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者王侯败者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兔死谁手， 逐鹿中原，你方唱罢我登场，鹿死谁手？这些短语概括了中国几千年群雄割据，改朝换代的打杀史。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除了几次对抗少数民族和抗日战争，中国人都是在打中国人，争夺主宰和支配这块土地的权力，以及象征着最高权威的皇位。
每在一个朝代之末，都会有一群义军领袖摧枯拉朽般地端掉已经垂死的前朝皇权，然后，诸如18路反王的多种力量再相互残杀，胜者为王称帝，建立一个新的姓氏 基业，开始为时不长的轻徭薄赋，让老百姓在战乱之后喘口气。传了10几代皇位以后，不肖的子孙又骄奢淫逸，置百姓于水火之中。于是又引发出18路诸侯，再混战一场，把历史的座钟重新调节到零点。停停打打，暴力争夺，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在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后，一支新的政权建立了，遗憾的是他没有离开老套。在解放战争中，几百万中国人打杀着另外几百万中国人，直到决出雌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无论从政权获取的方式，还是政权获取后所采取的体制，都没有脱离自秦、汉以来的传统，即暴力循环的怪圈和独裁专制的社会。唯一的区别是由于开国元首子嗣不旺，把历代的单姓王朝演变成今天的一党天下。但是政权的体制和政府的性质依然是封建的延续。正如毛泽东鼓吹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他的继承者所采取的则是枪杆子下边保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最后结果是，胜利者建立一个独裁专制的中央政府，成了国家和百姓的当然的主人。在本质上，和一个占山为王的土匪集团没有区别。胜出的政治力量紧紧地把控着到手的权力，小心谨慎，生怕稍有疏忽，便被推翻。他们像一个身上揣着几千万现金的富翁，雇佣了一群保镖，唯恐遇上强盗把手中的财产抢去。在掌权者看来，他们手中的权力比富翁的钱财还重要，因为这会牵涉到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因此他们嗜权如命，利用各种手段监督着人民，把那些看起来对他们有危害的不同政见者送进大牢，甚至宣判死刑。对于任何反对政府的群体行动坚决镇压，杀无赦。 政权成了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军队、警察成了少数人的私人护卫，老百姓成了俯首帖耳的工蚁、工蜂和顺民，把最好的食物和蜂蜜 献给他们的尊贵的主人。最后，枪杆子里面杀出来的政权逐渐变成了一个统治人民，发号施令，甚至胡作非为的强权；一个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让百姓担惊受怕的强权；一个小部分人高高在上，而大部分人被奴役的强权。这是中国的实际状况，也是中国人的无奈的悲凉。
自夏、商、周开始，中国的政治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中国的社会成了强者为王的社会。朝代的交替造成了血腥的争夺，连年的战争。统治者们置老百姓的死活于不顾。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回旋于 这样的一个暴力的怪圈，没人能够把中国从这个怪圈引导出来，老百姓成了这个怪圈里的牺牲品，和炮灰。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大规模地镇反，大开杀戒。有不少国民党的连长和保长以上的干部都成了刀下之鬼。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暴力的文化，铁血的文化。这种文化导致了文革中的两派刀兵相见，屠杀俘虏，把文化上的革命楞给变成武化革命。其实，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服务的都不乏有养家糊口之士，把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掉有点残忍。
除了暴力争夺， 中国式的改朝换代的特点是，每个朝代开始后都有个相对和平稳定，甚至繁荣昌盛的时期。然而，由于无上的权力和累积的财富，皇族的后人逐渐地贪图享受，骄奢淫欲。 再加 上满朝文武贪赃枉法，蝇营狗苟，王朝又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最后，再加上旱涝天灾的打击下，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温顺善良的百姓们再次揭竿而起，去废掉这个吃人的朝代。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民族传统和思想的约束，取而代之的又是一个新的王朝。然后再从希望走向失望，环而复始， 重新走进暴力的恶圈。
解放后，老百姓喊了几十年的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万岁，如今毛主席撒手人寰，活 了不到百年。现在，只剩下一个共产党万岁了。严格说来，共产党也不会万岁，即使按照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到了共产主义，随着阶级消失，党也自然消失。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除非你能证明，人类在1万年前不会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又有悖于毛泽东所说的1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共产党由强变弱是早晚的事，政权的更替也不可避免。远的不说，唐王朝的寿命是290年，宋王朝321年，元朝短命只有88年，明朝277年，满清268年。宋朝丢了两个皇帝，偏安临安， 内忧外患，居然还稳坐了321年。如果没有蒙古的振兴，恐怕还会长些。如果用中国的1400年的历史来度量，今党之天下怕是当在100年到300年之间。到底多久？那就要看中央领导干部的努力程度了，如果他们每人再贪污得多些，他们的凤子龙孙再霸道些，可能寿命会短。如果领导阶层里能出几个像张居正一样的中兴之臣，寿命又可能会长些。但观今鉴古，很难超过200年。
