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5日 星期五
2022年3月24日 星期四
1949年中共中央搬迁北平秘闻（上）
1949年1月31日，北平25万守城国军全部开赴城外，林彪所部四野41军121师从西直门入城接管防务。就在同一天，斯大林派特使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毛泽东在和米高扬会谈中，提出中共建政后将在北平建都，米高扬点头赞同。
3月5日，中共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中央书记处机关将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并在北平组建“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已改称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 同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飞往广州，下榻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他下令空军司令周至柔在广州天河、白云空军基地部署了一个P-51D大队（75架野马式战斗机）和两个B-25大队（120架米切尔轰炸机），待命北上轰炸北平市。 两年前，1947年5月，蒋介石批准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实施代号为“西风行动”的暗杀计划。根据中共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灶司务长刘从文（保密局特工）提供的情报和地图，王叔铭从河南周口军用机场调动四架B-25轰炸机，飞抵毛泽东居住的河北平山县城南庄上空，投下5枚500磅重的空爆弹和燃烧弹，其中一枚准确落在毛的院子内，不料是枚哑弹，毛侥幸躲过一劫。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所部25万“华北剿总”部队接受改编，但北平宪兵19团三千余人被直接遣散，之后下落不明，加上平津地区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党通局等潜伏特工众多，这给中共中央安全迁平带来很大威胁。 为此，中央书记处专门成立了以周恩来、任弼时为总负责人的“搬迁委员会”，并由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牵头，成立了“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成员包括平津卫戍区司令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严密部署中央迁平的沿途安保警戒、防空、阅兵等具体措施，分工负责严防死守。
3月23号上午11点，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等人和中革军委机关、中宣部的干部和家属，分乘四野汽车团的11辆美式中、小吉普车及10辆军卡，由中央警卫团一连（手枪连）和一个加强排护送，作为西柏坡首批人员迁往北平市。
车队从平山县西柏坡村北上，途径经灵寺、行唐、曲阳，傍晚时分到达唐县。毛在唐县城东北约4公里的淑闾村住了一宿。
次日上午9点，车队从淑闾村出发前往保定，中午时分到达保定城西门，冀中军区政委林铁为毛泽东接风，林听说毛爱吃清蒸活鱼，特让保定老字号饭店厨师为毛做了白洋淀清蒸鲤鱼。
车队出城时，中宣部长陆定一乘坐的吉普车开进路沟几乎翻车，所幸车上无人受伤有惊无险。
车队继续北上，途经徐水、定兴、高碑店，一路颠簸傍晚时分抵达涿州。毛泽东下榻涿州粉子胡同四野42军军部。42军军长万毅报告毛泽东，收到李克农送来的情报，说国民党特工计划在涿州通往北平的公路设伏袭击中央的车队。
为了确保中央机关安全，当天晚上叶剑英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到达涿州，带来了三组专用列车，让毛泽东等人把汽车留在涿州，改乘火车进城。
第二天，25号凌晨3点，滕代远安排第一组列车为压道车，8个车厢搭载警卫部队在北平西直门站下车；第二组列车是原北平剿总司令傅作义的专列，挂8个车厢包括一个装甲卧车和餐车，叶剑英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登上这节专列直放清华园车站；第三组列车挂5个客车和3个行李车，搭载中革军委机关和中宣部的干部和家属开往前门车站。
