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金融界，康心如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但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康心如就不受待见了，曾经拥有的财产，被中共以各种名目侵呑。在反右派运动中，因说了几句真话，被打成“极右派”。文革爆发后，受到迫害，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叱咤风云的银行家
康心如，1890年出生四川绵阳，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过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段祺瑞政府中当过国务院侨务局佥事，办过报纸，经营过民立图书公司，一度还是中华书局的股东。
1922年4月10日，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开业，美国人雷文做总经理，康心如是协理。1926年9月5日，发生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导致上千人死亡事件，由此引发一场排外运动。1927年2月，在四川的外国人纷纷撤离，美丰银行的美方总经理也在其列。康心如找当时的“四川王”刘湘，募集30多万元，收购了美国人的全部股本。从1927年3月31日起，美丰银行完全变成中资银行，由康心如负责经营。
康心如接手四川美丰银行后，经营的总方针是发展实业。他去重庆时，重庆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他就筹建了重庆自来水公司、重庆电力公司，逐步地，把重庆的公用事业搞起来了。一些老一辈重庆人对康心如十分感激，说，一开电灯，就会想到康心如，一打开自来水，就会想到康心如。
美丰银行的黄金时期是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康心如在四川投资了八九十家企业。直到1950年停业时，还有工矿和公用事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信托、文化新闻等5类66家企业。在整个西南地区，美丰都是一家很有影响的大银行。
1937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杨森带文官和国民政府大印撤到重庆。1939年，蒋介石成立重庆临时参议会，任命康心如为议长。康心如以临时参议会议长名义，上书蒋介石，建议定重庆为陪都。据此，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立重庆为陪都。
到1937年，康心如的股本已上升到66.7万元，成为美丰银行最大股东。他的个人资产达百万，被选为重庆银行同业公会主席。在重庆，康心如结交了不少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如于右任、杜月笙、何应钦等。康心如之子康国雄和蒋介石夫妇还有过一段交往。康家在重庆南岸汪山的别墅和蒋介石在黄山的别墅不远。每到周末，蒋介石夫妇回别墅休息，常常带着康国雄和他的妹妹去山上散步、聊天。
康心如把美丰银行办的风生水起，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一个“一诺千金”的行训，特别重视信誉。1944年，日本人打独山，贵阳局势紧张，很多人准备逃难，有的银行关门就跑了。美丰贵阳分行的人打电话到重庆请示总经理康心如。康心如二话没说，立即派专人坐一辆吉普车，带3000两黄金，连夜赶到贵阳，以保证贵阳的储户，能取到钱逃难。这件事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国民党发行银圆券时，来存钱的人，有的存袁大头（银元），有的存纸币。康心如作了一个规定：凡存银元的，都给他写成“圆”；凡存纸币的，都写成“元”；将来储户来取钱时，存银元的，一定给银元，这样，保证他们的钱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这一做法深得人心。
康心如善待职工，在通胀严重的时候，职工工资会根据物价指数的上升而有所调整，并免费供应员工膳食及住宿，携带家属子女的，另有家属宿舍，集体供应膳食，不收任何费用。在服务工龄上，有明确的退职退休赠予金条例，按实际工作年限计算，条件符合的，亦有终身养老金。此外，工作10年、15年、20年，分别赠与不同的纯金质纪念奖章。每星期六的周会，所有职工都去，每人都可发表意见，康心如没事一定参加，一般不发言，但有时也当场做决定，如伙食怎么改，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康心如原本想大干一场的，因为战争结束后，国家重建，到处都需要钱。但是，紧接着的国共内战，导致经济空前紧张，美丰银行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兑换金圆券，亏了一大笔钱；之后是兑换银圆券，又亏了一大笔钱；之后，国民党重庆市长杨森有一批美丰的股票，逃离重庆前，他叫重庆卫戍副司令夏斗枢到康家，拿着枪要求退股。康心如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买下杨森的股票，又亏了一大笔钱。
