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变天军队中立 大陆人感慨万千

22日，东欧国家乌克兰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国会罢黜原总统亚努科维奇，并释放前总理季莫申科。反对原政府的抗议民众取得阶段性胜利。大陆民间高度关注乌克兰时局，尤其对于乌克兰军队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中立，没有屠杀抗议民众而感慨万千。22日，乌克兰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国会表决通过，罢黜了总统亚努科维奇，并将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国会还通过决议，释放前总理季莫申科。

22日反对派领袖、前总理季莫申科获释后，直接抵达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受到了反政府示威者的热情欢迎。

因背部受伤而坐在轮椅上的季莫申科，发表演讲，鼓励民众抗争到底。此前，季莫申科还说过，乌克兰的暴力事件的凶手必须受到严惩。

乌克兰抗议政府的民众。（微博图片）


军队中立 

22日，乌克兰发生暴力清场，屠杀抗议民众的事件后，乌克兰的总参谋长伊利英表示，乌克兰的军队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使命，不会卷入国内政治冲突，军方领导人完全按照现行法律要求行事，官兵位于常驻地，正按照计划执行日常任务。

乌克兰内务部22日也发声明说，军警人员不服从政治领袖，而是同人民站在一起。不久前参加镇压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也表示，安全局的特工人员效忠人民。乌克兰四大安全机关负责人都向议会承诺，不会干预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冲突。 

鉴于中共在1989年血腥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民间对于乌克兰军队的保持中立、拒绝屠杀民众，发出大量感慨。

被认证加V的网友徐昕说：楼下大爷说：乌克兰警察倒戈，忠于人民，这才是真正的人民警察，不像有些孙子，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网友〝知青记者〞说：公务员有很高的素质，富有尊严，不愿再陪政府一起挨骂，毅然出走！

民众〝旁观者马勇〞评论：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只有走出这一步，政治才能重回常态。有千万粉丝的网路大V、大陆企业家任志强不仅转发这一内容，而且公开评论说：〝这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大陆南方街头运动的倡导者、积极参与者之一王爱忠的微博截图。（网络图片）


对比25年前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暴力清场中杀害大批学生和市民，大陆南方街头运动的倡导者、积极参与者之一王爱忠说：〝首先，乌克兰它政权跟中共政权它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共的维稳手段跟镇压的手段都和乌克兰当局要残酷的多。〞

但是另一方面，〝20年前中国的89六四，跟现在的中国，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首先因为现在网路信息的畅通，民众也好，包括甚至军方也好，包括政府部门本身也好，都发生了改变。〞

王爱忠认为：〝在现在国际形势之下，中共在像六四那样，用武装进行大规模镇压的话，首先国际社会也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干；第二中国20年的通过网路各方面的影响，军方跟警察我相信也不会这么干。〞

〝随着世界的发展，对人权越来越关注，中国如果也爆发大规模街头抗争，我相信中国的军方跟武警、警察也会站到人民这一边，跟乌克兰一样。〞王爱忠对此持乐观态度。

中国体制内外的民众都在觉醒着 

在乌克兰政局发生巨变之际，网上流程着一段视频。其中一位乌克兰少女坦言：〝我们不愿被独裁舆论自私的政客奴役。他们任意开枪射杀我们，殴打、伤害我们，只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财产与豪宅，以及权威的统治。〞

她明确的说出了乌克兰民众的心声：〝我们不要贪腐的政府，我们要的是自由！〞




一位乌克兰少女在视频中向全世界说明真相。（视频截图）


四川知名网友〝华夏匹夫〞认为，对于乌克兰变天的现实，〝民众的普遍觉醒的非常必要的。没有民众的普遍觉醒，那么专制统治还会继续下。〞

反观中国社会，他说：〝现在民众已经开始了普遍觉醒的过程。最早是知识分子觉醒，后来是普通民众觉醒。觉醒的规模还有待扩大，觉醒的程度还有待提高。再过几年，这个群体就会形成一个规模性的觉醒群体。〞

对于这次乌克兰军方表示中立，网友〝华夏匹夫〞认为：〝警察、军队的临时反戈，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这跟20多年前苏东波的情况完全一致。〞

