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民眾30年內3次“逃亡香港大潮”
在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有大約250萬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這些逃亡者有的葬身怒海，有的客死途上，有的成功抵達開始了嶄新的生活。研究者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
規模最大的逃港潮有三次，分別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逃港者中有機關干部、知識份子、學生、軍人、工人、知青、農民以及其他普通城市居民，他們來自廣東、福建、湖南、黑龍江等12個省、62個縣市，這些人因為偷渡而被中共當局視為“叛國投敵者”。
《大逃港》一書作者陳秉安先生研究認為，導致內地居民大規模逃亡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和政治方面的。
他 表示：“當年大陸搞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 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而1957年反右傾、1965年的“四清”和1966年的文革等一系列運動，對知識份子等民眾的迫害亦讓人們無法忍受。人們 只好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逃亡“自由世界”。這樣的選擇正是對中共統治的否定。
三年“自然災害”引發大陸民眾大逃港
其中，1962年的逃港風潮如火山噴發，源於毛澤東發動趕英超美的“大躍進”，直接引發了三年“自然災害”，千萬民眾死於飢荒、疾病。
至今，廣州許多年長者依然記得，當年珠江作為泳場的盛況：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強身健體，口號喊得分外響亮，其背後的真正意圖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隨時可能發生的遠行——偷渡邊防線，逃亡到香港。
在廣東寶安縣，中共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一度是監視“三偷”：偷聽敵台、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有的農民藉口去割草，劃著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產隊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劃走的那條小船。
中 共寶安外事辦公室《關於經寶安縣偷渡香港問題的調查報告》（寶外字10號，1959年1月28日）顯示，1956—1958年，經寶安縣偷渡的共有 20105人，其中寶安縣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縣的有13657人，寶安縣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份都是青壯年，以致不少邊防村莊成了 “女兒國”、“老幼院”。民謠便說：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文史參考》）
美國之音報 導稱，1979年的逃港潮最為驚心動魄。當時有傳言說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登基會實行大赦，十多萬來自各地的民眾聚集在深圳和香港的邊境地帶，形成洶湧的人 潮。他們不顧邊防軍的鳴槍示警，拖兒帶女，強行越境，前往香港。第二天，深圳灣海面上漂浮起幾百具屍體，無聲地展現出中國人用腳投出的莊嚴一票。他們在香 港的繁榮和自由以及中國的貧困和專制之間，做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勇敢選擇。
中共紅色公主偷越國境
在冒著生命危險，逃往自由世界的大潮中，不僅有拖兒帶女的農民，也有中共的紅色公主，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劉濤。
據目擊者介紹，1976年，中緬邊境的瑞麗江畔，劉濤試圖越過波濤洶湧的瑞麗江，偷渡到界河對岸的緬甸，被當地武裝民兵發現，並押回北京。當時的目擊者回憶道：
那天，東方剛剛朦朧見紅，有幾個女民兵慌慌張張跑來，在民兵隊長家竹樓下大喊：“隊長，不好了，有幾個人在江中往對面的木姐方向游去。”
民兵們在隊長的指揮下，駕著四條細長的竹木船向江心衝去。前面兩個黑影很快就被大浪衝到了下游，向伊洛瓦底江滾滾而去，手搖的木船根本追不上他們；幸好另外幾個隔得近一點，被民兵拖上了木船。
偷越過境的女孩被審了半天，只說了一句話：“我叫劉濤，什麼都不想給你們講，要講我要向公安部的華國鋒部長講！”這個偷渡團伙共有5個人，3男兩女。
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卷入逃港潮
1967年7月，北京紅衛兵領袖朱成昭和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南下廣州，被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定性為：“偷了地質部國家機密，企圖偷越國境。”
在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有大約250萬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這些逃亡者有的葬身怒海，有的客死途上，有的成功抵達開始了嶄新的生活。研究者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
規模最大的逃港潮有三次，分別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逃港者中有機關干部、知識份子、學生、軍人、工人、知青、農民以及其他普通城市居民，他們來自廣東、福建、湖南、黑龍江等12個省、62個縣市，這些人因為偷渡而被中共當局視為“叛國投敵者”。
《大逃港》一書作者陳秉安先生研究認為，導致內地居民大規模逃亡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和政治方面的。
