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衍
朱全忠、多尔衮与曾国藩是分别消除黄巢与李自成、洪秀全农民政权的主要流氓势力的魁首，特别是朱全忠，实名叫朱温，因“效忠”末唐而改名朱全忠，实际上他才更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而翻开中国历史，令我们悲哀地看到，越是不道义，或手段越是卑鄙下流，杀戮无度，就越易能获取国家政权，这一点充分说明了，真正欲获取政权的人，在获取政权或巩固政权的活动时，不能光靠正道精神，别傻傻的同汉朝景帝时的晁错，虽非常得到皇帝汉景帝的宠幸，但一个圆滑的袁盎用了只有斩下晁错的头颅，就能平定七国叛乱的鼓惑——这样的雕虫小技，那个晁错的靠山汉景帝，就不仅要了晁错的头颅，还灭了晁错的三族。国民政府中还有个副统帅张学良，就是因为和流氓心态的人太诚实有信而被抓捕，制造了自己人生几十年的悲剧。
在政治风云里，光会讲究直到精神，是不能成就大业的，尽管当时的黄巢也综合利用了唐朝的旧官吏，但是，由于不懂得什么是流氓政治，一旦反叛势力崛起，就自然而然地败下阵去，甚至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保不住了。李自成也是这样，他虽然推倒了明王朝，迫使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但对吴三桂等的轻视而使他引狼入室，以及自己的政治问题多多，其结果，清朝的多尔衮就借机入关，大加杀戮，导致了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白忙活了十几年不说，最后还是被迫吐出了江山和自己的好头颅，以及国人被生灵涂炭。
还有个太平天国，尽管做大了十几年，可由于不会把弄政治权谋，也只能成就曾国藩类的一世功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农民出身的人太憨厚质朴而又蔑视卑鄙的手法，思考政治问题是仅会直奔主题，没有花花肠子，在政治谋略上，还是尚显某些不足，所以，不败才是怪事，到是那些似乎“名正言顺”其实更不是东西的东西，反尔成就了新的政权或加官进爵。回过神来，再细看他们的作为，真的让后代子孙汗颜，因为前人怎么下三烂就怎么地做了，就象司马昭对付曹家皇帝，并没有光明正大地消除魏家天下，而是“理所当然”地采用了卑鄙下流的手段做了皇帝，建起了晋国。当然，他的后代子孙一样的也是被卑鄙下流的手法消灭了去，还是国将不国着等待别的不是东西的东西去抹脖子。
如今，中国大陆已是多灾多难之秋，到了烽火即将点燃的关键时刻，可欲做民运领袖的先生不能不想到，民主革命真的被启动了后，民运中人能否获取到胜利的最后果实呢？因为国内有恁多的虎视眈眈的投机分子不说，外国势力肯定会在中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他们从中搅局也将难免，那么，中国的未来群雄逐鹿、会是什么样的中国？是不是会象苏联一样地分崩离析或被外国势力蛮横分割呢？眼下西藏、新疆、台湾都在闹独，民主信仰者在本土开展民主运动时不得不考虑到这些问题，虽然是为民主制度到来才想浴血奋战，但到了使国家四分五裂又束手无措时，就将成为中国历史的罪人。
再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做第一个攻击手，如心胸不够宽广，只是为自己而战，都很难不是被牺牲或被客观现实淘汰的料，不管谁来名正言顺，或是窃取成果，只要他最不是东西地卑鄙无耻，圆滑深谋，取代或窃取也就自然而然了，就象袁世凯老奸巨滑，孙中山的直道精神根本感化不了他能自动的为国为民，一旦窃取了国家政权，因为私字当头，哪里还有什么国家和民众呢？
今后的中国，第一个能为民主革命捐躯的人，最好的下场也就是归隐海外，到是使中国的政治鼎沸到了极点后，是否暂时成为历史罪人就很难料了。然这也不是说有罪过的是第一个启动民主革命的人，因为邪恶的独裁专制统治着中国，腐败与绞杀民主进步不会终止，也不可能不继续腐坏下去，若是民主革命不到来，他们又不会自动放下屠刀，给国人一个合理的交代，到是令国人看到他们的凶残更变本加厉。而一个人的寿命毕竟有限，他不可能能完成所有的历史任务。