自从海外媒体《大纪元》2004年底推出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亿5千8百多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大批民众在认清中共的历史、特征和本质后，抛弃了恐惧，纷纷退党、退团、退队。其中包括大量中共体制内各级的官员。

〝随着民间群体的普遍觉醒，必然给体制内群体带来直接影响。体制内群体也会逐步加入觉醒的行列。〞〝华夏匹夫〞说。

〝在民间觉醒群体和力量壮大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体制内的普遍觉醒就会爆发式地出现了。最终他们还是会作出正确的抉择，站在正义一边的。〞他看到了这一点。

王爱忠说：〝未来的中国通过民众大规模的街头运动，结束一个政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能的，跟乌克兰会是一种比较类似的途径。〞

民主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 

看到乌克兰一夜之间的巨变，大陆民主人士、诗人谢润良感慨的说：〝一夜之间，许多列宁的神像被毁，这是民主的胜利。政党再大，也要民众相信。人心所向，枪炮无用！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造成族群分裂思想对立的根本原因是蚂劣主义歪理邪说，马列主义，能够万古不变吗？不要再随意代表人民了！ 〞谢润良一针见血的说。

王爱忠认为：〝我相信历史潮流中共也挡不住，走向民主肯定是一个历史的潮流。根据目前民间抗争情况来说，特别像南方街头运动蓬勃兴起，走上街头的人是越来越多。我认为（中国走向民主）时间也不会太久了。〞

〝华夏匹夫〞说：〝乌克兰的现实也证明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不可能是永恒的，必将走向彻底崩溃。希望中国能够跟乌克兰一样，结束共产党一党独裁的专制极权统治。〞




在乌克兰暴力清场中杀害市委民众的刽子手，被抓到后被民众强迫向死难者遗体下跪。（网络图片）


事件回放 

2013年11月亚努科维奇暂停了乌克兰和欧盟签署的联盟协议，亲近威权国家俄罗斯，引发了全国性的示威浪潮。

2月18日到22日，抗议民众与警方爆发了血腥的暴力冲突。当地政府机关22日宣布，有82人在乌克兰权力斗争的血腥冲突中丧生。

乌克兰议会22日通过专门法律，将给那些几天前惨遭射杀的反政府示威者的家属，提供特别的资助和赔偿。 

22日，被罢黜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试图乘飞机逃往俄罗斯，遭边境警察阻截，现藏于顿涅茨克州。

亚努科维奇的两个主要盟友——哈尔科夫州长多布金和市长克尔涅斯已逃到俄罗斯。 

被认为是应该对枪杀示威者负责的、乌克兰前内务部长不知下落。

22日抗议示威民众呼吁在乌克兰彻底取缔共产党，共产党被指认为〝犯罪组织〞。而21日夜里，抗议民众从全国各地、甚至乡镇里，把12尊列宁雕像推倒。

21日，香港著名记者闾丘露薇发微博配图说明：基辅市长宣布退党，乌克兰安全部门被拍到在烧毁文件。




香港著名记者闾丘露薇微博配图：基辅市长宣布退党，乌克兰安全部门被拍到在烧毁文件。（微博图片）

胡喬英《2014大崩潰》

）

2014大崩潰
作者	胡喬英
出版地	香港
語言	中文
出版者	三角地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年1月1日
媒介	印刷（平裝本）
ISBN	9781896642062

《2014大崩潰》，作者為胡喬英，於2013年1月1日在香港透過三角地出版社出版，為中國大陸禁書。此書指出中國共產黨高層最新洩露的內幕，中共中央應急小組向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交一份黨內「絕密報告」指出：共產黨必將倒台，中國社會將會於2014年全面崩潰。《紐約時報》於2013年5月報導，此書在香港的禁書專賣店「最受歡迎」^[1]。

目錄

  [隱藏] 

• 1 2013年熱銷禁書
• 2 據傳引自中共絕密報告
• 3 習近平內部講話
• 4 參考文獻

2013年熱銷禁書[編輯]

《紐約時報》報導，香港專門出售中共當局禁止發行的書籍和雜誌的書店生意「十分紅火」，大量讀者為中共官員。赴港的中共官員常購買禁書，當禮物送給國內同事，他們急於獲得小道消息以「幫助穿越險惡的政治淺灘」。禁書店老闆鄧子強認為，由於禁書的主要讀者群——中共官員——不敢用網際網路閱讀禁忌內容，或不懂繞過網路審查制度的技巧，因此紙本禁書仍能在網路書刊的衝擊下倖存^[1]。