为了防止国军空袭，滕代远还在清华园车站安排了一列备用列车，如遇飞机轰炸马上把毛泽东一行拉到昌平车站隐蔽。
按计划从涿州到清华园车站行车两个小时（约60公里），途径的12个车站，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每个车站安排两名铁路干警，盯紧信号室和道岔工，在确保专列安全通过后，用电话通知下一车站。
毛泽东专列抵达清华园车站之前，外围已由平津卫戍司令部第207师（原四野47军160师）布控，专列到站后，毛的车厢由替身卫士李银桥、李德华、李凤华轮流值班，警卫排长阎长林带领中央警卫团一个排负责守卫车厢，李克农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保卫队专门负责清华园车站内警卫。
1948年11月李克农从中社部、中警团和华北军政大学挑选150人组成了这支”便衣保卫队“，全体队员集中在滹沱河西岸的建屏县黄泥村，接受城市保卫专业知识培训，熟悉掌握北平社情民情和国民党在北平的潜伏特工“敌情”。
24号深夜，李克农和北平公安局长谭政文提前来到在清华园车站，亲自部署车站警卫。谭政文要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尽中从原华北剿总和北平市政府挑选了8辆小轿车，由公安局挑选出的可靠司机驾驶，其中一辆是美国雪佛兰防弹车，是专为毛泽东准备的。
次日早上6点，专列驶入清华园火车站，毛泽东等下车后直接乘上小轿车，由刘尽中乘坐吉普车在前面带路，径直开进戒备森严的颐和园，让毛在景福阁用餐、休息。
下午4点，毛泽东等人乘车前往西苑机场，检阅由四野41军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1个特种团、1个坦克营连级以上干部组成的受阅部队。
阅兵总指挥刘亚楼在毛泽东身后紧贴警卫，以防出现“意外情况”。
5点45分检阅结束，毛泽东回到颐和园，请李济深等人吃饭聊天，直到深夜12点散席后，乘坐汽车前往香山的”双清别墅“。
两星期前（3月8号）李克农的”便衣保卫队“就从黄泥村进入北平，全队150人分撒在西直门-颐和园-青龙桥至香山；复兴门-新北京-八大处至香山两条路线沿途，队长高富有率领部分队员扮成沿途交警，指导员焦万有带领部分队员扮作掌柜、伙计、员工，要害路口的茶餐馆、商铺、修理铺等处暗中布控，专门对付国民党的潜伏特工。
【未完待续】
危机四伏步步惊心的“开国阅兵”内幕
上篇中说到，1949年1月31日，林彪所属的四野41军121师从西直门入城，接管了阜成门、西直门和德胜门防务，平津卫戍司令部第207师（原四野47军160师）进驻傅作义设在中南海居仁堂的华北“剿总”（北平行辕旧址）和景山上的炮兵阵地。
按照原来的计划，中共中央机关搬到中南海办公，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实地勘察之后，认为中南海安保条件不够，首先是当时青岛还在国军手里，B-24轰炸机从青岛起飞，两个小时便可到达北平上空，随时有空袭的可能，而中南海附近景山炮兵阵地上，区区几门37毫米高射炮不足以防空。
而且北平城和中南海周边情况复杂，整个中南海大院又杂乱不堪，李克农建议先把中央机关驻地安排在香山双清别墅、碧云寺、卧佛寺、八大处等地，对外称“劳动大学”。
北平西北郊小西山南麓的香山海拔575米，南坡上的双清别墅隐蔽安全，毛泽东和江青、两个女儿、警卫处处长汪东兴，警卫排排长阎长林，警卫班副班长武象廷，贴身卫士李银桥、马武义、李连山、马尚志、常连锁、李家骥、赵鹤桐、孙勇、王振海、李德华、李凤华等18人担任毛的安保警卫。
香山脚下原八旗禁卫军“健锐营”的驻地，由平津卫戍司令部吴烈师（207师）派一个团驻守，负责香山外围警戒，四野工兵二连在双清别墅提前在挖好了两个防空洞，北平警备司令程子华还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建了一个高炮阵地，便于防空。
如此一来山中的安保没大碍，但香山离北平城区约20多公里，毛泽东经常进城参加活动，还曾进城听梅兰芳、程砚秋唱戏，来回往返香山一路安保是个大问题。
3月8号，由中社部秘密组建的“便衣保卫队”从西柏坡附近的西黄泥村进入北平。全队150人分撒在西直门-颐和园-青龙桥至香山；复兴门-新北京-八大处至香山两条路线沿途，队长高富有率领部分队员扮成沿途交警，指导员焦万有带领部分队员扮作掌柜、伙计、员工，要害路口的茶餐馆、商铺、修理铺等处暗中布控，应对国民党潜伏在北平的特工。
同年6月，毛泽东调时罗瑞卿（华野第2兵团政委）到北平任公安部首任部长，首要任务就是强化北平治安和确保“开国大典”的安全。 罗上任后立即从华北军区所属部队抽调干部，秘密组建了一支600多人的便衣大队，扮作卖糖葫芦小贩、三轮车夫、修鞋匠，每天在街头盯严防死守，防备国民党潜伏特工袭击毛泽东的车队。
