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桦：莫让浮云遮望眼 扫除阴霾见蓝天

自1895年3月严复先生首倡“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迄今已逾一个多世纪。在过去的百多年时段里，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宪政，英勇奋斗，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百折不挠，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赞歌。中国人民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人权所做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仍在民主转型的路途上艰难跋涉、步履沉重。怎不让人感慨万千！        放眼全球，四波民主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波从1828至1926年，世界上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第二波在1943－1962年间，约有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第三波起始于1974年，到2002年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已增加到121个，占当年193个独立国家的3/5强。        2010年岁末，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掀开了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新篇章。短短几年时间，中东北非地区的一批国家相继加入到民主国家阵营。尽管其中有的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挫折和反复，但是以民主政体取代专制政体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民主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强的大趋势无人能逆，势不可挡。        特别令人感到鼓舞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已经开始延伸到亚洲。拥有5700多万人口的中国近邻——缅甸大踏步地迈出了走向民主的脚步。2012年，吴登盛领导的军政府解除了对昂山素姬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的禁令，允许其合法注册，并且修改法律，允许曾经的政治犯享有所有的政治权利。在当年的国会补选中，昂山素姬和反对党候选人获取了45个候选席位中的43席，正式以合法的议会反对党身份开始参与国内政治和解的进程。      2013年1月24日，缅甸政府决定解散成立了49年的媒体审查机构“媒体审查与注册局”，以推动新闻自由。该决定使3万多个网站得以解除封锁，民众可以不受限制地上网浏览政治敏感内容。1月29日，缅甸政府又做出决定，废除1988年制定、已实施了25年之久的禁止5人以上民众在公众场合集会、游行或演讲的禁令。这两项决定的施行有助于推进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公民举行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的自由，也有助于落实国际人权公约倡导的公民政治权利尤其是民主参与的权利。按照这样的政治改革进程，昂山素姬将很有可能以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的身份参加2015年的大选并当选为总统，正式结束军人执政，从而使缅甸跻身于民主国家行列。        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却依旧在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上徘徊反复。怎样在中国终结一党专制的独裁政体，尽可能促成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转型，仍然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同时，也可以说是21世纪关系到整个人类命运的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课题。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才能得到可靠保障。        当下，有不少人因为执政党顽固抗拒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全力构筑维稳体制和铁血专政，党国体系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呈现不对称的态势，而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感到悲观失望。面对这种情况，常常使我回想起上个世纪晚期的历史：198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超级大国”，奉行一党专政和计划经济，重化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航天技术先进，俯视天下，称王称霸。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地广人多，业大气粗，拥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器，武装到牙齿，并且四处输出共产革命，让许多自由世界的人士忧心忡忡，不知如何应对是好。     但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不为所惑，独具慧眼，于1989年4月出版《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指出共产主义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有着前呼后应的关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一脉相承，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人们一旦觉醒，一定会起来反抗，把苏联和共产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时苏联正如日中天，没有多少人认真看待布热津斯基的分析和预言。事实胜于雄辩，曾几何时，“苏东波”一来，苏联顷刻间土崩瓦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也灰飞烟灭，如今只有到历史博物馆才能找到它们的遗迹。所以，观察政治形态的兴衰需要有布热津斯基式的大历史观和“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境界。        当然，谁都知道实现民主转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通常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接力传承、添砖加瓦、辛勤建树，才能成就。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的今天，还需要有开放的视野和广阔的胸怀，博采众长，从善如流，广泛研究和吸纳各国各地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以资参考。        在汗牛充栋的论述世界列国民主转型的著作中，我想特别推荐美国政治学家胡安•J•林茨与阿尔弗莱德•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中译本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该书详细分析了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从属于苏维埃体系的国家的民主转型路径；同时，作为参照和比较，还选择了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三国以及南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四国进行对比研究。书中对上列国家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过程中遭遇到的问题、共同性和差异性作了深入地探讨。