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4日 星期二
北京八达岭山庄第二拨强拆 市民称作孽！
#北京八达岭山庄 #强拆 #清华教授
北京八达岭山庄第二拨强拆 市民称作孽！成熟的向日葵低下头，谁家的房子被强拆了？周一（8月23日下午），5台勾机同时作业，清华某教授的房子被强拆了。
相关资料显示，八达岭山庄是1998年由延庆县八达岭镇政府和北京八达岭实业总公司等合作开发的“新农村”建设、招商引资项目。吸引了不少北京名流在此购房，一期工程房产证办下来了，二期工程以“违法建筑”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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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大陆信息封闭，很多事实真相被掩盖隐藏，网友自拍的一些爆料视频非常珍贵，我们媒体本着帮助大陆民众发声、揭露事实真相的初衷，经查证后发布出来，但有些事情和消息被中共封锁极严，查证困难，难免会有疏失，如果网友及观众发现，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更正。
北京八达岭山庄遭强拆 业主：政府卸磨杀驴
“昨天（8月16日）晚上已经先拆了四户了。”知情人告诉记者，8月13日，有业主收到八达岭镇政府下达的“强制拆除决定书”，多名业主随即起诉镇政府侵犯房产权，8月16日，北京市延庆区法院立案受理此案。然而，业主手举法院的立案受理通知书，也没能挡住政府的非法强拆行为。
现场视频和图片显示，当地政府出动了大批防暴警察不断推进，他们将拆除现场的路拦住，不让业主和任何其他人靠近，强拆指挥官开着大奔驰车指挥多辆挖掘机一起作业，顷刻间把房屋变成了废墟。
有业主表示，“十多年前花几百万买的商品房，装修花的钱更多，都过千万了，用一生的心血买下的房产啊！真是欲诉无门，欲哭无泪啊！”“国家法律规定，正在审判的涉案房屋，法院没有判决之前是不能强拆的。可见地方政府的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到了何种程度！”
据介绍，八达岭山庄是以“新农村”建设，镇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大力推广的项目。是北京八达岭实业总公司（延庆区政府100%控股）、八达岭政府、延庆区规自委下属国企北京市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北京八达岭山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
项目建有一千二百套房子，还有酒店、跑马场、滑雪场，是非常大的一个项目。业主签定的是大产权合同，合同上写着一年内办房产证。其中两百多套办有产权证，还有八百多套没办房产证。
在此购房的有北京市的各界精英，包括中科院的领导、全国政协委员、中石油总公司的领导、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力研究设计院的领导等。
业主们表示，他们有购房合同和发票，是无过错方，镇政府拆房子是违法的；业主接到限拆令，第一时间起诉并告知镇政府，强拆是违法行为；业主们已经装修了房产，政府侵犯私有财产是违法的。他们要求政府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他们分析认为，现在先拆十九户，然后当地政府再拆山上其它的一百多栋，再拆山下的七百多栋，就是怕引起群愤，所以就各个击破，分批分次进行强拆。
记者致电八达岭镇镇长，想询问强拆情况，但对方无应答。
政府始建项目 买方称无过错
相关资料显示，1998年9月17日，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镇政府、北京八达岭实业总公司与北京同力制冷公司共同签订了《合作开发八达岭镇新农村建设项目合同书》，项目注册名简称“八达岭庄园”。
2000年5月，延庆县土地房屋管理局开具的证明文件显示，八达岭山庄项目工程“具备销售条件”；2005年9月，延庆县建设委员会开具证明，称“八达岭山庄项目房屋的产权手续正在我委办理当中。”
2002年4月15日，延庆县城乡规划委员会批复八达岭山庄二期工程，同意建独立式住宅，占地500亩，及马术俱乐部配套设施增补面积10,000平方米。
知情人表示，“老百姓作为商品房的购买方是没有任何过错的。这个房子就是政府自己建的，自己卖的。政府当时已经有规划批文，但是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意掏钱办理相关证件。就把这个产权证也拖下来了。大家一直在维权。”
2004年，八达岭镇政府所占物业开发收益和管理利润的30%永久转让给北京八达岭实业总公司，双方作价2636万6,000元签字转让合同。
镇政府退股后，2009年12月，八达岭特区办以八达岭山庄的19栋楼违反《风景名胜区条例》为由，要求限期拆除。但《风景名胜区条例》于2006年颁布施行，而本案涉案别墅的建成时间是2004年。2020年12月北京市延庆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和2021年3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终审判决，都以八达岭特区办查处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了拆除决定书。
八达岭特区办是延庆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政府败诉后业主们非常高兴，以为官司打赢了，房子保住了，但是当地政府又拿出了1992年出台的《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称二期工程未取得规划许可证。
