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
一、问题的提出
二、1917年革命之前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
三、1917年革命——俄国工人阶级通过苏维埃民主直接掌握政权、苏维埃与立宪会议之争
四、内战、革命陷入孤立和工人阶级力量的衰竭
五、代替主义——苏维埃民主的取消、一党制的形成、党内民主的取消
六、代替主义的悖论（一）——工人阶级退出政治舞台
七、代替主义的悖论（二）——党的分化、官僚集团的产生、斯大林的崛起
八、党的分裂、反对派的抗争和失败、革命被官僚所吞噬
九、官僚集团获胜的原因、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吗？
十、官僚统治之下的俄国工人阶级、官僚统治的前途
十一、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不稳定的对峙局面、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以世界革命打破孤立
十二、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之路
十三、背弃世界革命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官僚的新战略
十四、世界革命的灾难、斯大林自掘坟墓
十五、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资本主义转危为安、战后黄金年代的开始与结束、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攻势
十六、官僚统治的危机、民主革命、官僚统治的结束
十七、总结与展望、人类的苦闷、新的选择
九、官僚集团获胜的原因、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吗？
官僚宣称，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党内斗争中战胜反对派，是因为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反对派却做不到这一点。这纯粹是胡说，官僚获胜并不在于依靠群众的积极支持，相反，群众在这场斗争中的消极观望，才给了官僚以可乘之机。1921年以后，俄国工人阶级元气大伤，此时布尔什维克又实行了党派禁令，取消了民主，这使工人阶级离开了政治舞台，政治成了被布尔什维克独占的一个领域。尽管后来的党内斗争异常激烈，但基本上局限在党内，而广大工人群众只是作为旁观者和局外人存在。
反对派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力图使工人阶级恢复活力，但是由于工人群众没能参与到斗争中来，他们就缺乏可以依赖的与官僚相抗衡的力量。与此相反，群众越是消极，就越发凸显出官僚的力量的强大。官僚的力量就在于对组织机构的支配，他们可以凭借整部官僚机器，利用从操纵党代会的人选、在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推迟代表大会的召开到解除反对派成员的职务、动用特务机关格伯乌等方式来打击反对派，双方的力量对比是悬殊的。反对派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当他们力图发动党外的工人来反对官僚时，官僚们立即以将其开除出党和流放阻止了这一结合的实现。
的确，工人群众没有广泛地主动地起来支持反对派，但是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对反对派的同情则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在反对派被流放后，仍有普通工人敢于公开站出来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对官僚的抗议。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反对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们的斗争策略的缺陷，这其中常常被人提及的是托洛茨基曾错过了几次在政治上打倒斯大林的机会。毫无疑问，这些失误对斗争的最终结局是有影响的，但是决不可以过分夸大它们的作用。它们为什么会给人以如此深刻的印象呢？那还不是因为工人群众处于消极状态了，才反衬出上层权力斗争的重要性吗？倘若群众仍旧像十月革命时期那样处于活跃状态，那么即使反对派的失误再多出一倍，斯大林的手腕再高明一倍，群众也是不会让官僚的企图得逞的。
还有人指责，布尔什维克1921年取消民主的决定导致了官僚的胜利。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采取的错误措施为日后官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提供了制度可能，这一点，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前所述，蜕化的逻辑之所以能够展开和完成，是由其背后更为强大的社会因素决定的，是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衰弱造成的，而工人阶级的衰弱又是因为世界革命的失败，孤立压垮了俄国工人阶级。如果工人阶级始终保持着1917—1919年那样的状态的话，布尔什维克根本就不会采取那些措施了，即使他们执意要取消民主，那么也会遭到工人阶级的拒绝。只要德国革命成功了，一个民主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就会产生，然后进一步会扩展到全世界，此时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非但不会衰竭，反而会增强，苏维埃民主将得以巩固和壮大，官僚蜕化也就无从谈起了。归根到底，俄国革命的蜕化是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失败的产物。
1936年，托洛茨基在为当年取消民主这一错误决定做自我批评的同时，指出：“取缔其余的苏维埃政党……这绝不是根据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而来的，而是在一个四面八方为敌人所包围的落后贫瘠的国家里保卫专政的措施。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清楚，这一措施（以后还加上取缔执政党自己内部的小派别）预告了极大的危险。然而，危险的根源不在于学说或策略，而在于专政在物质上的薄弱，在于国内和世界形势的困难。革命即使仅仅在德国取得胜利，那么取缔其它苏维埃政党的必要性就会立即消失。说一党统治在法律上成了斯大林主义极权制度的出发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种发展的原因不在于作为临时的军事措施的对其它党派的取缔，而在于无产阶级在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失败。”（29）
如今，罗莎•卢森堡因为曾对俄国革命的蜕化发出预先警告而备受重视，但是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了卢森堡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的批评（这一批评在当时还是过重了，参阅本文第三节），而忽略了她对避免蜕化、挽救革命的根本办法的阐述。根本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德国工人迅速夺取政权，使俄国革命摆脱包围；否则，独立支撑的革命将注定失败。卢森堡明确指出：
“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归根到底要由国际无产阶级来承担责任，尤其要归咎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空前顽固的卑劣行径。……今天来自俄国的消息和布尔什维克的处境向德国工人群众和士兵群众残剩的最后一点荣誉感发出了动人心弦地呼吁。他们无动于衷地听任俄国革命被打得四分五裂，受到包围，断粮饿死。但愿他们至少在最后关头挽救俄国革命……解救俄国所陷入的悲剧只有一个办法：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后方举行起义，在德国举行群众起义，作为以国际革命结束民族残杀的信号。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拯救俄国革命的荣誉同拯救德国无产阶级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是一回事。”（30）由此看来，卢森堡的著作更应该被看作是为拯救俄国革命而向德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的呼吁书，决不能再继续对此视而不见了，决不能再继续对之进行片面的理解了。
官僚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革命的失败。世界革命的最初失败所形成的孤立使官僚产生并开始攫取权力，官僚采取的国际政策又使世界革命的失败持续不断下去而不能产生转折，这进一步打击了反对派的群众基础俄国工人阶级的意志，削弱了反对派的力量，同时也就进一步加强了官僚的力量。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1923年，德国共产党按照斯大林和季诺维耶夫的指示采取观望政策，致使德国工人阶级在鲁尔危机期间无所作为，左派反对派因此事督促党采用“新方针”，以期恢复民主并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实行促进工人阶级复兴的政策。这是反对派与官僚们的第一次公开斗争，这是能否恢复民主、战胜官僚的关键时刻。但是德国的失败打击了俄国工人和普通党员，减弱了他们对反对派的支持，使官僚们战胜了反对派。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反对派再次起来谴责斯大林。中国革命的失败固然使斯大林颜面丧尽，但是与之相比，这一失败对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意志的打击则更为沉重，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削弱了反对派的社会基础，斯大林因而敢于将整个反对派驱逐出党。1933年希特勒获胜后，斯大林更是无所顾忌，开始对反对派进行大清洗，彻底摧毁了俄国革命的传统，断绝了俄国革命从内部复兴的希望。
今天，特别是在苏联官僚统治垮台以后，另外一种关于官僚统治现象的解释日趋时髦，这种解释不像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种共识那样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而是干脆直接从经济角度出发。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前提，只要资本主义不复存在了，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必然会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必将是官僚统治（通常用的是“极权主义”这一有着严重缺陷的概念），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出现，正是用计划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结果。这种概括貌似有理，但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简陋的经济决定论罢了，毫无历史根据可言，与官僚统治的形成过程根本就不相符合，根本就不能在其认定的因和果之间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连接起来，持此论者甚至从来就不曾就此作过尝试。如前所述，官僚统治取代苏维埃民主，首先是由于社会政治原因，即工人阶级力量的衰弱，而这又是由于革命的孤立造成的，只要避免这些前提出现，那么苏维埃民主就不会被官僚统治取代，就不会成为“通往奴役之路”。在这里，对政治现象的探究应该首先从政治领域出发来进行，而不应该直接跳到经济方面找寻原因——尽管这并非毫无关系。即使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官僚统治是在新经济政策（1921——1928）时期产生和确立起来的，那时苏联还不存在全面的计划经济（这是在1929年才开始的）。不仅如此，官僚当时采取的政策倒是反计划经济、反工人和亲市场的，而最早提倡计划经济的反对派，则是民主的捍卫者和工人权益的捍卫者。官僚的专制计划经济，是将其权力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的结果。如果当时反对派获胜，那么计划经济就不是官僚专制计划经济，而是工人民主计划经济，由工人民主地决定资源配置的顺序、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农业之间的关系等等。官僚统治下的苏联计划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是由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民主性和与官僚的独断专行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官僚是计划经济的死敌，只有民主才能保障计划经济充满活力、健康运行。早在三十年代，当官僚发动的工业化正风风火火令全世界瞠目结舌之时，托洛茨基就已经指出其死穴了：“经济当中的质量问题……官僚总是抓不住。……在合理化经济下，质量要求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批评和倡议的自由……苏维埃民主并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政策，更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道德。它已经变成国家的一种有关生死存亡的需要。”（31）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世界革命的持续失败，官僚统治得以产生并巩固下来，那么现在，官僚统治的前途又将如何呢？
十、官僚统治之下的俄国工人阶级、官僚统治往何处去?
