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大院：荒唐而残酷的文革日子里

 北影大院：荒唐而残酷的文革日子里

－－作者：白羽

拆除前太平胡同北影大院宿舍

北京有着全国最多的军队总部、政务机关、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这些大院从历史、地理和人口结构上重塑了北京的城市格局与气质，这里是北京大院人的心灵故乡。

有些时光，有些地方，终将与主义、理想无关，只因我们曾经走过，它便成了故乡。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东侧新太平胡同11号（史称太平胡同3号）大院的北影宿舍，曾居住过100多户北影厂及电影界其它单位的职工，还有过一个培育了大量电影界子弟的北影幼儿园。

记得1958年我随父母从长影迁居北京时第一次见到院子大门，门口的石头台阶与我的视线平行，颇显伟岸；其实它的高度不足一米，只不过当时4岁的我个子太小而已。我住进大院后的最初几年可谓幸福成长，其间有太多的温馨画面与我终生相伴。然而，1966年降临的文革风暴改变了一切。

风暴袭来

第一次冲击在1966年8月的一个夏夜，北影厂革委会派来程汉琨（电影《红色背篓》男主演）等人召集全院居民开大会。会前高唱革命歌曲，气氛诡异，与文革前历次居民大会不同，我产生了强烈的不祥之感。虽然当时已有各种政治传言，但刚满12岁的我却从未亲历过这种场面。

程汉琨会上宣布，太平胡同住着很多“黑帮分子”，以后要监视他们的言行并组织批判，亲属要和他们划清界限；黑帮名单计有：谢添（导演）及夫人杨雪明（演员）、陈怀恺（导演）及夫人刘彦弛（编辑）、桑夫（导演）及夫人赵莹（导演）、赵子岳（演员）及夫人张健（老干部）、池宁（美术师）及夫人徐清扬（干部）、魏荣（导演）及夫人孔召召（干部）、鲁军（编剧）、任颖（王大化烈士遗孀，编辑）、韩郯（演员）、陈晨（摄影师）、李莉（家母，幼儿园长）等人。

我当即像被打了闷棍，只觉得头晕眼花、天昏地暗。其实，当场宣布的“黑帮分子”一个也没到会，这个大会好像纯粹为了动员家属。但是，从前一直受到高度尊敬的大人们忽然变成了“阶级敌人”，我们这些受尽夸奖的“好孩子”忽然变成了受到歧视的“狗崽子”，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我一时难以承受，虽然别的“黑帮子女”好像没有我这么害怕和痛苦。

紧接着，全场高呼革命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散会后，有人路过我家窗口时高声议论说我父亲也不是好人（因他供职影协而不属于北影管辖故未直接波及）。父母闻听无言，却忐忑以目；我则一夜难眠。

翌日清晨，“黑帮分子”们穿上破旧的衣服出来打扫卫生。他们神情阴郁，忍辱负重，形同犯人。从我懂事起就形成的印象中，他们一直处于备受尊敬的位置，忽然间变成了被人鄙视的“贱民”，其中还有自己的母亲，这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和创伤。如果说后来我的性格、心态有时扭曲的话，这“慢性病”则一定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记得劳动中家母遭到申斥时意图反驳，邻居赵润波（马尔路导演之妻）猛使眼色让她忍耐，这同情的一瞥强烈慰籍和感动了我，使我刹那间明白了眼前的局面并非社会常态。

随后，抄家开始了！北影革委会派人把各家各户的书籍查抄出来，在大院中间堆成一座两米高的书山纵火焚烧，顿时烈焰蒸腾、红光灼人，整整烧了一昼夜。其后又陆续抄检出来的书籍则堆满了一间空房，最终成了大院少年们破窗而入的“阅览室”。

我家的上千部藏书因我父亲对来人说由影协负责处理而幸免于难。所有“黑帮”家的门框上都被贴上了黑色对联。我们目睹了山西外调人员审讯赵子岳的情景，面对厉声呵斥，这位“老革命”艺术家不温不火，用他那忠厚、幽默的缓慢语调从容“交待”延安整风和晋绥根据地的陈年往事，让人大开眼界。

一天，四中红卫兵来抄陈怀恺家，因父母已关“牛棚”，遂令子女面壁而站，从小荣誉缠身的陈凯歌（陈怀恺之子）时年14岁，屈辱得泪流满面。后来，徐清扬不堪忍受悬梁自尽了，全院充满了恐怖气氛，她的子女则毕生遭受着心灵阴影的折磨。

