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中，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刘少奇、彭德怀等纷纷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甚至含冤离世。而那些解放后投向新中国的原国民党友人，更是没有逃过这场劫难，同样受到了林彪集团及“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这些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爱国友人在“文革”的风暴中，命运多舛。
“和平将军”在风暴中淡然离世
张治中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国民党的“红人”，却始终抱着济世为民的宏愿，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和谈，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被誉为“和平将军”。
1945年8月29日到10月10日，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囯共产党同以张治中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后来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张治中在会谈期间，同周恩来一起，为保护毛泽东的生命安全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会谈结束后，他又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挫败了蒋介石阴谋杀害毛泽东的计划。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张治中又代表国民党当局同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由于蒋介石在背后操纵，国民党当局最终拒绝了共产党伸出的“橄榄枝”，选择了自我毁灭之路。谈判破裂后，面对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真诚挽留，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谈判代表选择了留在北平。同年9月，张治中应周恩来之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积极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祖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正当张治中踌躇满志地决心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奉献全力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让这位久经沧桑的爱国将军始料不及。
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随后“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当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此前他虽然已经耳闻一些社会上不正常的举动，也感到万分惊讶，但他依然坚信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在这种关乎社会稳定的大事上会有自己的分寸。而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此时却已经在为这位老朋友担心了，他深知张治中的脾气，若回到北京碰上“造反”一类事情肯定想不开，所以就先派了一位负责干部到北戴河来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何要发动这场“革命”。
张治中听完周恩来的话后，放心地准备回北京。8月28日，张治中坐专车回京。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回到家才两个小时，就接到组织部门的电话，说“红卫兵”要上门“破四旧”。这显然是“四人帮”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虽然周恩来事先已经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首都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住在张治中家附近，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但狂热的“红卫兵”还是闯进了张治中的家，房间里顿时响起了翻箱倒柜的声音。由于事前有了思想准备，所以张治中不动声色，安详地躺在靠椅上望着忙乱的“革命小将”们。“红卫兵”们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打开保险箱，砸了花瓶，最后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小佩剑，扬长而去。临走前，“红卫兵”还对张治中的秘书说：“你们这里没有领袖像，没有毛主席语录，没有一点革命气氛，要马上把墙上的字画取下来，换上相片和语录。”他们走后不久，秘书就跑到街口的新华书店买了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挂上。
亲眼目睹这一幕，张治中感慨地对秘书和家属说：“今后若干年，这必将是一个大笑话！”
周恩来得知这件事后，立即加强了对张治中的保护，给张治中家里派了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一位战士。卫戍区的一连战士经常戴上“红卫兵”袖章准备着，一有电话就马上出动前来保护张治中。有一次少数“红卫兵”冲进张治中家里，他们看见张治中身边的人多，没敢动手，于是指着张治中的鼻子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警卫员狠狠瞪了“红卫兵”们一眼说：“他是首长，你们管得着吗！”张治中也很生气，他颤抖地从靠椅上站起来，呼吸也变得急促，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
此时的周恩来也正被运动搞得彻夜难眠。作为新中国的总理，他既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又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指示，常常使自己陷于尴尬的两难境地。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与“红卫兵”两派的交锋会上，周恩来一边吃着饭，一边同“红卫兵”辩论。当他说到“我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也犯了错误，然而蒋介石还是要抓我。你能说我是不革命的吗？”“谁反对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会场上响起当时最时髦的口号。周恩来朝下按了按手说：“我听说你们去抄张治中的家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会场上“红卫兵”们狂热的情绪暂时被周恩来压了下去，类似的规劝，周恩来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红卫兵”的行为越来越离谱。