拆了人家别墅 每平米只“赔”300元
据知情人提供的录音，在8月3日八达岭镇长答疑会上，镇长郝建芸称虽然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败诉，但“违建的事实还是存在的”，“拆是跑不了的”。
郝建芸还在会上直言，愿意自拆的给拆除配合奖300元钱/平米，拆除费120元/平米。“它不叫补偿，它叫拆除配合奖。”“今年八达岭镇一共15个小村，拆了8万2000多平，所有老百姓的彩钢棚，给的是80元。”
对于不打算配合、坚决抵抗的，政府会组织强制拆除，“这里边可能会发生很多费用，比如说测绘费、评估费、搬家费、保安费、拆除费等等所有的一切费用，只要因为拆除你这个房子产生的费用，后续我们都会通过法律再追讨回来。”她说。
有知名业主当场表示，感觉自己“就跟案板上的肉一样”，“现在就这么弄，这么急，这么狠，钩机堵门……不明身份的人扒门扒墙。”家中九十多岁的老人，都吓坏了。
还有业主表示，“同样的一个开发项目，为什么一期能办下来，二期办不下来？我们二期的业主买这个房，基于一期人家已经拿到了房产证，而且你们是国有开发公司，镇政府和政府一起合办的公司，所以我们才来买这个项目。”
另一业主气愤地表示，“原来西波子村这一片就是荒山野岭乱荒滩吧？你现在弄成了一个大的项目，变成了一个人文景观，现在对我们说它破坏生态，定性（成）违建，这就是对我们作为人民群众，对国家对政府的一种信任的亵渎。我说得严重一点，这就是卸磨杀驴。”
“从理上来讲，八达岭政府作为八达岭山庄的起始开发单位之一，在山庄的建设中未能如约地取得后期项目的证书。现在反过来，你们开发商撤走了以后，变成了管理方，说这个项目是违建，我们从心理上情理上法理上都是不能接受的，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很不可理喻的。”
他说，“这个一期项目是你政府开发的，是你国家有政府的背景在里面的，你现在政府反过来把所有的一切推翻，这个国家的公信力在哪？政府的公信力在哪？”
不讲法律 与民争利
原北京律师赖建平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按道理讲，如果已经起诉了，在法院有效裁判作出之前标的物是不能随便动的，除非很特殊的情况可以先予执行。“那万一法院判它是合法有效的，不应该拆，你把它拆了，怎么恢复原状啊。”
但他表示对此事件非常不乐观，补办手续的可能性几乎不大。“共产党你拿到证它都恨不得要抢你的。因为这个地方原来就没有合法的手续，现在把手续（补办等于）合法化了给你，等于说送来一个财富给你。它本来跟老百姓争利的、抢利的。”
近年来，北京强拆事件风起云涌。秦岭事件后，中央及地方政府相继加紧了对违建别墅的清理。
赖建平认为，政府不是出于单一的动机，但本质上就是与民争利。“就是说这些没有产权的或者小产权的、手续不齐全的这些房产，是原来的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某种程度上老百姓可以得到一点额外的利益。政府现在地也卖的差不多了，但是它的财政支出又很大，所以它就试图把让给老百姓的这点利夺回来，这是最重要的。”
他指出，地方政府要对社会承担一种责任，就是政府明明知道他们在开发、在买卖，却一睁眼闭一个眼，按道理当时你就要制止的，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
“甚至上面的官员，北京市的规划局、建设局、土地局，没准下面的人他们要给上面进贡的，给他行贿的、分赃的。你不这么干，他就会马上就查处你。你给他上面分了钱了，他就放你一马，变相的官方勾结，上下勾结。这些东西很复杂，不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法律上的yes or no。”他说。
责任编辑：孙芸#◇
2021年8月23日 星期一
三孩配套政策只有框架 专家：中共没钱鼓励生育
中共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8月20日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正式开放一对夫妻可生育3个子女，但没有具体的配套措施。有人口专家表示，中国没有钱鼓励生育。而中共宣传的鼓励生育措施日本已在做，效果有限。
富瑞集团（Jefferies Financial Group Inc.）研究报告称，今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可能降到至少1950年以来最低水平。数据显示，90后虽已逐渐成为“生孩主力军”，而“90后”年轻人大多不愿结婚。专家：中共没有钱鼓励生育
中共官喉新华社报导了修正后的中国人口计生法的内文。新计生法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这次将“三孩政策”写入法律，是该计生法的第二次修改。2015年实施两孩政策时，中共人大对这部法令作了第一次修改。
人口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表示，实施“三孩政策”或已为时过晚，因为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而中共卫健委提出的这些“配套措施”都是中国的近邻日本已经在做的，其效果且十分有限。
他说，日本虽然大力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只是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到2019年的生育率又降到1.36，“日本的效果不好，但中国还达不到日本的（经济）程度。中国（中共）没有钱，根本就没有钱鼓励生育。”