據傳引自中共絕密報告[編輯]

根據此書援引中共中央應急小組提交的黨內「絕密報告」稱「共產黨必將倒台」，該書前言宣稱「這不是八卦，也不是算命。」該報告描述了預估的崩潰情景：經濟崩盤、企業倒閉、鬼屋林立、盜賊四起，社會發生劇烈動盪，街頭革命隨時發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因此專門開會討論，會議討論指出「中共統治下的社會崩潰不可避免。」書中並引用多位中共體制內專家的警示說法，包括習近平的博士導師孫立平教授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李佐軍研究員。西方國家也已經為中國大崩潰做好了應急方案。

書籍重點

依據該書封底頁面所示，內容重點如下^[2]：

1. 中央應急小組報告預測中國崩潰不可避免
2. 早則一年晚則三年，2014年最可能崩潰
3. 政治局常委絕密會議，分為兩派當面衝突
4. 溫家寶要胡錦濤為十年埋下崩潰禍根負責
5. 絕密報告外洩，透出中國大崩潰之駭人場景
6. 習近平博士導師公開聲稱中共統治不超五年
7. 國務院專家李佐軍演講，稱2013年經濟崩潰
8. 股市崩盤、企業倒閉、各地鬼屋林立
9. 社會矛盾激化，暴力示威令政府關門停業
10. 軍隊劃地割據，中央集權垮台，流民蜂擁外逃
11. 毛澤東殘餘勢力借人心惶惶重新集結
12. 極左派圖藉大崩潰重新上台恢復紅色恐怖
13. 改革派強推改革措施，望避免崩潰為時已晚
14. 西方主要國家為中國崩潰做好應急方案

習近平內部講話[編輯]

香港《爭鳴》雜誌2013年4月號報導，3月12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稱中共正面臨挑戰的嚴峻性、緊迫性，「今明兩年是中共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部份地區民怨到了沸點、民憤接近臨界點。」並認為長此下去，中共「面臨的政治危機會加劇，局部地區會爆發危機。」「要承認這樣的痛苦現狀、接受這樣的嚴酷事實……」。有關講話已於14日傳達各省區中共人大代表團黨委^[3]。

香港《動向》雜誌2013年5月號報導，習近平5月3日在出席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辦部長一級座談會，再次提出危機論，承認中共當前面臨「12大危機」、「積壓的待爆發危機」。習近平這次談話內容，和《2014大崩潰》揭露的「絕密報告」內容大致相符。「12大危機」包括：「理念、信仰失落和奮鬥目標、理想的危機；領導幹部隊伍自身政治思想建設、組織建設的危機；成員隊伍和整體政治素質、先進性的素質的危機；在新形勢、環境下應付、處理內部各種矛盾激化的能力危機；各級黨組織、政府部門、機關和人民群眾關係、信任的危機；在政治體制和機制改革道路上承受內部紛爭、內訌、停滯不前的危機；貧富兩極化引發社會抗爭、維權高漲的危機；道德、作風致社會道德、風氣敗壞、沒落而引發中華民族優良傳統道德崩潰的危機等等。」^[4]

參考文獻[編輯]

1. ^ ^1.0 1.1 記者 儲百亮 Chris Buckley. 購物到香港，送禮不如送禁書. 紐約時報NY Times. 2013-05-20.
2. ^ 《2014大崩潰》書本介紹.
3. ^ 爭鳴雜誌 習近平高層內部講話：中共面臨生死存亡. 阿波羅新聞網. 香港《爭鳴》雜誌. 2013-04-08.
4. ^ 參子惠. 習近平承認執政十二大危機 ──曲線評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期過失及責任. 香港《動向》雜誌. 2013年.5月, 333.