1921年以后，俄国工人阶级日趋非政治化了，同时，生活的匮乏和劳作的繁重一直长期纠缠着他们不放；官僚大权独揽以后，他们所残存的政治、经济、劳动和生活的自主权利都被剥夺了，整日处在对官僚的恐惧之中。遭受接连不断的打击们之后，俄国工人阶级已经从革命初期的自己命运的主宰变成了任由官僚驱使的奴隶，重新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现状既已如此，再加上官僚与资产阶级对历史的蓄意隐瞒和篡改，俄国工人阶级在1917至1920年期间的英雄创举和丰功伟绩统统被人遗忘了。
1921年以后俄国工人的政治、劳动、生活及其心理的状况，鲜为人所了解。他们是如何从其英雄年代跌入政治低谷的？他们在1923—1927年的党内斗争中表现如何？1929年工业化开始以后他们又有何反应？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又是怎样的？这一切都是亟待历史学家解决的任务（令人不解的是，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热衷于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产业革命前后的英国工人，或者各式各样的匪徒等等，但是对于曾经进行过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工人的历史，他们却是毫无兴趣。如此舍本逐末，何堪马克思主义之名？）。
大清洗以后，反对派被斩尽杀绝，反对官僚的领导力量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推翻官僚统治的可能已不复存在，单纯依靠俄国内部的力量来复兴革命的希望荡然无存。现在，工人阶级要想推翻官僚的统治只能依赖外部力量的推动，只有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起民主的工人代表委员会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激活俄国工人阶级，唤醒其对十月革命的记忆，从官僚手中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如果其它国家的新的榜样没能产生，那么俄国工人将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一任务。
当时许多人低估了俄国工人阶级所受到的打击的沉重性和深远性，也就是说低估了官僚的反动性和危害性，高估了官僚的必要性和进步性。比如，原属于国际反对派的伊萨克·多伊彻（32）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奥托·鲍威尔（33），对于官僚的反动行径，尽管他们都相当厌恶，但是他们又都认为这同时也包含着合理性，这是在“用野蛮手段改变俄国的野蛮状况”。他们相信，在官僚的统治下，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工人阶级的物质文化水平将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也会随之逐渐复苏，同时官僚自己也将认识到继续维持其统治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到那时候，不必通过革命，仅仅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官僚统治将逐渐削弱直至消失，从而恢复民主，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但是，现实的发展却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通过野蛮手段是无法改变野蛮的，只会加剧野蛮。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的恢复，也就是无产阶级自我管理自我统治的能力的恢复，只能在无产阶级坚决反抗官僚的斗争中才能实现，如同当初推翻资本的统治一样。
大清洗结束后，官僚统治已经稳固下来。那么现在，官僚统治将面临什么样的前途呢？苏联将往何处去呢？有以下四种可能：
第一，在资本主义的继续包围下，也就是说在没有新的成功的革命打破孤立的情况下，官僚统治能永远维持下去。
第二，在资本主义的继续包围下，也就是说在没有新的成功的革命打破孤立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自己起来成功地进行反官僚革命（或经过改良达到这一目的），结束了官僚统治。
第三，在资本主义的继续包围下，也就是说在没有新的革命打破孤立的情况下，最终官僚统治难以维持下去而垮台，苏联退回到资本主义去。
第四，世界革命成功，孤立被打破，工人阶级在其影响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官僚的革命。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确认第二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至于第一种可能，毫无疑问是官僚们所期盼的，官僚们当然认为自己在整个社会中行使着不可或缺的职能，当然认为自己能够作为新生事物永远存在下去。但是，官僚仅仅是一场蜕化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罢了，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需要他们的存在。作为革命蜕化的产物，官僚就好比寄生在人体器官上的恶性肿瘤，如果任其泛滥扩散，它将会吞噬整个器官，杀死人体，从而也导致它自身的毁灭；反之，它将被人体杀死，人体将重新获得健康。官僚统治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一种过渡现象，或者前进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倒退回资本主义。对于官僚来说，第一种前途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面临着的只有后两种前途：要么，孤立局面结束，俄国工人阶级被其它国家的革命从外部激活，推翻官僚的统治，重返十月革命的道路；要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孤立越久，蜕化越加严重，最后整个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倒退回资本主义，官僚自己的统治也随之结束。非此即彼，没有别的可能，官僚统治万世长存的可能（以上分析，并非后见之明，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由托洛茨基预先做出了）。
孤立——世界革命的最初失败导致了官僚统治的建立，世界革命的失败持续到一定程度后，孤立将从暂时性的变为永久性的，此时对于官僚统治来说，孤立也将从促进因素变成毁灭因素，可谓是兴也孤立，亡也孤立。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为何前面谈到的第三种可能而不是第四种可能变成了现实，即世界革命是如何积一次次的失败而成为根本的和彻底的失败的，孤立局面是如何始终没有被打破的，官僚统治最终是如何因此垮台的。
十一、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不稳定的对峙局面、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以世界革命打破孤立
内战结束后，在其它国家的革命纷纷失败的情况下，俄国革命出人意料地生存下来。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当时布尔什维克认为孤立是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只有靠世界革命将其解救出来才是唯一的出路。至于在国际援助到来之前，布尔什维克企图通过代替工人阶级行使权力来坚持下去。世界革命是必要的，不过世界革命有成功的可能吗？布尔什维克面临着什么样的世界局势呢？他们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战略来促成世界革命呢?