在本土，真正开展民主革命已经是必然的事，胡帮办的那点邪劲，已经阻挡不住或只要点外力就将彻底崩溃了，到是民运领袖怎么做才能加快民主革命的进程已经是民运领袖冷静思考的首要课题，好象民运系统的创造者客居海外，面对流氓的弹压没有可行的办法绕过去，或能顺利的从新设局，自己坐大，尽管如此，但还不是这样，因为胡帮办应接不暇的政治未来就是民运系统的正确引导下的新的民主成果即将产生；但即使这样，也可以说，民主革命不是上层社会先动，而是由下层社会中人先动，才能引诱上层人们的为利而来。我们不认为刘逸明在《警惕汪兆钧事件所带来的政治假象》里所说的“实现宪政民主需要更多体制内人士和中共党外民主人士的互动”，虽然也肯定他的“仅凭几个汪兆钧这样的人发公开信远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的高论，事实上，并不这么简单，因为邓帮内部不会没有外
在因素就能产生乐意与帮外民主人士互动的理性之举。
当然，下层的涌动，开初难免被镇压，使更多的人被恐吓住，不过，由于邪恶的胡帮办已经没有了人性，他们自己的人也已都是离心离德，没有个团结敬业的观念，只有个人利益和互相利用支撑着他们的内在关系，所以，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因为本身也将失利而反水得现象更多，再加上很多的漏洞和他们自己不停地给自己制造更多的敌人已足够明理的民运系统中人利用，制造出新的时局，促使他们自己也会出现更多的叛卖行为，导致了胡帮办内部自动分化瓦解的速度逐渐加快已是自然的景观。
尽管如此，国人不再信任上层社会中人有多大的能量震动邓帮的流氓独裁统治，这是因为众人都很清楚，越是上层社会的人，越是惜命惜力惜利，而下层被邓帮的流氓强奸政策的蹂躏下，走出来推翻他们，早就互相观望了，关键是还没有民主精英能带领他们去冲锋而已，否者，他们才不在意生命是否安稳地存在呢！
而能率先带领民众群体的民运领袖首先应该是一个完全能够忘我的人，这样的人，并不对个人的利益看重，因为要想建立民主国家，就应该具有民主思想的新思维，而能产生这样的思维的人，他首先应该是个无我心境的人，甚至，他完全投入了民主革命时，已经是如醉如痴地把自己的实体彻底屏蔽了后，方能达到最高创业境界。
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所以最后失败，主要原因还是自己的群体文化修养太差，一旦拥有了政权，就忘乎所以，盲头瞎马了，也做了较多的坏事，再加上不得民心的事越来越多，加上城府较浅，没有太多的诡计，这样的人虽也能成就一番功业，能够、但后来由于不适应客观实际，又解决不好更多的实际问题，就很难不暴露出自己的不足来，让投机取巧者看准内在的缺陷而代之。因为，任何时候，都会有古人仲虺这样的想：“敌人有内乱时应及时去夺取，敌人有覆灭现象应及时去侵入”。
中国今天的民主运动一旦成功，由于民运系统具有着丰富的文化群体，不再会在文化教养上失去优势，之所以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就是因为民运系统没有能力去“夺取”或“侵入”，尽管已经具备了“侵入”与“夺取”的自然条件。因为自己的人气太稀弱，不成体统，解决不好现实今天的实际存在着的问题，才不得不遥向骂阵，不着痛痒。只有搞好实地宣传，找出能开局的缝隙，开辟可开辟的秘密场所，方能具备人气后有希望“夺取”或“侵入”了。
国民党在上个世纪中期，与共产党中原逐鹿，最后败给了共产党，按照辛灏年先生《南京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中分析说有这样的四点：“一是日本帝国的长期、并且是疯狂的侵略；二是苏联长达二十八年的蓄意颠覆；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农民战争；四是中华民国虽曾获得过名义上和形式上的统一，或者说是初步的统一，却没有完全获得实质上和根本上的统一。而这四点，就是曾赢得了进步，并曾战胜了侵略的中华民国大陆政权，是被日本帝国、前苏俄共产帝国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打败的。这才是历史的真相所在，也才是历史的应有回答”。
