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培恕（梁漱溟次子）
▲1936年暑期与长子培宽（右）、次子培恕（左）留影于济南。 （出版社供图）
▲1975年梁漱溟致香港友人周植曾的手写信，表明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拒不批孔的立场。 （出版社供图）
▲梁漱溟1974年日记一页。这年，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风雨欲来，梁漱溟笔耕不辍，除夕、春节节日亦坚持早起写稿。 （出版社供图）
编者按
梁漱溟之子梁培恕说，“文革”与父亲梁漱溟直接发生关系是从红卫兵抄家开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失去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文革’期间一共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封信，都是为了要继续工作。”“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这样的句子时常出现在梁漱溟的日记里，几乎就是他“文革日记”的主题，读来让人唏嘘。
这篇文章是对梁漱溟“文革”日记的专门解读，节选自梁培恕今年在香港出版的新书《我生有涯愿无尽——记父亲梁漱溟》，文章原名《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作者委托出版社授权本报刊发。
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着急
写“文革”十年用“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为标题，读者恐怕不免要疑心我是在标新立异吧。不是，真的不是。大家想理解他，那么请看在人们普遍身不由己浪费着生命的十年里，他是怎样度过的。他比正常年头工作得更多，超计划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
他是知名度很高的“反面教员”，按说日子应该很不好过。而且事实上凡斗争对象遭遇到的，他都不曾幸免。然而他耕耘了，收获了。
在分几个方面介绍这十年的生活之前，还需要回答读者心中的一个问题：梁先生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何种态度？
和全国人一样，先是赞成，后来不赞成。读者当能记得我父亲在《中国——理性之国》里预言苏联由于其民族历史短浅不免要“补课”，还说中国革命如果丧失高度自觉也难免要补课。他反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例如纵容打砸抢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号胡作非为。国家陷入乱局，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着急。
受冲击始于红卫兵抄家
不妨说，“文革”与他直接发生关系是从红卫兵抄家开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失去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文革”中一共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封信，都是为了要继续工作。
请看抄家后第十三天至第二十天，一周之内日记摘录：九月七日“天冷，以毛巾连于短裤，穿在内面”。此可见生活困苦已极。八月，山西来人外调，谈话又写书面材料，耗去上半天时间，叹息耽误写稿。下午房管来人，宣布房产归公。九日，为找回文稿事致信毛泽东，自认“心境较正大开明”。十日，扫街后发信。下午覆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十一日再阅《卓姬》书并加圈识。十二日，天阴，早起室内光线不足，“坐于门前看书”。十三日，早起扫街，活动身体。“思当致力于反躬自省，无虚度时光”。
如果将第八天加上，那么，这天早四时醒，“悟口诵佛号唤醒自心，克化一切渣滓。昨日所谓自修应在此”。下午在街上见到重庆告急的大字报，忧虑各地颇有问题。
良性互动是指那些原本把他当做敌人的人，于不知不觉中受他影响，凶蛮的心态回归正常，甚至有一点（不能表露的）敬意。
《人心与人生》半部手稿虽说被抄去，起初一段时间，其实近在咫尺。他此时住在小南屋，而手稿就在北屋地上。这是父亲讲给我听的。红卫兵没有将手稿随其他物品一并装车运走（这是万幸）。红卫兵撤走，那一摞纸赫然放地板上。
自此，时时在他的目注“守护”之下。开门的钥匙在一位姓韩的民警手里，他对这位民警说：那一摞稿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对别人没有用，能够还给我吗？民警说，自己的责任是看守这屋子不让人进来，没有权力动这里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注意着不让人随便拿走。
父亲对这个答复的评价是：这个意思也很好。——一个善意的答复。
二十六日（编者注：1969年10月）日记：“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厕所。”
我们一向很委婉地将“文革”中发生的这类事情称为“受冲击”。他受冲击始于红卫兵抄家，继之是长期群众专政。
最后的日子在孤寂中度过
“革命行动”猝然加之于身，一直都心境平稳吗？那倒不是，起初非常想不通。他这个人爱讲理，因此我想，抄家之后对他最有帮助的莫过于帮他了解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已进入非常无序状态，凡按诸常理不该有的事，此时都可以有。自己只是北京市被无端抄家的数万家之一。一旦了解到这个基本事实，他便会知道何以自处。
第一个（敢于）去看他的友人是王星贤。（十月七日）两个星期之后，“晚饭后久候恕儿不至”。（十月二十四日）次日，“收恕儿信说明不来之故”。又过四天，“晚饭后渊庭、大中来谈彼此情况，盖不见面已有两月有余”。又过两天，“八时半宽恕两儿先后来家，为我安装屋内火炉，整理厨房天窗，解决许多琐碎问题，亦略谈彼此情况，知诸孙情形”。
凡事，只要开始做了，继续做就不难。我希望由我去看他，这比他到我宿舍来要好——不显眼。可是这一点他不体会。也许，一个人越被社会孤立越想与人亲近，“写发恕儿胡真一信，告以星期日去看他”。我始终不曾开口说：少来为好。
下面要告诉读者的是：是别人而不是我们为人子者，在“文革”期间给他极多关心和具体帮助。他们（那些我至今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来的人，如今过半已经逝去）是真正不可少的。特如陈氏兄弟所做的事，虽子侄辈也不易做到。父亲尝说，危险总是与他擦肩而过———这种感觉一再得到验证。如今我想补上一句，在困境中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关爱同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当然，在那失常的岁月中，也有一些人从他那里得到关爱。这两个方面都值得写下来。
一月八日的日记里写着，“陈维博之弟来”。而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日记里第一次提到“陈维博来赠书，又托他代购香油”。这是陈氏兄弟次第出现的相关记载。他们的身份是工人，赵氏姐弟是学生，当时，学生需要接受再教育，工人则无须为受教育而离开北京。
第三个冷清的阴历除夕“维志晚来，为讲社会结构为文化骨干之义”。这个观点我比陈维志晚知道二十年，而且是为了写这本书研读全集而后得知。我在父亲生前没有机会，首先是没心情听他讲这些期望传之后人的话。
通过读这一时期的日记，我有一个发现，父亲日常生活最需要的是可以与之对谈的人，不够条件对谈，有人能够听他讲也好。“文革”前始终有人可以对谈，即早年的学生和友人，“文革”把这些人赶走了，维志遂成为此时惟一够条件听他讲的人。进入“文革”后期，可以对谈的人一度重聚，旋又因亡故而失去，永远的失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最后的日子（八十年代）是在孤寂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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