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文字狱，历史学者柳诒徵曾讲：“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意思是说，清朝的文字狱很严重。但是，比起中共制造的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我是贾岛，今天，我跟大家说一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制造的第一场全国性的文字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是谁？
他是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和翻译家，1902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履历。23岁时，胡风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27岁在日本留学时，他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后来还加入了日本共产党。1933年，31岁的他被日本警察逮捕后驱逐回国，到上海后，继续参加中国左翼文化活动，和鲁迅关系密切。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在上海编辑《七月》文学周刊，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41年，他撤退到香港，编辑出版文学杂志《希望》，之后又从香港辗转到重庆，继续办杂志周刊，名声也越来越响，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这别林斯基，被认为是俄国文学史上最顶尖的批评家、思想家之一，所以胡风在当时中国文人界的地位，可想而知。
这样一位从青年时期就秉持左翼路线的人物，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成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胡风为何成了反革命？
1954年7月22日，胡风把自己写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三十万言书”，请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交给毛泽东。其中，谈了他对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等人文艺思想的不同看法。
从历史资料看，当时，周扬可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反对周扬，不就等于反对毛泽东吗？所以，毛看了报告后，肯定非常反感，要拿胡风开刀。
果然，1955年5月至6月，毛给《人民日报》写按语，里面给胡风和所谓的“胡风分子”，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政治帽子，像什么“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反革命派别”，图谋推翻中共统治，“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
毛一发话，胡风立即变成“大坏人”，对他的各种批判，也像疾风暴雨一样袭来。
1955年5月16日傍晚，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的陪同下，公安部派人到胡风家搜查，抄走了所有文稿、书信、照片、日记，折腾了大半夜。第二天凌晨，胡风夫妇被抓捕。
张晓风在回忆录《我的父亲胡风》里说，直到1965年，也就是遭关押整整10年后，胡风才被判刑14年。终于熬到14年刑期满了，他给当局打报告，要求出狱，结果得到指示说：“关死为止”。
1979年，文革结束三年后，胡风终于被释放。那时，他已经是77岁高龄，被监禁了二十多年了。
一场空穴来风的文字狱，毁了胡风的大半辈子。但是，如果您以为他是唯一的受害者，那就太低估中共的邪恶了。他们可是要搞株连的。
胡风案株连多少人？
据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在1980年7月21日发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全国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其中比较著名的作家、诗人、教授、学者、专家，有路翎、阿垅、贾植芳、谢韬、王元化、何满子等。
这个人数，已经不少了吧。但是，张晓风在回忆录里透露：实际受株连的人更多。书中说，“每个胡风骨干分子都株连了数十人乃至上百人；从我父亲的日记和书信中发现的每个人名，都要被审查受到株连；连我家乡县城中学的全体语文教师都被打成了胡风分子；更无论各地揭出的‘小胡风’、‘小反革命集团’了。”
胡风被打倒后，毛泽东认为，利用这件事，大张旗鼓地搞一场“肃反运动”，是“正确且必要”的。于是，1955年7月1日，要开展“肃反运动”的指示，就从中共中央发出了。
历史学家沈志华，查到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夫妇与苏联驻华使馆官员的相关谈话记录，显示当时，中共中央拟定在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运动进行才两个多月，就已“仔细审查了”222万人；已查明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11.8万人，还搞出1.1万个集团和派别。
胡风案和随后的肃反等运动，导致许多无辜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胡风案中，有一个高官叫彭柏山，他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任宣传部长，1955年受牵连，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彭柏山的女儿彭小莲是著名电影导演，写过一部回忆父母的书《他们的岁月》。
书中说，她在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期间，交了一个德国裔的男朋友。当她讲起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时，男友大惑不解地问：希特勒再坏，害死的主要还是犹太人和外国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多中国人呢？
真的有“胡风反革命集团”吗？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并发出通知说：“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证明胡风有“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1980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宣告：胡风无罪。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直到那时，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才彻底平反。
也就是说，当年毛泽东也好，他手下的“御用文人”也好，对“胡风案”的批判、清查、整肃，全是错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整胡风？
因为啊，他没有及时跪倒在毛的绝对权威之下。
1942年，毛发动延安整风时，就开始了造神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歌曲是1943年延安“文艺工作者”改编的《东方红》。其中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权成功之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遍全中国。成了“大救星”，被高呼“万岁”的毛，真以为自己有“君临天下”之势。但是，怎么让有文化、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俯首帖耳，依然是他必须要应对的一件大事。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声称，“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对知识分子强制洗脑，形象的说法有“洗澡”、“脱裤子”、“割尾巴”等。这样一来，一场知识分子大规模自贬、自损、自贱、自谤的运动开始了，他们一批接着一批，在毛的绝对权威面前被迫下跪。
从1951年至1954年，中共采取各种办法，逼迫胡风就范，用周恩来的话说，“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判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到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
但是，胡风生性倔强，恃才傲物，直到1954年，他在文艺思想上，坚持不低头、不认错、不检讨。不仅如此，他还在1954年7月，给毛递上了引来灾祸的“三十万言书”。
毛认为，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胡风坚持文艺应该讲求人性、人道和个性，坚持不把他的文艺思想统一到毛的文艺思想上。这是毛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毛亲自上阵，“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轮番进攻，还不行，就动用专政机器，抓捕、关押、判刑。
整胡风的人也没有好下场
那些积极打倒“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高官，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一批批地成了挨整对象。原中宣部长陆定一，被关在秦城监狱10年；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被关在秦城监狱九年；签发逮捕胡风令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
文革中被投入监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过一首《整人歌》：“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挨整者是否“人还是我人”，这里姑且不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道出中共“怨怨相报无终了”的悲凉与无奈。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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