在我们看来，辛灏年先生分析国民党失败只不过是看到了一点皮毛，因为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神通至于国民党这样地败北，主要或真正导使国民党败北的原因是其内部贪婪纷争和蒋介石的卑鄙无耻、以及独断专行得太严重，导致了国人群起而攻之，特别是，他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所对张学良的软禁和对排除异议的流氓手法，才是他给国民党制造的致命伤，这是中山先生时代不会发生的事，也是后期国民党自我造就失败的内因，辛先生提出的四点不过是外因。也是说，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成败的外在因素不都是个人或政党自己所能创造的，但外因应该与对手是相同的，而内因只是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一个人或一个政党的智慧是否优劣，成败，客观现实里所造成的内因就足以令局外人不难评判，而外因只不过是个比较公平的、自然的、对等的条件而已，他不应该是成败的主要因素。
眼下，我们都知道民运系统在本土不能进展，想到国内推动民主运动的王炳章、彭明未免托大，轻率，就一个在越南，一个在泰国，就被流氓当局绑架了，把甚至流氓当局身患重病的彭明往死里整，这也是震慑海外民运人士不敢到本土来具体操演的恐吓耳。但是，流氓们之所以得手，主要原因就是王彭二先生太不注重秘密进行，总觉得邓帮的喽罗也就这点能耐，奈何不了他们，所以才造成了眼前悲剧。
现在，本土上，从网络到电话，到实际行为的监控，本土特务机关搞的已经是撒土不漏了，民运中人知道这样的严重性的却并不多，甚至亮着破鞋不扎脚，有股李逵的冲劲，等到被抓捕以后，才后悔自己的大意，所以尽管我们在海外，也不愿意公开身份，并不是对流氓的抓捕害怕，而是不愿意什么也没有做就被特务监控起来，万一在美国也能秘密抓捕，就不能避免受害了。
同时，让民运中人看到，即使能有所获取，能否巩固成果，未免不是现时期民运如实所能够控制的了，好在民运中人许多并不是为个人私利做事，到头来，也不外有点成就，并不贪恋权贵，并希望民主政治更加完善，甚至比现在的民运人士想得还要完善，才不至于留有更多的悲剧和遗憾。
2008年2月22日星期五
朱全忠、多尔衮与曾国藩是分别消除黄巢与李自成、洪秀全农民政权的主要流氓势力的魁首，特别是朱全忠，实名叫朱温，因“效忠”末唐而改名朱全忠，实际上他才更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而翻开中国历史，令我们悲哀地看到，越是不道义，或手段越是卑鄙下流，杀戮无度，就越易能获取国家政权，这一点充分说明了，真正欲获取政权的人，在获取政权或巩固政权的活动时，不能光靠正道精神，别傻傻的同汉朝景帝时的晁错，虽非常得到皇帝汉景帝的宠幸，但一个圆滑的袁盎用了只有斩下晁错的头颅，就能平定七国叛乱的鼓惑——这样的雕虫小技，那个晁错的靠山汉景帝，就不仅要了晁错的头颅，还灭了晁错的三族。国民政府中还有个副统帅张学良，就是因为和流氓心态的人太诚实有信而被抓捕，制造了自己人生几十年的悲剧。
在政治风云里，光会讲究直到精神，是不能成就大业的，尽管当时的黄巢也综合利用了唐朝的旧官吏，但是，由于不懂得什么是流氓政治，一旦反叛势力崛起，就自然而然地败下阵去，甚至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保不住了。李自成也是这样，他虽然推倒了明王朝，迫使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但对吴三桂等的轻视而使他引狼入室，以及自己的政治问题多多，其结果，清朝的多尔衮就借机入关，大加杀戮，导致了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白忙活了十几年不说，最后还是被迫吐出了江山和自己的好头颅，以及国人被生灵涂炭。
还有个太平天国，尽管做大了十几年，可由于不会把弄政治权谋，也只能成就曾国藩类的一世功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农民出身的人太憨厚质朴而又蔑视卑鄙的手法，思考政治问题是仅会直奔主题，没有花花肠子，在政治谋略上，还是尚显某些不足，所以，不败才是怪事，到是那些似乎“名正言顺”其实更不是东西的东西，反尔成就了新的政权或加官进爵。回过神来，再细看他们的作为，真的让后代子孙汗颜，因为前人怎么下三烂就怎么地做了，就象司马昭对付曹家皇帝，并没有光明正大地消除魏家天下，而是“理所当然”地采用了卑鄙下流的手段做了皇帝，建起了晋国。当然，他的后代子孙一样的也是被卑鄙下流的手法消灭了去，还是国将不国着等待别的不是东西的东西去抹脖子。