通过对上述3组国家和26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实践告诉我们，民主宪政的转型与巩固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倒退、变形与名存实亡的事例并不鲜见。个中原由十分耐人寻味。     该书给出的回答是：一个现代巩固的民主政体包括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官僚机构和经济社会等五个相互关联的场域，只有每一个场域运转良好，并且相互配合，民主政体才能得以建立与巩固。因此可以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亦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没有各个场域的相互配合与支持，这个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例如，在民主政体之中，公民社会需要法治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加以特别保护，也需要国家机关供给必要的公共服务。政治社会创制宪法和主要法律，管理国家机器，为经济社会制定规章制度等等。任何一个场域出现大的问题，都可能导致民主进程受挫或出现倒退。        许多人总是喜欢把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希望寄托在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或强势领导人身上，但太多的事实证明这往往是沉迷于幻想的懦弱者的一厢情愿。《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的著者则把建设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置于首要地位。书中明确指出：一个民主政体的建立和巩固，“首先，必须存在一个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活跃的公民社会不仅推动了政治变迁，产生了政府和国家，从而启动了民主转型，还可以防止逆转，从而推动转型的完成，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并有助于民主的深化。因此，在民主化过程的各个阶段，一个活跃和独立的公民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分析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民主转型。但中国宪政学者王天成先生经过冷静思考和深入研究写就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香港晨钟书局2012年4月出版）弥补了这个空缺。据天成介绍：《大转型》一书是发展民主工程学的一个尝试，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动力机制，探讨民主转型的战略、模式、路径、步骤、节奏；研究民主政体的制度设计、宪法选择，探讨民主转型完成后如何巩固民主、提升民主的质量、使民主持之久远；预测民主转型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寻求化解危机的策略、方法。        王天成在《大转型》中立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丰富经验和案例，有力地反驳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告别革命论”、“社会大变革恐惧症”和“渐进改革论”，雄辩地说明如果回避开放党禁和普选等整体性变革，中国的民主转型便不可能真正启动，而一旦启动了民主转型的进程，速度越慢、过程越长，变数就越多，风险和代价就越大。尤其是，如果全国选举的开放被延迟到省级选举之后，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分裂的危险。王天成还在书中周详地阐述了中国民主转型的恰当变革顺序、动力机制、转型过程中的沟通与谈判、非暴力抗争的原理、转型正义以及未来民主中国的政制架构。所以，无论是否赞同天成的观点，《大转型》一书提出的见解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说到“告别革命”之论调，八九.六四以来一度成为知识界的时尚，不少精英人士热衷于鼓吹“党主立宪”、“党内民主”、“渐进改革”、“温和改良”、“顶层设计”，视政治革命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未曾想二十余年过去，风头又开始转向，城头变幻大王旗，听唱新翻杨柳枝，伴随着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重新走红，论述革命的必要性和革命优于改良复又成为时尚思潮，然而对何为民主革命和宪政革命却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就曾指出：“近代民主革命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的：一是以英国为典范的温和渐进的路线；另一则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流血激进的路线。这两条不同的革命路线在近代中国都曾有过尝试的机会；康梁的变法维新可以说是英国式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则多少是法国式的。但是这两条路的结果却都不能令人满意，因此革命的路线之探讨依然是我们当前亟需的工作。”“《易.系辞》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近代民主革命的两条道路便正是通达同一目的地的不同的路线。在主观愿望上，我们民主革命者无疑都是选择英国式的和平演进之路的，但是由于事实上的限制，中国的民主革命竟常常不免于流血。     沉重的历史包袱真是革命者的大敌，它使得任何美好的改革计划都得受到残酷的修改。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推翻极权暴政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革命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依然要借重和平建设的力量。因之，即使我们今天被迫着得走法国式的革命路线，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建立起一个适合于走英国式的革命道路的社会。”（余英时：《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288—293页）无论是英国式革命，还是法国式革命，都不过是推翻极权暴政与扫除旧制度藩蓠的手段，民主革命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而不是为了换上一个或一批新的独裁者继续对人民实行专政。        前辈学者杜亚泉先生尝言：“茫茫政海中，固有二大潮流，荥洄澎湃于其间。此二大潮流者，其一为革命运动，其一为立宪运动。革命运动者，改君主国为民主国；立宪运动者，变独裁制为代议制。其始途径颇殊，一则为激烈之主张，一则为温和之进步；及其成功，则殊途同归。”（转引自罗志田《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亚泉先生的意思是：现代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宪政革命，应该合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为一体，通过革命途径扫除建立宪政民主政制的各种障碍，终结独裁专制统治，最终达成确立牢固的宪政民主政体的目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先贤早就礼赞过顺天应人的伟大革命。孔子晚年悉心传述的《易经》第四十九“革卦”曰：“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译成白话大意是：当社会变革的时机成熟，才能得到民众的信服。革命者应当以文明德性，取得民众的信服，才能使革命步入正道。革命的方式，必须正当，才能将悔恨消除。天地由变革形成四季变化。历史上，由商汤和姬发（周武王）发起的两次革命，顺从天道应合人心反抗暴政，因而是正义的。革命所依循的时势真是太伟大了。        当今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脱胎于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原本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一直奉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议行合一这一套东西也都是从前苏联搬来的。