1967年全国掀起惩处“叛徒”运动，林彪一伙及“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红卫兵”造反派搞所谓“抓叛徒”运动，以到达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他们抓住张治中把盛世才在新疆关押的100多名中共人员释放护送回延安一事大作文章，硬说这里有“叛徒集团”。康生更具体指明是马明方等勾结张治中回到延安潜伏下来，是一批定时炸弹，还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是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知情的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讲：“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朱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谢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
尽管有周恩来的保护，张治中的精神还是在这种暴风骤雨式的摧残下很快垮了下来。他整天都坐在靠椅上，一言不发地看着前方。1967年的国庆，张治中病情严重，身体不支，但他仍要求警卫员用手推车把他送上天安门城楼。在城楼上，毛泽东见到张治中，便微笑着点了点头，张治中看到毛泽东大步流星地走着，意味深长地说道：“主席啊，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啊。”
1969年4月3日，张治中病情突然恶化，被急送医院抢救。6日下午终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于首都北京，享年79岁。
周恩来得知张治中去世噩耗，十分悲痛，他顶住林彪一伙及“四人帮”集团不许给张治中设立灵堂、开追悼会等压力，毅然指示为张治中设立灵堂，并亲往八宝山主持张治中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周恩来心情沉重地环视四周，看到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想起张治中去世前还有一些机密文件，怕“四人帮”等利用这些文件再对张治中做文章，便说到：“这些东西你管理不便，都交给我吧。”见到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周恩来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叮嘱着：“你如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
为免受迫害，李宗仁变成了“王敬之”
李宗仁是国民党著名高级将领、军事家、政治家。1948年4月，他曾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面临覆灭命运，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宣布下野，李宗仁遂于1月22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幻想通过“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但他最后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防军于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总统府。李宗仁被迫逃亡香港，后流亡美国。1965年，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思乡心切的李宗仁冲破重重阻扰，由美国辗转回到祖国。归国后，李宗仁受到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随后，经周恩来提议，李宗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发挥余热。
“文革”发生时，李宗仁刚与胡友松履行了正式结婚手续。婚后，周恩来特意安排了专列，让李宗仁和胡友松到北戴河度蜜月，并叮嘱一定要保证安全。
同当时很多党外人士一样，李宗仁也对突如其来的“风暴”缺少了解。但是因为有周恩来的关怀，李宗仁觉得这场运动是不会和自己扯上关系的。但是随着运动的不断蔓延，李宗仁的一些原国民党老朋友纷纷遭到迫害，有的甚至含冤而死：1966年8月，与李宗仁相交数十年的老友黄邵紘因为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残酷迫害，自杀身亡，时年71岁；李宗仁的另一老友刘斐，不仅遭到“红卫兵”的殴打，家中的财产也被洗劫一空，粮店和煤店对刘斐一家停止了正常的生活供应，刘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扫街维持生活。看到众多老友的悲惨遭遇，李宗仁也渐渐感到自身命运面临着严重威胁。此前，李宗仁曾应周恩来的请求，向一些闲居海外的老部下、老朋友发去了回国的邀请函，现在，他又开始庆幸这些人没有回来，否则既连累了别人，也使自己无颜面对老友。
可是，李宗仁的性格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遇到困境便消极面对，而是像往常一样请客吃饭，他经常把一群原国民党老朋友邀来相聚。章士钊接到他的请帖后，连忙前来制止，并规劝李宗仁说：“当前运动（'红卫兵’运动）正进入高潮，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如我公经常宾客满门，置酒高会，恐为群众所不谅。”李宗仁这才停止了这一在当时十分危险的举动，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迫害。
早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在做张治中工作的同时，就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列了一张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名单上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等。周恩来还明确了保护原则和具体方法。在名单末尾，周恩来又特地加上了李宗仁的名字。
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成立17周年庆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李宗仁也被请上了天安门。周恩来关切地问李宗仁：“李先生，你近日生活可好？看上去，你的气色比刚回国时好多了，身体还不错嘛！”
“谢谢总理。幸得总理多方关照。”李宗仁感激地说道。
周恩来皱了一下眉头，问道：“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现在怎么样？听说'红卫兵’找她麻烦，批斗了她，还让她扫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忙摆手：“总理，没有这回事，全是谣传。”
“这我就放心了。”周恩来长吁一口气，“这就好，你回去后，请代我向夫人问好。”
“谢谢总理。”李宗仁由衷地说。
即便有总理的保护，“四人帮”一伙还是把目标对准了李宗仁。而周恩来总理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情况，开始考虑怎样进一步保护李宗仁的事情了。
9月15日夜晚，李宗仁正在家翻阅一些文献资料，一个神秘的客人突然登门拜访。来人很客气地说：“李先生，国务院领导同志请您去疗养一个时期。今晚，我就是奉命来接您和您夫人的。”军人出身的李宗仁带着警惕地问道：“我身体很好，没有必要去疗养。我就在家里好了，哪里也不去。”来人见到这种状况就告辞了。不一会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高富有副局长来看李宗仁，他说：“李先生很对不起，刚才来的那位同志没有讲清楚。现在，全国局势乱得很，出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现象。为了保障您的绝对安全，总理意见，请您暂避一避，趁此机会可以疗养疗养。刚才总理听完汇报，又全面考虑了您的意见，认为还是请您暂时离开这里为好。总理特意派我来，要我耐心地劝说您。”
