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
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交车上，发生了一桩再平常不过的事：一个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裁缝因为拒绝为白人让座而遭到逮捕，理由是蔑视蒙哥马利市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
这时，一个杰出的黑人刚刚从北方的一所大学毕业不到半年。当他从一个黑人民权组织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意识到黑人心中压抑百年的尊严已经觉醒，历史性反抗的时机成熟了。他站出来号召黑人兄弟，“不与邪恶的规章制度合作，不要再给汽车公司以经济上的支持”。
他就是马丁·路德·金，1929年生于美国南部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先在宾夕法尼亚的克罗泽神学院学习，最后在波士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帕克斯事件”发生四天后，他在该市组织黑人55000名，掀起了一场著名的黑人为争取基本人权的罢乘运动。这是南方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整个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黑人团结起来为自身权益而抗议的运动。当时，金26岁，在一座小教堂当牧师，他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
种族的尊严
对于南方大多数黑人来说，这是一场勇气与信念的考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懂得“非暴力”政治。但良知和本能告诉他们，在一个充满歧视的车厢上，“坐着”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身体姿势，它事关一个种族的尊严，而尊严是不可让渡的。
因而，当罢乘的口令通过一个教堂传到另一个教堂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黑人都默不作声地给予了响应。他们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奔走在家和工作的地方之间。他们把黑人中为数不多的汽车集中起来，一站一站地接送，但对成千上万的黑人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他们中的多数人就不得不徒步上班，为此，许多黑人被白人老板解雇。
但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坚信一个人的尊严是上帝赐予的荣名，任何律法和威权都不能将其褫夺。因而当他们唱着灵歌，唱着那些由千百年来祖先们的苦难浸泡出的深沉旋律、手挽着手上班时，路两旁的许多人泪流满面。
毫无疑问，马丁·路德·金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他早在南方的黑人大学上学时，就读到了梭罗的名文《论公民的不服从》，而在来到蒙哥马利的教堂以前，他已经详细地钻研过甘地的著作，熟悉有关“非暴力抵抗”的各种论点。
作为一个精通美国联邦法律的博士，他意识到了“非暴力”在这个制度中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人道的、自由的，即使由于历史的原因，还存在许多暗角，那么，他们自身对平等、正义的诉求迟早会和这个国家的主流精神汇合起来的。因而，他反复劝说大家，要坚决捍卫宪法，同时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方，必须以不妥协的态度向这个充满歧视的国家认证：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荒唐地侮辱了他们的经济支持者。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邦地区法庭最终裁定，阿拉巴马州和蒙哥马利关于在市立公共车上实行种族隔离是“违宪”的。1956年11月14日，马丁·路德·金宣布：为期381天的罢乘运动结束。黑人回到了久违的公共汽车上。虽然这只是他们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尊严而勇敢迈出的第一步。
填满监狱
这是马丁·路德·金在风起云涌的美国六十年代大学生“入座”运动中向所有黑人发出的著名口号。
“入座”运动开始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波罗市。起因是这样的：1960年1月31日，一个叫裘瑟夫·迈克乃尔的黑人大学生，来到一家连锁店的吧台买酒，遭到拒绝，理由是“我们不为黑人服务”。这时，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已在南方的大学中广为传播。裘瑟夫遭拒返校后，他的同学十分愤慨，决定以实际行动挑战这个酒吧的种族歧视。“入座”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它的具体做法是，平静地进入任何拒绝为黑人服务的地方，礼貌地提出要求，得不到就不离开。这是南方大学生深思熟虑运用“非暴力抵抗”的直接后果。不到两个月，就席卷了美国南部50多座城市。参加“运动”的大学生事先都经过严格的技术训练，包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服装整洁，头发一丝不苟；在进入“运动”时，以最有尊严的目光请求服务。为此，许多大学生遭到围观、嘲弄、甚至身上被浇满番茄酱。但他们不卑不亢、不喜不怒，从学校出来时就带足了书本、文具，得不到服务，就坐在那里做作业，读书，研究学问。