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除了群众情绪已经革命化这一前提外，还因为同时具备了布尔什维克的合格领导这另一不可或缺的前提。除了亡于外国军队的直接镇压的芬兰和匈牙利，德、奥、意等国的革命之所以半途而废，并非因为缺乏群众情绪的革命化，而是缺乏合格的领导力量（详见拙文《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
战后的欧洲革命尽管失败了，未能将苏俄从包围中解救出来，但是也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使其无法倾全力来扑灭俄国革命。从布列斯特条约签订前后的情况来看，一个内部稳定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其战争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苏俄摧毁。十一月革命虽然没有胜利，但是它推翻了霍亨佐伦王朝，暂时使德国的军国主义机器失去了威力，苏俄因此摆脱了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内战期间，英法等国曾派出军队直接干涉革命。从单纯军事角度来看，当时红军根本不是其对手，但是英法军队中士兵对革命的同情，却使这支在对德作战中表现优异的军队一旦转而面对革命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列强继续处于分裂之中，根本不能对苏俄采取联合镇压行动。
拙文《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就一战后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德国的形势讲到：
“战后革命失败了，不过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完整地保留着，他们仅仅是被击退了，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是完全可能的。从革命中侥幸逃生的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恨之入骨，必欲斩草除根。另外，大战的失败，革命的惊吓，凡尔赛条约的枷锁，资产阶级所蒙受的这些羞辱，尽管纯属咎由自取，但是他们非但不自责自省，反而归罪于工人运动这所谓的“十一月罪人”。对报复和迁怒于人的发泄的渴望，令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敌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工人运动力量尚强，资产阶级只能被迫与之共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谁也不能立即彻底战胜对方，造成了一种不稳定对峙局面。
这种对峙状态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即使对峙中的双方都不愿或都无力打破这一僵局，那么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将其打破，逼迫双方进行决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使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并没有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凡尔赛体系只是暂时勉强将这些矛盾压制下去，这只会使其不可避免地在将来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资本主义既不会自动崩溃，也不会自动地再转化为长期的繁荣，危机的结局，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者之间谁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一个危机严重的资本主义德国，同时还身受凡尔赛体系的枷锁，根本无法承受与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并存这样的负担，除了将危机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头上，资产阶级别无出路。这就需要将工人运动彻底摧毁。只有在摧毁工人运动、解决国内问题之后，资产阶级才能重新完成军国主义化，重新进行一次世界大战来决定谁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先报复工人运动，再报复协约国，纳粹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也只有在具备这一系列的条件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才能摆脱长期危机的纠缠，开辟一个新的繁荣时代。也就是说，只有在工人阶级遭到毁灭性失败的基础上，世界资本主义才能重新恢复生命力。德国将要面临的选择，正如卢森堡被害前所预见到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主义。”
不只是战败国，战胜国或中立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对于这一不稳定的对峙局面，布尔什维克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1921年6月，战后革命高潮刚刚退却，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就指出：“假如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容忍资本主义为恢复国内的正常秩序而进行种种实验，那么不出20年或30年，欧洲就要牺牲工人2000万到3000万……只有牺牲一代工人，以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为首的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平衡才能恢复。到那时，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就如同过去西班牙与英国的关系。欧洲文明也将受到这个刚刚复兴的资本主义的束缚而只能苟且偷生。 ”（34）这一预言与现实相比，几乎不须做任何改动。次年，墨索里尼刚刚上台，托洛茨基就立即警告一个德国的墨索里尼（35）有可能出现，这将决定欧洲的命运从而也将决定苏联的命运。
与此相反，另外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假如欧洲工人阶级能够具备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阶级那样的勇气，将本阶级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假如共产国际作为工人阶级的新生的领导力量，能够逐渐赢得群众的支持，能够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那么革命危机将会转化为革命现实，等待着资本主义的将是灭亡。
两种可能性是都存在的，两种可能性将通过斗争来决定谁最终会成为现实。十月革命前夕，俄国资产阶级的思想领袖米留科夫曾说过，摆在俄国面前的选择：“ 不是科尔尼洛夫，就是列宁 ”；而卢森堡在被害前，则不止一次地告诫德国人民，他们的未来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主义。现在，整个欧洲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苏维埃的欧洲，就是法西斯的欧洲。
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阻止前一种可能性的出现，争取让第二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从1921年开始，共产国际三大和四大根据这一判断制定了新的方针，各国共产党开始深入群众、争取群众、积聚力量，准备着新的危机的到来，准备着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尽到自己的义务。
由此可见，对于孤立的俄国革命来说，世界革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面对今天的现实，庸人们断定世界革命在当初必然就是不可能的，断定资本主义没有寿终正寝是因为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当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谁敢于一贯坚持作这样的预言呢？）。俄国革命将和各国无产阶级一起去争取世界革命的成功，否则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这就是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面对孤立所采取的国际对策。但是，官僚篡夺了一切权力之后，事情开始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
顺便讲一下，从以上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即无论客观条件对其如何不利，资本主义总是不会自行崩溃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只能依靠无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变为现实。这又转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极大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旧的生产方式中逐渐地演化而来的，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前，就已经获得了经济、文化及部分政治的领导权，其力量同旧势力相比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化的阶级，同无产阶级相比，他们才有着一贯的明确的阶级意识。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单纯的被雇佣地位，决定了其不可能在夺取政权以前就获得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领导权，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拥有当初资产阶级对旧势力的那种优势，像葛兰西那样企图让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全面的领导权是不现实的。（36）在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下，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更趋于分裂而非团结，更趋于消极而非积极。只有在革命危机到来时，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才会摆脱分裂，抛弃对旧统治秩序的顺从，爆发出对旧秩序进行冲击的意愿和力量，只有在此刻无产阶级才会获得对资产阶级的力量优势。
十二、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之路
一次大战结束后，国际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分裂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这两大集团，正是这两大领导力量决定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工人运动结局。在论述官僚对世界革命产生的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对社会民主党的表现进行一番考察。众所周知，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为了获得政权，欧洲古典社会民主党普遍采用了单纯依赖议会道路的战略，即唯议会主义战略。笔者认为，在实践中这一战略逐渐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社会民主党最终因固守这一战略而招致自我毁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并非是某一国家的特例，而是普遍现象。详见拙文《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
十三、背弃世界革命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官僚的新战略
前边讲到，俄国革命陷入孤立后，在国际方面，布尔什维克对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不稳定的平衡局面做出了清醒的判断，继续坚持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以备在将来的危机中有所作为；在国内，面对俄国工人阶级的消极被动状态，布尔什维克取消了民主，企图代替工人阶级行使权力以坚持到国际援助的到来。但是此举却催生了党内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最终吞噬了党，成了新的统治者。那么现在，官僚们又是如何来看待革命的孤立局面即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呢？将制定什么样的新战略加以应对呢？这些新战略又将对世界革命或者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官僚也概莫能外。孤立导致了官僚统治的产生和确立，现在，对于官僚来讲，权力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了，他们已经别无所求了。革命，对于俄国工人阶级来说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对于他们这些特权者和统治者来说，对于他们这些已经与工人阶级有了不同的利益的集团来说，革命已经结束了。官僚统治本来就是革命被孤立于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物，官僚只能且只愿充当一个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对于他们来讲，俄国一个国家就是“整个世界”了，他们的目标仅仅只限于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统治。既然世界革命新的胜利，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不会扩大我们的统治范围，那么我们干吗要去支持世界革命呢？只要把俄国打造得固若金汤，我们不就能享福万世了吗？让世界革命见鬼去吧！官僚们这样想。从另一角度讲，官僚已经把本国工人阶级踩在脚下，他们又怎么能相信别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有自己解放自己的力量呢？1924年秋天，斯大林将官僚们的共同愿望明确地表达出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教义诞生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其实就是官僚在期盼自己在苏联这一个国家内的统治能够永远存在下去。这纯粹是官僚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反动的乌托邦。新教义对老布尔什维克来讲是如此的骇人听闻和荒谬绝伦，这立即使季诺维也夫派与官僚集团分裂而加入到反对派当中。