他说，“中国是未富先老。老龄化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减速，经济减速会导致很多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
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家庭福利开支已占GDP的1.79%。日本推出系列鼓励生育的具体措施，包括儿童补助，领取期从出生起至初中毕业为止；女性产假补贴，相当于工资的67%；女性育儿假补贴，前6个月的平均工资67%计算，之后按50%计算；社保免征，即产假和育儿假期间，企业和个人无需交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政策鼓励生育。日本政府还提出提高男性获得育儿假的比例。
大陆人口学者何亚福也刊发了题为《鼓励生育，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何都失败了》的文章，分析日本大量经济投入未有效提高生育率。
中共三孩政策落地后，中共央视刊发题为《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入法！这些配套政策也在完善中》的文章，引发网民热议。网民呼吁，“说的配套服务政策最好要更细一点，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别说框架，拿出细节，合理的切实可行方案和政策。”
出生人口或降至1000万以下
在中共几十年一胎化政策下，新生人口急剧下降。据彭博社8月19日报导，对地方政府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上半年中国部分地区的出生人口数量可能比2020年同期下降了17％，如果将这个降幅扩展至全国，那么意味着存在2021年出生人口数量可能降至1000万以下的风险。
8月21日，中共官喉央视引述中国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说，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是1200万，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5。
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中国出生人口增长后连续第四年下降，中国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下降18%。
目前，90后已经逐渐成为了“生孩主力军”，而“90后”年轻人大多不愿结婚。 中共民政部门近期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90后”人群约1.7亿人，男女比例约54:46（男：女），而登记注册结婚的“90后”不超过1000万对，结婚率只有10%多一点。在已经结婚的90后人群中，离婚率竟然高达35%。
根据有关部门测算，2021年独居单身成年人口将高达9,200万。
中共官媒新华社5月一项网络“放宽三孩”调查显示，近3万人参与，准备好了迫不及待、已提上日程和犹豫中三项加起来2,484人，而完全不考虑的则有2.8万人。
研究中国大陆青年问题的社会学者毕鑫说，在当前形势下，由于结婚生子的成本过高，加上收入不稳定，年轻人就更难组建家庭，“有些年轻人不想结婚更遑论生孩子了。现在鼓励生3孩、4孩，但第一步结婚问题没有解决。”
时事评论员横河认为，中共一直没有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从“一胎化”政策到“部分二孩” 政策，到“全面二孩” 政策，再到“三孩” 政策，都是中共对生育的控制。但是，中共可以通过抓人结扎、罚款、拆房的手段强制执行一胎化，如果人家不生小孩，它就没办法，“所以看到放宽的每一步效果都低于期望值。”
2021年8月22日 星期日
茅于轼
| 茅于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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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929年1月14日 中华民国南京市 |
| 国籍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职业 | 经济学家 |
| 政党 |  中国共产党 |
| 配偶 | 赵燕玲 |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江苏镇江人，生于江苏南京，中国经济学家。他是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代表作有《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生平[编辑]
一说1929年1月14日，茅于轼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他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朝江浙联军革命军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父亲茅以新是著名的铁路工程师，母亲是苏州大家闺秀，二伯父茅以昇是著名的桥梁专家。[2][3] 儿时，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因为工作调动，全家经常搬迁，从小学到中学，他辗转读过13所学校。[2][3] 1946年，茅于轼考上南开中学，[4]接着又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系，大二时转入机械系。[2][3]
