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问题

关于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问题

　 　在文革高潮中，中共创始人之一、毛泽东的老朋友、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受到残酷的批斗和迫害，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曾写信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求救。对这件 事，戚本禹在回忆江青一文中说：“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 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

        （毛泽东批示手稿照片，略） 

　　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毛泽东比李达小3岁，是同时代人，而且是湖南老乡，是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朋友。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达就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李达由日本回国，到上海就寄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的亭子间，并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等8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推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把《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11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同时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并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写信联系，指导全国的建党工作。在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去广州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李达还在继李汉俊之后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

　　6月，李达和陈独秀商讨后，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李达分别写信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于7月20日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现为兴业路76号)开会。李达给湖南的通知是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毛泽东的，毛泽东接到李达的通知后便邀何叔衡一起到上海参加一大会议。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成立了由3人组成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仍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当选为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宣传主任。

　　1922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自修大学，委托屈子健邀请李达回湖南出任自修大学学长，李达欣然应允。1923年4月，李达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时代》月刊，任主编。

　　1949年5月，李达前往北京。18日， 在林伯渠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接见。毛泽东单独留李达叙旧。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 得好好谈谈啰。”谈到脱党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李达的这个错误，但同时指出，党是了解你的，你可以重新入党，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12月，李达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不要候补期。不久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2月23日，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6年5月底，毛泽东来到湖北，下榻在武汉的东湖宾馆，毛泽东对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想了想，问毛泽东：“你说的是不是李达啊?”毛泽东笑着答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李达秉性耿直，向以敢于直言，从不盲从著称，是毛泽东的诤友，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他曾就当时的“教育革命”、 “顶峰论”等问题提出过不同意见，特别是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直言不讳地当面批评毛泽东“头脑太热”，“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李达激昂地说：“不是我要烧你!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在座的人都被李达的话吓坏了，而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敢想”和“主观能动性”。李达坚持说：“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是总有个极限，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得有地理环境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会是无限大的!”毛泽东说：“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讲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李达说：“现在是你头脑太热!”临离开时，李达又对毛泽东说了一句：“你应该冷静下来!”

　　晚上，毛泽东在东湖岸边散步。在一尊石雕前，毛泽东停住脚步，对跟随他的工作人员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岁了，但不够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耳，以后要再同他多谈谈。”(邸延生：《李达与毛泽东争论“大跃进”》，2010年5月19日《文摘周刊》摘自《党史纵览》)

　　有资料说，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请人带话给李达，承认是“我的过错”，还说：“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乐朋：《国家历史》第4期)

　 　文革前夕，思想文化战线上已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李达首当其冲，成为湖北的重要目标。武汉大学、湖北省乃至中南局的一些人都对李达虎视眈眈。但是，李达是 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毛泽东每次来武汉经常约见促膝长谈的老朋友，当然不能轻易从事。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先后三次向毛泽东请示：李达可不可以 批判?前两次毛泽东都没有表态。王任重第三次请示毛泽东，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时，毛泽东表态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

　　毛泽东的表态虽然加了“在校内批判”和“不要点名，也不登报”等限制词，但是，可以批判的口子已开，就很难控制了。不久，湖北就对李达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不仅点了名，而且登了报。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 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先后有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揭露”文章。

　　作为一个76岁的老人，李达被批斗、示众、审讯、辱骂，造反派还在李达寓所门前喊口号、唱歌，敲锣打鼓地声讨。在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非人的双重折磨下，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为了把李达彻底置于死地，武大工作组又多次到李达的家乡湖南省零陵县蔡家埠公社，利用当地唐、李两姓的矛盾，搜集如何将李达划为“地主”的材料，形成了 《关于李达家庭成分的调查报告》，并决定“将李达的家庭成分由小土地出租者改为地主，给李达本人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进入7月，批斗的方式更加野蛮、残酷。造反派把李达拉去进行接二连三的批斗。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14日，“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证展览”开幕。17日，武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大会，由李达家乡“贫下中农代表团”登台揭发李达的“十大罪恶”。李达在家里听到大会实况广播，气愤地说：“全是捏造，全是捏造!”

　　18日，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冲进李达家中进行面对面的批斗。此时，李达的血压已达220/104，糖尿病检测是土红色，4个“+”号。

　 　李达的病情日趋严重：胃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 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7月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并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在武汉的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极为兴奋，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此时，李达血压升达236/114，尿糖仍是4个“+”号。”他央求刘某：“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76岁了，死了算了，你帮我一次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随即，李达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

　　可是，7月18日，毛泽东已离开武汉回京。在此之前的17日晚上，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的常委会上，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湖北省委的这个决定是在东湖宾馆作出的，当时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湖北省委作出开除李达党籍的决定之前是否请示了毛泽东，不得而知。

　　李达给毛泽东的求救信辗转寄到北京(限于篇幅，其中细节略去)。直到8月10日，毛泽东才看到一张写着“李达(武汉大学)请毛主席救他一命”的条子。毛泽东提笔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八月十日”(“任重”即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陶铸当天在毛的批示下面转批：“即送任重同志。八月十日”。

　　毛泽东在李达的求救信上如果鲜明地作出“立即停止批斗，迅速送医院抢救”之类的批示，李达或许有救，但他的批示是一般语气的“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所以，李达的困境并没有丝毫的好转，病情继续恶化，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直到8月22日，工作队才将李达以侮辱性的名字“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8月24日，76岁的李达含冤而死。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崎岖的人生之路。

　　平心而论，当时湖北是要将李达置于死地的。李达深知，只有毛泽东发话他才有活路。但是，毛泽东接到李达的求救信后，只批了“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这淡淡的11个字，而且只是“酌处”，显然是起不到救人作用的。

　　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人已被斗死，即将火化，还宣布给其“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文革整人的残酷和荒唐由此可见一斑!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曾说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第一个就是李达。

　　戚本禹说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有一定的道理，但说“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则与史实不符。毛泽东对李达的求救信批示内容只11个字：“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加上落款的署名和日期“毛泽东八月十日”也不过18个字(见毛泽东在李达求救信上的批示手迹)，根本没有“是要保护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