YM'S BLOG: 看完台湾文化,方知大陆“四不像”

YM'S BLOG: 看完台湾文化,方知大陆“四不像”: 作者：信力建 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礼仪。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据 说曲阜孔庙曾派专人赴韩国学习中国早已失传的“文庙祭礼乐”。要看民国时的中国，就去台湾。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



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礼仪。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据 说曲阜孔庙曾派专人赴韩国学习中国早已失传的“文庙祭礼乐”。要看民国时的中国，就去台湾。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在大陆却无 法看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大陆的文化，只是一个“四不象”。



对于西方文明，中国大陆只是吸收了浅层次的、表面的物质文明，而不是精神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陆早已革了它的命，“弃之如敝屣”。这造就了 一个结果：今天中国虽然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各种超级工程震惊外邦，而在精神上却日益走向病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人们的普遍感受。 文革对中国传统的打击的确是毁灭性的。很多人都清楚的记得，文革时期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朋友告发朋友，邻居告发邻居，夫妻相互告发的悲惨情景。



60多年来，台湾与大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1949年，两岸分治。国学在大陆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变成需要破除的对 象，继承了孔孟之道的人，也都变成应该被扫荡的“牛鬼蛇神”。台湾则刚好相反。国民党一败退到台湾，就开始清除日本殖民主义的影响，致力于全面恢复中国传 统文化。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却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全力推动文化复兴。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的使 命，历史地落在了台湾。



台湾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经典。1949年以来。台湾学校一直延续“国文”的称谓，使用沿用几千年的繁体字。在小学阶段，台湾学校注重传统文化思想的熏 陶和古文训练，以国文、历史和传统文化课程为主。在高中阶段，文科的必修课程有三种：《高中国文》、《国学概要》、《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前两种是语文基 础知识，以及经史子集的基本介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则完全是“四书”内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已在2008年被中国大陆引进出版，更名为《国学基本 教材》。 2010年9月7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又通过了新的“国文科新课程”纲要，进一步加强了民族文化经典内容所占的比重：高中三年文言文所占比重由原来的 40%、45%、50%提升至45%-65%，篇数酌定30篇，文章皆出自《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老子》、《诗经》、 《春秋左氏传》、《礼记》等经典，另外增补“国学常识”为选修课。



台湾的经典文化也造就了一批学术巨匠。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人是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几乎都出自台湾。杜维明为徐复观、 牟宗三的弟子，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余英时为迁居台湾的钱穆弟子；成中英和刘述先都毕业于台湾大学。台湾培养的国学巨子不止于此，还有：在大陆有广泛影响 的方东美的弟子傅佩荣，在两岸推行“读经运动”的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著名老庄研究专家陈鼓应……。台湾的经典文化还孕育出了不少优秀的艺术作品。喜欢流 行音乐的人可以在《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些细腻凄婉的曲词里感受到古代诗词之美。喜欢看电视剧的人可以在《新白娘子传奇》里发现古典夫妇情 谊与宋代儒学、佛学精神的完美融合。喜欢舞蹈的人可以在林怀民那里领悟到民族舞蹈的现代魅力。



台湾保持着传统的伦理秩序。台湾的家庭关系很传统。台湾的媳妇是小媳妇，伺候孩子、洗衣做饭是分内的职责，要是婆婆不高兴、一瞪眼，媳妇还要赔不 是；老人是台湾家庭里的爷，儿女如果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到台湾旅游的大陆人总会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台湾比中国更像礼仪之邦。首先，游客会被台湾的地名 吸引。如台北市区从北往南排列着几条主干道，路名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出自“四书五经”的路名（“四维”出自 《管子》：“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在宋代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代则指孙中山等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 平”）。



只有到了台湾，大陆游客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中华民族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在商店里买东西，服务人员为你提供了服务，不待你说声感谢，人家会主动说 声谢谢。在公交站台排队等车，车上到站的人没有下完之前，绝不会有人上车。上了车，车上有深蓝色的“博爱座”，那是给老弱病残孕准备的，年轻人总是宁愿站 着也不占用。在餐厅用餐，人们总是非常自觉地保持餐桌和周围的清洁，桌上和地面几乎看不到用餐后的残留物和纸屑。曾有大陆人这样回忆自己在台湾购物的经 历：“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礼貌、笑容、抱歉、连声 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 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台湾人亲切善良，质朴，有礼貌。有的人会以为传统的道德不能适应民主制 度。两者真的存在矛盾吗？有一位台湾作家曾讲到台湾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情节：电视机前，一对父子面对两位总统候选人为谁应当选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一到饭 桌前，就“有酒食，先生馔”，立即恢复了传统的礼让孝悌。