1949年，茅于轼来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历任机车司炉、司机、技术员、工程师。[2][3]
1955年，调入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5] 1958年，反右倾斗争开始，茅于轼被划分为“右派”，他被降职降薪，妻子赵燕玲被停薪留职。[2][3] 1960年，茅于轼被下放到山东省滕县劳动改造。[2][3]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茅于轼和妻子一起被挂牌、批斗、强迫劳动，家被抄，并且被剃成光头，母亲也被牵连进来剃成“阴阳头”。[2][3]之后被调至大同机车厂工作10年。 从1960年到1976年，茅于轼在劳动改造期间学习，在数学、力学、英语方面有所领悟。[2][3]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等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5]
1984年9月，茅于轼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85年，任副研究员、研究员。[4]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做注册访问学者。[4]1987年又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4]1990年，担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讲师。[4] 1993年，茅于轼和盛洪、张曙光等经济学家共同创建了由美国基金会以及私人资本资助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1][注 1] ，任所长、理事长，现为理事长、常务理事。[2][3]
人物事件[编辑]
2013年，茅于轼到辽宁省沈阳市和湖南省长沙市做演讲，遭到电话骚扰以及现场抗议而被迫取消，沈阳示威者打着横幅“沈阳人民声讨汉奸茅如屎”、“打倒美国豢养的汉奸走狗”、“警惕茅于轼串联煽动推翻共产党，把中国变成叙利亚”等；长沙示威者打着横幅“茅于轼是反民族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狗汉奸”、“严防汉奸茅于轼流窜伟人故乡作案、红色热土岂容玷污、三湘父老情何以堪”。[6][7]
2014年，有传出茅于轼等几位作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点名，要求各出版社今后不得出版其作品的消息[8]，后证实此事属实[9]。
2017年1月，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发表了反对“司法独立”、“三权分立”、“民主宪政”的言论后，茅于轼和其他多名法学界、知识界的人士一起联署要求周强辞职，此后茅于轼等人创立的民间智库平台“天则经济研究所网”、“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网”等多个网站被封。茅于轼的社交帐号也被删除。[10]
2018年12月，茅于轼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流露出想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打算[11]。
家庭[编辑]
茅于轼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十点就寝，他的日常生活排满了接待、采访、写文章和会议。[2][3]
1953年，出身于南京名门世家24岁的茅于轼在苏州认识了出身富商之家的助产学校学生19岁的赵燕玲。1955年茅于轼与赵燕玲结婚。夫妇俩育有一儿一女。儿子茅为星出生于1957年10月。
奖项[编辑]
2012年3月下旬，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宣布，83岁的茅于轼获得该所颁发的2012“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为25万美元。茅于轼在接受《中国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12]茅于轼及夫人于5月4日在华盛顿出席颁奖仪式[13]，并发表获奖感言[14]。
争议[编辑]
茅于轼的争议言论大多是他强烈推崇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甚至可以忽略国家主权、国防发展、以及整体社会发展等，例如:
钓鱼岛[编辑]
2012年8月，茅于轼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时说：“……老百姓关心的是什么，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能够交朋友，到日本到台湾去旅游，做生意，交换信息，互相交朋友享受人生，这个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事，而且我觉得钓鱼岛没有常住人口，没有GDP，更没有税收，如果海水涨了把它淹了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老百姓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们为了这件事造成冲突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算了。”[15][16]又在新浪微博说：“……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17]