这和公共车的“拒乘”不同，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抵抗行为。事实上，有许多大学生在“运动”中被捕，但马丁·路德·金早已向他的同胞发生了号召——“填满监狱”。
这是一句非常符合南方黑人风格的口号。比起人类历史上众多政治骗子的华美预约来讲，它没有任何黄金般的承诺，有的只是对人类苦难和不公正的坚韧对抗。这个口号对大多数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北方公民来说，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但对祖祖辈辈忍受着奴役、压迫和不公正对待的黑人来说，这口号里涵盖的仁爱和殉道精神几乎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马丁·路德·金作为一个杰出的黑人领袖，一生有过无数精彩的演讲，而其中有一段非常典型地阐述了他的“非暴力”思想：
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你们让戴着KKK尖顶帽的暴徒进入我们的社区，你们在一些路边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
这是人类在面对苦难和暴政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心灵才能作出的坚韧反应。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受迫害、遭凌虐的一方主动撤出“以暴易暴”的恶性怪圈，将自己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地位，以一种谦恭而又有尊严的方式邀请对方回到理性、和平、仁爱的规则中来。这里面包含的勇气、智慧和宗教理想为后来历次黑人运动所证实：
1961年5月，“公路入座运动”如火如荼。由一白一黑搭配好的六对北方志愿者，分别乘坐两辆长途汽车从华盛顿出发，计划穿越南方种族隔离的腹地。在途经阿拉巴马州的一个车站时，遭到一群白人暴民的袭击。他们砸玻璃、戳轮胎、往车厢里扔炸弹，但志愿者们只是从浓烟滚滚的车厢里跳出，并没有辱骂或还击。
几天后，第二趟北方志愿者的车从田纳西州出发，继续向阿拉巴马进发。当车行至蒙哥马利市时，遭到300多个暴民和许多KKK成员的野蛮进攻，但他们遵循了“非暴力”原则，没有一人出手还击。以致于当他们决定继续从该市前往密西西比州时，联邦政府不得不派出六名荷枪实弹的执法士兵跟车，车后有20多辆交警车开道，在他们车的上空，甚至还派了几架直升飞机护送。
我有一个梦想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首都华盛顿广场的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黑人集会。会上，他面对25万听众，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当时，与会的黑人唱了一天灵歌，听了一天演说，身心疲惫到难以站着听讲。但当马丁·路德·金上台时，人群顿时沸腾起来，他在演说里，把美国关于自由和正义的许诺比作一张“期票”，当黑人兑付时，“银行”就贴上“资金不足”的字样。语音铿锵、雄浑苍凉，它让人想起黑人兄弟自贩卖为奴以来几百年的苦难和眼泪——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觉醒起来，真正信守它的诺言：“我们坚信这条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佐治亚州红色的山丘上，从前奴隶的儿子和从前奴隶主的儿子将会像兄弟一样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狂热情绪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地方也会变成一块自由和公正的绿洲；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我的四个孩子生活的这个国家，有一天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
这是20世纪最为惊心动魄的声音之一，穿过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我仍然能够感到其中的大悲悯和大悲痛。但即使在这一场波涛汹涌、黑人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的集会上，他仍然以他惯有的理性和基督之爱向人群宣讲：
“我必须对站在通往正义之宫的温暖入口处的人们进一言，我们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进程中，决不能轻举妄动。我们决不能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就啜饮敌意和仇恨的糖浆。我们必须永远站在自尊和教规的最高水平上继续我们的抗争。我们必须不断地升华到用精神的力量来迎接暴力的狂峰怒浪”。
这就是一个“非暴力”提倡者的理念之花。在他看来，“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