他 表示：“當年大陸搞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 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而1957年反右傾、1965年的“四清”和1966年的文革等一系列運動，對知識份子等民眾的迫害亦讓人們無法忍受。人們 只好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逃亡“自由世界”。這樣的選擇正是對中共統治的否定。
三年“自然災害”引發大陸民眾大逃港
其中，1962年的逃港風潮如火山噴發，源於毛澤東發動趕英超美的“大躍進”，直接引發了三年“自然災害”，千萬民眾死於飢荒、疾病。
至今，廣州許多年長者依然記得，當年珠江作為泳場的盛況：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強身健體，口號喊得分外響亮，其背後的真正意圖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隨時可能發生的遠行——偷渡邊防線，逃亡到香港。
在廣東寶安縣，中共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一度是監視“三偷”：偷聽敵台、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有的農民藉口去割草，劃著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產隊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劃走的那條小船。
中 共寶安外事辦公室《關於經寶安縣偷渡香港問題的調查報告》（寶外字10號，1959年1月28日）顯示，1956—1958年，經寶安縣偷渡的共有 20105人，其中寶安縣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縣的有13657人，寶安縣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份都是青壯年，以致不少邊防村莊成了 “女兒國”、“老幼院”。民謠便說：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文史參考》）
美國之音報 導稱，1979年的逃港潮最為驚心動魄。當時有傳言說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登基會實行大赦，十多萬來自各地的民眾聚集在深圳和香港的邊境地帶，形成洶湧的人 潮。他們不顧邊防軍的鳴槍示警，拖兒帶女，強行越境，前往香港。第二天，深圳灣海面上漂浮起幾百具屍體，無聲地展現出中國人用腳投出的莊嚴一票。他們在香 港的繁榮和自由以及中國的貧困和專制之間，做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勇敢選擇。
中共紅色公主偷越國境
在冒著生命危險，逃往自由世界的大潮中，不僅有拖兒帶女的農民，也有中共的紅色公主，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劉濤。
據目擊者介紹，1976年，中緬邊境的瑞麗江畔，劉濤試圖越過波濤洶湧的瑞麗江，偷渡到界河對岸的緬甸，被當地武裝民兵發現，並押回北京。當時的目擊者回憶道：
那天，東方剛剛朦朧見紅，有幾個女民兵慌慌張張跑來，在民兵隊長家竹樓下大喊：“隊長，不好了，有幾個人在江中往對面的木姐方向游去。”
民兵們在隊長的指揮下，駕著四條細長的竹木船向江心衝去。前面兩個黑影很快就被大浪衝到了下游，向伊洛瓦底江滾滾而去，手搖的木船根本追不上他們；幸好另外幾個隔得近一點，被民兵拖上了木船。
偷越過境的女孩被審了半天，只說了一句話：“我叫劉濤，什麼都不想給你們講，要講我要向公安部的華國鋒部長講！”這個偷渡團伙共有5個人，3男兩女。
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卷入逃港潮
1967年7月，北京紅衛兵領袖朱成昭和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南下廣州，被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定性為：“偷了地質部國家機密，企圖偷越國境。”
朱成昭曾經是全國最大的紅衛兵組織首都三司的總司令，當時首都紅衛兵三司“如日中天”，和中央文革有密切的關系，一度被認為是代表中央。首都三司領袖朱成昭叛逃在西方無疑是爆炸性新聞。此外，朱成昭南逃的時候還帶走了葉劍英的公主，當時也是紅衛兵領袖的葉向真。
根據有關文革的史料介紹，周恩來親自派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到廣州把朱成昭和葉向真抓回北京。朱成昭、葉向真和許多紅衛兵三司領袖被隔離審查。有的三司頭頭被逼跳樓自殺。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港成功
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還有像著名音樂家馬思聰等文藝界名流。
1949 年12月被中共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的馬思聰先生，在文革伊始就慘遭批鬥和凌辱。不堪受辱的馬思聰最終用腳做出了選擇。1967年1月，馬思聰借一 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與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乘船出走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在其抵港第二天，全港報紙和電台都報導了這一 消息，從而掀起了又一輪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的長達10年的逃港潮。
“大逃港”帶給中共的震撼是巨大的，鄧小平曾就此認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於是，文革結束後，為挽救喪失民心的中共，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即希冀通過讓人民獲得物質上的利益，而不再反對共產黨。
改革開放三十年後 國人繼續用腳投票
然而，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鄧小平選擇的這條路讓人們放棄用腳投票了嗎？
時政評論員楊寧表示，且不說出國的留學生僅有20%選擇回國，通過旅游滯留國外、偷渡申請難民、正常移民等方式選擇離開中國的國人有多少，僅看看那些藉由改革開放獲利的富翁和官員們的選擇。