李宗仁听说来人是周恩来总理派来的，便愉快地答应了。这天深夜，李宗仁夫妇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离开了住所，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南楼。在这里，周恩来亲自安排了可靠的军人值班站岗，不但将其与外界隔绝开来，而且就算是内部也无法串联接触，这就保证了李宗仁夫妇等一大批原国民党友好人士免遭迫害。即便如此，为了避免发生突发事件，周恩来还要求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取一个假名。李宗仁也有了一个假名——“王敬之”。在这里，李宗仁度过了“文革”最厉害的前两年。
1969年1月26日，李宗仁病危。此时的李宗仁还念念不忘台湾回归祖国的事情，他对夫人胡友松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来得及向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李宗仁曾从国外带回来许多线装书）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就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吧！”随着病情的日益加重，在弥留之际，李宗仁还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你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当秘书把这封信转交给周恩来时，周恩来感慨地对程思远说：“李宗仁先生临终前写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啊……”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无限眷恋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
爱国将领向周恩来发出了求救信
黄琪翔是国民党内著名的爱国将领，他一生拥护国共合作，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曾于1933年11月，参加“福建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参加了著名的“淞沪会战”。1938年，黄琪翔与周恩来一起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1949年8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动政府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此时的黄琪翔思想上正处在高度的矛盾交织之中。恰巧，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向黄琪翔等一批尚未退往台湾的国民党友人发出了真挚的邀请，并为他们备好了前往北平的船位。
黄琪翔接到中共的邀请后，深感欣慰，愉快地接受了挽留，从香港辗转回到了北平。在北平，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心情十分激动，周恩来向他表示了热烈欢迎。9月21日，黄琪翔以特邀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后被安排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1950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经周恩来提议，黄琪翔被任命为委员、司法部长。黄琪翔去武汉就任前，周恩来特意请他们夫妻俩吃了饭，对黄琪翔的工作予以了许多有益的指示。1954年大区撤销后，黄琪翔调回北京，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在这期间，黄琪翔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多了，周恩来更是对黄琪翔一家的工作和生活照顾有加。有一次美协放映齐白石的纪录影片，周恩来隔着很远看见了黄琪翔妻子郭秀仪，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她大声说到：“琪翔好哇！替我问候他！”
“文革”发生后，政治风暴首先就席卷了黄琪翔一家。8月，“红卫兵”闯进了黄琪翔的家中，抄了他的家，黄琪翔夫妇都遭到了殴打，家里的服务人员也造了反，两人随后被强行赶出家门。他们被迫搬到中国农工民主党宿舍去住，没想到在这里，又受到了当时农工党内“造反派”的残酷迫害和非人待遇，两人的生活立时陷入混乱和困境。
周恩来听说黄琪翔一家搬出原先的住所后，便立即派了几名工作人员专程到农工党宿舍来看他们，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郭秀仪见到周恩来亲自派来的人员后，心里面顿时涌起一种难以言传的感激，她强装笑容说：“没有什么困难。”工作人员又对她说：“总理要你好好照顾黄先生，你可以经常陪他出去散散步。”这次以后，“造反派”听说农工宿舍的黄琪翔竟然有总理专门派人前来探望，不得不对黄琪翔夫妇暂时放松了迫害和人身攻击，允许他做一个“走读生”：早上七点就要到机关，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反省，写检查。
一生耿直、追求进步的黄琪翔实在是难以忍受这种长期的精神和人身的双重折磨，考虑再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求援信。但是“造反派”对被“监禁”人员的书信往来管理十分严格，如果被发现，就会加倍地挨斗挨打。后来，还是黄琪翔的妻子想方设法将信从机关里带出，从地安门徒步走到天安门，可是到处也没有找到一个安全的“首长信箱”。最后，郭秀仪只好走到邮局，用挂号信的形式寄到了国务院。她还在信中附了一张给邓颖超的便条：“我有封信请您交给总理。”
周恩来看完黄琪翔的来信后，立即派人看望黄琪翔。黄琪翔见到周恩来派来的看望人员后，悲愤地诉说“造反派”如何经常抢东西、抄东西，逼着他们每天写材料，还要挨斗、挨打、强迫劳动等等。最后，他提出如果继续在这里待下去，就将会有生命危险，希望能够允许搬到别处。最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黄琪翔一家搬进了后来的新居。
但是从1966年8月搬进农工党宿舍到1970年5月迁出，黄琪翔经历了四年多的迫害，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这期间尽管有周恩来的多次保护，但是刚直不阿的黄琪翔还是病倒了。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1970年12月10日，黄琪翔不幸与世长辞。
黄琪翔逝世后，郭秀仪于当日上午11时便写信给周恩来，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下午2时，周恩来总理派人前来看望她，代表
他对黄琪翔一家进行慰问。随后，周恩来还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亲自指示政协为黄琪翔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消息，将黄琪翔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并送来了花圈，以表示深切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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