一夜，王盟盟（任颖之子，新影厂长）率领十几个钢铁学院的老红卫兵来到大院，宣示不得迫害老干部。走后不久，北影革委会赶来几个人寻衅滋事，受到贾清娟（老干部，医生）之女的痛斥。他们不识时务地质问：你是什么人？身着旧军装的贾女响亮答道：人大附中红卫兵战士刘延梨！

当时老红卫兵很少，但却声势煊赫，只有干部子女有资格参加。北影来人面面相觑，不敢造次，灰溜溜跑掉。我们“黑帮子女”无不拍手称快！为了打击“黑帮”的气焰，北影革委会决定在大院召开一次批斗大会。获悉消息，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刺激，送我到一亲戚家暂避。

在东城区干面胡同亲戚家避居时正值“红八月”高潮，我目睹了查抄戈宝权（翻译家）、凌子风（导演）等名人之家，目睹了许多地主、资本家、“坏分子”被挂牌游斗、殴打、剃“阴阳头”，目睹了王府井大街的“破四旧”、砸招牌、毁店铺、剁皮鞋、剪头发等暴行。很快，太平胡同革委会派人找到我亲戚家，令我回院“闹革命”。

回来后，“大串联”开始了！大院的所有空房住满了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大人们还要为外地学生准备每日饭菜，一律不收任何费用。

一天，新影干部陈光告诉我们，毛泽东要环城接见红卫兵。我和几个同伴马上徒步赶到了北太平庄，外地学生已经在马路两旁席地坐好，中间留出汽车通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歌曲、高呼口号，我们则站在他们后边焦急等待。

车队终于来了！欢呼声震耳欲聋。毛泽东站在新出产的212吉普车上，车子缓缓驶过，与我们相隔十米左右。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挥动绿军帽，身材魁梧，面色黑红。

我感觉他向我看了一眼，目光犀利，那种神情并不是照片中常见的和蔼，用几十年后李银桥（卫士长）的一个词汇来形容最为准确：冷傲。

我们拼命高喊：“毛主席万岁！”身边声音更为响亮的是马骏（马尔路之子，演员），我从来没听他这么大声喊过。林彪站在第二辆车上，频频挥动《毛主席语录》，笑容可掬。我还看到坐在后面车上的刘少奇表情凝重。回家后，我为此写了长篇日记。

此时，院子里的大、中学生们早已去外地串联，我们小学生不被允许参加，无奈改为下乡劳动。一天傍晚，我和池小宁（池宁之子，摄影师）、吴京京（科影厂长吴纯一之子，制片主任）、刘平梨（贾清娟之子、石油部干部）、韩小京（会计师韩叔耀之子，北影财务处长）、李京（陈光之子，教师）一行六人，肩背行李，结队出发了。

我们刚出德胜门就饿了，在一家餐馆排队买粉肠，觉得太好吃了。天黑后，我们到达大屯公社大屯大队的大屯生产队，即现在高楼林立的天通苑一带，那时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田野。父母们1964年曾在那“四清”，所以老乡对我们格外热情。

一位老大爷照顾我们食宿，每晚和我们住在一起，特别注意火炉，他总爱叨唠：“可别中了煤毒！”白天，我们和社员一起收割蔬菜并运进地窖储藏，当然少不了偷吃新鲜的胡萝卜和白菜心，味道清脆可口。好景不长，家长们终因放不下心而把我们都叫了回去。

“十一”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11、12、13期社论，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资反”路线），“揪出坏人一小撮，保护干部一大片”。中、低层干部们奔走相告，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贾清娟骑着自行车在北影厂区里围着囚禁张海默（剧作家）的楼房高喊：海默——干部解放了！你要坚持住！然而，海默已经被打死了。贾清娟和任颖每日来我家向我母亲传播新消息，她们都加入了北影的“毛泽东主义公社”，我父亲则参加了影协的“求实战斗组”。

文艺界的派别与社会上不同

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北影厂乃至文艺界的派别及其观点与当时的社会正好相反。社会上的造反派是向“十七年”（1949-1966年）和“五十天”（1966年的五、六、七月）同时掌权的各级领导造反，社会上的保皇派是既保“十七年”、又保“五十天”。文艺界的造反派则是向“五十天”造反而保“十七年”，参加者多为干部、艺术家、知识分子等；文艺界的保皇派则是向“十七年”造反而保“五十天”，参加者多为工人－－原因在于领导文艺界“十七年”的是周扬（文化部长），领导“五十天”的是肖望东（文化部代部长）；领导北影厂“十七年”的是汪洋（厂长），领导“五十天”的是许里（党委书记）。北影厂的造反派叫“毛泽东主义公社”，保皇派叫“毛泽东思想大学”；后来公社改称“红北影”，大学改称“新北影”。

