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奇书在大陆为什么遭禁50年？

一本奇书在大陆为什么遭禁50年？
颜昌海：知名网友，批评家，一个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说点表达自己想法的话。

吉拉斯是撩开共产主义面纱，揭示社会主义真相的先驱，也可说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最早的掘墓人和民主化的奠基人。吉拉斯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及其他一系列著作，在理论上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破产和终结。港媒评论说，尽管吉拉斯已故十多年，大陆权贵还在为《新阶级》增添新的注解，中国大陆的社会现状还在为《新阶级》提供最典型最完整最鲜明的蓝本。
据港媒报导，大陆权贵对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讳莫如深，尽管早在1963的形式内部出版发行《新阶级》（1980年翻印），却迄今不公开出版发行，当年上百种“灰皮书”（社科类）和“黄皮书”（文学类）已基本解禁，唯独《新阶级》例外。报导认为，《新阶级》论说的尖锐和敏感是一个因素，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新阶级》作者吉拉斯的身份。
吉拉斯1911年出生于南斯拉夫黑山的一个农民家庭，18岁入贝尔格拉德大学，在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左翼学生团体，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38年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两年后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时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吉拉斯是抗击法西斯的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成员。战后，吉拉斯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担任多项要职，1953年当选为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共产党人却会成为最激进最彻底的反共分子。斯大林的暴行是他反思社会主义的开始。
1944-1945年间，吉拉斯三次访问苏联，第一次甚至带着朝圣般的“狂喜”心情赶去。但所见所闻令他不止大失所望，更是震惊不已。在二战的关键时期，斯大林竟然还在军队中进行大清洗，许多高级将领不能浴血沙场，却冤死于自己阵营内的大屠杀。同时，斯大林和亲信高官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常通宵夜宴酩酊大醉。1944年，在苏军高层默许下，进驻贝尔格莱德的苏军一路强奸妇女、凶杀抢掠，斯大林还不以为然，粗暴无理地对待铁托和吉拉斯提出的交涉，使吉拉斯看到苏联对弱小国家的傲慢蛮横。对此，1949年五月，吉拉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吉拉斯由此开始省思社会主义大家庭，并进一步提出要削弱南共联盟、建立政治多元、个人享有自由的开放社会。
这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为此他被撤销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吉拉斯在纽约《新领袖》周刊发文，赞扬匈牙利革命“是马列主义逐步走上末路的开端”，同时公开发表批判南斯拉夫现行政策的声明，因此再度被捕。吉拉斯入狱前把《新阶级》手稿寄往美国，1957年《新阶级》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他却因此书被加刑7年。《新阶级》一出版就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许多沉迷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西方左派人士从此觉醒，也启发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苏联和东欧的无数知识份子，使他们走上了反体制的道路。
《新阶级》的副题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全书在深入剖析共产主义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告诉人们：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该书揭示，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从落后国家蜕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推行工业化。新政权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甚至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共产党官僚组成的新阶级，“是贪婪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等领导人不仅生活穷奢极欲，最不可思议的是，“国家大事都是在亲密交谈的晚餐中，狩猎中，以及两三个人的交谈中决定的。……召开（党和政府）会议的目的只是用来确认在亲密的厨房中早已烹调好的食物。”这也是中国大陆新阶级的的写照，甚至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在全国有几十处行宫，其他副主席或常委也在各地置有行宫或别墅；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的菜谱仍然是中西珍馐；最荒唐的是，一边饿死几千万人，一边用一万多吨粮食酿制两千零七十九吨茅台，供新阶级的人享用。社会上1958年就禁止跳舞，许多人因违禁跳舞被判刑坐牢，但中南海里却一直跳到1966年，毛泽东等还叫来空政、公安文工团的年轻女演员陪舞，“宠幸”的女孩还要陪到床上。如此新阶级必然引发天怒人怨，毛泽东的“三年自然灾害”加十年文革，搞得中国大陆遍地饿殍民怨沸腾。中国大陆搞经济改革，并在农民舍命包产到户的压力下解散人民公社，农民才开始解决温饱问题。对此，吉拉斯早有解释，“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这种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险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
