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會 錫安長老會 聖羅馬帝國和NWO 及森遜密碼驗證: 由國家����禁裝衞星鑊的顧慮可看到國家多麼為人民的安全設想,我們怪錯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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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gram 如何在白俄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

 

奇客资讯WinterIsComing 

就像发条一样，Telegram 上反对白俄专制领导人的抗议者每天会发布一个任务清单，列出目标和集会的时间和地点，像企业一样准确无误，还经常配上鼓励口号如“为了自由”。自 8 月 9 日当局宣布现任总统重新当选以来，Telegram 成为了协调大规模抗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 Telegram 频道，白俄用户分享着抗议的最新信息、视频和照片，了解存在大量警察的位置，联络人权活动人士和呼吁新的抗议。最受欢迎的频道包括 NEXTA、NEXTA Live 和 Belarus of the Brain。NEXTA Live 的用户数在短短几天内从数十万增长到了 200 多万，而白俄的居民总数是 950 万。上周，白俄当局对 NEXTA 及其 22 岁的创始人 Stepan Putilo 启动了犯罪调查，指控其煽动群众骚乱——这一罪名的惩罚是最高 15 年刑期。

習近平當面向川普要郭文貴，開出天價，包括朝鮮（20200822第45期） | 天空探照燈

美國司法部起訴書披露，在海湖莊園的中美元首會面中，習近平當面提出要遣返郭文貴。

消息來源：美國司法部



美國司法部文書
https://ilind.net/misc%20/2020/lum%20...

蔡霞教授论党主立宪与中国政治转型

《夹边沟纪事》 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李玉霄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杨显惠。
   
   一、杨显惠其人
   
   杨显惠操着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他显然还保留着西北人的古道热肠，虽然已经在天津东部的滨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记者要离开塘沽，他从家里急急忙忙提了两瓶甘肃产的白酒，硬要记者带上。
   和记者在一起时，杨显惠很在意每天的中饭和晚饭，首先一定要由他做东，其次一定要喝上两杯，再聊上大半天，聊的当然是都是夹边沟。
   酒酣耳热之际，58岁的杨显惠感慨，“好文章其实是老天爷给你安排好的，它们和你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这一年，他刚刚高中毕业，只有19岁，年轻的心中揣着的是一个作家梦。
   他被分配到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友们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浑苍凉的戈壁风光、战天斗地的时代召唤使得年轻的杨显惠激情满怀，但是，一次不经意的闲谈让他发现了生活的严酷一面。
   小宛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在1960年代，这样的闲谈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两语，杨显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
   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内，有一个劳改农场，名叫夹边沟，三千名右派，大面积地死亡，死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死得很惨……
   一下子，杨显惠牢牢记住了“夹边沟”。
   40多年后，他在《告别夹边沟》的后记中写道，“右派们的叙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
   但是，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无法求其详细。
   从1965年到1981年，杨显惠一直呆在农建十一师，期间，他做过售货员，当过会计，读了工农兵大学，在农垦中学做了七年数学老师，开始了文学创作。
   16年里，有关夹边沟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总是很隐秘地传来。对于杨显惠，它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1988年，杨显惠成为天津市作协专职作家，跟随爱人调到了天津，在塘沽深居简出，他的创作仍然以西北戈壁滩上16年的农场生活为主。
   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日显边缘化，中国的作家们整体进入一个调整期，有人沉寂了，有人转入商业化写作，还有人沉醉于描摩世俗生活，笃信文以载道的杨显惠也面临抉择。
   这个时候，“夹边沟”从心底深处顽强地冒了出来。
   杨显惠放弃了以建国后西北地区劳改农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计划，开始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他要“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没有名，没有利，我也认为值！”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40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
   虽然杨显惠对夹边沟的来龙去脉已不陌生，但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让他震颤不已。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一次次生生地揭开伤疤，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
   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二、夹边沟农场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
   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至于为什么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三、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他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破冰船老马)
(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李玉霄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从璞鼎查到博明

发表于 2020 年 08 月 14 日 由 刘路新

璞鼎查的英文是Henry Pottinger，博明的英文是Matthew Pottinger，有人把他们的姓统一译为“波廷杰”。至于二人是否有宗亲关系，不得而知，与中国都有密切的关系，却是肯定的。

1842年8月29日，英国代表璞鼎查与清廷代表耆英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上签署了《南京条约》。这是大清帝国因战败与西方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条约，朝廷称之为“万年和约”。

2020年5月4日，“五四 运动”101周年之际，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用中文发表了20分钟的演讲。这是美国官员第一次直接对中国民众喊话，呼吁中国少一些民族主义，多一些平民主义，发扬“五四精神”，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

从这两个“波廷杰”，从他们的故事，可以看到中国的故事。

璞鼎查的故事

1840年，英国和中国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果，中国战败。

大清代表耆英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的静海寺谈判，谈了四次后，1842年8月29日，双方签订《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

