜利后即宣告独立，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10月31日，南昌同盟会会员蔡公时等人率领新军发动起义并获成功，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李烈钧为都督。

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联合姚以阶、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发动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推选阎锡山为都督。12月12日革命军因抵抗不住清军曹锟部进攻，撤离太原。

10月29日，直隶发生滦州兵谏。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联合新军标统蔡锷、罗佩金及管带唐继尧等人率领新军发动重九起义，次日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将云贵总督李经羲礼送出境，推举蔡锷为都督。

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和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化州、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组织民军起义。11月8日　在胡汉民的劝说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同意反正，民军声势浩大，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广东咨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宣布广东独立。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惠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

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11月2日，攻下汉口之后，袁世凯便按兵不动，开始暗中与南方议和。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同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商团的陈其美、张承槱、李平书、李英石、李燮和等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主要力量有张承槱、刘福标等人组织的青帮洪帮敢死队，李平书和李英石的上海商团武装，李燮
和联络的吴淞地区起义军警，朱家骅、徐霁生等人组织的中国敬死团。4日，最后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8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等的领导和发动新军和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随即攻占贵阳，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

11月4日，浙江光复会会员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标统朱瑞，同盟会会员新军八十二标周承菼部军官吴思豫、吕公望、蒋百里、蒋百器、杨廷栋、吴肇基人等，及光复会王文庆率领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发动起义，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杭州。朱瑞、吴思豫、吕公望等率八十一标及光复会王金发敢死队攻占军械局。周承菼统八十二标和同盟会蒋中正、光复会尹锐志(女)所属敢死队攻占抚台衙门。杨廷栋率兵包围了巡抚府，巡抚增韫被俘，5日，杭州光复。浙江咨议局议长陈黻宸、副议长沈钧儒及马叙伦等人，推举立宪派、前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

11月5日，江苏的立宪派及绅商怂恿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省城苏州宣布独立，成立江苏革命军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会员吴旸谷等率标炮营等也在当日起义，并向省城安庆进攻。立宪派则劝说安徽巡抚朱家宝独立，11月8日，安徽咨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11月6日，宣统帝下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

11月6日，广西咨议局在省城桂林作出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广西独立，原广西巡抚沈秉堃担任都督，几天后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夺取了都督之位。

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堡城等据点。事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被革命军占领。

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组中央政府事宜。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三省军政府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参加。武昌集团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由于武昌最先发动起义，多省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汉。最后，上海集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汉，定于30日在汉口召开会议，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每省在上海仍须留1名代表作为通信联络机关。

11月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

11月9日，福建同盟会会员郑祖荫、彭寿松、许崇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率领所部在福州起义，向清军发起进攻，清总督松寿自杀，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复，福建军政府成立，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11月12日山东烟台同盟会栾钟尧、宫锡德等"十八豪杰"同盟会会员发动起义，占领烟台海防营，烟台道台徐世光闻变携家眷逃到东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寻求保护。11月13日，"十八豪杰"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烟台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称山东烟台军政分府，推举清海军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烟台军政分府总司令。11月13日，在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的劝说和代理新军第五镇统制贾宾卿等部分军官的胁迫下，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山东独立，推举孙宝琦为都督。11月24日，孙宝琦又取消独立。

11月中旬，进攻武昌的清海军反正。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黎元洪是师生，舰队参谋汤芗铭与汤化龙是昆仲，被劝反正。11月中旬，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萨镇冰称病离舰赴上海治病，黄钟瑛任舰队司令，经九江林森劝说，舰队归附革命军。

11月17日宁夏同盟会支会发动宁夏会党起义，23日在银川成立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1912年3月11日，黄钺联合革命党人向燊、陈贞瑞等发动了秦州起义，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举为都督。

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11月22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决定独立并派出蒲殿俊等11人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代表在在成都圜通银行进行谈判，27日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发表宣示四川自治文告，将权力交给新政府。立宪党人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嫡系部将朱庆澜任副都督。27日，进入四川的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上任途中的代理四川总督端方。