官僚自愿地、主动地——而不是被迫地——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传统目标，但是，他们并不敢公开这样声明，这样必然会招致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反对，相反，他们把责任推到各国工人阶级身上：由于现在世界革命没有希望了，由于你们的援助迟迟不能到来，现在没办法，我们被迫只能单独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而且完全有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
反对派反驳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根本就不存在。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雄心壮志的外表背后，其实是官僚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盲目悲观。反对派质问官僚：你们有什么根据现在就敢预先断定世界革命在将来的历史时期毫无成功的可能呢？假如能够独自建成社会主义——且不论社会主义为何，这必然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那么你们有什么根据让我们相信各国工人阶级在这一历史时期只会无所作为呢？你们有什么根据让我们相信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无懈可击不可动摇的呢？我们此前一直坚持的判断——世界革命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为什么在你们眼中突然失效了呢（见本文第十一节）？由此可见，对于各国工人阶级来讲，一国论纯粹是一种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的论调。
对于反对派的诘难，官僚并不做正面回答，而是反咬一口，将悲观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的帽子扣到反对派头上：既然不支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反对派就是对苏联现在的前途悲观失望，就是要求苏联退回到资本主义。不仅如此，官僚更进一步篡改历史，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教义伪造为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宣称当初就是因为相信能够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才进行十月革命的，（37)因此，反对派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当初进行十月革命，就是与孟什维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者占到同一立场上去。要么支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要么就是十月革命和苏联的敌人，斯大林宣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长期以来，斯大林的诡辩唬住了许多人，但是这样的两难选择并不存在。
面对官僚的攻讦，反对派反驳道，官僚这是在把自己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七周年以后才产生的新梦想，硬加到当年的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头上。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有在一个国家建成的可能，并不必然意味着否认一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否认社会主义有在一个国家开始的可能。的确，孟什维克是因此而反对十月革命的，他们认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这个国家根本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因此工人阶级就不该夺取政权。但是，如前所述，当初布尔什维克为工人阶级能够夺取政权进行辩护的理由，并不是如斯大林们今天描述的那样简单地把孟什维克的论据翻转过来，即认为俄国一国已经具备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布尔什维克当时认为，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成分的，俄国的确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应该再像孟什维克那样只用狭隘的民族国家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应该从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俄国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但是全世界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俄国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但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能否取得政权——开始建设——和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是两码事，一国开始和一国建成是两码事；俄国工人阶级首先将在俄国这一国夺取政权，然后与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正是基于以上判断，布尔什维克才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
在这个问题上，尽管结论完全相反，但是斯大林的思维逻辑与孟什维克的思维逻辑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是从狭隘的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极端的表现形式，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两极相通，条件具备后，他们之间的相互转化也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了。在一极，像奥托•鲍威尔，原本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反对十月革命的代表人物，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他断言这是苏俄恢复资本主义的开始；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后期，看到官僚统治暂时能够维持下去以后，他就抛弃自己旧日的观点转而拥抱一国论了。(38)在另一极，苏联垮台以后，各式各样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的变种，由一国论者转而视孟什维克为先知先觉，纷纷指责俄国革命“过早”地进行了，“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当初就不该进行革命等等。这在今天司空见惯，无需举例了。
在斯大林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外，反对派继续坚持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指出了另外一种选择。在革命处于孤立的情况下，反对派认为，正确的战略应该是：虽然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可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一边开始国内建设，一边推动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国范围内开始，将在世界范围内最后完成；国内建设与世界革命都是必需的，都是可行的，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二者当中谁也不可以被放弃。反对派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决不是像斯大林所诬蔑的那样反对在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反对抛弃世界革命。与斯大林的诬蔑相反，反对派才是苏联工业化的首倡者，他们根本就不是对苏联的前途缺乏信心的悲观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反对官僚蜕化，争取恢复民主，推动工人阶级的复兴，加快经济建设，支持世界革命，这就是反对派的主张的全部，所有这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反对派的反驳，斯大林仍旧不做正面回答，只是回以加倍的诬蔑。
反对派进一步指出，官僚在对各国工人阶级盲目悲观的同时，对自己的力量则是盲目自大。与世界革命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相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才是不可能的，才是官僚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
“一国”与“社会主义”，二者本身就是水火不容的。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讲，官僚之所以敢于断定苏联一国能够独立地建成社会主义——暂且不论官僚眼中的社会主义为何物，原因在于相信苏联经济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而健康发展。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就是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才能诞生并成长起来，单独局限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连资本主义也不会“建成”，更不用说“建成”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力的矛盾，除了人所共知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这一对立面外，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界限对生产力的国际性质的束缚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不仅仅是要用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代替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同时还要用世界社会主义联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分裂。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建成，只能在世界范围才能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事关生死的现实要求。
如果这个率先取得革命成功的“一国”不是像俄国那样较为落后的国家，而是像美国、英国、德国那样的发达国家，那么全世界自然将会起来效仿这个“一国”，革命将迅速地从这“一国”扩展到全世界，“一国”现象自然也就不再存在了。如果这个“一国”是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那么长期“一国”的结局将不是“建成社会主义”，而是这“一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下的垮台和毁灭，这已由历史做出了结论。无论从哪一种情况来看，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注定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企图“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的分析，官僚无力反驳，但是也决不接受，利令智昏，企图让迷信权力万能并刚刚把权力攫取到手中的官僚认识到他们的统治不会千秋万代相传不衰，只能是徒劳无功。官僚的诡辩和诬蔑与反对派的分析和反驳相比是如此苍白无力，但是却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只是因为其背后有组织力量撑腰。
一国论不仅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更是完全反动的。放弃世界革命和采用一国论后，官僚唯一担心的就是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会粉碎自己的美梦，如果能够与帝国主义保持永久和平那就万事大吉了。要想与帝国主义做成永久和平的交易得需要筹码，那自然就是各国工人运动和共产国际各党。过去苏俄对各国无产阶级是全力支持，现在官僚转而变为单纯利用。对于官僚来说，各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必再致力于夺取政权，不必再致力于世界革命，不必再致力于将苏联从孤立中解救出来，仅仅做到片面的保卫苏联——也就是保卫官僚的统治——就足够了，能够充当苏联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工具就足够了。
由此可见，一国论就意味着官僚置自己的利益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上，牺牲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过为了让各国无产阶级心甘情愿地为其外交政策服务，官僚非但不承认这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反而要全世界无产阶级相信这代表着他们的最长远利益，相信这是一种全新的福音。官僚宣称苏联的存在是“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获得解放的主要因素”，（39）只要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那么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就有保障了。