这场演讲鼓舞了东西方世界所有酷爱平等的人们，甚至肯尼迪总统在演讲当天就邀请马丁·路德·金到白宫作客，并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到，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够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带着这个梦遇刺身亡。而像大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马丁·路德·金，这个一生苦心经营“梦想”的黑人也最终倒在了“梦”的路上。
1968年3月，金组织“贫民进军”。4月，来到孟菲斯市领导工人罢工，下榻洛林汽车旅馆。4日晚饭前，他立在二楼三百号房间的阳台上，和其他同志谈话。而没有想到，这时在街对面的一幢普通公寓里，一个狙击手已端好了一架带有观测镜的汽步枪。子弹从前面穿过金的脖子，在颚后爆炸，一根使无数黑人站起来的颈骨就这样断裂了，一个怀揣美好梦幻的黑人就这样倒下了。不再起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丁·路德·金，这个继甘地之后最伟大的非暴力主义者，他的死却引来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暴力”。一些黑人组织因金的被刺而号召同胞：“拿起枪来！”短短几天，全美168个城镇遭到严重破坏。华盛顿的纵火事件就达到711起。全国因暴乱被抓2600人。
这说明“暴力”和“非暴力”
孰好孰坏，从来不是几个白面书生坐在书斋里议论的结果。当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人民面对奴役和压迫觉得还有希望通过言论、集会和结社的形式来表达时，他们一般不会铤而走险，这时个别领袖人物的“非暴力”主张就会适得其时；但当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对它人民的剥削、压榨无以复加，而且剥夺掉他们的一切自由，使他们没有任何可能通过合法形式来表达愿望时，暴力反抗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
你不能要求李自成用“战无不胜”的理论武装后再来推翻明朝，我相信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不是他们天生热爱攻城，而是因为上午不“革命”，下午就会饿昏；我也不相信一些全无心肝的“告别革命”论者对孙中山的指责，事实上，孙在起义以前有过许多次“改良”的请求，但大都破产。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类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忧时伤生的思想家，面对暴力和灾难时的苍凉和无奈.
——《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
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交车上，发生了一桩再平常不过的事：一个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裁缝因为拒绝为白人让座而遭到逮捕，理由是蔑视蒙哥马利市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
这时，一个杰出的黑人刚刚从北方的一所大学毕业不到半年。当他从一个黑人民权组织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意识到黑人心中压抑百年的尊严已经觉醒，历史性反抗的时机成熟了。他站出来号召黑人兄弟，“不与邪恶的规章制度合作，不要再给汽车公司以经济上的支持”。
他就是马丁·路德·金，1929年生于美国南部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先在宾夕法尼亚的克罗泽神学院学习，最后在波士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帕克斯事件”发生四天后，他在该市组织黑人55000名，掀起了一场著名的黑人为争取基本人权的罢乘运动。这是南方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整个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黑人团结起来为自身权益而抗议的运动。当时，金26岁，在一座小教堂当牧师，他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
种族的尊严
对于南方大多数黑人来说，这是一场勇气与信念的考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懂得“非暴力”政治。但良知和本能告诉他们，在一个充满歧视的车厢上，“坐着”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身体姿势，它事关一个种族的尊严，而尊严是不可让渡的。
因而，当罢乘的口令通过一个教堂传到另一个教堂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黑人都默不作声地给予了响应。他们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奔走在家和工作的地方之间。他们把黑人中为数不多的汽车集中起来，一站一站地接送，但对成千上万的黑人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他们中的多数人就不得不徒步上班，为此，许多黑人被白人老板解雇。