航母[编辑]
茅于轼反对造航母，“我不同意拿国家的钱去造航空母舰。造航空母舰增加国家的国防力量这是好事，但是你没有看到如果你增加国防力量，别人也增加国防力量，这个力量就抵消了，你还是没有占到便宜。不造航母，钱可以用于消除贫困、艾滋病治疗、改善气候变暖等等困扰的问题。”[18]
经济适用房[编辑]
茅于轼反对建造经济适用房，“这几年政府用了很多心思，建了公租房、廉租房等等，城市户口住的问题确实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仅限于户籍人口，我觉得这个政策是有很大毛病的。所以我反对经济适用房，这是我一直反对的，经济适用房第一没有效率，第二没有公平。”[18]
毛泽东[编辑]
2011年4月26日，茅于轼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提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19]2013年8月31日，茅于轼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修改版，认为毛泽东因为迷信权力，丧失了起码的理性，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和人民对立的人民公敌。[20]
教育[编辑]
茅于轼认为，教育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21]
不支持计划生育[编辑]
茅于轼不支持中国大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反而“主张放开三胎四胎，随便生，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太荒谬了。”[22]，同时他还认为“未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比哪个国家都快，可能造成的问题也特别大。一胎化政策对当前的经济有很大的好处，降低了家庭的负担，提高了社会的储蓄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一份红利是寅吃卯粮得来的，将来老龄化社会降临时劳动力供给不足，欠帐是要归还的。”[23]。
著述[编辑]
- 《生活中的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ISBN 9787208016835 。
-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ISBN 9787806323557 。
-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ISBN 9787810296656 。
-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群言出版社，2007.7，ISBN 9787802563513 。
脚注[编辑]
2021年8月21日 星期六
"中国民主党事件”大事记
"中国民主党事件”大事记(7/10/1998 to 8/10/1998)
七月十日中共镇压大陆首个公开成立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拘捕了王有才等
九名该党成员。事发後近一个多月来，海内外抗议声浪不断。
七月十六日，居住美国波士顿的流亡民运人士王丹、柴玲、王希哲、刘刚、
沈彤、杨建利、李兰菊、谢中之、邵家健、潘强等致函波士顿市长和市议会，呼吁
该市中止同杭州的姐妹市关系。
七月十七日刚获释的民主党成员程凡和王培剑为营救王有才等人立即筹组“
法律後援会”，邀请律师身份的异议人士李文生、王文江、张鉴康参加。
曾因创建地下反对党而被判刑两年的贵阳异议人士曾宁，七月十八日致函江
泽民，要求立即释放王有才等人以及陈西、卢勇祥、黄燕明等尚在狱中的建党同志
。
七月十九日，曾担任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学运指挥的山东东平县异议人士
谢万军开始绝食，抗议当局迫害王有才等人。次日，获释的民主党成员吴高兴、叶
文相、傅全亦加入绝食行列。而北京异议人士徐文立表示准备联络国内民运人士及
律师就民主党案件同当局打一场官司。与此同时，香港支联会二十名常委及立法局
民选议员也前往特区政府总部要求董建华促江泽民放人。
异议人士任畹町、林牧、江棋生、朱瑞七月十九日通过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
息中心吁请魏京生、刘青加入海外抗议中共镇压民主党的活动，并进行实质性的支
援。七月二十日，魏京生、王丹、王军涛、方励之、苏绍智、陈一谘、刘青、胡平
、李录、於浩成、郑义、郭罗基、李淑娴、萧强、严家祺、刘宾雁等十六位在美异
议人士致函江泽民和克林顿，促放被捕的民主党成员。
七月二十二日，魏京生、王若望、严家祺、鲍戈、刘宾雁、王希哲、傅申奇
、徐水良、王炳章等一百多位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联名发表《关於中国大陆当前政