不过，在最初刚刚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官僚还不敢同时公开宣布自己已经完全与世界革命决裂，毕竟旧的传统还深深地影响着俄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那样会立即招致他们的反对。为此官僚在自吹自擂的同时，继续用这样的诡辩来迷惑各国无产阶级：尽管没有你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独自也能建成社会主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永远不需要你们了，我们之间没有共同利益了，在建成社会主义后我们还是需要你们的援助的，还是需要你们完成世界革命的，因为只有那样才会使我们彻底摆脱军事干涉的威胁，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反对派指出，这种诡辩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在还很落后的、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都能够独自支撑下来，那么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后的——必然是更为强大的——苏联就更不需要国际援助了，更不惧怕军事干涉了。果不其然，后来斯大林干脆就公开否认苏联曾有过世界革命的企图，再后来则宣称苏联一国不仅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能够建成共产主义；最后就是“和平竞赛”论：只要保持着和平环境，苏联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竞赛中肯定会获得最后胜利，等到那时全世界自然将受惠于苏联，跟着进入共产主义。这样一来，就不是由世界来决定苏联的命运，而是由苏联来决定世界的命运了。既然如此，各国无产阶级就不必立足于自己解放自己，不必再为此付诸努力了，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苏联身上吧，静待福音降临的那一天吧。官僚用寄托主义的幻想取代了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现实主义斗争精神（长期以来，中国人常常误以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要比赫鲁晓夫们更具国际主义精神，其实二者是一脉相承）。
不仅如此，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背后还隐藏着官僚不敢公开袒露的担忧：如果新的革命成功了，孤立被打破了，另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像当年的俄国工人阶级那样直接掌握了政权，那么这必然会促使俄国工人阶级自主意识的复兴从而危及官僚统治。于是，世界革命的进一步的发展、孤立的被打破，现在变成了对官僚统治的致命威胁，自然也就招致了官僚的坚决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背弃、出卖、压制世界革命——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与后者连在一起，才能全面地理解前者的含义。简单地说，作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官僚的国内国际政策，就是对内镇压，对外投降。
十四、世界革命的灾难、斯大林自掘坟墓
前边讲了官僚放弃世界革命、转而主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动机或原因。除此之外，从国际角度来看，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分裂与动荡以及苏联初步恢复所取得的成就，也助长了短视的官僚们对苏联前景的盲目乐观。官僚们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既然由于分裂和动荡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不能对苏联构成致命的威胁，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肯定这种威胁在将来也不会产生呢？既然苏联的建设已经开始并取得了初步的发展，那么这种发展为什么就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呢？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在一个国家开始了，那么为什么就不会在一个国家完成呢？孤立既然产生了，那么为什么就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呢？我们的统治已经既然建立起来了，那么为什么就不能万世长存呢？除了军事干涉，阻止这一切的“极限”（布哈林语）在哪里呢？这样的极限是不存在的，官僚们相信。
但是，这样的极限是存在的！如果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所处的不稳定的对峙局面能够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官僚统治尚可多苟延残喘几日。但是，如前所述（见第十一小节），这种局面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一旦这种对峙局面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结束，一旦资本主义世界摆脱了社会经济总危机而重获繁荣与稳定——这必然以工人运动的失败为前提，那么它就可以凭借其巨大的优势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手段来摧毁苏联。这就是事关苏联存亡的具体可见的极限。
1928年，已被流放的托洛茨基警告斯大林和布哈林们：“这种‘极限’不仅存在，而且不止一条，……最重要和最可怕的‘极限’有可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真正长期稳定和一次新的复苏。……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资产阶级也没有为所欲为的充分信心，像这样不稳定的局面迟早会以某种方式而突然结束，其结果不是有利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取得真正的长期稳定，而这种稳定的基础将使人民群众遭到压制，殖民地人民遭到摧残……或许我们自己也要被踩扁了。……只有借助无产阶级的失败和革命领导的错误，欧洲资产阶级才能够找到摆脱自身严重矛盾的持久方法。反过来说，只有当无产阶级能够在革命道路上找到一条摆脱目前这种不稳定均势的出路时，才能阻止世界资本主义取得新的繁荣。”（40）
但是，官僚对这一警告置若罔闻，继续沉溺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美梦中。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战略，就是这种“革命领导的错误”，这一错误毁灭了国际工人运动，促成了战后资本主义的大繁荣，促成了那种毁灭苏联的“极限”的出现，最终也促成了官僚自己的毁灭。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战略被确定后，这时“反革命不仅是美国和西欧列强的战略，而且也是苏联的战略。尽管列宁曾通过共产国际积极煽动世界革命，但斯大林放弃了这种路线，以便与其西方盟国就势力范围达成协议。斯大林的对外战略基于两项主要的战略原则：使共产国际服从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为保证苏联庞大牢固的势力范围而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41）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变成了反革命的大本营之一。
世界革命的暂时失败使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官僚化的同时，斯大林也在共产国际进行着同样的努力，企图使共产国际各党官僚化，变为其俯首帖耳的外交工具。正在成长中的共产国际各党能够挫败官僚的企图吗？不幸的是，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在斯大林的干预下，整个共产国际也官僚化了，共产国际各党的领导最后大都被类似王明这样的斯大林的忠实走狗所把持，一方面对斯大林惟命是从，另一方面则在党内推行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化”，在还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变得毫无民主可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随之变成了各国共产党的首要原则，各党不再致力于自我解放，转而以“保卫苏联”——充当官僚的外交工具为最高使命。官僚的反革命战略于是得以贯彻执行`。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革命若要取得成功，仅仅具备客观形势和群众情绪的激进化是不够的，主观条件——革命政党的领导——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一个革命政党事先就承认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那么它自然也就不会再对革命加以准备和争取了，即便革命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而自动降临，那么它们也会因此而无所作为、错失良机。共产国际采用了官僚们的战略以后，必定不能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不能将革命形势转化为革命本身，从而使整个工人运动在即将来临的危机中陷入被动。革命的推动器变成了革命的制动器。
如前所述，斯大林整个统治期间所面对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苏维埃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关口。在这样的时代，即使仅仅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也必须要采取一种彻底的、坚定的、明确的革命战略才能达到目的，企图靠作交易和耍手腕来解决矛盾是根本行不通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历史，就是其交易破产的历史，就是其小手腕失灵的历史，同时是各国工人运动失败的历史，是革命形势转化为反革命现实的历史，是反革命摧毁工人运动的历史，是一部世界革命的灾难史。下面是他们的一份简单的罪行纪录。（42）
1923年斯大林初次干涉共产国际的事务就使德国工人阶级在鲁尔危机期间无所作为，错过了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这预示了十年以后德国工人运动对希特勒的投降；1927年斯大林的“苦力”政策葬送了中国革命，此后很长时期里继续数次险些使中国革命重蹈覆辙；在与改良主义者进行无原则的合作一无所得后，转而在1928——1934年期间推行“第三时期”的极“左”政策，加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极大地便利了希特勒的上台，随后又对希特勒不战而降；1935年斯大林——赖伐尔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又从极“左”跳到了极右，采用“人民阵线”的阶级合作政策以讨好英法资产阶级，开启了共产国际社会民主党化的进程；1936年人民阵线阻止了法国工人阶级自发掀起的革命高潮；西班牙内战期间，在革命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的情况下，阻止革命的深入，直至直接公开镇压倾向革命的工人，最后导致了佛朗哥获胜；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不许各国工人阶级反抗纳粹；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让各国工人阶级充当英美资产阶级的“苦力”，不许其独立自主地抗击法西斯；不许印度工人阶级反对其盟友英国的殖民统治；二战后期及结束初期，不许欧洲各国的共产党采取夺取政权的战略；出卖希腊革命；打压南斯拉夫革命，等等（斯大林掌权后，共产国际各党完成了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化”，成为名副其实的集中型政党，但这些政党却鲜有领导革命成功的例子，至于那些成功的例子——像南斯拉夫和中国——却首先是因为在政治上反对斯大林的结果，而非强调“集中”的结果，这从反面证明了那种在革命性与集中的先锋党之间划等号的论调的荒谬）。
这只是从其罪行中选择了几处明显的例子罢了。当然社会民主党的工运官僚们的罪行也并不比斯大林主义者逊色，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了。在斯大林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领导下，工人阶级经历了一个不断失败的过程。当纳粹肆虐整个欧洲大陆时，欧洲工人运动陷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除了英国和个别中立国家，所有的工人运动——不管是由社会党还是由共产党充当领导——全军覆没，无一幸免。革命的苏维埃的欧洲未能实现，变成现实的是一个反革命的、法西斯的欧洲。
随着抵抗运动的兴起，欧洲工人运动开始复兴。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元气大伤的欧洲资本主义再次受到了工人运动的威胁，代替法西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欧洲呢？此时斯大林企图将其在战争期间所建立的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同盟关系，在战后继续保持下去。于是欧洲工人运动再次成了他与英美资产阶级作交易的牺牲品，资本主义恢复活力的最后一道障碍被清除掉了，“正是斯大林，‘而不是美国人，保存了西欧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43）
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大救星首先是希特勒们，（44）他们从外部摧毁了工人运动。同样重要的救星是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们，这些工人运动的领袖们所采取的自杀性政策，成为工人运动失败的内部原因。只是在他们的“配合”下，资本主义才得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庸人们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世界革命本来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工人阶级的失败——资产阶级的胜利——并非是主观（领导）因素造成的，而是客观必然性所至；也就是说，一方面资本主义强大无比、坚不可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则软弱无力，难以胜任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角色。这实际上是把结果等同于原因，以结果替代了过程。难道希特勒、多尔富斯和佛朗哥们是不可战胜的吗？难道工人阶级不曾表现出战胜他们的意愿和能力吗？难道——如前所述——不正是因为领导们的失职才使工人阶级的死敌获得了胜利吗？失败并非是必然的和注定的，工人阶级本来有机会在斗争中获胜，工人阶级也曾屡次向资本主义秩序发起了冲击，但是由于其领导力量的失职和阻挠，这一切都功亏一篑。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与其领导各司其职，决不能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群众头上。群众的表现是合格的，反观领导们则令人汗颜，倘若领导们的表现合格，那必将是另外一种结局。蒸汽已备，只欠活塞。没有错误的群众，只有错误的领导。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最适用于这一概括。