正如《新阶级》所说，“凡是共产党首脑所倡导的改变，首先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它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中国大陆权贵用“特色的社会主义”幌子，明目张胆地攫取国有财产，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级”，“更新”了吉拉斯关于新阶级的定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阶级的超级版。
吉拉斯认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而是由共产党蜕化变质后产生的“新阶级”在统治。共产党早期打天下时，除了流氓无产者造反外，还是有不少理想主义者。早期的理想主义者们面对死亡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这种道德楷模的力量能激励人，感动人去为之奋斗。共产党也大力宣传这些理想主义者等。共产党当政后，初期基本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然而共产党的搅肉机机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理想主义者们在反复的“阶级斗争”和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基本被消灭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应该说是随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理老化而衰败。
在前苏联，庸俗的技术官僚逐渐地接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班。勃列日涅夫主政的18年里，特权阶层全面形成了。这是新阶级的雏形。按马列的“原教旨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讲，他们根本没有“革命理想”，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既得利益者。随着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铁幕整个倒下了。社会主义阵营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了，世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对抗结束。但是在中国大陆，权贵变成了集专政暴政与经济上的腐败于一身的怪物。
西方曾寄希望于所谓中产阶级。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认为中产阶级的形成会推动民主化的发展。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这一理论在中国大陆一度很流行，期待中国大陆变革的人在期待中产阶级的壮大。然而，这些外资合资养大的中产阶级“边缘”人根本不成气候。贫富两极分化的进一步加剧使这一理论破产，新阶级在中国大陆正式登场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已实现了当年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精英”统治：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但是这些人道德败坏。比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王双披露当前官员职务犯罪出现三大趋势，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贪官的层次向高学历、年轻化发展。这是道德败坏的典型写照。
雨果有句名言：知识是良心的重担。可惜只说对了一半。知识分子要是真坏起来，那就成了张春桥所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了：大陆极左派指责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彻底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民主党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体制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事实上在为腐败有理论辩护，他们甚至认为腐败是把大陆权贵变成社会民主党的必经之路。海内外的“精英们”觉得允许资本家入党，从而淡化了共产党的阶级性而转为全民性，认定其正在变成社会民主党。海内外的精英们可能高兴得太早了。不错，前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民主转型后大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而大陆权贵是在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私有化改革，这就使大陆权贵变成了集政治上的专政暴虐与经济上的贪婪于一身的怪物。而社会民主党有两大特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是坚持民主。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民主，坚持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坚持分权制衡，坚持开放选举。而大陆权贵则始终反对民主，不但在实践中反，而且在理论上也反；不但过去反，而且现在反，甚至赌咒发誓在将来也要反。再说社会民主党坚持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大陆权贵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中国大陆弱势群体在体制中的声音问题，工人农民在目前的政治体制当中是极少有人替他们的利益说话的。大陆体制内学者康晓光老实承认：今天大陆权贵“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
所谓“红色资本家”等等，皆为这个集团的附庸和权钱交易的帮凶，以“闷声”为代价发大财。然而中国大陆真正的富豪是以权力为代表的，附庸是不好当的，随时都可能是替罪羊和挡箭牌。昨天的大富豪，可能是今天的阶下囚。杨斌和上海富豪周正毅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中国大陆新阶级有四大特点。
1，政治上新阶级继承了专政统治。当年打着无产阶级先锋队旗号时，对工人阶级不敢太过份。今天的新阶级正在使政府黑社会化，对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也包括对一般的党员实行专政。黑社会化反映在中国大陆当前“政匪一家”鱼肉百姓的种种现状。新阶级的头子毫无魅力，所以在统治方法上只能以威胁利诱。
2，经济上对中国大陆人民进行掠夺，明目张胆地全面瓜分国有财产，使贫富两极分化超出国际警戒线。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至2001年，中国大陆13亿人口，私有财富85万亿元。5亿城市人口，占中国大陆私有财富的96%至96.5%；5亿城市人口中的0.9%至1%，即4百80万至5百万人(0。4%)，持有千万元以上财富。(50万亿)其中有1万8千5百至2万人，持有一亿元以上的财富，一共持有超过10万亿的财富。其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及其亲属。