议约期间，璞鼎查根据英国首相巴麦尊的要求，坚持割让香港，“让地通商一端，大清必将香港地方让与大英永远据守”。

耆英则按照中国人的办法与英方打交道。耆英发现，英夷有礼貌，讲诚信，一来二去，便以为掌握了英夷的心性，找到了对付他们的办法，简单地说，就是示以信义，以私交笼络。

他争取一切机会与璞鼎查建立私谊，例如，有次看到璞鼎查的一张全家幅，对其儿子大为赞赏，以自己无子嗣为由，希望收养为干儿子，后来，更向璞鼎查提议互换妻子的画像。璞鼎查不想冒犯，便一一应承，并将儿子改名耆英·璞鼎查（Frederick Keying Pottinger）。两人又互换礼物，耆英赠璞鼎查金手镯，璞鼎查则回赠了一柄宝剑和一条腰带。

谈判成功的庆功宴上，耆英更让璞鼎查张大嘴巴，自己拿着蜜饯，隔空准确无误地投进璞鼎查的嘴里。

问题是，这种“融洽的私交”，并未影响谈判，璞鼎查把公与私分的很清楚，谈判过程中，丝毫不让步。

《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遂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璞鼎查则正式成为香港的首任总督。当时，香港共有15,000名华人，和300名欧洲人。

璞鼎查任总督后，发出告示说，“香港乃不抽税之埠，准各国贸易，并尊重华人习惯”。随即依据《英皇制诰》成立了香港政府，包括行政局、立法局和最高法院。

璞鼎查严守《南京条约》，不许走私鸦片，干涉驻港军务，结果颇受孤立，不久卸任，返回英国，成为任期最短的香港总督。
虽然任期最短，璞鼎查却奠定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和以后的发展道路。
南京谈判后，耆英对璞鼎查的拉拢和示好更是花样百出，信也写得亲昵而肉麻。可是，他是个两面派，并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耆英被派往天津协助桂良与英法联军交涉。此前，英军在占领广州期间，查获两广总督府大量档案文件，发现耆英在上报朝廷时对英国言辞甚为不恭，因此，拒绝与其交谈。桂良请耆英回京，惹咸丰帝大怒，下狱议罪，肃顺上疏立即正法，咸丰帝赐耆英自尽。

博明的故事

2020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这幕后的推手之一，便是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47岁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

博明对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封杀华为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今年1月，他建议川普总统使用“武汉病毒”这个名词，而总统急于甩锅，临时升级称为“中国病毒”。他支持川普总统暂停WHO的资金，建议停飞往返中国的部分航班。与此同时，要求中国主要媒体减少驻美记者的数目，关闭孔子学院等，这一系列的事件，背后都有博明的影子。

而这些又与他的背景和经历有关。

博明在麻州大學学习中文，毕业后，投身新闻业，1998年至2005年，共七年时间，在北京任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

博明不止一次谈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多次被公安骚扰；追赶之下，将采访笔记一页页撕掉，再丢进马桶冲掉，为的是不让公安拿到采访笔记；在北京的一家星巴克咖啡，被一个政府打手当面揍了一拳，因为要阻止他调查一家中国企业卖核能燃料给其他国家的消息；在天安门广场，他数次看到便衣警察把抗议的民众压倒在地；采访中国公民时，他被政府雇员录像。。。
他总结说，“住在中国，你才能了解国家会对人民做出什么事”。在北京七年后，他得出结论，自己要去找一个比记者的笔更有力的东西。
于是，便决定投笔从戎，可是，年龄和体重都超标，为了达标，他在长城上练习跑步，搞得自己进了急诊室。
32岁那年，博明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年龄最大的少尉軍官。作为一名情报人员，他被派往阿富汗和伊拉克，还得过军功奖章。
退役后，博明在纽约一家对冲基金工作。不过，軍旅生涯為他打開了通往美國权力核心的大门。2017年，他加入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久，他在军队时的上司、顾问迈克尔·福林提拔他为亚洲主管。2019年9月，新任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又提拔他为副国家安全顾问。

记者出身，让他对社会问题有高度的敏感。在中国呆过的几年，又让他对中国很了解。能讲流利中文的博明，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将贸易和国家安全相结合。

2017年，他协助起草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正式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并指明北京是“修正主义权力”。

博明是个“打团队战的人”，处事低调，服从命令，不与上级抢风头，据说这与他在海军陆战队的经历有关。他曾经协助白宫推动与北韩的和解，安排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面。
博明的故事，凸显的一个现实是：美国的“知华派”，不再像改革之前，对中国的贫穷落后充满同情；也不像改革之初，对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转身充满了激动、敬意与憧憬。相反，他们开始对中国的崛起充满疑虑。在一系列的理想破灭后，他们选择与中国正面交锋。
如何与美国打交道，特别是，如何与博明这样的“中国通”打交道，是中国现在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過年運輸✈️高峰，疫情��還有沒說的內幕，當局是否隱瞞？我們需要更多像2003年勇揭SARS真相的「蔣彥永」|新聞拍案驚奇 大宇