11月21日，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此时恰值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急。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四省代表二十四人，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中央军政府职权，鄂军都督代中央军政府大都督。12月2日，决定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并作出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共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定。12月3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分三章共二十一条，即日由全体省代表签名宣布。同时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各省代表于七天内齐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代表到达，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11月下旬，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同盟会会员张榕、张根仁派赵元寿来吉林组建吉林联合急进会分会。1912年3月15日赵尔巽和陈昭常宣布承认"共和"，改东三省总督为东三省都督，改吉林巡抚为吉林都督。

武昌起义爆发后，黑龙江各学校推举代表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黑龙江省独立运动。学生联合会在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召集全校师生开会，中国同盟会黑龙江支部负责人邓觉民发表演讲。会后，学生们上街散发传单。

11月16日，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旨意，成立黑龙江国民保安公会并自任会长。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学生在革命党人策动下成立黑龙江国民联合会要求宣布独立。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张榕、张根仁等和保安会进行了斗争。12月11日，革命党人组织省城学生到省属衙门前游行，高呼"黑龙江独立万岁"；12月18日，用全体名义要求巡抚周树模宣布独立。此后在民政司长宋小濂的应对下，革命活动被瓦解，黑龙江独立运动遭到失败。

11月29日，直隶革命党人按照汪兆铭与袁克定的约定，在北京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处发起对紫禁城进攻。可是，晚上放火为号进攻时，遭到事先埋伏的清军包围，革命军先锋队队长陈雄、高新华自杀，李汉杰被捕，三天后遭凌迟处死。

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文归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决黄兴对于大元帅一职再三推辞，黎元洪却不愿屈居黄兴之下，表示反对，17日改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在讨论国旗时，湖北代表提议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议用五色旗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最后形成了以五色旗为国旗、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的折衷方案。

12月28日，革命党人刘先俊、万象春、马万荣等率军中100多名哥老会会众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1912年1月7日（农历辛亥年）晚，伊犁起义取得胜利。1月8日上午9时，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了清朝的黄龙旗。万象春三十年后撰文回忆："如果伊犁不起革命，清廷迁都事成，那时爰正貔貅，逐鹿中原，偏安西北，尚有可能。伊犁革命，格杀志伯愚，败走袁大化，载澜携眷逃奔库伦，甘督长庚解权卸位，不但阻遏清廷迁都成议，而且促迫宣统逊位。盖伊犁班革命同志对于民国之贡献，当不在武昌首义及各省响应之下矣。"

12月28日，袁世凯率内阁大臣上奏，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召开御前会议，最终隆裕太后下懿旨，同意召集临时国会。12月29日，南北议和第三次会议召开，伍廷芳提出经过修订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多项条款，其中首条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同盟会方面不满南北双方达成的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选袁世凯为民国首任总统的共识。黄兴、陈其美、宋教仁遂于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孙中山时，酝酿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并由马君武唤起舆论。12月27日，黄兴、宋教仁等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提出成立政府、采用总统制、改行中华民国纪年并用阳历等事宜，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28日，革命党人刘先俊、万象春、马万荣等率军中100多名哥老会会众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1912年1月7日（农历辛亥年）晚，伊犁起义取得胜利。1月8日上午9时，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了清朝的黄龙旗。万象春三十年后撰文回忆："如果伊犁不起革命，清廷迁都事成，那时爰正貔貅，逐鹿中原，偏安西北，尚有可能。伊犁革命，格杀志伯愚，败走袁大化，载澜携眷逃奔库伦，甘督长庚解权卸位，不但阻遏清廷迁都成议，而且促迫宣统逊位。盖伊犁班革命同志对于民国之贡献，当不在武昌首义及各省
响应之下矣。"

12月31日，南北双方代表唐绍仪、伍廷芳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双方签署协议，袁世凯支持清帝退位，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1月1日致电唐绍仪，表示唐12月30日、12月31日以来的行动超越权限，不能获得政府承认。唐绍仪当即请辞。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和谈代表一职，并致电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此后经张謇、赵凤昌斡旋，南北双方继续议和，主要讨论清室优待条件和南方履行承诺问题。此时南方议和的要角是孙中山。直隶咨议局、河南咨议局通过汪兆铭致电孙中山，首条即提出"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孙中山于1月14日复电保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次日孙又致电伍廷芳，再次保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之后，举袁为大总统。

