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序言部分。

　　乘着桃源划子那样的小舟，由常德转走沅水，舟中仅竹简、绢笔、玉剑及手编的楚国宪法。两千年前，逐臣屈原和他的新法就这样消逝了。沈从文说，沿江可见娱神歌呼与火光，岸上是《长河》中的红色橘林，于是有《橘颂》传世。湘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道橘红伤疤。

　　沈从文在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边城的土地上，之后是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这本书中的“乡下人”是一个感通人物与人性的媒介性概念，没有任何蔑视意味。它标识出一种地域性（湘西）的身份（苗民），可以理解为与不断变化的“城里人”相对应的概念。沈从文常说，自己为乡下人身份而感动，他们老实淳朴，待人热忱而少机心，比大都市中人更可信赖。南朝诗人谢庄《怀园引》诗曰：“登楚都，入楚关，楚地萧瑟楚山寒。岁去冰未已，春来雁不还。”这寒意是南渡之人的怀乡之情（nostalgia），也是一种心灵温度。楚地苦寒，火麻草、虎耳草、断肠草有毒，“条条蛇都咬人”。湘西山高水急，林密雾多，浸润游侠精神与传奇志怪气氛。湘西亦多味，“有桃花处必有人家，有人家处必可沽酒”。人人洁身守法，像苗人水手的“原人性情”，“老实、忠厚、纯朴、戆直”。木竹环伺的乡里村寨，山歌喂养的灵魂，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轮回的水车，便是沈从文的乡下人世界。

　　沈从文在作品中与家乡父老秉烛夜谈，在水边，在船上或在炉火的微光里有人生可悯、人世可亲的字句，想象力也燃烧起来。他的寂寞像是在给什么东西下跪，落在纸上时是与人世共苦乐的挺拔样子。与乡下人共苦乐，是沈从文做小说的一份诚意。

　　记忆，往往寄居在智力之外的某个地方，要经过细节的唤醒才好识别。在荷马的世界里，“忘记”是生命中最负面的动词，奥德修斯的意义，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保存记忆。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教授为沈从文传记取的英文名字是“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在方便英语读者理解的同时，意在渲染沈从文的“史诗”性。奥德赛，意指旅程，而奥德修斯无论曾经代表什么，他首先是个敏感而痛苦的人。沈从文与奥德修斯都历经漫长的山水险途，他们的得救方式是借助旅程，通过让他人揭开自己身上的秘密来重拾记忆。

　　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不是历史的忧郁碎屑，而是一种“液体性”的智慧，是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最满意的故事，也是水边的故事，像《边城》《长河》《小砦》《三三》《黑夜》，或者是船上的故事，如《丈夫》《船上岸上》《湘西》《湘行散记》。水之于人，总是意指着某种原初的状态。诗人克洛代尔说，人内心所渴望的一切都能还原为水的形象。作为一种通用的介质，水，是寂寞，是自由，有时，深暗的水（黄泉）还带来死亡的教诲。沈从文或许是那个时代亲历可怕现场最多的作家，他讲述了许多有关爱、激情和死亡的故事，却几乎与宗教无涉，这是一种厉害之至的写法。

　　死亡将生命一劈为二。死亡既是命运，也是一份厚礼，它的绝对性让人肃穆起来。死是人类共有的处境，死的痛楚传递着共通的情感。任何人之死都是完全的死，而任何人就是“大家”。讲故事的人，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的烛光徐徐燃尽的人”。他分享故事，读者获得温暖。本雅明认为，这份温暖是双向的。对叙事者而言，死亡是他叙说世间万物的许可，同时，借助这个不可辩驳的自然流程，叙事者传递着生命之火的温暖。另一方面，对读者来说，死，犹如一团燃尽的火。在死亡的微暗之火中，人们遇见的不是别人，正是颤抖的自我：