然鹅，问题还是没能解决，虽然四野工兵连用20天抢修了一条简易公路，但坡度较大弯曲不平，专为毛泽东准备的雪佛兰防弹车开不上去，每次外出往返必须改换美式越野吉普才能上山，这样就有了安全隐患。
更糟心的，是毛泽东请程潜、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等人来香山共商建国大计，但他们到了香山检查站后，被要求换车换司机才能进山，酸酸的不被信任感引起了不少猜忌。
从香山到中南海，让毛泽东两头跑很是不便。同年9月，周恩来建议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毛虽然不愿意去，无奈随着“开国大典”临近事务繁忙，经过周的反复劝说最终搬进了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10天后，1949年10月1日，毛登上了天安门。
毛在天安门上说：
一口纯正的湖南韶山口音，现场有多少人能听懂不得而知。不过阅兵分列式开始啦！
从国军反水的“重庆”与“灵甫”两舰官兵、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的两个方队走在最前面，主要是颜值不错——大檐帽、水兵帽、飘带、披肩海军服，相比之下草绿色的“土八路”弱爆！
大家注意没？海军方队走的不是正步，而是如假包换的美国大兵的游行“大齐步”。
坦克兵是个看点：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林彪前往东北时要高克、孙三等人收集日本人遗弃的坦克，高克从沈阳日本关东军坦克修理厂搜集零部件拼凑出了第一辆坦克，之后靠拣来的破烂建起第一支装甲部队：东北坦克大队。
这次受阅的是缴获的美国M3坦克和日本的97式装甲车，一马当先的是董来扶驾驶的“功臣号”坦克，这辆坦克在攻打天津时立了一等功
坦克驾驶员董来扶后来被提拔为坦克一师副参谋长。
当然，最牛逼的还是临阵磨枪初出茅庐的空军：1948年10月四野在沈阳缴获的9架美式P-51“野马式”战斗机、两架英式“蚊式”战斗轰炸机、三架刚修复的美式运输机、一架通讯机和两架教练机，共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
就在五个月前（5月4日），国军从青岛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飞到南苑机场上空，扔下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死伤20多人。
为了防止国军空袭，受阅的9架战斗机挂弹飞行，同时担负着防空警戒任务，在天安门上空兜了一个大圈，重复飞过天安门，报纸吹牛说“26架飞机编队飞行”，老共宣传手段犀利，您知道哒。
1948年5月，毛泽东在西柏坡附近的城南庄住所遭国军飞机轰炸，所以一提到飞机轰炸便让安保人员心有余悸惊魂未定心有余悸。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杨成武，严令政治部保卫部三科兼军法处科长张鼎中，严格审查受阅的飞行员尤其是“解放人员”，查阅每个飞行员的档案并与每个人认真地谈了话，并让每个人具结保证书。
为了防止阅兵飞行员临场叛变，杨成武在天安门西侧广场部署4门37毫米高射炮，用木板围起来做伪装，并派一个连负责警卫。
万一出现飞机向天安门俯冲，由杨成武举起小红旗发号令，4门炮一起开火组成最后一道防线。
张鼎中后来回忆说，阅兵机队飞过天安门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每一名飞行员的政治审查都是我直接经手的。我们和高射炮阵地严阵以待，是在防备和弥补我的可能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总算平安通过了，我长出了口气。费了那么大劲，做了最坏的准备，结果平平安安。平安就是胜利。“（张鼎中：《开国秘密战》2013年7月）
2022年3月21日 星期一
超音速武器 以5 到 25 倍音速飞行的导弹和射弹
_(cropped).jpg)
高超音速武器是以5 到 25 倍音速飞行的导弹和射弹——大约每秒 1 到 5 英里（每秒 1.6 到 8 公里）。[1]
低于这样的速度，武器将被描述为亚音速或超音速，而高于这样的速度，大气中的分子会分解成等离子体，这使得控制和通信变得困难。 激光等定向能武器可能以更高的速度运行，但被认为是另一类武器。
目前有三种主要类型的高超音速武器：[1]
- 在初始发射阶段后高速下降穿过大气层的助推滑翔导弹——一种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 使用吸气发动机（如超燃冲压发动机）达到高速的飞机和导弹