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逆行斋夜话

一

“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狂人”晚上出去溜达，被赵家的狗溜了两眼，吓坏了，回到家中，不住地琢磨这件事：“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狂人”自己躺在床上分析，我和赵贵翁也没什么仇啊，和路上的人也没什么仇啊；只有二十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

就是这个缘故，答案找到了，“狂人”很高兴，翻身“呼呼”大睡。

其实，“狂人”错了，赵家的狗，之所以看他两眼，只是因为它是赵家的狗。

这个道理，十多年之后“狂人”才明白，赵家的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二

每天晚上，外面黑漆漆一片，赵家的狗都要特别小心，为主人看家护院，防偷防盗，是它的职责，就像在普通人中发现“狂人”一样。

因此，赵家的狗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伸出鼻子，不停地东闻西嗅，哪怕空气中有一丝不安的气息，也要把它查出来。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所以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隔三差五，赵家的狗都要吠几声。

赵家的狗一叫唤，左邻右舍的狗都跟着叫。听到狗叫声此起彼伏，赵家的狗不禁眯起了眼睛——得意地笑了，坏人再也不敢来了，明天，主人一定会赏我一块肉又大油又多的骨头。

三

赵家是一个大家族，赵家大院里面住的人很多，可赵家的狗门倍儿清，知道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会给它好吃的，谁敢打它。

对于赵家老太爷赵贵翁，赵家的狗天天围着转，就差跪在地上磕头了。每天早上赵老太爷一露面，赵家的狗就摇头摆尾地跑过去，又是闻又是嗅，不是还摇晃两下尾巴。

赵家的狗还特别会察言观色。如果赵老太爷赵贵翁高兴，赵家的狗就会围在身边撒欢，又蹦又跳，变着法地讨欢心。如果那天老太爷生气了不高兴了，赵家的狗肯定远远躲在一边，一声不吭，就连上厕所也是蹑手蹑脚，偶尔偷偷看老太爷两眼，是否还再不高兴。一旦老太爷露出笑模样，赵家的狗立马也就活泼起来。

对于像“王胡”、“吴妈”这样的仆人杂役，赵家的狗向来不用正眼瞅他们，什么东西，人模狗样的。对于“赵思晨”、“赵白眼”这类帮闲门客，赵家的狗表面上客客气气，私底下也是没放在心上，也是溜须拍马混吃混喝的，不过比我好一点罢了。

四

别看赵家的狗在“狂人”、“阿Q”面前牛皮哄哄，那只是因为它是赵家的狗，背后有赵家撑腰，如果赵家的狗和赵老太爷在一起，无论遇上体型多大的狗，它也敢和人家较量较量，呲牙咧嘴，用力跺四脚，身体僵直，披毛竖立，尾巴陡伸，一副好斗的样子。可一旦看不见赵老太爷，立马尾巴下垂，夹在两腿间，耳朵向后伸，两眼圆睁，浑身颤抖，呆立不动，有时还吓得尿裤子。

“呸！狗仗人势的东西”，望着得意洋洋离开的赵家的狗，“狂人” 、“阿Q”恶狠狠地啐了一口。

五

赵家的狗外出溜达，遇见一只野狗。这条野狗风餐露宿，伤痕累累，赵家的狗不仅起了恻隐之心，对野狗说：“你看我整天吃不愁、穿不愁，有吃有喝，还有干净、舒适的窝。哪像你，饱一顿，饿一顿，睡桥洞，钻水沟，不如你也和我去吧。”野狗点点头，两条狗一起回到赵家大院，来到装饰一新的狗窝面前。赵家的狗向野狗炫耀一番，最后拿起一个脖套，对野狗说：“你把这个套上就行了。”野狗鄙视地看了赵家的狗一眼，说：“原来是拿这个换啊。”说完，径直走了。

六

没过多久，“王胡”带领“阿Q”、“小D”一帮“柿子党”，闹起了革命，“赵思晨”、“赵白眼”这类帮闲门客也跟着凑热闹，“咸与维新”，攻占了赵家大院，赵老太爷又气又怕死了，赵家大院败了，赵家的狗也成了无家可归的野狗，饿的精瘦。

一天，赵家的狗遇见了原先见过的野狗。野狗说：“你现在也和我一样，成了野狗了。”赵家的狗微微一笑，轻蔑地说：“和你一样？就凭本狗我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的超高本领，到哪都能找到主人，都能混上好日子。不信，咱就走着瞧”。

说完这话，赵家的狗瞄了瞄赵家大院旁新起的王家大院，一路小跑走了过去。

赵家的狗的新的狗生开始了。

【重播 8/6】川普總統在惠而浦公司製造廠發表講話（中文同聲翻譯）|| 新唐人電視台

176：（有字幕）香港只有武装起义这一条路了，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对抗港版《国安法》，除非选择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