如今，中国大陆已是多灾多难之秋，到了烽火即将点燃的关键时刻，可欲做民运领袖的先生不能不想到，民主革命真的被启动了后，民运中人能否获取到胜利的最后果实呢？因为国内有恁多的虎视眈眈的投机分子不说，外国势力肯定会在中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他们从中搅局也将难免，那么，中国的未来群雄逐鹿、会是什么样的中国？是不是会象苏联一样地分崩离析或被外国势力蛮横分割呢？眼下西藏、新疆、台湾都在闹独，民主信仰者在本土开展民主运动时不得不考虑到这些问题，虽然是为民主制度到来才想浴血奋战，但到了使国家四分五裂又束手无措时，就将成为中国历史的罪人。
再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做第一个攻击手，如心胸不够宽广，只是为自己而战，都很难不是被牺牲或被客观现实淘汰的料，不管谁来名正言顺，或是窃取成果，只要他最不是东西地卑鄙无耻，圆滑深谋，取代或窃取也就自然而然了，就象袁世凯老奸巨滑，孙中山的直道精神根本感化不了他能自动的为国为民，一旦窃取了国家政权，因为私字当头，哪里还有什么国家和民众呢？
今后的中国，第一个能为民主革命捐躯的人，最好的下场也就是归隐海外，到是使中国的政治鼎沸到了极点后，是否暂时成为历史罪人就很难料了。然这也不是说有罪过的是第一个启动民主革命的人，因为邪恶的独裁专制统治着中国，腐败与绞杀民主进步不会终止，也不可能不继续腐坏下去，若是民主革命不到来，他们又不会自动放下屠刀，给国人一个合理的交代，到是令国人看到他们的凶残更变本加厉。而一个人的寿命毕竟有限，他不可能能完成所有的历史任务。
在本土，真正开展民主革命已经是必然的事，胡帮办的那点邪劲，已经阻挡不住或只要点外力就将彻底崩溃了，到是民运领袖怎么做才能加快民主革命的进程已经是民运领袖冷静思考的首要课题，好象民运系统的创造者客居海外，面对流氓的弹压没有可行的办法绕过去，或能顺利的从新设局，自己坐大，尽管如此，但还不是这样，因为胡帮办应接不暇的政治未来就是民运系统的正确引导下的新的民主成果即将产生；但即使这样，也可以说，民主革命不是上层社会先动，而是由下层社会中人先动，才能引诱上层人们的为利而来。我们不认为刘逸明在《警惕汪兆钧事件所带来的政治假象》里所说的“实现宪政民主需要更多体制内人士和中共党外民主人士的互动”，虽然也肯定他的“仅凭几个汪兆钧这样的人发公开信远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的高论，事实上，并不这么简单，因为邓帮内部不会没有外
在因素就能产生乐意与帮外民主人士互动的理性之举。
当然，下层的涌动，开初难免被镇压，使更多的人被恐吓住，不过，由于邪恶的胡帮办已经没有了人性，他们自己的人也已都是离心离德，没有个团结敬业的观念，只有个人利益和互相利用支撑着他们的内在关系，所以，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因为本身也将失利而反水得现象更多，再加上很多的漏洞和他们自己不停地给自己制造更多的敌人已足够明理的民运系统中人利用，制造出新的时局，促使他们自己也会出现更多的叛卖行为，导致了胡帮办内部自动分化瓦解的速度逐渐加快已是自然的景观。
尽管如此，国人不再信任上层社会中人有多大的能量震动邓帮的流氓独裁统治，这是因为众人都很清楚，越是上层社会的人，越是惜命惜力惜利，而下层被邓帮的流氓强奸政策的蹂躏下，走出来推翻他们，早就互相观望了，关键是还没有民主精英能带领他们去冲锋而已，否者，他们才不在意生命是否安稳地存在呢！
而能率先带领民众群体的民运领袖首先应该是一个完全能够忘我的人，这样的人，并不对个人的利益看重，因为要想建立民主国家，就应该具有民主思想的新思维，而能产生这样的思维的人，他首先应该是个无我心境的人，甚至，他完全投入了民主革命时，已经是如醉如痴地把自己的实体彻底屏蔽了后，方能达到最高创业境界。
