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之后，全面二孩效应也消失了。
放开二胎未能扭转少子化趋势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发改委日前联合发布了《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下称“报告”）。报告指出，新时代浙江省人口发展形势正加快转变，面临出生人口下降、人口流动分化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速、城镇化比例持续提高等诸多新形势和新特征。在今后一段时期，这些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并对新时代该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基础性影响。
数据显示，浙江出生人口从2013年的54.9万人增至2017年的67万人，2018年回落到62.8万人，2019年进一步回落到60.9万人；人口出生率从2013年的10.01‰逐步升至2017年的11.92‰，2018年回落至11.02‰，2019年进一步回落至10.51‰。
报告指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浙江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都有大幅提高，但生育高峰期很快于2017年到来，早于政策出台时的预期。2017年常住出生人口达67万人，粗出生率为11.92‰，2018年开始常住出生人口明显回落。同时，自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浙江的二孩出生比例在明显提升后趋向稳中有降。根据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结果，2017年浙江二孩出生率达到53.37%的历史新高，但2018年就下降到50.09%。
报告认为，浙江重新回到适度生育水平难度巨大。一是育龄妇女规模减少。目前的育龄妇女（15-49岁）人群自身大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其中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相当于俗称“90后”群体，其人数也明显减少。
二是生育意愿较低。调查显示，浙江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4个。
三是生育成本巨大。
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其中，浙江省的比重虽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达到了46.9%。此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图：2017年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分布（%）
图片来源：《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报告指出，“全面二孩”政策下，浙江常住人口出生高峰已经在2017年出现，预计今后出生率将逐步缓慢下降。“十四五”期间，浙江年均出生人口可能在60万人左右，比“十三五”时期有所减少。0-15岁常住少年人口总量和比重将缓慢回升后转为下降，“全面二孩”政策仍然不能扭转浙江的少子化趋势。
同时，按照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浙江已于2019年超过这一标准。10-15年后，预计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1%-26%，进入超老龄化阶段。
到底如何鼓励年轻人生孩子？
根据《第一财经》，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鼓励生育要落到实处，对准痛点，真正解决人们“生不起、养不起”等问题。当前，我国不少农村的人口出生率还不错，但是在大都市，受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生育率低了很多。因此，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对提高生育率十分关键，“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此前，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还曾建议，两个孩子以上家庭可半价买房。
而在鼓励生育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中，房地产也不应当缺席。我们建议，除了减免所得税和社保外，还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2017年土地平均成交价格与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的比值达到0.68。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
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比如对于二孩家庭可以部分免除地价。这个政策对提振生育率应该能够起到一定效果，因为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政府无需拿出真金白银，只要在低生育率地区多给些用地指标，扩大土地供应就可以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部分由国家增加用地指标来弥补，只要对于多孩家庭优惠的房源，增加相应的供地指标，就基本不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如此，部分多孩家庭新增的购房需求，被新增的土地指标所消化，还有助于平抑整体房价。
今日，任泽平《泽平宏观》发文表示，建议先放开三胎。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将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
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我们认为，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政策建议：1）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考虑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之前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
政策放开，生育率反而连年走低？
对于鼓励生育，也有不同声音。
根据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人口学家、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梁中堂介绍，生育率是经济社会进步的结果，生育会日渐成为人们的自主选择，很难通过政策或宣传导向来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
梁中堂表示，老龄化问题不能依靠提高生育率来解决。老龄化作为社会发展的结果，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需要关注农村群体老龄化的问题，而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将作为我国未来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重要依据。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二孩政策放开，生育率反而连年走低？
梁中堂：这个主要是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的。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生产生活都已经不适宜生那么多的孩子。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这是由社会多元化造成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早在放开（二孩）之前我就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早已经不愿意生孩子了，还在那儿喊害怕放开普遍二孩之后会有生育高潮，我说那你就等着看吧。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一种论调，说要靠大力提高生育率，用新增人口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你怎么看？
梁中堂：这还是在计划生育那个维度没有走出来，生育率不是你提倡就可以提高的，也不是过去计划生育就可以解决的。
生育率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人类走到这个阶段，寿命越来越长，人类要怎么以这种状态去度过，这是人们正在尝试做的事。按照现在的社会发展形态，这是正常的。
这种论调其实是在放空炮。近年来我们生育率下降，劳动力不足，但是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解决了多少劳动力问题，无论什么时候供需都是存在矛盾的，能解决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一些专家呼吁生二胎、三胎来提高生育率？
梁中堂：管妇女生孩子是很丢人的。政策现在已经不提这个了，但是一些人拐不过这个弯，还在喊话，这是一个过渡阶段的状态吧。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现在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
梁中堂：这是生活方式改变的结果。人做选择，需要有推动他做选择的理由和依据，（不愿生）根本上不是养活得起养活不起的问题，而是他们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是社会进步多元化的一种体现，只是现在人们还不适应这种多元化，还在用原来单一的生命状态来要求、匹配。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生育和生存？
梁中堂：人类其实就是一直在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寻找应对方法。需要完成工作，才有收入，才能支付一日三餐，有个安安稳稳的地方睡觉。老龄化也是这样的问题，当它出现，人们就解决它。就像劳动力短缺，机器人就出现了，资源不公，一个新的经济形势就出现了。人要积极地去应对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正和岛、中国新闻周刊、泽平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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