- 发射超高速射弹的枪。这些可能是传统火炮或轨道炮等新技术的发展。
高超音速武器列表[编辑]
此类武器的计划、计划和项目包括：
- 14-X
- 3M22锆石
- 9K720 伊斯坎德尔
- AGM-183 ARRW - 一种空射快速反应武器或“箭”
- 先锋
- 波音 X-51 Waverider
- 布拉莫斯-II
- 大炮口径电磁炮发射器
- DARPA 猎鹰项目（高超音速武器系统（HWS））
- 安装在DF-17上的 DF -ZF
- HGV-202F
- 高超音速吸气武器概念
- 高超声速技术车2
- 高超声速技术演示车（HSTDV）
- Kh-15
- Kh-47M2 金扎尔
- 远程高超音速武器
- 即时全球打击（高级高超音速武器）
- 赛菲尔
- 绍里亚（导弹）
- Silbervogel，第一个设计，在 1930 年代制造。[2]
另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 ^ a b John T. Watts; 克里斯蒂安·特洛蒂；Mark J. Massa（2020 年 8 月），印太地区高超音速武器入门 (PDF)，大西洋理事会，ISBN 978-1-61977-111-6
- ^ 大卫赖特; Cameron Tracy（2021 年 8 月 1 日），“过度炒作：高超音速武器的物理学和炒作”， 《科学美国人》 ，325 (2): 64–71，doi : 10.1038/scientificamerican0821-64
2022年3月20日 星期日
八旗历史
| 八旗 | |
|---|---|
| 存在时期 | 1615年－1938年[1][2][3][4] |
| 国家或地区 |  大清  中华民国[4] 满洲国 |
| 种类 | 前锋、护军、步甲、马甲、鸟枪、炮甲、水师等 |
| 驻军／总部 | 京师、东北、西安、宁夏、绥远、荆州、江宁、杭州、成都、福州、伊犁、乌里雅苏台、青州、开封等地 |
| 参与战役 | 萨尔浒之战、宁远之战、宁锦之战、丁卯·丙子之战、己巳之变、一片石之战、入关战争、三藩之乱、雅克萨之战、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之乱、 大小金川之役、清缅战争、林爽文事件、清军入越战争、廓尔喀侵藏战争、川楚教乱、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等 |
| 标识 | |
| 军旗 |         |
 | 本页面包含满文字母，部分操作系统及浏览器需要特殊字母与符号支持才能正确显示为满文字母，否则可能出现未成连写体的字母或其他符号。 |
八旗（满语：ᠵᠠᡴᡡᠨ
ᡤᡡᠰᠠ，穆麟德：jakūn gūsa）是清朝特有的集军事、生产和行政管理于一体的社会组织，旗下之人称作“旗人”或“八旗子弟”。八旗的雏形来自于满洲人前身明代女真人的射猎小队“牛录”。努尔哈赤改善了这一制度，于1615年正式创立八旗，分为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八个旗色，随后数十年的征战和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吸收了蒙古、汉人等族群而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形成了一个以满洲为核心、蒙古、汉军为主体的多族群联合的社会集团。
八旗对清兵入关和此后维持政局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征平叛，无役不与，因此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国家根本所系”。清廷在施政方面采取旗民分治的政策，在汉地的统治基本上沿用明制，而八旗却在行政隶属上则独立于这一体系之外，保持在满州形成自身特有的传统体系，因此又被称为“国中之国”。八旗子弟“生则入档，壮则当兵”，故以披甲从军为主要职业，此外还可选择出仕，他们在教育、科考、任职、律法等政治、经济领域均享有一定特权，八旗成员从而控制国家的各个层面。自清中后期，由于八旗人丁的滋生而兵额有限，闲散旗人增多，从而导致了八旗生计问题突显。相对安逸的生活也造成了八旗兵丁逐渐疏于操练，给了湘军等汉人地方武装的崛起的机遇；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用新式武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统治者尝试对八旗进行改制以适应时局，但都收效甚微，无法阻止清朝和八旗走向衰败。