治局势的严正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援助中国民主党。同
日，许良英、林牧、徐文立、任畹町、秦永敏在国内组成“全国协调小组”，王文
江、李文生、张鉴康、周国强、毛国良、程凡、王培剑、吴高兴、许健等亦成立“
法律後援会”，开展营救民主党被捕成员的工作。
七月二十三日，异议人士毛庆祥、王荣清前往杭州市公安局递交游行申请书
，计划於二十八日举行声援王有才等人的游行。同日，王若望、徐水良、王炳章、
傅申奇、高光俊、张林等数十名纽约民运人士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
中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七月二十四日，福建异议人士林信舒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促请他关注中
共任意剥夺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人权。
七月二十七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国家会议时，公开
谴责北京当局在克林顿访华结束後大肆拘捕异议人士。
八月一日，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宣告成立，其成员包括民主正义党、“人
权呼声”驻美代表处、中国和平、《北京之春》杂志社、《中国之春》杂志社、中
国战略研究所、民联、民阵、民联阵自民党、民权党、民主党、自民党、中港民主
促进社等十九个民运团体。
程凡、毛国良、黎小龙、任畹町、徐文立、秦永敏、周国强、金橙、林信舒
、杨海、邓焕武、钱玉民、傅升、高峰、何冰、朱锐、汤致平、梁辛、张帆、胡卓
毅、谭基石、何建其、樊百华等国内各地异议人士八月二日联名致函江泽民，表示
愿意陪同王有才、林辉等人一起为民主而坐牢。同日，王有才之妻胡江霞亦致函江
泽民，陈述丈夫组党理念，要求公正对待还王有才自由。
八月三日，杭州异议人士王荣清、毛庆祥、李锡安、吴闯、沈建民向市公安
局递交游行申请报告，拟於八月十二日发起游行。同日，湖南异议人士刘建安、胡
卓毅、谢长发也前往长沙市公安局，代表四十多人申请在八月十二日发起游行。其
它城市异议人士也纷纷向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即使当局禁止，他们仍
可能强行游行。
八月五日，项小吉、叶宁、高光俊、吴用、王泰和等在美国学有所成的法律
界民运人士宣布成立“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法律援助会”，以帮助国内被捕的民运人
士。
八月六日，浙江异议人士李锡安、吴闯、毛庆祥、沈建民、王荣清代表五十
人到杭州市公安局，申请在八月十二日游行、静坐，抗议拘捕王有才、林辉以及张
善光。游行标语为“组党无罪、结社无罪”。
八月八日，杭州市公安局第五处通知王有才之妻胡江霞，声称王有才因“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已被正式逮捕。同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发表《我们当前的
任务》一文，声明民主党就是要在建党的过程中消除国人的恐怖心理，坚持不懈地
活动，直到中共不再抓人了，国人才会在党派的选择上没有了恐怖心理，这样党禁
就会被冲破，恐怖统治的基础自然也就瓦解了。
八月九日，王东海、毛国良、王荣清、尚子良、毛奇风、余铁龙、余元洪、
王航立、余光、吴高兴、郑玉林、毛庆祥、胡贤焕、林辉、吴义龙、王培剑、李锡
安、沈建明、吴闯、王海燕、王强、陈舒庆、贾福平、王有华、王培云、鲁玉根、
高建松、董海强、傅全、朱春华、叶红、方笑凰、黄行立、刘义生、王敬庭、方进
文、陈雪峰、范毅义、邹德祥、赵万敏、朱虞夫、祝正明、余航生、叶文相、叶从
武、陈立群、叶良才、朱慧明、金秀元、余朗朗、方月松、蒋雪标、程凡等五十三
名浙江异议人士致函杭州市公安局，强烈要求释放王有才。同日，全国二十一省九
十位异议人士发表《我们的抗议》，再次呼吁释放王有才及张善光。署名者有：林
牧、张鉴康、杨海、傅升、郑保和、马晓明、高军生、毛国良、余铁龙、程凡、毛
奇峰、毛庆新、毛庆祥、吴高兴、黄海显、朱春华、王培剑、王杭立、王荣清、徐
光、叶文相、张耀正、刘贤斌、欧阳懿、秦尚礼、牟万保、杨伟、文强、侯多蜀、
胡明君、刘力平、金继武、胡桌毅、张帆、宋歌、唐基石、冯建如、谢长发、谭力
、江棋生、周国强、蔡健、马强、高洪明、马少方、任畹町、高峰、何德普、朱锐
、钱玉民、王泽臣、王文江、田晓明、张友嵩、张中明、林信舒、邓焕武、何兵、
陶建琪、许万平、雷元海、杨在行、曾宁、韦盛忠、王洪学、樊百华、张玉祥、邵
孝征、王迎政、吕洪来、凌小平、张汝隽、姚振宪、周建和、李国涛、戴学忠、韩
立法、冷万宝、唐元隽、安福兴、田小明、王德风、黄志道、杨涛、王冰、丁贵雄
、李大伟、王屹峰、郭少坤。
八月十日，大陆一百三十六位异议人士再度致函江泽民、朱熔基，要求释放
王有才。他们之中包括李景堂、天白、李宏春、赵世强、杨秦安、付权、黄强、王
东海、祝正明、赵万敏、黄志道、金秀元、张金林、叶良才、朱虞夫、王永庆、黄
海燕、邬德祥、瞿建昌、高天佑、方敬昊、方笑凰、方月松、高建松、姜胜汉、刘
少坤、李杰、安宁、莫建刚、谢万军、刘连军、刘建安、周敏、李金洪、胡明君、
陈卫、刘抗修、顾永君、林维民、谭力、王迎政、郭绍坤、杨靖、钱玉民、沙裕光
、余杭生、胡贤焕、俞元洪、李习安、陈立群、陈树庆、郑玉林、戚惠民、吴闯、
王静萍、王有华、王梅华、叶崇武、叶红、徐南南、王杭雁、沈建民、蒋雷标、蒋
社华、刘昌生、楼裕极等。同日，北京异议人士徐文立表示，如果当局审判王有才
，他将和各地异议人士将赴杭州旁听法庭审理民主党案。
