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 曾向红
主要由年轻人和中产阶级左派分子组成的埃及“新左派”，由1月27日回到埃及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领衔的“埃及变革协会”，以及由在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工作的人权分子组成的群体。[51]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天，埃及政府切断了手机服务和因特网接入服务。尽管手机短信服务第二天就得到了恢复，但因特网接入一直到2月2日才恢复。埃及在这段时间抗议规模的大小，为我们判断“一·二五革命”是否是一场“Facebook革命”提供了依据。如果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是促使“一·二五革命”形成信息瀑布的唯一决定因素，我们将发现1月28日后的抗议人群会急剧减小；如果情况并非非如此，我们可以判断“一·二五革命”并不足以称为一场“Facebook革命”。
事实到底如何呢？尽管1月28日后埃及的因特网服务被切断，但社会抗议活动的规模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反而呈急剧扩大之势。到2月1日，抗议规模达到100余万人。正是迫于社会规模的扩大，在1月29日至2月1日之间，穆巴拉克政府被迫向抗议者做出一系列让步。1月29日，穆巴拉克自抗议活动爆发以来第一次露面，虽然拒绝辞职，但宣布解散内阁，任命情报机构负责人苏雷曼为副总统(此职位30年来一直空缺)。1月30日，抗议者重新涌进解放广场，由于抗议活动在埃及全国蔓延，埃及也因此陷入完全的无秩序状态，1月28日奉命调往解放广场的埃及军队是唯一的权威机构，他们负责保卫中央银行、信息部、博物馆等重要机构与建筑。
1月31日，迫于压力，穆巴拉克不得不再次任命新的内阁，军队总司令坦塔维被任命为副总理；军队拒绝向抗议者开枪，认为使用和平手段表达观点是得到法律保障的。2月1日，100万埃及民众涌向解放广场，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包括亚历山大城、苏伊士城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穆巴拉克虽然仍然拒绝辞职，但宣布不再参加于9月举行的总统选举。[52]由此可见，尽管在1月29日至2月2日这段时间因为埃及政府切断了因特网接入服务，使得在线的虚拟社交网络已不可用，但社会抗议活动的规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急剧扩大了。可以认为，到1月28日或2月1日埃及“革命”已经形成了信息瀑布。虽然虚拟社交网络促使信息瀑布出现的使命已经完成，但是还有许多别的渠道促使信息瀑布的最终形成和出现。如另外两种社会网络(反对派联盟及其社会支持网络)之间的口口相传、得到恢复的手机通信服务、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固定电话等，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作用。[53]
事实上，当1月27日加尼姆被埃及安全机构带走并遭到拘禁后(2月7日获释)，为了维持“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账号的正常运行，加尼姆预先通过信件而不是因特网将该账户的用户名、密码、其他关键信息邮寄给其朋友。[54]这充分说明了传统信息沟通渠道在“一·二五革命”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正如某位媒体记者所评论的：当穆巴拉克政府最终切断因特网服务后，“运动的积极分子已经下线并走上了街头。在那里，运动被那些一生之中从未见识过Facebook网页或从未发过一条tweet信息的人们所推动。此时再去遏制为时已晚。”[55]“为时已晚”的原因就在于信息瀑布已经形成，在埃及政府公信力破产而军队又不愿意对抗议人群进行镇压的背景下，下台已经是穆巴拉克唯一的选择。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革命”初期激发信息瀑布的形成方面。通过1月25日发起抗议活动并成功吸引约2万人参加，“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用户与“四·六青年运动”等网络积极分子成功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当这些抗议活动传递出即使是“温和的行动主义者”也持反穆巴拉克政府的私有偏好时，那些“坚定的反现状分子”毫无悬念地加入到抗议队伍中来，正如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团、巴拉迪领导的“埃及变革协会”的行为所表明的。当反政府力量联盟动员其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普通的埃及民众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时，偏好伪装的机制被打破，信息瀑布真正形成。