民国初年，八旗衙门因《清室优待条件》获得保留部分职能。1938年，随着最后一支八旗组织新疆锡伯旗营被改编为县治，八旗正式成为历史。
历史[编辑]
创建之初[编辑]
满族的前身女真人曾有过相近的制度——“猛安谋克”（女真文：
/miŋgan mou-mu-xuwə/）[5]，不过八旗制度的直接来源是“牛彔额真”（满语：ᠨ᠋ᡳᡵᡠ
ᡝᠵᡝᠨ，穆麟德：niru ejen），本为明代女真人出猎开围之际临时设立的“十人之总领”[6][7]。1584年，出身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兴起，牛录额真，此后汉译佐领，遂成为建州治下的正式官名，且统辖规模扩大至300人[8][7]。努尔哈赤在征服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不断兼并部众，佐领的数目也不断增多，对主动来归的部族，编隶时会考虑保持其血缘组织的完整性。努尔哈赤在每个牛录设佐领（满语：ᠨ᠋ᡳᡵᡠ
ᠵᠠᠩᡤᡳᠨ，穆麟德：niru janggin，牛录章京）1员[注 1]，5佐领为1参领，设参领（满语：ᠵᠠᠯᠠ
ᠵᠠᠩᡤᡳᠨ，穆麟德：jala janggin，甲喇章京）1员[注 2]；5参领为1旗，设都统（满语：ᡤᡡᠰᠠ ᡳ
ᠠᠮᠪᠠᠨ，穆麟德：gūsa i amban，固山昂邦）1员。都统之上为各旗旗主、领主，由努尔哈赤及其子侄担任，为入八分王公[12]。1615年，建州已经吞并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蒙古、汉人也多有归附。麾下牛录已有百倍于起兵之初的规模[13]。努尔哈赤在已建的黄白红蓝四旗的基础上，再增设四旗，以原四色旗分别镶边。原有的四旗称之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而称新设四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从而形成了八旗之规模[14]。
八旗集行政、军事、社会、生产等职能于一身，对满洲及清朝的崛起影响深远。八旗作为行政组织，凡牛录所辖之人皆为八旗社会阶层中的部民，统治者以旗统之，发布政令[15]。八旗将士“出则为兵，入则为民”，遇到战争时期由各旗从各牛录抽调兵丁，作战完毕后即回归牛录以耕养战[15]。八旗制度还把原先散居各处、互不统属的部民整合在一个统一的组织当中，以旗-参领-佐领统治系统，建立起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管理模式，使得来源不同旗人成为了一个不易分裂的整体[15]。
在八旗成立之初，旗的名目上并无民族属性之分。在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的1629年，开始有蒙古二旗的记载[16]。1635年，后金在征服察哈尔部后，对众多的蒙古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整编，组建为若干蒙古佐领分属八旗[17]。汉军本为后金进入辽沈地区所获之汉人军民，在天命后期被以奴仆的形式分拨给诸贝勒、大臣等。皇太极即位后，以编组汉人牛录、科举取士等手段，提高他们的待遇，使他们脱离奴仆身份，成为拥有单独户口的旗籍之人[18]。汉军单独编旗始于1631年，1637年分为二旗，旗色玄青，1639年再分为四旗，旗色为正青旗和黄、白、红镶青边。1642年汉四旗撤编，组建为若干汉军牛录分属八旗，正式成为八旗的组成部分。因为有满洲、蒙古、汉军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些史料又将八旗称作“二十四旗”[19][20]，但事实上同一旗色下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联一，是一个整体，隶属于同一旗主的行政管理之下[21]。
八旗旗色的排序由于长幼尊卑、权力更迭等原因在初期大体上有过几次主要变化。在现有文献记录中最早记录排序顺序在天命七年，为正黄、镶黄、正红、镶红、镶蓝、正蓝、正白、镶白，此因努尔哈赤亲掌两黄旗、大贝勒代善主两红旗、二贝勒阿敏主镶蓝旗、三贝勒莽古尔泰主正蓝旗、四贝勒皇太极主正白旗、努尔哈赤长孙杜度主镶白旗，所以此排名与当时众旗主的长幼尊卑有关[22]。皇太极即位之初，因镶白旗主在此阶段先后为阿济格与多尔衮，二人皆为正白旗主多铎兄长，所以正白与镶白位置调换[22]。此后，皇太极先后打击了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两蓝旗的地位因此下降，八旗的排序也形成了一个两黄、两红、两白、两蓝的局面[23]。