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所以最后失败，主要原因还是自己的群体文化修养太差，一旦拥有了政权，就忘乎所以，盲头瞎马了，也做了较多的坏事，再加上不得民心的事越来越多，加上城府较浅，没有太多的诡计，这样的人虽也能成就一番功业，能够、但后来由于不适应客观实际，又解决不好更多的实际问题，就很难不暴露出自己的不足来，让投机取巧者看准内在的缺陷而代之。因为，任何时候，都会有古人仲虺这样的想：“敌人有内乱时应及时去夺取，敌人有覆灭现象应及时去侵入”。
中国今天的民主运动一旦成功，由于民运系统具有着丰富的文化群体，不再会在文化教养上失去优势，之所以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就是因为民运系统没有能力去“夺取”或“侵入”，尽管已经具备了“侵入”与“夺取”的自然条件。因为自己的人气太稀弱，不成体统，解决不好现实今天的实际存在着的问题，才不得不遥向骂阵，不着痛痒。只有搞好实地宣传，找出能开局的缝隙，开辟可开辟的秘密场所，方能具备人气后有希望“夺取”或“侵入”了。
国民党在上个世纪中期，与共产党中原逐鹿，最后败给了共产党，按照辛灏年先生《南京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中分析说有这样的四点：“一是日本帝国的长期、并且是疯狂的侵略；二是苏联长达二十八年的蓄意颠覆；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农民战争；四是中华民国虽曾获得过名义上和形式上的统一，或者说是初步的统一，却没有完全获得实质上和根本上的统一。而这四点，就是曾赢得了进步，并曾战胜了侵略的中华民国大陆政权，是被日本帝国、前苏俄共产帝国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打败的。这才是历史的真相所在，也才是历史的应有回答”。
在我们看来，辛灏年先生分析国民党失败只不过是看到了一点皮毛，因为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神通至于国民党这样地败北，主要或真正导使国民党败北的原因是其内部贪婪纷争和蒋介石的卑鄙无耻、以及独断专行得太严重，导致了国人群起而攻之，特别是，他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所对张学良的软禁和对排除异议的流氓手法，才是他给国民党制造的致命伤，这是中山先生时代不会发生的事，也是后期国民党自我造就失败的内因，辛先生提出的四点不过是外因。也是说，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成败的外在因素不都是个人或政党自己所能创造的，但外因应该与对手是相同的，而内因只是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一个人或一个政党的智慧是否优劣，成败，客观现实里所造成的内因就足以令局外人不难评判，而外因只不过是个比较公平的、自然的、对等的条件而已，他不应该是成败的主要因素。
眼下，我们都知道民运系统在本土不能进展，想到国内推动民主运动的王炳章、彭明未免托大，轻率，就一个在越南，一个在泰国，就被流氓当局绑架了，把甚至流氓当局身患重病的彭明往死里整，这也是震慑海外民运人士不敢到本土来具体操演的恐吓耳。但是，流氓们之所以得手，主要原因就是王彭二先生太不注重秘密进行，总觉得邓帮的喽罗也就这点能耐，奈何不了他们，所以才造成了眼前悲剧。
现在，本土上，从网络到电话，到实际行为的监控，本土特务机关搞的已经是撒土不漏了，民运中人知道这样的严重性的却并不多，甚至亮着破鞋不扎脚，有股李逵的冲劲，等到被抓捕以后，才后悔自己的大意，所以尽管我们在海外，也不愿意公开身份，并不是对流氓的抓捕害怕，而是不愿意什么也没有做就被特务监控起来，万一在美国也能秘密抓捕，就不能避免受害了。
同时，让民运中人看到，即使能有所获取，能否巩固成果，未免不是现时期民运如实所能够控制的了，好在民运中人许多并不是为个人私利做事，到头来，也不外有点成就，并不贪恋权贵，并希望民主政治更加完善，甚至比现在的民运人士想得还要完善，才不至于留有更多的悲剧和遗憾。
2008年2月2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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