1月16日，东华门事件中袁世凯遇刺，刺客属北方革命党，名义上为同盟会分支。1月18日，孙中山提出了五条要约，命伍廷芳向袁世凯转达。条款中有"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孙中山还特意电邀伍廷芳、唐绍仪"入宁面商，以决大计"，伍、唐二人却拒不赴宁。此后至1月21日，孙中山连发五电给伍廷芳，不断修改要约，并通报黎元洪"现虽未列入正式谈判，而进行颇确。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1月22日，孙中山将修改后的要约公诸报端，向袁世凯施压。袁世凯以孙中山所提条件与此前南北议和谈妥的条件不符，拒绝接受。伍廷芳因孙中山推翻此前谈判达成的协议，十分不满，故致电孙中山请辞议和代表一职。

早在10月29日，新军第二十镇在直隶境内发动滦州兵谏，提出解散皇族内阁等《十二条政纲》。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

11月13日，袁世凯带卫队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组成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6日，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至此，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

到12月1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

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由于孙中山有很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连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中山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江苏咨议局会议厅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中山获得十七张有效票中的十六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而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同一天，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修改了有关临时大总统及副总统的选举规则及职权的条款。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内阁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下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兼任参谋本部总长，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及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

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并选举参议员，推选林森、陈陶遗任正、副议长。

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室优待条件。

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逼宫的进程，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人称小德张），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月2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而美国不愿干涉内政，没有参加。

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人。

1月26日强硬派宗社党首领良弼在住宅门口被京津同盟会分会刺客彭家珍炸成重伤，三天后死亡。善耆、溥伟分逃大连、青岛。

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2月4日，段祺瑞联合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镜、鲍贵卿、李厚基、马继曾、周符麟等共九人发出要求共和的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

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袁世凯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未受任前，政务仍由孙总统继续执行。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坚持迁都北京。3月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时，孙中山在南京仍未解任，而袁世凯在北京已经宣誓就职，形成了南北两个临时大总统的局面。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并且于4月8日休会。4月29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行开院典礼。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正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5月1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商旗适用国旗，陆军旗和海军旗。该案咨达袁世凯时，袁提出仍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6月5日获得临时参议院通过。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颁布施行。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策动暗杀者。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被袁击败。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袁世凯就职之后，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仅瓦解了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还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但由于袁世凯1915年废弃共和而称帝，以致遭到反对，引发护国战争，致使袁世凯旋即宣布取消帝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中国陷入各省区军阀割据的状态。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身处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任"大元帅"，誓师北伐。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可没有成功。 　　

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1922年6月，陈炯明发难，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化装离粤，退居上海。

自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会面后二人曾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16日，在拥护孙中山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以及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的攻击下，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败退至东江。2月21日，孙中山得以重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12月29日，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新党纲、新党章，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因而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9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北伐讨贼军，任命谭延恺为总司令，联合卢永祥、张作霖、段祺瑞，"共抗直系"，准国父备进行北伐。10月10日，广州发生商团事变，10月15日，孙中山率师回广州，击溃广州商团武装。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襄国事。此时，孙中山健康已急转直下，但为了国家的前途，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开始北上之行。12月4日，到达天津，由于一路颠簸和北地严寒，旧病复发，他边接受治疗，边接见京津要人，并计划22日入京。18日，因得知"临时执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孙中山大失所望，病情随之加剧。段祺瑞致电相催："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孙中山复电："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京入住北京饭店后，次年1月即开始病发。1月26日，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1925年2月18日，他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自知不起，临终时由夫人宋庆龄扶腕，在汪兆铭（即汪精卫）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上签字。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因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仅五十九岁。孙中山逝世后，仅北京签名吊唁的就竟达74万多人，而参加送殡者多达30余万人。可见，孙中山在百姓心上处于何等地位。

如今让人痛心的是，对于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对于孙中山的顽强精神，对于孙中山提出的政治创见，当今不管是年已古稀的老人，还是中青年人，都知之不多，其原因不是时间久远，而是中共当政以后让毛泽东的阴影完全遮蔽了孙中山的光辉。