徐光：中国民主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今天是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23周年纪念日！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从1921年到1949年，就打下江山，赢得胜利了，而中国民主党，目前中国最大的在野党，从1998年到现在，也已经有23年了，取得的成绩根本就无法跟伟光正的党相比较，差得十万八千里还不止！
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上来说，是一个由西方苏俄扶植、支持、援助的革命党，他们创立政党的目的就是要革命，颠覆当时的中国政府，建立一个亲苏俄的新政权，是苏俄输出革命的一部分，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中国民主党，不是一个革命党，创党之初就没有把自己定位为革命党。这从中国民主党的《党纲》，《党章》的内容都可以看出来；从中国民主党的首义之地，浙江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在野党》杂志所发表文章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来；从中国民主党的理论家祝正明先生的著作《政治民主》就可以看出来。
当年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经历过广泛，充分的讨论，本人有幸也参与过几次。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创建中国民主党，不是为了搞革命，不是为了造反，颠覆国家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而是在中国现有宪法框架之下，建立一个中国公开的反对党！
什么是反对党？在宪政的体制下面，政党与政党之间是平等的，反对党与执政党都是宪法之下的政党，都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与法律。执政党与反对党，其实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反对党，就没有执政党，没有反对党的合法性，就没有执政党的合法性，只有统治政党的强迫性，只有殖民政党的奴役性！
从思想文化根源来说，西方殖民输入，中国历史上本来根本没有马列极端主义，以革命的手段，颠覆了中国的本土政权，建立了新的政权，这就是一个革命党的路径，也是一个文化殖民党的路径！
一个受西方苏俄思想殖民输入，依靠革命起家，最终获得了革命成果的政党，需要转变思想，转变观念，需要放弃西方人的思想，放下革命胜利者的姿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服务，为中华大地服务。这样才能脱胎换骨，从西方文化殖民的工具变成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真正代表我们中国的执政党。
只有真正代表了我们中国，才能真正获得所有中国人民的拥护，才能有资格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才能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几千年的历史上书写上自己的篇章。否则的话，我们的这段历史，其实就是我们民族无数苦难史的一部分，是被外来的，西方来的极端落后思想所奴役的时期。任何的所谓辉煌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辉煌，任何的所谓荣光，都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荣光，而是殖民者的荣光而已！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我们希望洗干净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耻辱，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放弃西方的思想殖民，放弃殖民统治者的心态，从革命党，殖民党，统治党的思维转变成一个正常的中国执政党的思维。
中国民主党的建立，就是希望中国出现公开的反对党，从而也推动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中国真正的执政党！
反对党的使命不是造反搞革命，更不是受外部势力所控制，所利用。反对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对于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对于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福祉与利益等一系列的问题发表独立与执政当局的不同思想，不同意见。反对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私利，为个人为家庭谋利益。心底无私天地宽，只有放下私心杂念，为国为民才能无所畏惧！
提出反对意见，提出不同政见，执政者可以听到，也许听了会有思考，会有改进。对于睿智的执政者来说，有不同意见对执政不是不利，其实也许是有利的。更重要的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的人民，是国民，政党只是管理者而已。所以对于一切有关于国家人民利益的问题，人民有权利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正确与谬误，做何种抉择，最终的权力在人民不在政党！