　　小说富于意义，并不是因为它时常稍带教诲，向我们描绘了某人的命运，而是因为此人的命运借助烈焰而燃尽，给予我们从自身命运中无法获得的温暖。吸引读者去读小说的是这么一个愿望：以读到的某人的死来暖和自己寒颤的生命。

　　中国思想的紧要处是“易”，而活泼处在“禅”。变易的底色是警惕性，经籍中的思想者往往生于忧患境遇，于是由知警而开悟。禅语禅意是经验性的，多植根于烟火民间，如流行的口头禅或俗语。两种思想在沈从文作品中铺陈出独特的中国近代性，一方面是由落后而求变，他说，“我想读好书救救国家”；另一方面是敏感于一切反常的新旧经验，他说，“进步正消灭掉过去一切”。这本书以“乡下人”为名有一语双关之意：一是沈从文向来自称乡下人；二是他的湘西叙事多取自乡下人经验。《三三》《山鬼》《厨子》《小砦》《黔小景》《巧秀与冬生》《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作品实现了文学对历史的叙事性补充（narrative supplement）。这些故事与唐传奇的“亲历—制作”方式相近，有档案（archive）价值，可以当作“史料”来解读，其中隐藏着双重的“真实”：自我真实性与湘西的地方真实性，如金介甫教授所言，“从一个湘西人的观点来审察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的眼光看中国”。

　　水是中国文化的基准和原型，先秦诸子思想无不因循“水之道”，道、德、治、法等观念都来自对水这种物质的观审、想象与沉思。沈从文在沅水、酉水边凝视，遐想，用“水上人的言语”连通了一条理解近代中国的“湘西”端口。他说“这个地方的过去，正是中国三十年来的缩影”。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文学与律法，历史与故事在水边“聚义”，纳的投名状却是乡评与记忆——溪边的三三，桂枝的草药，伍娘的灶台，凝视火焰的樵夫，疯癫的山鬼，躲进丛林的猎人，半夜里为儿子哭泣的母亲，当然，还有生命最后一晚仍舍不得点桐油灯的“颠东”孤老。

　　沈从文笔下“无呆相”。《景德传灯录》有一则禅宗公案：庞蕴居士初见马祖，开口便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向前踏一步，说：“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思想的机锋不宜说破，人要自悟，要访师拜师，要“行脚”，在刀山剑树中或迷，或悟，如此才亲切明白。所谓公案，是不愿对“大问题”表态的意思，敲在头上的棒喝故事大多与“公”无关，而是描摹不同问答状态的个案，即“私案”。以此推之，沈从文的小说是每个与山水为伴之人的生生死死，这些“私案”扩散开来，便是湘西的大小“公案”了。在70余本“语带机锋”的著作中，沈从文时而转身，时而分身，几乎跨越了所有年龄，所有身份，所有性别。他是伍娘，桂枝，三三，宋妈，王嫂；他是樵夫贵生，侦察兵熊喜；他是老实人自宽，他也是山大王刘云亭；他是他的母亲，妻子，孩子；他是转过身谦卑面对云麓大哥、四处寻找九妹的那个人；他是他生活的时代，也是他出生的那个国度。

　　五四一代人步入中年晚年时，沈从文还是个“小伙子”。鲁迅1936年去世，沈从文时年34周岁。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应该把《新青年》时代的“憨气”恢复起来。五四一代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已经固化为一个特殊阶层，变得迟钝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文坛”会热闹一点。五年后，他在《“五四”二十年》中写道，纪念五四要从“工具”的检视入手。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今看来，唯有乡下人能“庄严慎重”地审视时代了。