擦掉蒙在孙中山身上的灰尘，仅从他非凡的一生不但能看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还能看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血色缩影，更能看到他的伟大人格，看到他的顽强精神，看到他独树一帜的政治创见。

尽管孙中山是人而不是神，有不少失误，可仅观其一生，其言其行都洋溢着民主主义的精神。他不仅创立三民主义政治主张，还扩充分权制衡学说，创建"权能分立"和"五权分立"的政治思想。如果说他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贡献值得大书特书，那么他对政治学说作出的重要贡献，不仅值得大书特书，更应大力付诸实施。

尽管孙中山并没直接参与辛亥革命，可他不但为辛亥革命打下坚实的基础，还在辛亥革命后为了获得国际支持到处奔波，因此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族利益，为了人民利益，他没有把革命成果攫为己有，因而只做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就让位给了袁世凯，而换来了清皇室逊位，南北媾和，以至不仅避免了一场战乱，还使辛亥革命这场结束皇权专制的深刻革命成为一次温和的革命，更使这场革命超过英国的"光荣革命"。袁世凯复辟后，孙中山之所以要确立个人权威，完全是为了防止革命遭受挫折和流产，而不是为了做皇帝。在军阀混战的情势下，因为四处碰壁，孙中山在饱受刺激之后，下决心以俄为师，而按照极权主义的原则重造国民党，使软弱的国民党重新恢复力量。他将国民党武装化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一党依凭拥有暴力来进行政治独裁，违反了民主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不仅是对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也是一种政治上僭越，还是一种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而这是最终达到共和秩序不得不经过的必由之路。

为了解决这一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带来的悖论，孙中山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作为建设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三部曲，借此明确提出在宪政时期还政于民。

尽管中国民主革命之路并非由孙中山一人铺筑，而是由无数仁人志士齐心用血汗浇筑出来的，可纵观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惟有他能象征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惟有他能代表中国民主革命的思想，惟有他能胜任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因此他不但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也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化身，也成为中国民主思想的灵魂，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民主革命伟人！

三、冲出民主转型的困境

随着孙中山的病逝，中国民主革命也随之夭折，可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更加深入人心，让心里形成一个个活火山，一旦爆发起来，必会产生无法估量的威力。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领导国民党虽通过北伐打败各路军阀夺取政权，但由于没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没有贯彻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政治主张，没有落实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策略，以致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乱世始终没有结束，并没从军政、训政过渡到宪政，致使孙中山设计的建设共和国的方略，落实到现实中就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以致不管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都被垄断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小集团手中，结果表明随着孙中山的病逝，中国民主革命也随之夭折。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认定国民党建立的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蒋家王朝，必须用暴力彻底砸烂，而重建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由于以激进的社会改革理念为号召，高举新民主主义的大旗，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高唱马列主义颂歌，并用土地革命和其他激励措施笼络收买人心，骗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加上比国民党更为严密的领袖和组织对加入者的绝对控制，以致在一个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和破产的乱世中，共产党显示出了比国民党更强的战斗力，最后以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终于用自己的党国替代了国民党的党国。而这个党国虽换上一套新装，但是并不象所标榜的那样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是地地道道的假共和真党国，比起蒋介石建立的党国，不但变本加厉，简直无以复加！

尽管蒋介石执政时期的中华民国是推行一党专制的党国，但既没签署卖国条约，又给不同的政党、独立的社会团体、自由的媒体以及经济组织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间。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党国，不仅签署卖国条约，也取消一切独立的政治、社会组织和媒体，还通过"三大改造"，既灭除了中国社会中一切自由的经济组织，又彻底剥夺了中国人自由结社的权利，以致非但没让中国民众尝到民主共和国的味道，反而变本加厉地通过独裁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史无前例的剥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通过解放思想走出一片片意识形态的误区；通过转变观念拆除一个个条条框框；通过不断拓展改革摸着一块块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对外开放打开一扇扇国门；通过转换机制开辟一条条发展弯路；以至于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闭关锁国，而打开国门，对外逐渐开放；不再迷恋计划经济，而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不再扼杀经济竞争，而借鉴国外竞争机制；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广泛借助外资内债；不再只搞国营集体经济，而渐渐放开，倡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但积极扩展个体私营，还通过优惠政策，广招外商，博引外资，开办独资或合资公司，并逐步实行股份制，推广现代企业制度，普及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等，因此不仅促使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也促使综合国力直线上升，还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由于没有通过政治改革破除一党专制，废除党国体制，建设民主共和，致使国家权力集中在一种政治力量上，导致权力极度统一，以至不管是立法，还是行政；不管是司法，还是军队；不管是新闻出版单位，还是国有厂矿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被一种政治势力操控，以致既无横向互相制约，又无纵向互相制约。而且各级领导都由上级委任，而非民主选举产生，只受上级管制，不受其它约束，致使各级干部动不动就滥用职权，动不动就以权谋私，动不动就贪污受贿，动不动就买官卖官，动不动就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人民利益！