这是因特网服务自1月28日被切断之后抗议规模于2月1日达到100余万人的内在原因。而当信息瀑布得以形成，原本隐藏在幕后、只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抗议的埃及最大的反政府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也趁势于2月3日宣布参加社会抗议。此时，“革命”发生之前那些无法准确预测的问题——如埃及反穆巴拉克政府私有偏好的分布及其深度——就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展现出来。据此我们可以判断，虚拟社交网络虽然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但它并不是导致信息瀑布形成的唯一甚至是主导性的因素，传统社会媒体、反对派联盟及其社会支持网络之间的口口相传，即使不是更重要的信息传递和流通渠道，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承认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在埃及“一·二五革命”中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以致持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
四、结语与讨论
埃及“一·二五革命”形成了信息瀑布，这是其出现让人们始料未及的重要原因。在“一·二五革命”形成信息瀑布之前，有多少人反对政府统治、有多少人愿意为推翻这种统治而参加社会抗议活动，都属于人们的私有偏好。在埃及长期以来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往往掩饰这种私有偏好，而通过言辞和行动表现出来的公开偏好，则是经过了偏好伪装的政治观点。在“革命”发生前，埃及维持了高度稳定的政治假象，许多中东问题研究专家正是据此认为埃及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稳定。然而，如果社会不满是由偏好伪装而得以掩饰，那么由此维系的社会稳定无疑是非常脆弱的。正如埃及“一·二五革命”所表明的，当原本属于温和的政治力量冒着遭到政府镇压的风险而进行抗议活动时，信息瀑布的形成机制就可能启动，持观望态度但同样心存不满的民众就有可能走上街头。无论是通过其他人参与社会抗议产生的示范效应，还是通过各种社会网络和传统媒体等渠道交流私有偏好，信息瀑布一旦启动，除非通过强力手段将其镇压，否则很难被遏制。在埃及“革命”中，由于丧失了合法性与公信力，埃及政府发布的信息无人采信，穆巴拉克当局在抗议浪潮声中撑了不到18天就垮台了。
在“一·二五革命”信息瀑布形成的过程中，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这次“革命”本身并非一场“Facebook革命”。虚拟社交网络用户率先走上街头，从而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但随着穆巴拉克政府1月28日切断因特网接入服务，其他社会网络和传统媒体接过了促使信息瀑布形成的任务，它们对信息瀑布的形成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将埃及“一·二五革命”塑造成为一场“Facebook革命”，高估了虚拟社交网络在社会动员方面的意义。
事实上，埃及2011年以前的多次社会抗议活动都借用了虚拟社交网络，然而它们并未形成信息瀑布，由此可见虚拟社交网络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虚拟空间中的网络动员并不一定转化为现实空间中的政治行动，这也是虚拟社交网络动员最致命的问题。[56]一旦脱离现实行动，网络上即使民声鼎沸也无济于事。如威尔·S·法哈米通过对博客在“受够了”运动中的表现进行研究后发现：在社会运动空间中，“博主们的替代性新闻网页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地点，通过它们，持批判观点与掌握信息的成员得以形成；然而，这些新出现的虚拟抗争空间的范围与效率是有限的。街头，仍然是让集体身份变得为人所知的最为重要的场所，这就好比年轻的活动分子与博主们需要在城市中的咖啡馆、工会与联合会天天见面一样”。[57]
戴维·法里斯集中研究了虚拟社交网络在埃及自2003年至2008年间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明确指出，没有实际的具体行动予以支撑，虚拟社交网络对社会运动的最终结果产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58]这里的关键在于，尽管虚拟社交网络可以形成虚拟的集体身份或虚拟社区，但它具有重要的“破碎化”特征。虚拟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千差万别，既有支持动员的信息，同时还有反动员的信息。信息的混乱与众多，再加上缺乏有效或等级制的筛选机制，使虚拟社交网络面临无法形成集体身份、难以达成共识、难以做出决策等难题。[59]即使行为体就即将进行的社会运动达成了共识，然而谁也无法保证网民们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正如经验研究成果所表明：Facebook、Myspace等在线社交网站，即使能在网民之间形成信任和信息共享的意愿，这种信任和意愿也并不足以保证和自动引导他们进行实际生活中的社会互动。[60]因此，在重视和注意研究虚拟社交网络在“阿拉伯之春”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的同时，[61]应该对那种技术决定论和“网络乌托邦主义”持一种谨慎的态度。[62]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信息瀑布的形成与“革命”成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截至目前，在受到“阿拉伯之春”抗议浪潮波及的国家中，只有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巴林与也门等几个国家形成了信息瀑布，而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国家则没有形成信息瀑布。