崇德八年，皇太极去世，摄政王、镶白旗主多尔衮与正白旗主多铎互换旗色，并将同旗领主阿济格调入多铎所领之旗，多尔衮至此成为独掌正白旗的全旗之主，正白旗的位次力压宗王之元老代善而从第五位升至第三位[24]。八旗的顺序至此变更为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至此，终清一代再未有所变更[24]。1650年，多尔衮去世，顺治帝开始亲政。为了加强皇权，顺治帝亲自统领了原属多尔衮的正白旗，由皇帝控制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上三旗”，皇帝的户口登记在镶黄旗内，称“镶黄旗第一参领第一佐领上御名[注 3]”，故镶黄旗为头旗[25]。由诸王公、贝勒掌控的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五旗则被称作下五旗，其中正红旗主为礼亲王、镶白旗主为肃亲王、镶红旗主为克勤郡王、正蓝旗主为豫亲王、镶蓝旗主为郑亲王[26]。因八旗顺序有别，所以旗人由于战功或与皇室恩赐等原因从下五旗改隶上三旗者，称之为“抬旗”；而在同一旗色或旗分之间的户口转换则称之为“改旗”[27]。
清朝时期[编辑]
入关前，由于施行八旗领主分封制的缘故，各旗不论财物还是属人对于入八分领主而言私属性质都很强。但随着顺治帝规定天子亲领上三旗，八分之制已彻底瓦解。为加强中央集权，清朝统治者开始剥夺旗主和入八分王公领主在各自旗内的权力[28]。顺治年间，开始以王公薪俸制取代旗主均分制，八旗议政之制也被取消[29]。此后，王公对本旗军队的统领权也遭到了削弱。雍正年间，雍正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他以儒家“天无二日”之论发布谕旨，将下五旗旗人官员与旗主王公、贝勒的从属关系彻底废除，仅保留各属下包衣的直接控制权[30]。下五旗中的旗分佐领，也由皇帝直辖。旗主对于本旗官员的任免权也被剥夺，八旗都统在康熙年间起施行跨旗担任，以防旗主王公掣肘[31]。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在北京正式设立八旗都统衙门，改变此前百余年间，八旗都统“在府办事”，无公所衙门的境况。
在施政方面，清廷采取旗民分治的政策。清朝在汉地的统治基本上沿用明制，而八旗在行政隶属上则独立于这一体系之外，有自己的官僚体系，仿佛“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32]。清廷视八旗为“国家根本所系[33]”，在教育、科考、任职等政治、经济领域均享有一定特权。八旗子弟主要以披甲从军为主要职业，早期全民皆兵，平时从事生产，战时从征。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同时也是为了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此后八旗兵成为了职业兵，用于驻防或征战[34]。不过，清代兵有常数，饷有定额，随着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披甲，披甲人数的比例也越来越小。闲散旗人起初虽分有旗地耕种，由于制度束缚而不方便耕种，许多旗地租给佃户，有的甚至被典卖，导致一些下层旗人陷入了贫困状态[35]。因此，至乾隆年间，八旗生计问题开始显现。为缓解这一问题，一部分资浅的汉军因此出旗为民[36]。此后的几代皇帝又将一部分京旗子弟移往东北回垦，然而皆治标而不能治本。除吃粮当兵外，追求上进之旗人还可选择读书出仕。在教育方面，八旗兴办宗学、觉罗学、各类官学等，以教授其八旗子弟[37]。科举之外，八旗子弟还可凭借笔帖式、翻译进士、侍卫等特有之途径进入仕途。统治者在任用官员的时候有旗缺汉缺之分，旗人可以补汉缺，而反之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38]。
清朝前期，多数八旗子弟的生活水平高于普通汉人[39]。然而，相对安逸的生活也造成了八旗兵丁逐渐疏于操练。清廷以“国语、骑射”为国策，然而至乾隆年间，京旗兵丁和各地八旗驻防均有疏于操练、武艺不精的现象存在。而八旗大臣中知兵者也越来越少[40]。这些都给了清后期湘军、淮军等汉人地方武装崛起的机遇；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新式武器叩开了中国的大门，统治者所倚重的“骑射”也被时代所淘汰，清廷曾尝试对八旗进行改制以适应时局，及新式陆军建立，将部分京旗部队编为陆军第一镇，但均收效甚微，无法阻止当时内忧外患的清朝和八旗走向衰败[41]。1907年，清廷废除旗民分治政策，然而仅仅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42]。
民国以降[编辑]