中国民主党，是一个反对党，区别于任何革命党，不要用革命党的标准来看待中国民主党，所以说，拿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比较，那是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轨道，不同的方向进行的比较。
中国民主党不是结党营私而是立党为公，这个公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高于政党的利益，更高于个人的利益！参加中国民主党，不是为了做官，更不是为了发财。有人认为民主人士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组建或者参加中国民主党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是为了未来有一天可以“居庙堂之高”，这是完全的误解，或者是别有用心的造谣污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不忘初心，当年之所以公开组建中国最大的反对党___中国民主党，是希望中国共产党也能够放弃殖民、统治、革命党的思维，转变成为中国真正的执政党。中国民主党是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尊重中国真正的主人，就是中国人民的授权，用人民投票的形式获得合法的执政地位而不是用国家暴力强迫人民拥护他们！
执政党所做的一切，只要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只要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民主党都会拥护。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做了这么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利益获得人民拥护的事情，中国民主党为什么不表达拥护呢？那是因为反对党的主要责任就是反对，不表示反对，其实就是一种拥护。拥护的声音，执政党一直都会自己表达，自己制造，自己宣传，这样的声音，在当今之中国，已经丝毫不缺少。中国缺少的是反对的声音，是反对者的勇敢，是反对者的坚持，这就是中国民主党的责任与使命！
中国民主党是一个反对党，它不同于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他们是参政党，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附庸而已。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是斗争关系，中国民主党的存在不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取而代之。但是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一种合作关系，中国民主党不是附庸，而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中国民主党不为任何政党背书，不为任何政党服务，中国民主党的唯一服务对象是中国人民。
有人说中国民主党是一个非法的政党，这一点中国民主党绝不承认，因为政党与政党之间是平等的，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完全自由的前提之下，用民主的方式才能决定政党的合法与非法。一个由政党把持的政府无权认定另外一个政党的合法与非法，就像当年国民党认为共产党是非法一样，都是无效的！
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竞争的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机会。这就像两家物业公司竞争一个小区的服务一样，决定哪一家服务资格的是小区的业主，如果一家物业公司独霸了小区的服务，不允许其他所有物业公司的存在，其实伤害的是整个小区的业主。
所有参加中国民主党的人，也许不是中国人当中最聪明的人，最有能量的人，却是一群正直的人，一群无私的人，一群勇于奉献，勇于牺牲的人。正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才是无畏的人，为国家为民族，义无反顾，无惧迫害，无惧坐牢，无惧被迫害之死！用中国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陈树庆先生的话来说，“坐牢就是中国民主党人的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就不是真正的中国民主党人！
中国民主党，就是由一群这样的人组成的政党，这个政党已经在中国大陆坚持了二十多年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中国民主党人，牺牲一切个人利益，包括自由与生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国家民族，为了理想，坚持不懈，前赴后继。高举起反对党的大旗，迎接中国走向民主的那一天！
中华民族走向自由民主，谁都无法阻挡。那一天也许会迟到，但是正确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那一天终究是会到来。中国民主党一定会坚持走下去，直到走过黑夜，走向黎明！
2021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