时至今日，世界革命一直未能成功，似乎证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在当时是不得不做出的现实主义的选择。恰恰相反，从本文以上所述中应该得出新的结论：不是世界革命的彻底失败迫使官僚做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选择，相反，是官僚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战略导致了世界革命的彻底失败。世界革命的暂时失败——孤立的暂时存在——促使官僚兴起，官僚采用的一国社会主义战略反过来又促使世界革命进一步走向失败，直至这一失败成为根本性的和决定性的，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耍弄了二十多年的小手腕之后，斯大林不仅充当了世界革命的掘墓人，而且也充当了苏联的掘墓人，充当了他自己的掘墓人。现在，毁灭苏联的“极限”出现了。
十五、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资本主义转危为安、战后黄金年代的开始与结束、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攻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下，工人运动连遭重挫。先是战后席卷中东欧的革命无一成功（俄国除外），其中，匈牙利、芬兰两国的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被帝国主义残酷镇压；意大利工人阶级发起冲击后却半途而废，其力量随即被法西斯的反扑所摧毁；德奥两国革命高潮退却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最后在三十年代被希特勒和多尔富斯扫荡无余。随后是法国人民阵线破产；西班牙革命被斯大林（从内部）和佛朗哥联手消灭；纳粹统治整个欧洲。抵抗运动兴起后，工人阶级再次恢复为一支能够决定欧洲前途的力量，但最终仍是毫无结果。
工人阶级在遭受了这一系列失败后，或者说在资产阶级战胜了工人阶级的冲击以后，资本恢复积累功能的社会条件终于具备了。（45）同时，列强纷争的局面也不复存在，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全球资本主义新秩序确立起来。到此为止，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结束了，资本主义又恢复了强劲的增长，一轮新的繁荣长波开始了，战后“黄金年代”到来了。
资本主义逃过了一劫，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则遭到了历史性失败。
自19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以来，整个工人运动对以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充满了信心，然而，自从第一次大战开始工人阶级经历的却大都是不成功的革命和法西斯的噩梦等一系列的失败。遭受这些打击以后，尽管工人阶级的组织可以重新建立，但是，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信心和意志却难以再恢复起来，这是这一历史性失败所造成的最深重的后果。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失败并非是必然的和注定的，工人阶级本来有机会在斗争中获胜，但是由于其领导力量——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失职和阻挠，这一切都功亏一篑。经历了这些失败后，这些领导们在堕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对于失败的原因，他们没有认识到是由于自己采取了错误的战略和策略，相反，却认为由于自己的目标原本就是不切实际的，才招致了失败。战后的工人运动继续由这些力量控制着，工人运动——不管是由社会民主党充当领导还是由共产党（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充当领导——的激进的社会主义性质逐渐淡去，工人运动的目标事实上被局限为与资产阶级取得共识和达成妥协，于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处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的局面（当然这并非绝对的，像突如其来的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当时已经动摇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是由于处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的法国共产党的阻挠，才挽救了资产阶级）。没有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就没有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与稳定；不是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令工人运动遭到失败，而是工人运动的失败才使资本主义恢复了生命力。
欧洲资本主义各国（西、葡、希三国除外）与议会民主制长期和谐相处，是战后社会稳定的突出表现之一，其实这也是工人阶级历史性失败的后果。财产权或私有制与民主制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反对君主专制时期，资产阶级只是要求用少数有产者的权力来代替君主一人的权力，并不要求人民主权。只是迫于工人阶级的压力，资产阶级才于十九世纪后期逐步给予工人阶级选举权。在做出这一决定后，资产阶级对民主制的实验一直是忧心忡忡。这一担忧决非空穴来风，工人政党利用合法性和普选权很快就壮大起来，向资产阶级发起了挑战（见第十二节）。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资本主义根本就不能再继续与民主制共处下去，于是资产阶级便用法西斯主义代替了议会民主制，同时摧毁了整个古典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利用民主制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的威胁被解除了。经此打击后，工人运动的激进性质在二战以后逐渐淡化，其利用民主制挑战资本主义的能力丧失了。因此直到此时，在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消失以后，民主制才在各国长期盛行起来。可以说，先有法西斯的肆虐，才有民主制的盛行。（46）
战后福利国家与其它改良措施的实行，常常使人们低估了工人阶级所遭到的这一历史性失败的严重性和深远性，高估了这些改良措施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这些改良措施的出现，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达成妥协和共识的产物，一方面资产阶级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做出了让步，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则放弃了昔日激进的要求，这促成了战后社会稳定局面的出现。这一观点看似有理，其实不然。当两次大战之间工人运动最为激进和最为强大时，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对之做出改良或让步，不仅没有寻求与之达成妥协或共识，反而是用反革命和法西斯来对付工人运动。在打垮工人运动解除其对自己的威胁后，资产阶级才接受了那些所谓的改良措施。如果硬要说是妥协的话，那也至多不过是在工人阶级遭受失败后力量又有所恢复时才做出的妥协罢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战后繁荣开始以后，资产阶级能够承受那些改良措施，而这又不会对其经济政治统治秩序构成威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繁荣的延续，资产阶级又何乐而不为呢！一边是历史性的胜利者，一边是历史性的失败者，妥协和共识从何谈起呢？这根本不是势均力敌的双方达成的妥协和共识，这样的妥协和共识又怎么会稳固呢？主动权是由资产阶级掌握着的，乐则予之，不乐则夺之。正因为如此，当战后繁荣结束于七十年代后，共识和妥协也就化为了泡影，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开始了（赫伯特•马尔库塞从相反的角度同样高估了这些改良措施和战后繁荣的作用，他认为战后工人运动的激进性质的消失或西方社会的稳定，是工人阶级作为消费者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结果，这其实是一种缺乏历史根据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以马尔库塞的祖国德国为例，二战后德国工人运动之温和跟二战前半个多世纪之激烈相比，可谓大相径庭，由激烈而突然温和，这难道是因为经济原因所造成的吗？根本不是，如前所述，这完全是工人运动惨败于纳粹的结果，这是由具体的政治原因和历史原因造成的。果真如马尔库塞所言的话，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工人阶级的状况根本不能与黄金年代相比，一体化已是名存实亡，此时工人运动该重新恢复激进，但总的来说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反而是更趋于非政治化了。马尔库塞一味地抱怨群众，实际上起到了替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者这些罪魁祸首推卸责任的作用。类似马尔库塞之类抱怨群众的人物甚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本来，战后繁荣在七十年代中期的结束和新的萧条长波的来临，实际上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破产，这应该成为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的好机会。但是由于主流工人运动已经放弃了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的目标，因此他们现在拿不出全新的替代方案来解决危机，工人运动的目标只能继续局限于维持过去繁荣时期的“成果”。这样一来，工人运动不但不能转入进攻，反而处于保守的境地了。
资产阶级则立即发起了进攻，“新自由主义革命”（或“新保守主义革命”）开始了。新自由主义宣称，危机的出现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的，而是由于对资本的干预——福利国家、强大的工会等等——造成的，只有摧毁这一切，恢复到昔日的纯粹的资本主义，才能克服危机。“养尊处优”的工人成了危机的罪魁祸首，危机的受害者成了危机的替罪羊。面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受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新改良主义战略支配的工人运动反抗无力，节节败退，于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高奏凯歌。社会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危机。
十六、官僚统治的危机、民主革命、官僚统治的结束
再回到苏联，看一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危机的同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也陷入了危机。
二战期间，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这样的难题：既要利用斯大林和工人运动来击败德国等竞争对手，又要避免纳粹垮台以后的权力真空被工人运动所填补，要解决这一难题离开斯大林的帮助是不行的。幸运的是，斯大林忠诚地担当了抗击纳粹和压制工人革命这一盟友角色，他希望通过这些表现来赢得资产阶级的信任，从而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战后仍旧能够与其保持同盟或合作的关系。资产阶级的难题在斯大林的大力协助下终于得以妥善解决。现在，斯大林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存在了，资产阶级将其抛弃的时刻也就到来了。1947年，冷战开始了，一种斯大林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变成了现实：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第一次受到了一个稳定的、团结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面对这一包围，苏联的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这就是二十多年来斯大林拿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作交易的最终结果。
尽管战后曾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这些新的国家都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非核心地带，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西欧北美仍旧安然无恙，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得以保持，资本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地位未受动摇。另外，所有这些革命自开始就全部带有严重的官僚弊病，即使像南斯拉夫和中国这样因冲破斯大林的阻挠而独自获得成功的例子，其工人阶级也从来没能像俄国革命初期的俄国工人阶级那样起到过独立的作用，从来没能直接掌握过政权。因此这些革命根本不足以对西方工人阶级和苏联工人阶级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下，官僚统治的蜕化日益加深，其危机也日益严重。长期的官僚统治，令苏联人民越来越难以忍受，官僚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破产已是有目共睹，一场反对官僚统治、追求民主的运动兴起了。
民主是不能在抽象的非经济的真空中运行的，那么这一民主运动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是追求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呢，还是追求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运动呢？即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在初期是模糊的，那么随着运动的深入也必将只能演进为二者之一。