没有形成信息瀑布的国家“革命”没有成功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同样形成了信息瀑布的国家只有埃及、突尼斯、也门相对和平地实现了权力的转移，而巴林和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利比亚则演变成了内战？坦率地说，信息瀑布机制无法解释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信息瀑布强调的是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这一规模足以打破人们是否会参与反对现政权的偏好伪装机制。然而，信息瀑布形成时抗议规模具体指多少抗议者？它又具体在什么时候出现？是无法予以准确衡量和量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信息瀑布与“革命”成功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它仅仅能解释“革命”爆发的突然性和表征“革命”的动员能力。
如果要解释受到“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国家之所以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必须寻求别的解释变量，如抗议活动是否实现了跨阶层的动员、军队在社会运动产生后对待抗议者的态度、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和应对策略的差异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63]我们认为，在承认目前不可能准确预测革命的发生时间和演变轨迹的同时，学者们仍有必要理解这些突发性的非暴力革命是如何突然产生的，从而避免将它们的出现简单地断言为“历史的必然”。事实上，无论是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还是2003年至2005年发生在前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以及最近的“阿拉伯之春”事件，都一再以它们的始料未及提醒人们在预测此类重大国际政治事件时，社会科学显得无能为力。[64]然而，即使我们只是在事后对它们的突发性做出一定的解释，社会科学的研究仍然是有其意义的。
注释：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1894.html?page=3
主要由年轻人和中产阶级左派分子组成的埃及“新左派”，由1月27日回到埃及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领衔的“埃及变革协会”，以及由在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工作的人权分子组成的群体。[51]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天，埃及政府切断了手机服务和因特网接入服务。尽管手机短信服务第二天就得到了恢复，但因特网接入一直到2月2日才恢复。埃及在这段时间抗议规模的大小，为我们判断“一·二五革命”是否是一场“Facebook革命”提供了依据。如果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是促使“一·二五革命”形成信息瀑布的唯一决定因素，我们将发现1月28日后的抗议人群会急剧减小；如果情况并非非如此，我们可以判断“一·二五革命”并不足以称为一场“Facebook革命”。
事实到底如何呢？尽管1月28日后埃及的因特网服务被切断，但社会抗议活动的规模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反而呈急剧扩大之势。到2月1日，抗议规模达到100余万人。正是迫于社会规模的扩大，在1月29日至2月1日之间，穆巴拉克政府被迫向抗议者做出一系列让步。1月29日，穆巴拉克自抗议活动爆发以来第一次露面，虽然拒绝辞职，但宣布解散内阁，任命情报机构负责人苏雷曼为副总统(此职位30年来一直空缺)。1月30日，抗议者重新涌进解放广场，由于抗议活动在埃及全国蔓延，埃及也因此陷入完全的无秩序状态，1月28日奉命调往解放广场的埃及军队是唯一的权威机构，他们负责保卫中央银行、信息部、博物馆等重要机构与建筑。
1月31日，迫于压力，穆巴拉克不得不再次任命新的内阁，军队总司令坦塔维被任命为副总理；军队拒绝向抗议者开枪，认为使用和平手段表达观点是得到法律保障的。2月1日，100万埃及民众涌向解放广场，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包括亚历山大城、苏伊士城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穆巴拉克虽然仍然拒绝辞职，但宣布不再参加于9月举行的总统选举。[52]由此可见，尽管在1月29日至2月2日这段时间因为埃及政府切断了因特网接入服务，使得在线的虚拟社交网络已不可用，但社会抗议活动的规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急剧扩大了。可以认为，到1月28日或2月1日埃及“革命”已经形成了信息瀑布。虽然虚拟社交网络促使信息瀑布出现的使命已经完成，但是还有许多别的渠道促使信息瀑布的最终形成和出现。如另外两种社会网络(反对派联盟及其社会支持网络)之间的口口相传、得到恢复的手机通信服务、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固定电话等，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作用。[53]