因此，导致各项方针常常失灵，导致各项政策常常走样，导致各项措施常常变形，而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结果不仅导致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发展道路曲折坎坷，以至于不仅在政治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还在经济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不仅导致社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不断滑坡，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社会污水不断乱流，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还导致腐败层出不穷，既席卷全国，又上下泛滥！……

尽管近几年来开始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由于还是只求经济改革突进，只求科教改革支持，只求其它改革协助，而不求政治改革配合，因此不仅导致政治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政治发展机制僵化，以至于不能与经济改革、科教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相适应，结果不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导致中国社会畸形发展，还牵制中华民族的腾飞！

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当局对于政治改革完全选择回避要害，不是空喊口号，就是把行政改革说成是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导致政治改革难以展开。尽管大多数百姓都明白，要真正进行政治改革，那就必须终结一党专政，但大多数百姓因为怕遭迫害镇压，所以都选择忍气吞声，而既不敢表示不满，又不敢付诸行动，以至于不是在当局的迷惑下埋头赚钱，就是在当局的诱导下设法钻营。因而在当局与百姓分别作出这种选择后，中国的政治改革自然就举步维艰，结果不但导致中国政治改革陷入困境而停滞不前，更导致中国民主转型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

展开来讲，由于当局深知如果全面推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那自己就成为改革的对象，而只有回避真正的政治改革而维持现状，才能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对当局来说，不管百姓如何选择，自己的理性选择都是回避政治改革。而按理说百姓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受害者，只有借助政治改革，才能改善自身的处境，因此都应推动政治改革，可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也回避政治改革。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在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如果百姓还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那就会遭到当局的镇压，以致出于趋利避害，只好选择回避，而不敢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而对百姓中的一些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来讲，他们本应是要求进行真正政治改革的最有力量的社会群体，可由于一些人怕遭迫害，而另一些人被当局收买，以致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全都沉默，不是回避政治问题，就是为当局歌功颂德，为当局涂脂抹粉，为当局摇旗呐喊。而这些比普通百姓具有影响力的精英们与当局沆瀣一气后，政治改革的困境就进一步被强化了。此外，尽管一些有识之士不仅敢于不断呼吁政治改革，并强烈要求造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还为此不是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就是积极参与维权运动，要么积极推展公民运动，但一方面因为人数有限，而又各自为战，过于松散而没凝聚起来；一方面因为违背国情而一味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以致非但没有唤起民众冲破政治改革的困境，反而使之每况愈下。由于当局无意展开真正的政治改革，而百姓又不敢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加上民主斗士势单力薄，又没唤起百姓，因此，不仅导致政治改革的动力严重不足，更导致中国民主化的基础越来越薄弱。

综上所述，由于没有通过政治改革破除一党专制而造就民主，致使国家权力集中在一种政治力量上，导致权力极度统一，以至不管是立法，还是行政；不管是司法，还是军队；不管是新闻出版单位，还是国有厂矿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被一种中共操控，既不受横向制约，又不受纵向制约，以致中共还象过去一样，奉行"党权至上"，不仅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还把自己凌驾于民族之上，更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从而既导致"党权"不受任何制约，又导致公民权利缺失。

具体地说，由于中共奉行"主权在党"，党权至上，而不实行"主权在民"，因此完全实行党主制，而所宣称的"民主"，既是党赐予的"民主"，又是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一种假民主真专制。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实际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人大只不过是政治摆设；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可实际上，各级政府官员都是由中共指定，以致政府只对中共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