宣统退位后，八旗作为《清室优待条件》的一部分，得以保留部分职能。八旗衙门隶属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陆军部，由该衙门向旗人进行饷银发放等善后工作。1924年，北京政变后，旗人饷银停止发放，八旗衙门仅徒有形式。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将八旗衙门正式裁撤[43]。除京旗外，东北和西北的驻防八旗，例如呼伦贝尔的索伦八旗、布特哈八旗、新疆的锡伯营等，由于历史原因在民国时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1932年，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和布特哈八旗等被满洲国政府撤销改组[44]。1938年，锡伯营作为最后一支八旗组织随着驻地改设河南县而被新疆省政府撤销[1][2][3][4]。
自清中后期，蒙古、汉军旗人因为其影响，因与传统蒙古人、汉人在风俗习惯、语言行事上差异较大，而和满洲旗人几乎一致，所以到了民国时期，他们不但被人认为、也大部分自认为文化上的满族[45]。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家族先世在清代有无旗籍也是判定当代满族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46]。因此，当代满族主要是由清代八旗制度下各族群融合而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21][47][48][45][49]。旗人作为满族的别称也流传至今[50][51][52]。
编制[编辑]
族裔[编辑]
虽然整体上，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三部分之分，但具体而论，八旗中的族属成分要更为复杂。它主要以满洲为核心，以汉、蒙古为主体，辅以高丽、索伦、锡伯、回和俄罗斯等族群，甚至还曾一度有安南人加入（废帝黎维祁）[53]。族源为汉人者主要隶属于汉军八旗，一部分隶属于内务府旗鼓佐领下的包衣组织，另有一部分为满洲旗份下的正身旗人[54]；族源为蒙古者主要隶属于蒙古八旗，少部分隶籍于满洲八旗[55]，还有极少部分曾在明朝为官者隶属于汉军[56]；族源为高丽者主要隶属于八旗满洲旗分佐领下，其余大部分隶属于内务府高丽佐领下的包衣组织[57][58]；索伦、锡伯等主要为天聪、崇德年间以及清兵入关后被编入八旗的新满洲；族源为回人者主要为乾隆年间来京居住的和卓及其部属[59]；阿尔巴津人则源自顺治、康熙年间归附清朝的俄罗斯人，清廷将其收编在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俗称“俄罗斯佐领”[60]。
阶层[编辑]
八旗内部的各色人物中大体上可以分为外八旗人、包衣和旗下家奴三种。外八旗即八旗中的旗分佐领，主要源于入关前的自由民阶层，也是八旗的中坚力量。上至天潢贵胄、豪门世家，下至普通的八旗子弟，中间虽然存在着许多爵职等级，但都同属于这个阶层[61]。包衣则是服侍皇帝、旗主、宗室领主的家内奴仆和庄园壮丁，但包衣在法律上并没有贱民的身份，实际上属于《大清律例》中良人的范畴。内务府以及大部分下五旗包衣都是正身旗人，拥有独立的户口，有的还拥有自己的旗下家奴[62]。包衣因战功或皇室恩赐也可改隶于旗分佐领下，这也是抬旗的一种方式[27]。旗下家奴则是八旗大臣和普通旗人的家仆，他们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于主家名下，所以又被称作“户下人”[61]或“八旗户下家人”[63]。旗下家奴属于《大清律例》中的贱民之地位，无法参与科举或出仕。清初，即便普通旗兵亦广泛拥有家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作为随丁同主人征战。在取得战功后，可获得独立开户，成为“开户人”，但仍与正身旗人有别，在选兵方面只能担任等级最低的步甲。清中后期，八旗生计问题突显，大量旗下家奴被放出或卖与汉人主家，很多旗人已不再拥有家奴[64]。大量开户人也被乾隆帝下令出旗，但仍有少部分开户家奴因为历年已久，无从查考来源而跻身正身旗人行列[65]。
地域[编辑]
禁旅八旗[编辑]