被中共“共产”的银行家
1949年年11月30日，中共军队进入重庆。当时，美丰银行的流动资金有限，为生存下去，康心如专门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动员大家把家里的黄金、珠宝拿出来，以解燃眉之急，共筹集22亿现金（旧币）。有人后来评价说，这是“毁家救行”的义举。
但是，这些钱也不够。于是，康心如找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先后提出用他的商业大楼、美丰银行大楼做抵押，人民银行都不同意。康心如说，你不给我钞票，我这银行就只有关门了。人民银行的人说：你关门就关门吧。1950年4月4日，美丰银行被迫关门。
之后，中共对康心如的资产进行清理。这个过程就是康心如的个人资产被“共产”的过程。比如上面提到的“杨森退股事件”。当时，康心如被枪逼着拿出200根金条“买下”杨森的股份。1949年后，杨森成了中共的“战犯”。中共说，康心如买杨森的股份是“转移敌伪财产”，你得赔给中共——他拿走多少你得交出多少。
还有，康心如在重庆的房子，由中共作价卖了17万。中共只给了他1万块钱，剩下16万被强制存入人民银行，作为美丰的股票入股，入股只能领定息。康心如买下的东四红星胡同一座14间半房屋的独门宅院，文革时被中共强行安排“群众”入住。
反对“以党代政”的“极右派”
1950年4月美丰银行停业后，康心如的财产被冻结。为了生活和维持子女上完4年大学，康心如不得不变卖一些东西。
1952年，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后，康心如的弟弟康心远，被当做“不法资本家”抓捕。自此，康心如也很紧张，每天早上起来后，就打好铺盖卷，坐在屋里等着被抓。等到下午5点多钟还没事，估计这一天可以平安过去了，才出去走走，到小吃摊吃点东西。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反右前，中共反复恳请一些非中共人士帮助中共整风。康心如不知道这是中共“引蛇出洞”的“阳谋”，在中共重庆市委举行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发了一个言，结果，被划成“极右派”。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现在看来，都是些大实话，但是，在当时看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
比如，他说：“如拿党来代替了行政，包办一切，就不行。企业不外三项工作：一叫行政，二叫业务，三叫人事，党组织三样事都代办了，非党员只能受支配”。“为啥发生（非中共党员）有职无权问题？其实很简单，工作如按德才分配，何来职权问题，有德才才可以去担当。如果还不懂不会，就不该当经理，学会了再来好不好？”“安排工作只问才与德，不问公与私，”“不看是否党员、非党员，只看能力与德行，不要强调阶级关系。”
此后，康心如被勒令参加重体力劳动，每天到河坝去背石头。他年老体弱，没有办法，只好在动身之前，在家里喝了强心的“可拉明水”才去。劳动了10天，上面又通知他，不让去了。
文革中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给了康心如11个头衔，都是虚的。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后，康心如就什么收入都没有了，医疗费也不给报销了。
1961年，康心如病危，他儿子康国雄把他从重庆接到北京，然后通过章士钊给周恩来写信，说康心如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身体也不好，能否调到北京中央文史馆当个馆员。周恩来请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具体解决。齐燕铭查到，康心如还剩下一个重庆市政协委员的职务，还应该有90多块钱的工资，从1961年起，就由重庆市政协付给他每月90多元的工资，在公家医院看病的医疗费也可以到政协报销。
1966年文革一开始，重庆市政协不但不给他发工资了，连寄到重庆政协报销的医疗费单据也给退回了，上面还写着：滚你妈的蛋，造你的反。接着，就是红卫兵抄家。据康国雄讲：“抄家之彻底，就像‘坚壁清野’，连我家里的锅碗瓢盆、换洗衣服、被子全部被搜光了，只留下几张空床和他身上穿的那一身衣服！”
1969年11月，康心如再次病危，送到北京协和医院，医院不收。家人到处托关系，想办法，才勉强住进病房。3天后，康心如病逝。
结语
中共建政后，民国时代资本家的财产，都被中共像“割韭菜”一样“共产”了。康心如苦心经营28年的美丰银行被迫关门，本不该由他赔偿的钱，中共以各种名义强迫他赔偿。最后，一代金融家、实业家，曾经为抗战作出重要贡献的康心如，沦为一钱不值的穷光蛋，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直到今天，这样的悲剧仍在中国大陆重演。许多民营企业家，不是中共被“割韭菜”，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中共不亡，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不可能有好日子过。
20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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