其次，中国实行所谓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推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其本质则是一党专制。由于8个民主党派的经费预算都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列编，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都一律由中共开支，因此必须听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命运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以致与其说是中共领导下的8个"卫星党" ，不如说是8个政治花瓶，怎么能起到制约监督作用？

更主要的是，中共不但世袭独霸中央权力，还能委任官员掌控各级地方等权力，因此不论是立法，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分配，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人民着想，反而只体现自己意志；非但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仅以自己的需要为立足点；非但不为人民造福，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

这一切都具体表现在权力与权利的失衡，也就是强化权力，而弱化权利，结果不仅致使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不能发育，还致使新闻媒体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来自民间的呼声因不能传播而成不了社会舆论；不仅致使人民没有结社的自由，还致使NGO遭到官方的限禁；不仅致使工人、农民等弱势大众没有自己的可以依靠的组织，还致使百姓不能以组织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尽管采取暴力革命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无可厚非，但很不现实，而指望当局自觉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因此只有民众打破怕遭迫害而在政治改革上选择沉默的桎梏，而从头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不畏强权，顽强奋争，凝聚起来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吁，汇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集中力量攻其一点，而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才能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以至于彻底砸碎专制的锁链，铺筑中国民主之路。

由于百姓不仅是民主转型的动力，更是民主转型的着力点，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各种资源，疏通各种渠道，不但提高百姓的民主认知，还要激发百姓的民主精神，更要激活百姓的民主斗志。其次，让百姓认识到维持现状而不推动政治改革，不仅得不偿失，也为虎作伥，还对自己更加不利；而如果积极推动政治改革，铸就民主制度，那不仅对自己有益，也对国家有益，还对民族有益。再则，在争取国外施压配合的同时，必须激励国内各界凝聚有限力量不断齐心奋争；必须激励国内民众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必须激励国内百姓踏上民主化的征途。

尤其是不但要绘制出能够落实民众政治诉求的民主蓝图，也要建立能够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的民主机制，更要构筑能够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过去，由于没有根据国情民意，没有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没有根据历史发展规律，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想一味照搬西方现行民主模式，以致没有绘制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蓝图，而没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结果时至今日非但还没有唤起民众攻破专制的防线，促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不仅要根据中国国情，也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由于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不仅公有经济规模庞大（截止2009年国有资产已高达43万亿元，至少占社会总资产的六成左右），而且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专制严重污染，因此不能照搬哪个国家现成的民主体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这不但是解构现行体制和建构新体制并存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必须另辟蹊径，以至既不同于那些民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那些先于中国实现了初期民主化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同于那些处于民主转型阿拉伯国家，从而铺筑一种新型民主之路，并使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普世功效。

而今，不管是基于中国现状，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世界上已经铺筑的民主之路都不仅各有利弊，不一定能切合中国国情，因此只能通过制度创新，创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而且在经济方面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进一步弘扬和完善凯恩斯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以至不仅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现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仅符合国情，也符合社会客观要求，还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仅理性确立公有经济的地位，也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政治诉求，还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等方面的需要，更使当局和百姓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这样不但能激起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勇气，也能激活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潜能，更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从而不仅夯实中国民主转型的基础，也铺筑人类发展的坦途，还开辟中国民主化的捷径！

尽管中共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不会自觉放弃领导地位，但是只要中国公民发扬民主革命的精神，认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凝聚起来重新上路，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汇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以至于让民主呼声响彻中国大地，让社会发难遍布中国每片土地，让社会风潮席卷中国每个角落，就能迫使当局全面进行政治改革，从而走出民主化的困境而根除封建专制，破除政治垄断，废除一党专政，造就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最终不仅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充足的能量，也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提供清洁的燃料，还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提供动力！

一百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辈们为了造就民主一个个能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顶刀风冒弹雨，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当今十三亿中国公民，就不能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而认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重新上路，通过制度创新齐心砸烂一党专政生产的政治镣铐，不断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社会发难、社会风潮，汇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潮流，彻底冲毁四项基本原则，进而冲垮一党专政制度，最终冲出中国民主之路？！

2013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