前面已经指出，苏联工人阶级仅靠其内部力量已经无法再恢复其政治自主性，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依赖外部革命的推动。如果世界革命成功，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推翻了本国资本的统治，建立起工人民主政权，那么新的榜样必然会立即激发苏联工人掀起一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粉碎官僚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恢复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民主制，建立民主的计划经济体系。但是由于世界革命的失败，外部推动力未能出现，同时由于官僚统治一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从而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因此，苏联工人阶级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意志，这样一种由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就未能出现。
既然这种民主观缺乏力量来参与对民主运动的领导权的竞争，既然民主浪潮又不可遏止，那么另外一种民主观获得统治地位也就不可避免了：社会主义与官僚统治不可分割，要想拥有民主，就必须废除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必须恢复资本主义，这种思潮逐渐在民主运动中成为主流。不过，大家应该注意到，民主和资本主义不可分割这种观点决非自运动开始就处于主流地位，只是在运动末期才逐渐如此，即使是后来最为亲西方的波兰民主运动也不例外。
官僚开始进行“新思维”后，他们的统治渐趋动摇，官僚们这时也开始加入并主导了反对官僚的运动。官僚积极鼓吹民主和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借追求民主来恢复资本主义和掠夺原来的国有财产。官僚利用自己的权力采取的最后一次行动就是摧毁苏联和推行私有化。在此过程中，原来拥有的权力保证官僚从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官僚变成了资本家。
十七、总结与展望、人类的苦闷、新的选择
写到这里，不知不觉中，本文对于俄国革命的回顾，已经扩展为对整个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回顾，扩展为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回顾。论从史出，做了这一番回顾之后，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二十世纪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对决中，工人阶级率先在俄国取得突破；革命初期，通过苏维埃民主制，俄国工人阶级曾经一度直接掌握政权，这与后来的官僚统治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阻挠和失职，革命在西欧未能成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形成对峙。俄国革命陷入孤立，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因内战和孤立无援而耗尽；布尔什维克于是被迫取消苏维埃民主和党内民主，企图代替工人阶级行使权力；但是取消民主却催生了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最终将党吞噬，变成新的统治者。官僚集团又加剧了国际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的危机，在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领导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决战以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而告终。这一失败，一方面使资本主义得以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总危机中逃脱出来并转入战后的黄金年代，进而在黄金年代结束以后向工人阶级发起新自由主义攻势；另一方面则没能将苏联工人阶级从官僚的统治下解救出来，使官僚统治的蜕化愈发加深直至最终垮台。
这就是本文对俄国革命史和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概括。
既然如此，那么俄国工人阶级的丰功伟绩是不能被抹煞的，他们的历史创举挽救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荣誉，挽救了俄国革命的荣誉。
既然如此，那么苏联的崩溃只是意味着官僚统治的破产，而非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破产。
既然如此，那么革命之后并不必然意味着将继之以革命蜕化和官僚统治，只要能做到避免孤立和工人阶级力量的衰落，蜕化就不会发生。
既然如此，那么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没能完成与俄国工人阶级相同的创举，并非因为他们是万劫不复的奴才，而是因为那些领导者们——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责任；只有错误的领导，没有错误的群众。
既然如此，既然俄国工人阶级曾经表现出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的意愿和能力，既然我们这个世界仍是个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雇主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相对立的世界（这一点常常被人否认，但却是事实），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今后某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会重新具备同样的意愿和能力呢？为什么不能相信将来这种意愿和能力会扩展到全世界工人阶级身上呢？
既然如此，尽管在二十世纪工人阶级的失败是深重的，但是我们仍旧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二十世纪的历史以资产阶级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就在资产阶级正陶醉于自己刚刚获得的胜利的时候，其失败却接踵而至了。但是，工人阶级由于背负着二十世纪一系列失败的沉重包袱，由于不知道用何种新的经济和政治方案来替代资本主义，因此就不能围绕这一替代方案形成新的有生命力的运动，进而利用危机对资本主义发起挑战。我们来看看下面几个例子。
苏联崩溃后不久，由前官僚主导的私有化将人民洗劫一空，通过短暂的“休克”进入天堂的幻想变成了长期的空前的经济倒退，资本主义顷刻间名誉扫地。有一句话经常被引用来概括这一情况：为了在俄国丧失名誉，社会主义用了七十多年，而资本主义只需三年就做到了。据说，俄罗斯共产党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本来能够获胜，但到了关键的冲刺阶段，他们却故意放慢了步伐，放弃了执政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选举获胜！上了台后怎么办？他们不知道。回到过去吗？这行不通。怎么建立新社会？他们更是无从着手。
2001年底，在新自由主义的样板阿根廷，危机如海啸般袭来，资本主义在整个阿根廷立即变得声名狼藉。资产阶级对自己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包括那些平常被视为“中产阶级”的群体在内的广大群众走上了街头，革命事实上已经开始，我们不能再企盼还有比这种情况更好的革命形势了。但是运动却停留在罢工和街头骚乱的阶段而不能再深入下去，这也首先是因为缺乏新纲领对运动加以引导的缘故。
2002年，巴西劳工党获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但是，面对着国内的问题他们束手无策，最后只能靠听命于国际资产阶级的教导来度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造成的。
再看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新自由主义肆意横行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其鼓吹的药方都已被付诸实施，福利国家被削弱，工会被压制，资本为所欲为，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产生新自由主义当初所许诺的疗效，资本主义的现状仍旧根本无法与其战后初期的黄金年代相比。现在人们之所以继续容忍现状，首先是因为看不到别的出路何在，不知道拿什么来代替它。
今天，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现实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不满也是现实的，所欠缺的是一个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纲领或新方案，缺乏的是一个与已经破产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纲领。由于缺乏这一纲领，人类正处于极度苦闷之中。当马克思在贫病交加中进行着理论探索时，他几乎丝毫不为世人所注意。但是，马克思刚刚逝世不久，一个以他的思想为指南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便在全球骤然兴起。由此可见，一个未被玷污的、充满着吸引力的纲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作用。
当务之急，是制定新的纲领，明确斗争的目标，明确为实现此目标而依赖的社会力量，明确此力量为实现目标而需要的斗争方式和途径。总结历史，展望未来，这一新的纲领到底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否认有这样的纲领存在，在官僚统治垮台后，资产阶级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了，除了资本主义，人类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们却坚信，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一个既不受资本的奴役又不受官僚的奴役的社会是可能的！民主的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可行的选择，由工人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联合起来民主地从而也就是自由地决定资源配置次序的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可行的选择，由工人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联合起来进行自我管理的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可行的选择。（47）同资本主义相比，同已经破产的官僚统治相比，这一选择更加值得人类去追求。
围绕这一新的纲领吸引工人阶级，组织新的工人运动，这是工人阶级争取自我解放的关键，这是社会主义恢复信誉的关键。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正确理解俄国革命是不可或缺的。
注释：
（1）参阅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卢森堡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参阅厄奈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第三章第三节“列宁是包办代替主义的根源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3）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不断革命”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
（4）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第一部《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66页。
（5）革命的主要内容并非是密谋暴动，而是争取群众，即争取苏维埃的多数。
“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比起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盟……暂时还处于较弱的少数地位。……当这个政府（即苏维埃——引者注）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宣传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只要我们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使群众不再受骗。我们不希望群众相信我们的诺言，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希望群众从实际经验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114——115页。
“觉悟的工人要夺取政权，必须要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9卷，第133页。
（6）《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6页。
（7）同上，第22页。
（8）同上，第67——71页。
（9）《卢森堡文选》下册，第503页。
（10）同上，第545页。
（1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第130——132页。
（12）《卢森堡文选》下册，第551页。
（13）在同一著作的同一章节中，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一方面认定1917年革命时集中的先锋党根本就不存在，但同时又对集中的先锋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大加鼓吹，如此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理喻。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二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63页。
（15）对于当时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窘境及其矛盾心情，伊萨克·多伊彻做出了生动的描述，这一部分内容可能是他的著作当中最出色的章节。参阅《先知三部曲》第二部《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一章“权力与梦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多伊彻的观点的错误方面，见本文第十节。
（16）对布尔什维克当时所采取的非常措施的批判，可参阅《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第三章第四节“1920-1921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黑暗岁月”。
（17）《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745页.