但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坚信一个人的尊严是上帝赐予的荣名，任何律法和威权都不能将其褫夺。因而当他们唱着灵歌，唱着那些由千百年来祖先们的苦难浸泡出的深沉旋律、手挽着手上班时，路两旁的许多人泪流满面。
毫无疑问，马丁·路德·金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他早在南方的黑人大学上学时，就读到了梭罗的名文《论公民的不服从》，而在来到蒙哥马利的教堂以前，他已经详细地钻研过甘地的著作，熟悉有关“非暴力抵抗”的各种论点。
作为一个精通美国联邦法律的博士，他意识到了“非暴力”在这个制度中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人道的、自由的，即使由于历史的原因，还存在许多暗角，那么，他们自身对平等、正义的诉求迟早会和这个国家的主流精神汇合起来的。因而，他反复劝说大家，要坚决捍卫宪法，同时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方，必须以不妥协的态度向这个充满歧视的国家认证：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荒唐地侮辱了他们的经济支持者。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邦地区法庭最终裁定，阿拉巴马州和蒙哥马利关于在市立公共车上实行种族隔离是“违宪”的。1956年11月14日，马丁·路德·金宣布：为期381天的罢乘运动结束。黑人回到了久违的公共汽车上。虽然这只是他们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尊严而勇敢迈出的第一步。
填满监狱
这是马丁·路德·金在风起云涌的美国六十年代大学生“入座”运动中向所有黑人发出的著名口号。
“入座”运动开始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波罗市。起因是这样的：1960年1月31日，一个叫裘瑟夫·迈克乃尔的黑人大学生，来到一家连锁店的吧台买酒，遭到拒绝，理由是“我们不为黑人服务”。这时，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已在南方的大学中广为传播。裘瑟夫遭拒返校后，他的同学十分愤慨，决定以实际行动挑战这个酒吧的种族歧视。“入座”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它的具体做法是，平静地进入任何拒绝为黑人服务的地方，礼貌地提出要求，得不到就不离开。这是南方大学生深思熟虑运用“非暴力抵抗”的直接后果。不到两个月，就席卷了美国南部50多座城市。参加“运动”的大学生事先都经过严格的技术训练，包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服装整洁，头发一丝不苟；在进入“运动”时，以最有尊严的目光请求服务。为此，许多大学生遭到围观、嘲弄、甚至身上被浇满番茄酱。但他们不卑不亢、不喜不怒，从学校出来时就带足了书本、文具，得不到服务，就坐在那里做作业，读书，研究学问。
这和公共车的“拒乘”不同，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抵抗行为。事实上，有许多大学生在“运动”中被捕，但马丁·路德·金早已向他的同胞发生了号召——“填满监狱”。
这是一句非常符合南方黑人风格的口号。比起人类历史上众多政治骗子的华美预约来讲，它没有任何黄金般的承诺，有的只是对人类苦难和不公正的坚韧对抗。这个口号对大多数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北方公民来说，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但对祖祖辈辈忍受着奴役、压迫和不公正对待的黑人来说，这口号里涵盖的仁爱和殉道精神几乎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马丁·路德·金作为一个杰出的黑人领袖，一生有过无数精彩的演讲，而其中有一段非常典型地阐述了他的“非暴力”思想：
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你们让戴着KKK尖顶帽的暴徒进入我们的社区，你们在一些路边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
这是人类在面对苦难和暴政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心灵才能作出的坚韧反应。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受迫害、遭凌虐的一方主动撤出“以暴易暴”的恶性怪圈，将自己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地位，以一种谦恭而又有尊严的方式邀请对方回到理性、和平、仁爱的规则中来。这里面包含的勇气、智慧和宗教理想为后来历次黑人运动所证实：
1961年5月，“公路入座运动”如火如荼。由一白一黑搭配好的六对北方志愿者，分别乘坐两辆长途汽车从华盛顿出发，计划穿越南方种族隔离的腹地。在途经阿拉巴马州的一个车站时，遭到一群白人暴民的袭击。他们砸玻璃、戳轮胎、往车厢里扔炸弹，但志愿者们只是从浓烟滚滚的车厢里跳出，并没有辱骂或还击。
几天后，第二趟北方志愿者的车从田纳西州出发，继续向阿拉巴马进发。当车行至蒙哥马利市时，遭到300多个暴民和许多KKK成员的野蛮进攻，但他们遵循了“非暴力”原则，没有一人出手还击。以致于当他们决定继续从该市前往密西西比州时，联邦政府不得不派出六名荷枪实弹的执法士兵跟车，车后有20多辆交警车开道，在他们车的上空，甚至还派了几架直升飞机护送。