整个文艺界的保皇派统称“砸三旧”派；造反派虽不明言，却在感情上与“三旧”（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藕断丝连，其四大领袖则是“彭、刘、叶、石”：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彭宁（彭绍辉之子，导演）、中央音乐学院的刘诗昆（叶剑英女婿，音乐家）、中央戏剧学院的叶向真（叶剑英之女，导演）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石冼（石羽之子，演员）。

乱世中的北影大院子弟

北影厂大院子弟，她们的父辈都是中国著名的电影人

当年的批“资反”路线曾是多么地激动人心啊！一度被打成黑帮的大批中、低层干部暂时被“解放”了，加入了群众组织，开始参与文革；而他们的子女则暂时摆脱了“狗崽子”的身份，与其他青少年平等了。所以当时我们流着眼泪、由衷地唱起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很快，我和池小宁、桑强（桑夫之子，摄影师）等人组成了“追穷寇战斗组”，我妹妹白虹和池小青（池宁之女，画家）等人组成了“小红军战斗组”，谢绵绵（谢添之女）和桑鲜鲜（桑夫之女）组成了“全无敌战斗组”。我们三个战斗组联合行动，在大院和北影厂贴出了大字标语：“程汉琨必须回太平胡同做深刻检查！”还有许多大字报（不过我们始终没找到程汉琨本人）；我们在北影厂，与赶来支持“毛泽东思想大学”的清华大学“小学生战斗组”的大学生们辩论；我们在街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销售《红北影》报纸－－内容都是宣传我们这一派观点的；我还一个人夜间提着浆糊桶，沿街张贴传单、标语和报纸。

某夜，我在北海北门贴传单时看到一群人贴大标语，落款是“五一六兵团”，不久他们就被作为反动组织取缔了。我们多次列席了在北影大食堂召开的“毛泽东主义公社”全体大会。会前照例由秦志钰（演员）指挥唱歌，她时年二十五岁，身穿红毛衣，清秀干练，英姿飒爽；后来我曾随母亲参加了她和石冼的婚礼。

一次批斗许里时，当史大同（史东山导演之女，编辑）揭露革委会曾把大多数干部内定为右派或中右时，全场群情激愤，尤其是带领大家喊口号的邢荣（美术）激情澎湃。这时，北京电影学院的十几个女生冲进会场，要求立即散会，但被人多势众的北影“公社”赶了出去。

会后，于洋、于萍等演员登台表演了文艺节目，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诗朗诵《造反派的脾气》，整场演出由我们大院的小美女龙莉（龙大夫之女）报幕。

某日，“公社”的几十人被“大学”召集来的几百名“北京革命造反者兵团”包围在北影玻璃大楼内，几乎发生武斗，家母也深陷其中。第二天家属赶去时，与“革造”对立的“北京红色造反者兵团”的上千人已经解救出他们，结果有惊无险。

那些年，孩子们与家长属于同一派别，“打派仗”同喜同悲同战斗，我则整天为“公社”激动万分。一次，我钻进了北影“遵义兵团”（第三派）几十人的辩论会场，因为个子不高，遂站到椅子上与大人们辩论；忽然没站稳，我仰面朝天摔到地上；全场立即噤声，全都转头看我，继而把我哄将出去。

然而，当时的我们毕竟是童心未泯的孩子，所以更多的时间还是结伴游戏。刚一听说“停课闹革命”、无限期放假的消息，我们欢呼雀跃，高喊：“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万岁！”几年间，我们游泳、滑冰、田间捕蛙、果园偷桃、城墙嬉戏、买月票乘车兜风、骑自行车横行街巷……

印象最深的是陈凯歌、田壮壮等中学生接管了什刹海业余体校和游泳场，我们这些小学生负责监视游泳池的治安状况；一旦发现有恋爱中的青年男女迅即报告中学生，他们便把男青年拖到室内“教训”。看到那些男青年挨打，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但马上又用“打流氓没错”的“道理”说服自己，那时许多青少年的变态心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有时也怀念文革前，便设法找来老唱片偷听，《天鹅湖》等古典音乐把我们带入远离现实的美妙仙境，但同时我们又得常常告诫自己那种美妙的境界其实是“罪恶”的禁区，于是我们从小就有了某种轻度的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

再后来，北影厂进驻了军代表（8341政委狄福才），派别斗争逐渐结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和筹拍样板戏电影。

北影宿舍的大孩子们陆续上山下乡，其中韩小顺（韩郯之子）在陕北延安坠崖身亡。我们这些小学生则进入了中学……

转自《西安秦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