（18）同上书，第75页。
（19）最近几十年来，布哈林被人为地拔高了。这表现在首先，布哈林通常只被看作斯大林的牺牲品和受害者，而他作为斯大林长期的同谋和帮凶以及失势后安于充当其走狗的行径，则被有意识地忽略；其次，布哈林的经济主张被当作与1929年开始的斯大林模式所不同的可行的替代选择，而事实上，布哈林模式早在斯大林模式破产以前就已经破产了，不要忘记，只是在1928年布哈林的政策走入死胡同以后，斯大林才与布哈林分道扬镳的。对布哈林其人其事简明扼要的分析和(尽量克制的)批评，参阅伊·恩·卡尔：“布哈林传奇——评斯蒂芬·F·科恩的<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国社科院马列毛研究所编：《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0）《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7页。
（21）曼德尔：《以托洛茨基为可供选择的道路》第三章“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斗争”第一节，中译文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13/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2-book1-3.htm。
（22）同注20。
（23）同上书，第367页。
（24）反对派的社会经济主张可参阅《以托洛茨基为可供选择的道路》第四章“托洛茨基的可供选择的经济战略”，中译文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13/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2-book1-4.htm。
（25）托洛茨基：《反对派政纲》，《俄国局势真相》，三联书店，1963年版。
（26）新纲领有如下内容。
“问题并不在于拿这个统治集团来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必须让位于苏维埃民主政治。恢复批评权利和拥有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意味着恢复苏联各党派（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的自由，恢复工会的作用。在工业中实行民主意味着按照劳动者的利益从根本上修改计划。自由讨论经济问题将减少由于官僚主义的错误和左右摇摆而增加的总开支。浪费金钱的玩艺儿，如苏维埃宫殿、新剧院、富丽堂皇的地下铁道——将停止建筑，而改为兴建工人住宅。‘资产阶级分配规准’将被局限于必需的严格范围以内，并且随着社会财富增长而逐步让位给社会主义平等。军官等级制将立刻废除。”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2页。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承认那些苏维埃党派是苏维埃政党。从头到尾修改经济计划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必须恢复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的权力。必须由一个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来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托洛茨基：《过渡纲领》，《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7——48页。
（27）托洛茨基被流放西伯利亚时，奥斯汀·张伯伦（签订慕尼黑条约的张伯伦的哥哥）期望斯大林能进一步把托洛茨基枪毙；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之后，丘吉尔则是拍手称快。《流亡的先知》，第20页。
1943年斯大林为讨好其英美盟友而解散仅剩一具躯壳的共产国际之后，美国资产阶级欢呼道，“全世界人民又可以自由呼吸了。托洛茨基的傻念头被抛弃了，马克思的梦想完蛋了” ，“斯大林已经埋葬了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托钵僧。他已处决了那些把王国建立在现世并想要进行世界革命的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工人党情报局》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页。
（28）《流亡的先知》，第22页。
（29）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苏联的发展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69页。
（30）卢森堡：《俄国的悲剧》，《卢森堡文选》下册，第514——515页。
（31）《被背叛了的革命》，第202页。
（32）见《流亡的先知》。
（33）奥托·鲍威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鲍威尔言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
（34）托洛茨基：《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35）《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66页。
（36）对葛兰西的批评参阅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第十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7）不管是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期间以及革命陷入孤立后，列宁终其一生一直是世界革命论者，在他最后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当中，仍旧把“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当作关键问题来思考。斯大林只是从其长达几十卷的全集中找到可怜的两三处文字加以歪曲解释，试图来证明列宁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创始人。反对派当时就已经驳斥了斯大林对列宁的歪曲并举出了更多达几十倍的例子来证明列宁是斯大林的新教义的反对者，仅仅依靠托洛茨基的《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就足够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了。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1965年版。
（38）同注33。
（39）《共产国际纲领》(1928年)，《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1964年版，第693——694页。
（40）《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第56—57页。
（41）L•S•斯塔福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68页。
（42）全面系统地阐述官僚对世界革命造成的危害的可靠著作还没有见过，读者暂且可参阅《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工人党情报局》。
（43）《全球分裂》第668—669页。
（44）法西斯对资本主义世界可谓居功至伟，丘吉尔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35年他称希特勒“所做出的成就出乎人们的预料，可以说，这对于人类历史是一大贡献。”1937年他又讲到：“如果我的国家吃了败仗，我希望我们也能找到（希特勒）这样出色的领袖。”特鲁汉诺夫斯基：《丘吉尔的一生》，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67页。
1927年对墨索里尼赞扬道：“我们会在你们的反对列宁主义的胜利斗争中，始终诚心实意地和你们在一起……在国际方面，你们的活动支援了整个世界……意大利向我们表明应当如何同破坏势力斗争，……意大利为俄国毒药制出了必要的解毒剂，从此以后，任何一个大国不会再对危害性疾病束手无策了”。《丘吉尔的一生》，第224页。
甚至二战结束后，他仍旧对墨索里尼赞赏有加：“（墨索里尼）把在1919年可能陷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意大利人民拯救出来，……如果不是他的统治，而是另一个人的统治，那就很可能出现一个共产党的意大利，……即使在战争的结局已经明确无疑的时候，墨索里尼他仍然会受到盟国的欢迎。……他的伟大的历程仍不失为他个人权力和长期统治的一个纪念碑。”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45）国际工人运动的失败是战后资本主义繁荣的必要前提，关于此问题可参阅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菲利普•阿姆斯特朗等：《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与破产》，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46）民主为何从资本的对立面变得与资本能够长期安然共处，这常常令人疑惑不解：“即使今天，为什么代议制民主会在提供这些保护功能（即与资本主义安然共处——引者注）上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这一点也尚未明晰。”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47）具体设想参阅曼德尔：《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五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第五章“自治、丰裕和官僚的消失”。
二零零六年八月六日初稿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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