我有一个梦想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首都华盛顿广场的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黑人集会。会上，他面对25万听众，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当时，与会的黑人唱了一天灵歌，听了一天演说，身心疲惫到难以站着听讲。但当马丁·路德·金上台时，人群顿时沸腾起来，他在演说里，把美国关于自由和正义的许诺比作一张“期票”，当黑人兑付时，“银行”就贴上“资金不足”的字样。语音铿锵、雄浑苍凉，它让人想起黑人兄弟自贩卖为奴以来几百年的苦难和眼泪——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觉醒起来，真正信守它的诺言：“我们坚信这条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佐治亚州红色的山丘上，从前奴隶的儿子和从前奴隶主的儿子将会像兄弟一样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狂热情绪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地方也会变成一块自由和公正的绿洲；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我的四个孩子生活的这个国家，有一天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
这是20世纪最为惊心动魄的声音之一，穿过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我仍然能够感到其中的大悲悯和大悲痛。但即使在这一场波涛汹涌、黑人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的集会上，他仍然以他惯有的理性和基督之爱向人群宣讲：
“我必须对站在通往正义之宫的温暖入口处的人们进一言，我们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进程中，决不能轻举妄动。我们决不能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就啜饮敌意和仇恨的糖浆。我们必须永远站在自尊和教规的最高水平上继续我们的抗争。我们必须不断地升华到用精神的力量来迎接暴力的狂峰怒浪”。
这就是一个“非暴力”提倡者的理念之花。在他看来，“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
这场演讲鼓舞了东西方世界所有酷爱平等的人们，甚至肯尼迪总统在演讲当天就邀请马丁·路德·金到白宫作客，并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到，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够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带着这个梦遇刺身亡。而像大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马丁·路德·金，这个一生苦心经营“梦想”的黑人也最终倒在了“梦”的路上。
1968年3月，金组织“贫民进军”。4月，来到孟菲斯市领导工人罢工，下榻洛林汽车旅馆。4日晚饭前，他立在二楼三百号房间的阳台上，和其他同志谈话。而没有想到，这时在街对面的一幢普通公寓里，一个狙击手已端好了一架带有观测镜的汽步枪。子弹从前面穿过金的脖子，在颚后爆炸，一根使无数黑人站起来的颈骨就这样断裂了，一个怀揣美好梦幻的黑人就这样倒下了。不再起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丁·路德·金，这个继甘地之后最伟大的非暴力主义者，他的死却引来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暴力”。一些黑人组织因金的被刺而号召同胞：“拿起枪来！”短短几天，全美168个城镇遭到严重破坏。华盛顿的纵火事件就达到711起。全国因暴乱被抓2600人。
这说明“暴力”和“非暴力”
孰好孰坏，从来不是几个白面书生坐在书斋里议论的结果。当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人民面对奴役和压迫觉得还有希望通过言论、集会和结社的形式来表达时，他们一般不会铤而走险，这时个别领袖人物的“非暴力”主张就会适得其时；但当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对它人民的剥削、压榨无以复加，而且剥夺掉他们的一切自由，使他们没有任何可能通过合法形式来表达愿望时，暴力反抗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
你不能要求李自成用“战无不胜”的理论武装后再来推翻明朝，我相信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不是他们天生热爱攻城，而是因为上午不“革命”，下午就会饿昏；我也不相信一些全无心肝的“告别革命”论者对孙中山的指责，事实上，孙在起义以前有过许多次“改良”的请求，但大都破产。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类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忧时伤生的思想家，面对暴力和灾难时的苍凉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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