所以中国式共产主义（官方术语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违反人性和人道，践踏人权与自由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        中国式共产主义在道路选择上与苏联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前30年，是个人独裁、一党专政、国家社会主义加上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频繁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到文革后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这种专制独裁的统治方式已经难以维持；邓小平时代的所谓后30年，虽然继承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但是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悄悄地改行官商勾结、大肆攫取国民财富的权贵资本主义（江泽民有个形象的说法叫“闷声大发财”），也就是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分析中国时所称谓的“商业共产主义”。     布热津斯基在书中指出：邓小平掌权之后，“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过程中，共产党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着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变得愈来愈不象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象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专政的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其后的江泽民政权和胡锦涛政权，都是萧规曹随地沿续邓小平的一党专政加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习近平接掌政权不久就效仿邓小平“南巡”，明确表示追随邓小平路线，甘当邓四世。认清这一点，就能把握习近平的施政脉胳，不致为其一时言行所惑。        出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中共统治者不敢承认自己走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而自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权贵资本主义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虽然中共统治者在经济领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引进市场机制，加入世贸组织，促使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提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在社会领域陆续放松了某些方面的管制，尤其是允许公民自谋职业、经商创业、农民进城打工以及工商企业类组织合法登记注册（注：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宣布将放开行业协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今后成立这些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不过，政党和政治类、法律类、维权类、宗教类等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设的代表机构均不在此列。）使得社会活力和公民自组织能力有了一定增强；同时，一个人数逐渐增多的中产阶层开始成长起来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但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一党专政和专制主义仍旧一以贯之，中共统治集团抵制民主、拒绝宪政的政治立场始终如一，中共坚持实行言禁、党禁、会禁（不准公民自由集会，一些地方甚至连公民同城聚会餐叙都不准）和暴力维稳的政策仍旧维持不变。因此，不管它说出多少漂亮话，穿出多少华丽的外衣和马甲，其坚持独裁专制、反对宪政民主的本质都没有丝毫改变。邓小平开创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后果是：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在人数很少的权贵集团手中，社会缺失公平正义与良知，政治腐败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冲突愈演愈烈，生态环境的毁坏到达难以为继的地步，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到冰点……        中国当下所有社会矛盾与危机都指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中共政权是靠枪杆子打下来的，而不是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中共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依靠暴力和谎言（枪杆子加笔杆子）来维系的。到今天，相信其编造的谎言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中共统治集团就越来越依靠暴力和专政工具维护政权稳定。这就是为什么自称是“太平盛世”的崛起大国为何越来越依靠国保、公安、国安、武警、协警维持“社会稳定”，维稳经费连年递增、超过军费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崇尚枪杆子与迷信暴力不仅无助于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反而使越来越多觉醒起来的公民置疑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要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社会局势反而越维越不稳，当局苦心营造的防洪大坝随时有崩溃的危险。        大量事实证明：一个悖逆人心、违反人道、损害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专制政权绝无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二战时德、意、日法西斯政权的下场人所共知，前苏联、南联盟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结局历历在目，伊拉克、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独裁政权的下场更是近在眉睫之内。        今日之中国，政治溃烂、经济畸形、社会断裂、道德沦丧、正义缺失、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灰霾遮天，自上而下的腐败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社会总体性危机日益深化，而极端自私自利的中共权贵统治集团仍顽固地抵制民主潮流和政治改革，炮制出极其不得人心的“五不搞”和“七不讲”，抗拒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一厢情愿地效仿秦始皇做着千代万世一统天下的春秋大梦。要想扫除阴霾见蓝天，从根本上消除总体性危机，使中国融入拥抱普世价值的世界主流文明，实现民有、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和长治久安，惟有依靠宪政革命，建立宪政民主政制。宪政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循乎道而合乎义。《零八宪章》就是中国宪政革命的纲领，《零八宪章》昭示的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为基本内核的政治理想才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光荣梦想！惟有实现《零八宪章》申张的制度架构，中国人民才能告别动物农庄式悲惨生活，真正拥有梦寐以求的蓝天白云和阳光普照下的美好家园！        2013年4月初稿，6月定稿

—— 原载: 《零八宪章月刊》第70期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une 24,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