2011 年《福布斯中文網》的一篇題為《中國富人席卷上萬億熱錢外逃》的文章透露，中國約60%的“高淨值人士”——即那些擁有一千萬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 ——不是在考慮移民，就是已經快辦完移民手續了，這項調查是由中國招商銀行和貝恩諮詢公司聯合進行的。調查還顯示，那些擁有一億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人群 中，有27%已經完成移民，47%正在考慮離開中國。
楊寧認為，經濟上極為富有的他們為何也選擇用腳對中共投票？不就是因為生活在這個國度裡充滿了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嗎？！
再看有權有勢的官員。2011年6月，中共央行發布了2008年完成的有關中國貪官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研究報告。報告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員干部、國企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款達8000億元人民幣。
此 前，商務部發布的調查報告稱，這些外逃官員絕大多數是有權有勢的“一把手”和在銀行工作的“近水樓台”官員。他們中有國企的董事長、總經理，有中共機關的 副市長、廳長、甚至部長級官員，有銀行支行行長、分理處主任等。更令人驚嘆的是，這些官員絕大部份在外逃前都已經是在位的“裸官”，即配偶子女都早已移居 海外，自己一人留在國內做官。
另據中共中組部調查，這些年來中共高干家屬、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一共有108萬人。這個名單上就包括08年移民澳大利亞的、原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的兒子曾偉，以及去了澳洲的前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兩個兒子
根據有關文革的史料介紹，周恩來親自派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到廣州把朱成昭和葉向真抓回北京。朱成昭、葉向真和許多紅衛兵三司領袖被隔離審查。有的三司頭頭被逼跳樓自殺。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港成功
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還有像著名音樂家馬思聰等文藝界名流。
1949 年12月被中共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的馬思聰先生，在文革伊始就慘遭批鬥和凌辱。不堪受辱的馬思聰最終用腳做出了選擇。1967年1月，馬思聰借一 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與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乘船出走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在其抵港第二天，全港報紙和電台都報導了這一 消息，從而掀起了又一輪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的長達10年的逃港潮。
“大逃港”帶給中共的震撼是巨大的，鄧小平曾就此認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於是，文革結束後，為挽救喪失民心的中共，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即希冀通過讓人民獲得物質上的利益，而不再反對共產黨。
改革開放三十年後 國人繼續用腳投票
然而，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鄧小平選擇的這條路讓人們放棄用腳投票了嗎？
時政評論員楊寧表示，且不說出國的留學生僅有20%選擇回國，通過旅游滯留國外、偷渡申請難民、正常移民等方式選擇離開中國的國人有多少，僅看看那些藉由改革開放獲利的富翁和官員們的選擇。
2011 年《福布斯中文網》的一篇題為《中國富人席卷上萬億熱錢外逃》的文章透露，中國約60%的“高淨值人士”——即那些擁有一千萬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 ——不是在考慮移民，就是已經快辦完移民手續了，這項調查是由中國招商銀行和貝恩諮詢公司聯合進行的。調查還顯示，那些擁有一億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人群 中，有27%已經完成移民，47%正在考慮離開中國。
楊寧認為，經濟上極為富有的他們為何也選擇用腳對中共投票？不就是因為生活在這個國度裡充滿了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嗎？！
再看有權有勢的官員。2011年6月，中共央行發布了2008年完成的有關中國貪官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研究報告。報告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員干部、國企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款達8000億元人民幣。
此 前，商務部發布的調查報告稱，這些外逃官員絕大多數是有權有勢的“一把手”和在銀行工作的“近水樓台”官員。他們中有國企的董事長、總經理，有中共機關的 副市長、廳長、甚至部長級官員，有銀行支行行長、分理處主任等。更令人驚嘆的是，這些官員絕大部份在外逃前都已經是在位的“裸官”，即配偶子女都早已移居 海外，自己一人留在國內做官。
另據中共中組部調查，這些年來中共高干家屬、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一共有108萬人。這個名單上就包括08年移民澳大利亞的、原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的兒子曾偉，以及去了澳洲的前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兩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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