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历史上的1989年四月份，连续四天，超过400名中国最聪明的政治学者们聚集在一个烟雾弥漫的北京酒店的大厅里，激烈辩论着这个国家的未来。纽约时报报导说，这些参与辩论的人当中包括今天中共领导人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和俞正声，也包括那些六四之后入狱、流亡的学生运动领袖，这一届中共领导人跟六四的关系如此紧密而又如此矛盾。
1989年4月，现任中共领导人李克强曾与逾400名中国政治精英学者激辩国家未来。图为今年5月他参加柏林召开的会议。(Zick Jochen/Action Press - Pool/Getty Images)
纽约时报6月4日报导说，1989年，在经过十年的经济转型之后，中国面临着政治自由化的呼吁。几天之后，抗议在天安门广场爆发。那些参加会议的人的生活发生了剧烈的不同转折。其中几个人现在是国家领导人包括中共总理李克强。其他人入狱或流亡，被指控支持撼动共产党的示威。这场运动以士兵六月四日横扫北京城而结束，枪杀了数百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和旁观者。
帮助组织那次会议的陈一谘说：“会议的气氛是百家争鸣。”“后来，再也不可能举行一次像这样的会议，每个人都愿意就不同的观点进行争论。”
中共新领导人跟六四关系亲密
纽约时报报导说，今年是六四流血24周年，也是共产党新领导人上台之后的第一个六四周年，这一届领导人是由一群跟1989年事件具有如此亲密和矛盾关系的官员所主导。许多高级领导人在八十年代处于他们的政治学徒期，那时候被允许和被禁止的界限不像现在这样鲜明。他们的生涯和友谊，以及有时候他们的观点，跟那些六四镇压之后被监禁、被撤职的知识份子，官员和政策顾问们发生重叠。
没有几个人期待这一届新的领导人，会颠覆官方对天安门运动的定性“反革命叛乱”。但是今天领导人在1980年代的政治实验当中的浸淫引发疑问：是否他们将对新思想和讨论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开放？
中共领导人就经济的不同策略公开辩论，但是他们对政治自由化的呼吁却越来越罕见。现在，至少，任何潜在的拥抱更多80年代的自由精神似乎都受到在官场当中向上爬而要求的因循守旧的阻碍，他们害怕被指责为异端思想。
六四对中共新领导人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纽约时报报导说，但是六四的教训和它的镇压余波可能重重压在中共新领导人的心上，特别是如果他们面临另一轮政治起义，赵紫阳前助手吴伟说。
“对于那些现在在位的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政治负担，即使他们从不能公开讨论。”吴伟说。“现在那个事件的参与者都已经中年或更老，它仍然是他们心上的一个结。”
根据当时新华社编辑仲大军说，现年57岁的李克强总理是本届政治局25个委员当中六个曾经参加那个会议的人之一。政治局当中其他参加那个会议的人还包括李源潮，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中纪委书记；俞正声，政协主席。
大学里的改革辩论
纽约时报报导说，许多这些未来的中共领导人那时夹杂在数万名参加70年代末高考进入大学的数十万学生人潮当中。在荒废学业的十年文革之后，他们热切的汲取知识。
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习近平是福建省一个地方官员，远离北京的抗议。但是他的父亲习仲勋，一个共产党元老，是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也是被废黜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的朋友。胡耀邦的去世点燃1989年天安门学生抗议。
当时，中国放弃了对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狂热并在邓小平领导下追求市场改革，其允许农民，工厂和商人摆脱政府束缚。经济的变化伴随新思想的发酵和政治开放文化创新的呼声，尽管保守派发起反对“精神污染”的反攻。
“我们都共有的信念是，中国必须改革，并且需要紧急这样做。”作家陈子明说。“学生和学者唯一的真正分歧是，是否首先改革经济，还是首先进行政治改革，或者两者同时进行。”
李克强参加校园沙龙
纽约时报报导说，许多中共现任的领导人在这种发热的气氛下开始攀爬政治阶梯，当时某些官员跟那些更加激进变革的倡导者混在一起并非不同寻常。当时作为一个学生，李克强跟胡平和王军涛交往，这两人是八十年代自由学生选举的领袖。朋友们说，李克强有时候加入校园沙龙，在那里学生们辩论选举政治，西方哲学和专制统治的弊病直到深夜。
之后，朋友说，李克强被党政官员哄骗放弃去国外学习的机会，相反成为一个共青团干部。“那时候，我们有很多共同观点。”王军涛说，他在六四之后被监禁，在1994年流亡美国。“许多分裂我们的问题那时候还没有出现。”
王岐山被称为“四大改革先生”之一
纽约时报报导说，其他未来的领导人来自于相似的背景。王岐山，目前的反腐主管，在80年代就作为“四大改革先生”之一而赢得名声，他们是年轻的倡导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的知识份子。八十年代末，他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这个丛书受到学生的欢迎。
陈一谘当时是政府研究所的领导人，组织了北京那次会议。他回忆他在1988年跟王岐山有一番长谈，以及跟李克强有一番长谈。
到1989年，分歧在撕裂共产党领导层。尽管经过十年的经济增长，学生和知识份子对于腐败和共产党不愿意效仿苏联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沮丧。更广泛的民众也对于官员特权和启动通胀的价格改革感到愤愤不平。
这些紧张被胡耀邦的去世点燃。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悲伤升级为要求遏制权力和特权，并通过采取步骤实现民主和言论自由。
赵紫阳和其他比较温和的共产党官员主张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和新闻自由以平息不满。但是强硬派争论说，自由化是一个威胁，不是一个处方。他们获得邓小平的支持，邓更加热衷于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妥协。
李克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
纽约时报报导说，王军涛回忆最后一次跟李克强见面，他过去的大学熟人，是在1989年五月中旬。当时李克强跟一群官员试图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并回到课堂。“作为一个学生，他常常说出他的想法。”王军涛说，“现在他的一些闯劲没有了。他成为一个听从上司的官员。”
到5月20日政府宣布北京实行戒严的时候，赵紫阳的权威被打破，邓小平和共产党保守派准备对挤满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作出强硬反应。两周之后，士兵和坦克朝广场挺进，中国经历清洗和监禁的痉挛。
“共产党制度改变人。”吴伟说。“一旦你走上这条路，你学会为了保护你自己，你必须捍卫这个制度。但是我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给他们留下痕迹。”“为了在党内生存，你必须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王军涛说。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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