既然当今的社会制度与历朝历代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总有那么一天，党政权会全面地脱离人民，走向反面。这似乎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摆在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政权将以什么方式更替？无疑，这是一个带有有多种答案的选择题。然而， 思想界的统一认知和导向将会使这个更替更加润滑平稳，而不会引起过度的动荡，让百姓不安。
首先是苏俄的模式。1989年，继戈别切夫摧毁柏林墙后，叶利琛拉下了一列飞驰的火车的紧急制动装置，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像物理学中的深度非弹性散射一样，分崩离析于一旦，其可取之处是长痛不如短痛，其不利之处在于一个大国禁不住这么激烈的折腾。遗憾的是，苏联解体的国际影响和不约而至的64事件，对中国的变革在效果上起了消极的作用。北京统治集团误读了国际与国内的政治气候，慌了手脚，把比较Liberal的赵紫阳打进冷宫，让因循守旧的李鹏一派得逞。担心丢失政权过度的敏感使得他们对那些原本没有推翻政府意愿的学生下了毒手。我虽然当初是64学运的同情者，但是今天看来，它来早了。或者说来得很不是时候， 其结果让中国在政治改革上开始了大退却。
蒋公虽然专断独裁，但他的大公子却睿智伟大。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多党合法共存的民主制度，送给了台湾人民一件大礼。在短时间内，台湾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经国先生功不可没，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堪与华盛顿比美的领导人。台湾同胞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先行成了中国大陆同胞的表率，不能不说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影响深远，遗憾的是我们只学了人家一半，把更加重要的政治体制弃之门外，把本来没必要效仿的台湾腔和琼瑶的大辫子戏却全盘接过，以至于春节晚会上传播的都是台湾口音，把丈夫都喊 成了老公。似乎说句“好漂亮呦”就能混进上层社会。台湾人也是华夏子孙，他们在政治上能做到的大陆应当也可效尤。无疑台湾的体制改革的方案最为理想，可惜的是，在越来越加保守的执政党内，不知什么时候能出一个类似蒋经国先生的伟人。
埃及模式的特点是民众蜂涌而起，和平请愿，领导集团没有大规模地残酷镇压，总统穆巴拉克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百姓和士兵流血较少，缺点是政权变动突然，群龙无首，未来状态很难确定。埃及的模式不大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人在杀中国人的时候从来不会手软。64 学生只要求反对贪污腐败就成了机枪和坦克下的冤魂。 要是有一群人站出来喊政府下台，说不定会用上地对地导弹。此方案虽然可取，但不可行。
利比亚模式有点接近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老百姓拿起武器，向统治者的大本营一路杀去。其坏处是流血过多，对国家破坏太大。利比亚人的生活水平不低。如果说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是为了吃饭，即生存权，利比亚人民的斗争则是为了自由民主，即人权。比我们的前人略胜一筹。卡达非的倒台让西方列强尝到了干预的甜头，如果今后几年，64事件在北京重演，他们大概不会再坐视不问。然而靠外国人的卷入来获得本国的自由民主，这无疑是一种羞辱。不能要了民主，丢了主权。中国应当向世界宣示自己能够实现理想的目标， 不需要外人从中作梗。21世纪的非洲的动荡会对国际局势和民主潮流带来新的影响。世界的政治形势将如气候领域的阿尔尼诺现象一样，桀骜不驯，瞬息万变。集权国家的统治者们将像走钢丝一样，极度地小心谨慎，严防内外勾结。深恐一不留神，就会失去平衡，坠入无底的深渊。
最后的办法是中国自己的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案，揭竿而起，武装夺权。无论如何，这个方案应予放弃，因为即使成功，一个新的强人也会把中国再次带进独裁专制的恶性循环，除非中国能涌现出几位像美国独立战争时的高人，诸如华盛顿、杰佛逊和弗兰克林。即使如此，毕竟也免不了让中国陷入战乱之苦，让百姓再受创伤。何况历史上的揭竿起义，大多发生于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再改变体制无疑对老百姓是不公平的。独裁专政的时日越久，对国家、对老百姓越是不利。中国不应当等到那个时候再谈改变。
形势与时局的变化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国家机器还很强大，尽管国家财富还在上升，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总之，共产党不会万岁，隔代接班的模式不会持久，现有的体制不会一成不变，中央集权不会越来越牢固，中央领导人的威望和能力也会随年代推移而逐步衰减。在毛泽东留下的阴影里，在马克思学说独霸的学术界，中国缺乏有远见卓识的独立的思想家，政治家。中国需要到西方学习先进的自由民主的观念。我们可以接受牛顿，爱因斯坦，比尔盖茨，马克思，为什么不能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哲学？显然这些理念对执政党来说可能是个棘手的挑战，但是对国家对人民而言，却是一种进步，并且能带来好处。就此而论，高干子弟出去留学是好事， 希望他们到了外国能脱离纨绔子弟 的恶习，把先进的哲学思想学过来，取代中国的古老的僵化的政治观念。 100个这样的人里头能出现两、三个哲人就是中国人的造化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出现了不少到日本、欧美去留学的有志青年，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带回伊藤博文，卢梭和亚当-斯密的学说，反倒带来了军事独裁和共产主义，把中国引入歧途。希望在这次开放里唐僧师徒们能带回民主自由和富国强兵的真经。
《克斌杂文选》， 20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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