清朝定都北京，是八旗的大本营。在京的八旗军队被称为“禁旅八旗”，又叫做“劲旅八旗”或“京旗”[66]。清廷在北京城实施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按照军事大本营的规划将八旗分左右翼驻扎北京内城，皇城以外的地方。左翼四旗，镶黄旗在城东北，驻安定门内，依次而南为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右翼四旗，正黄旗在城西北，驻德胜门内，依次而南为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67]。此后，虽然北京城作为军事大本营的性质逐渐弱化，但各旗驻防区域并未有任何改动[68]。各旗官兵在行政上归本旗都统衙门直辖，有战事则出征，战毕即撤归京师，为清朝军事力量之根本。清末有禁旅八旗职官6680人，兵120309人[69]。
禁旅八旗在军事体制上，又按照兵种独立编营，分为亲军、骁骑（马甲）、前锋、护军、步军（步甲）[70][71]:112[72]。其中，骁骑（马甲）营、护军营、步军（步甲）营均按旗分设，前锋营按左右翼分设，护军营与前锋营平时警卫宫禁，皇帝外出时扈从行营，是八旗兵的精锐[72]。又从上列各营内选拔神机营（火枪），从前锋营内选拔健锐营，从骁骑营汉军内选拔枪营、炮营、藤牌营，从满洲蒙古习火器兵中选火器营，是为特种兵[70][71]:112[73]。
驻防八旗[编辑]
清朝为了更有效地以较少的八旗兵丁控制全国，采取了居重驭轻、重点配置的政策，因此清廷还将一部分旗兵陆续派往全国各地驻防，称为“驻防八旗”[74]。八旗驻防制度开始于顺治朝，拓展于康、雍两朝，至乾隆朝形成定制[75]。顺治年间，各地八旗驻防仅一万五千余人，康熙、雍正年间渐增至九万余人，清中叶达十万余人，自此，驻防八旗兵额大体与京旗持平，一直持续到清末[75]。康熙至乾隆年间，八旗在满洲的驻防地由十五处增至四十四处，在各省驻防地由九处增至二十处，乾隆年间在新疆新设八处[75]。其中，配备在东北的兵力，约占驻防八旗总数的一半，而畿辅的驻防八旗又占东北地区以外驻防八旗的半数以上[75]。相比之下，各省八旗驻防，一省不过一至三处。其中又以长江以北较多，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处未设驻防[76]。内地军事戍守的任务，主要由六十余万绿旗兵担任，八旗驻防起监视作用[76]。八旗兵丁屯驻在全国七十余处重要城镇和水陆冲要，根据需要各设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只设城守尉、防守尉为其统领，成为了清朝控制全国的重要力量[76]。清廷在除了东北地区外的八旗驻防地也实施旗民分治之策，在这些地方修有满城以便管理，同时能尽可能的不被当地汉人所同化[77]。
雍正帝曾说过：“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78]”。驻防各地的兵丁，最初是从京旗各佐领派拨的，并由这些来自不同旗、佐的兵丁，在驻防地组成新的佐领。但他们的户籍，仍隶属原旗原佐领。所以在清初一段时间里，驻防旗人仍把北京作为他们的故乡。随着驻防制度的固定化，驻防旗人的户籍虽然仍隶属原旗都统衙门，与本佐领的关系却逐步削弱，并在驻防当地形成新的旗人群体[76]。八旗驻防制度的实施，使满族的分布进一步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分散在全国各地。南至广州、北抵瑷珲、西迄伊犁，最集中的地方则是北京城内外和畿辅[76]。
清末概况[编辑]
| 名称 | 旗帜 | 兵力 | 总人口 | 旗主 | 其他主要领主 | 备注 |
|---|---|---|---|---|---|---|
| 镶黄旗 | | 86个佐领、两个半分佐领、兵力约30,000 | 约230,000 | 皇帝 | 无 | 头旗[79] |
| 正黄旗 | | 92个佐领、两个半分佐领、兵力约32,000 | 约250,000 | 皇帝 | 无 | |
| 正白旗 | | 86个佐领、兵力约30,000 | 约270,000 | 皇帝 | 无 | 顺治初年，旗主为睿亲王多尔衮。其死后，由顺治帝接掌，至此由皇帝亲统，成为上三旗之一[80] |
| 正红旗 | | 84个佐领、兵力约26,000 | 约245,000 | 礼亲王[81] | 顺承郡王[81] | |
| 镶白旗 | | 84个佐领、兵力约26,000 | 约230,000 | 肃亲王[82] | 醇亲王[83] | |
| 镶红旗 | | 86个佐领、兵力约28,000 | 约230,000 | 克勤郡王[84] | 庄亲王[84] | |
| 正蓝旗 | | 83个佐领、11个半分佐领、兵力约27,000 | 约250,000 | 豫亲王[84] | 睿亲王[84] 怡亲王[85] | |
| 镶蓝旗 | | 87个佐领、1个半分佐领、兵力约28,000 | 约250,000 | 郑亲王[84] | 恭亲王[86] 庆亲王[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