　　乡下人之于沈从文，不是叙事技巧或声口，而是锐利的“官能”。直心与憨气为作品注入临渊观水的凝视力量：一是角色落差。比如《长河》中写“父母官”逻辑像一种寄生物，不停地寻找宿主，几经翻新之后便成了“登了报，不怕告”的新式样。来到乡下人面前的不是“德先生”“赛先生”，而是“从文明地区闯到乡下人中间的新吸血鬼”，是“五老爷”“阎王”这样的角色。二是身份落差。狩猎性暴力在湘西盛行，乡下人被降格为动物身份，而手握权柄者却以法政之名升格。他们的人性为身份覆盖，成为推动程序运转的“部件”，因而从法律后果甚至道德后果中脱身。三是心理落差。当时最富于“秩序性”的理论莫过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说，新旧秩序的较力在制造苦难的同时，也撕扯着乡下人的心灵。沈从文从浸润“旧俗”的湘西来到都市，转过头来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新与旧》《菜园》《丈夫》《贵生》《菌子》《小砦》里表现了这种痛苦。他说，我想写雷雨后的《边城》，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

　　人类学家认为书籍的诞生与“火”有关。家园、故事、技艺等观念源于安全感，“炊烟”的升起，意味着人们开始熟练而安全地享用篝火。火能照明，取暖，还可以烹制熟食。文字是人类对居家感的确证，石刻岩画中多以水火或围猎场面为意象。一个被称为“家园”的地方，不仅是一幢漂亮楼宇，还意指着某种心灵状态。那是一个用火把“生的食物”变成“熟的食物”的地方，是孩子们可以在炉火边遐想的地方。用火点燃柴草，炉火就温暖家庭。围绕篝火与灶台展开的，是记忆和经验，是生火、拨火的技艺，它培养人的耐心、胆量和幻想的能力。巴什拉说，“我宁可旷一节哲学课，也不愿错过早晨起来生火”，他在《火的精神分析》中写道，拨火是一件耐心、大胆和幸福的事情。

　　童年、炉火、柴草，散发着永恒的家园感，这是一种从人类童年时代闯进来的情感。淡泊是自然的品格，也是乡下人的品格，像他们的灶台和炉火。如今，人类记忆已经塞满了商业价值，沈从文的小说带我们重返连绵的森林，跳动的篝火，从设计感十足的“豢养”状态中摆脱出来。

　　沈从文对物象、表面和神韵的关注，总是超过对整体秩序或价值的关注。阅读沈从文的快乐，不是去挖掘他头脑中的伟大想法，而是在细节中，在猎人或樵夫的呼吸中，我们得以重返森林。水与火意指不同的时间结构，水让人产生挽留时间的欲望，而火让人产生变化的欲望，加快时间的欲望。沈从文是寂寞的水，也是引人遐想的炉火。他笔下的水，是可以在不同思想状态间飞跃穿梭的液体，明亮、透光、易逝。火也常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像某种记忆“存储设备”，用来存放永恒之物，如灰烬、恐惧、死亡，当然，还有光与热的持续影响，它洁净一切，像火山灰呈现出的那种状态。他说，只有尽它燃烧，才会有转机，看大处，中国是有前途的。

　　契诃夫的《在峡谷里》写乡下姑娘“丽帕”受尽凌辱又失去孩子，她问邻居：“一个小孩子，没犯过什么罪，为什么也要受苦呢？”众人无话可说，默默坐了一个小时。一位老人开口道：“我们不能每件事情都知道：怎么样啦，为什么啦，上帝不让鸟儿生四个翅膀，只让它生两个，因为有两个翅膀也就能飞了；所以人呢，上帝也不让他知道每件事情，只让他知道一半或者两三成。”接下来，老人讲了一个故事：我走遍了俄罗斯，什么都见识过。我到过黑龙江和阿尔泰山，我在西伯利亚住过，后来我想念俄罗斯母亲，就走着回来了。我记得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冻得发僵，啃着一块面包皮。渡船上有一位老爷瞧着我，眼睛里含着泪水。“唉”，他说，“你的面包是黑的，你的日子是黑的”！

　　湘西人常说，“治不好的病，就是命运了”。人与人在苦难中得和解，得安慰，这或许是最接近信仰的一种人类关系。作家用故事持守“人境”，他总是会想到别人——“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沈从文，就是这样的蔼然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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