8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贫富两极分化比例太悬殊，超出资本主义社会。有人说凭权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是太客气了。这个新阶级的财富实质是靠特权“抢”来的。
3，完全没有道德底线。任何稳定的社会都有其主流意识形态，道德理念。大陆建政后用马列“洋教”摧毁传统中华文化，而“洋教”的意识形态最终破产又导致社会道德的混乱。依靠腐蚀拉拢的手段来统治的结果是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和秩序。新阶级没有意识形态，除了极端自私和贪婪外，只有小心眼加实用主义，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有一流行歌曲唱的贴切：“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
4，靠外国投资“输血”过日子和准备外逃。从1990年代中期起，每年外商实际投资350亿美元；自1998年以来，每年外商实际投资约450亿美元。2002年达540亿美元。当中国大陆人正在为“输血”保持的“繁荣”庆幸时，大量资金正在逃离中国大陆。例如有报道说，每年外汇非正常流失到海外高达400亿至550亿美元。黄金外流年达50吨至60吨，占年产黄金的40(大陆年产黄金约120至150吨)。2000年外逃资金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总投资407亿美元，中国大陆已成为第四大资金外逃国。“阔少”留学买名车豪宅，“二奶村”搬到了国外。新阶级们在国外用开办公司、赌场等大肆洗钱，为自己的“退路”做准备。……
所以，今天的大陆权贵已经变为由“一小撮”所谓知识“精英”流氓集团为核心的新阶级。在社会上、党形成了权贵阶层、特权阶层、官僚阶层，这已经是党和人民群众关系日益紧张对立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从体制上着手，并结合实际措施来解决矛盾，政局会震荡和混乱。
2011年9月，《南方周末》发表了冯军旗的文章“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引起广泛关注。冯军旗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写成研究论文《中县干部》。“政治家族”即为其中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所谓“家族”，是指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在中县之内，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共161个“政治家族”。他们占据了中县各部门的重要职位。
作者的结论令人触目惊心，但丝毫不令人感觉意外。网上早就有个流行词“官二代”，讲的就是官员的后代很容易当官并充斥官场这一现象。官二代现象决不只限于基层，高层也有。据说中央有过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老一代革命家每家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出任副部级高官－－这是照顾性的。如果有能力有造化，还可以把官做得更大。应当指出：官二代的盛行，乃是当今中国大陆特定情况下的产物。
第一、在民主制下，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在民主社会里，官二代们，由于其生活成长的环境，父辈的广泛人脉和响亮的姓氏，如要从政也拥有不小的优势。但有时候，这种背景反而成为包袱；因为别人会怀疑你不是凭本事而是凭关系。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是选举政治。如果你想当民选的官员，你必须得到选民的认同，赢得足够多的选票；如果你想当任命的官员，除了要有相关官员的提名外，也还需要得到民意代表方面的认可。中国大陆的官二代们，有几个通得过选票和民意这一关呢？
第二、在古代中国大陆，没有选举有科举，也不可能出现官二代太子党泛滥这种现象。古人何尝不知，考场考得好不等于日后当官就一定当得好，问题是总得有个门槛，有个六亲不认的硬杠子，有个对平民子弟与权贵子弟一视同仁的标准；否则必定是血统论关系学和裙带风大行其道。
当然，今日中国大陆官场也讲究文凭，也有了公务员考试制度。只是今日中国大陆，文凭太多，品类不齐，含金量相差非常大，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假货冒牌货。至于说公务员考试制度，那和古代的科举还有所不同。古代的科举考试，门槛高，难度大，考上是要当官的；而现今所谓公务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其中既包括领导职务，也包括非领导职务，如办事员、科员。假如一个县有上万名公务员，其中算得上官的只有几百个。公务员考试门槛低，难度小，当公务员容易当领导难。就算平民子弟和官宦子弟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公务员的大门，进去之后能不能混上官位，各人的机会就大不相同了。冯军旗的论文就是告诉我们，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
通家族出身的更难凭藉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第三、在毛时代，也没有官二代现象。在毛时代，大量的官二代和太子们还没长到可以当官的年龄。更大的区别是，毛时代是领袖个人独裁，现在是寡头集体专政。作为独裁者，毛既需要通过各级官员实行统治，同时又对他们、尤其是对那些高级官员百般猜忌，唯恐他们形成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势力。毛常常有意识地提拔新人，提拔那些没什么背景的工农份子；因为他觉得这种人对他更忠诚，也更好驾驭。这既装饰了工农当家做主的场面，又强化了个人的权力。在毛时代，干部子弟也享有若干特权，但比起现在就差远了。
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的《新阶级》，批评共产党在掌权后没有兑现消灭阶级的诺言，反而使自己成为了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一个新阶级。严格说来，吉拉斯的批评不准确。新阶级是在后极权时代才成型的。在中国大陆，权贵统治集团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新阶级；或者用一些学者的说法，曰特殊利益集团。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他们对经济资源的高度垄断，殊利益集团的面目就更清楚了。
这，可能也是《新阶级》至今遭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