事实上，当1月27日加尼姆被埃及安全机构带走并遭到拘禁后(2月7日获释)，为了维持“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账号的正常运行，加尼姆预先通过信件而不是因特网将该账户的用户名、密码、其他关键信息邮寄给其朋友。[54]这充分说明了传统信息沟通渠道在“一·二五革命”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正如某位媒体记者所评论的：当穆巴拉克政府最终切断因特网服务后，“运动的积极分子已经下线并走上了街头。在那里，运动被那些一生之中从未见识过Facebook网页或从未发过一条tweet信息的人们所推动。此时再去遏制为时已晚。”[55]“为时已晚”的原因就在于信息瀑布已经形成，在埃及政府公信力破产而军队又不愿意对抗议人群进行镇压的背景下，下台已经是穆巴拉克唯一的选择。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革命”初期激发信息瀑布的形成方面。通过1月25日发起抗议活动并成功吸引约2万人参加，“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用户与“四·六青年运动”等网络积极分子成功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当这些抗议活动传递出即使是“温和的行动主义者”也持反穆巴拉克政府的私有偏好时，那些“坚定的反现状分子”毫无悬念地加入到抗议队伍中来，正如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团、巴拉迪领导的“埃及变革协会”的行为所表明的。当反政府力量联盟动员其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普通的埃及民众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时，偏好伪装的机制被打破，信息瀑布真正形成。
这是因特网服务自1月28日被切断之后抗议规模于2月1日达到100余万人的内在原因。而当信息瀑布得以形成，原本隐藏在幕后、只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抗议的埃及最大的反政府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也趁势于2月3日宣布参加社会抗议。此时，“革命”发生之前那些无法准确预测的问题——如埃及反穆巴拉克政府私有偏好的分布及其深度——就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展现出来。据此我们可以判断，虚拟社交网络虽然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但它并不是导致信息瀑布形成的唯一甚至是主导性的因素，传统社会媒体、反对派联盟及其社会支持网络之间的口口相传，即使不是更重要的信息传递和流通渠道，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承认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在埃及“一·二五革命”中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以致持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
四、结语与讨论
埃及“一·二五革命”形成了信息瀑布，这是其出现让人们始料未及的重要原因。在“一·二五革命”形成信息瀑布之前，有多少人反对政府统治、有多少人愿意为推翻这种统治而参加社会抗议活动，都属于人们的私有偏好。在埃及长期以来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往往掩饰这种私有偏好，而通过言辞和行动表现出来的公开偏好，则是经过了偏好伪装的政治观点。在“革命”发生前，埃及维持了高度稳定的政治假象，许多中东问题研究专家正是据此认为埃及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稳定。然而，如果社会不满是由偏好伪装而得以掩饰，那么由此维系的社会稳定无疑是非常脆弱的。正如埃及“一·二五革命”所表明的，当原本属于温和的政治力量冒着遭到政府镇压的风险而进行抗议活动时，信息瀑布的形成机制就可能启动，持观望态度但同样心存不满的民众就有可能走上街头。无论是通过其他人参与社会抗议产生的示范效应，还是通过各种社会网络和传统媒体等渠道交流私有偏好，信息瀑布一旦启动，除非通过强力手段将其镇压，否则很难被遏制。在埃及“革命”中，由于丧失了合法性与公信力，埃及政府发布的信息无人采信，穆巴拉克当局在抗议浪潮声中撑了不到18天就垮台了。
在“一·二五革命”信息瀑布形成的过程中，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这次“革命”本身并非一场“Facebook革命”。虚拟社交网络用户率先走上街头，从而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但随着穆巴拉克政府1月28日切断因特网接入服务，其他社会网络和传统媒体接过了促使信息瀑布形成的任务，它们对信息瀑布的形成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将埃及“一·二五革命”塑造成为一场“Facebook革命”，高估了虚拟社交网络在社会动员方面的意义。
事实上，埃及2011年以前的多次社会抗议活动都借用了虚拟社交网络，然而它们并未形成信息瀑布，由此可见虚拟社交网络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虚拟空间中的网络动员并不一定转化为现实空间中的政治行动，这也是虚拟社交网络动员最致命的问题。[56]一旦脱离现实行动，网络上即使民声鼎沸也无济于事。如威尔·S·法哈米通过对博客在“受够了”运动中的表现进行研究后发现：在社会运动空间中，“博主们的替代性新闻网页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地点，通过它们，持批判观点与掌握信息的成员得以形成；然而，这些新出现的虚拟抗争空间的范围与效率是有限的。街头，仍然是让集体身份变得为人所知的最为重要的场所，这就好比年轻的活动分子与博主们需要在城市中的咖啡馆、工会与联合会天天见面一样”。[57]
戴维·法里斯集中研究了虚拟社交网络在埃及自2003年至2008年间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明确指出，没有实际的具体行动予以支撑，虚拟社交网络对社会运动的最终结果产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58]这里的关键在于，尽管虚拟社交网络可以形成虚拟的集体身份或虚拟社区，但它具有重要的“破碎化”特征。虚拟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千差万别，既有支持动员的信息，同时还有反动员的信息。信息的混乱与众多，再加上缺乏有效或等级制的筛选机制，使虚拟社交网络面临无法形成集体身份、难以达成共识、难以做出决策等难题。[59]即使行为体就即将进行的社会运动达成了共识，然而谁也无法保证网民们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正如经验研究成果所表明：Facebook、Myspace等在线社交网站，即使能在网民之间形成信任和信息共享的意愿，这种信任和意愿也并不足以保证和自动引导他们进行实际生活中的社会互动。[60]因此，在重视和注意研究虚拟社交网络在“阿拉伯之春”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的同时，[61]应该对那种技术决定论和“网络乌托邦主义”持一种谨慎的态度。[62]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信息瀑布的形成与“革命”成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截至目前，在受到“阿拉伯之春”抗议浪潮波及的国家中，只有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巴林与也门等几个国家形成了信息瀑布，而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国家则没有形成信息瀑布。没有形成信息瀑布的国家“革命”没有成功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同样形成了信息瀑布的国家只有埃及、突尼斯、也门相对和平地实现了权力的转移，而巴林和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利比亚则演变成了内战？坦率地说，信息瀑布机制无法解释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信息瀑布强调的是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这一规模足以打破人们是否会参与反对现政权的偏好伪装机制。然而，信息瀑布形成时抗议规模具体指多少抗议者？它又具体在什么时候出现？是无法予以准确衡量和量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信息瀑布与“革命”成功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它仅仅能解释“革命”爆发的突然性和表征“革命”的动员能力。
如果要解释受到“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国家之所以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必须寻求别的解释变量，如抗议活动是否实现了跨阶层的动员、军队在社会运动产生后对待抗议者的态度、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和应对策略的差异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63]我们认为，在承认目前不可能准确预测革命的发生时间和演变轨迹的同时，学者们仍有必要理解这些突发性的非暴力革命是如何突然产生的，从而避免将它们的出现简单地断言为“历史的必然”。事实上，无论是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还是2003年至2005年发生在前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以及最近的“阿拉伯之春”事件，都一再以它们的始料未及提醒人们在预测此类重大国际政治事件时，社会科学显得无能为力。[64]然而，即使我们只是在事后对它们的突发性做出一定的解释，社会科学的研究仍然是有其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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