台湾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应该归功于其传统教育。台湾道德教育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固有道德”。当年国民党为台湾各级学校 立下了“礼、义、廉、耻”的共同校训，今天台湾的中小学教育更加重视修身养德。“小学开设《生活与伦理》课程，重点加强对小学生‘社交礼仪、生活起居、孝 亲敬长、善友乐群、待人接物、爱国’等方面的教育。国民中学（初中）开设《国民与道德》课程，重点强化对初中生‘修己善群、立身处世、互助合作、济人利 物、民族意识、民主法制、国家尊严’等方面的教育，意在‘弘扬中华优良文化’。高级中学则开设‘公民’课程，在‘学养、知能与价值观念、健全品格、弘扬优 良文化、培养法制精神、建设和乐社会’等方面作为教育的重点”。可以说，“礼仪廉耻、温良恭俭让”已经成为台湾人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东西。



台湾继承了传统的宗教。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释道。佛教和道教也已经在大陆败落，可是在台湾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台湾寺庙特别多，香火鼎 盛。与大陆相比，其一大特点就是进庙不需要买门票，这使寺庙真正发挥了承载民众信仰的功能。目前台湾信仰佛教的人口为550万，占台湾总人口的24%，掺 杂佛教信仰的人口占全岛总人口的比例则高达80%。佛教在台湾主要有四大宗派：星云法师创立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创立的法鼓山、证严法师创立的慈济功德会、 惟觉和尚创立的中台禅寺。台湾佛教的弘法手段非常现代化，他们不仅采用讲经、讲座、共修等传统的方式；还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书籍和音像制品。他们大多创 办有自己的网站，甚至自己的电视台。目前台湾共有五家佛教界的电视台，如佛光山的佛光卫视，慈济的大爱电视台等。它们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传播佛法，或传 播与佛教有关的内容，民众可以方便地听闻佛法。



台湾很多佛教宗派都办有佛学院或研究所，目的是培养僧众、研习佛法或服务社会，如星云法师创办佛光大学、晓 云法师创办华梵大学、中国佛教会办玄奘大学、星云法师创寿山佛学院、如学法师创办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证严法师则创办了慈济医学院。台湾很多佛教宗派都开 办慈善事业。例如证严法师创办了“慈济基金会”。这是一个专门的慈善团体，自1966年创建以来，会员已达461万之多，从慈善、医疗、文化、教育四个方 面为社会提供帮助。台湾也有很多人信仰道教。有的人每天早、晚都要到庙里去焚香参拜。台湾的道教小庙遍布乡村，大的城镇还有不少规模宏伟的道教宫观，例如 台北市就有道教宫观七十五座，其中霞海城隍庙、指南宫、行天宫等规模较大，前来参拜的善男信女也非常多。台湾人的信仰体系是混杂的。很多道观里供奉的是三 教神佛，还包括地方神。实际上，道观里供奉最多的就是妈祖和关公。



两岸同为炎黄子孙，对民族的忠诚却显示出天壤之别。民国给大陆留下了2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信守“仁义礼智信”的民族精英。经历了思想改造、反 右、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之后，这批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消灭，从此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炎、黄二帝被中华民族奉为始祖，他们同样难逃厄运。 文革期间，“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黄帝陵号称“天下第一陵”，亦被永久性的毁灭。1966年11月，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谭厚兰 掘开曲阜孔子陵墓，孔子遗骸和遗物惨遭游街示众，并被焚毁。有资料统计说，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毁坏石碑千余块，捣毁文物六千余件，焚毁 书籍十万余册，砍伐古代松柏五千余株，盗掘陵墓二千余座。到底是谁背弃了自己的父母之邦？

许知远：托克维尔去哪儿了？（全文）

【许知远：托克维尔去哪儿了？（全文）】（一）


一
“我们肯定还会看到更坏的政府，但现在的这个毕竟不会再看到了，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托克维尔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托克维尔写这封信时，是1848年4月，七月王朝刚刚被推翻。它曾激起法国社会的普遍希望，代表着自由与变革，却最终沦为平庸、压抑的代名词。
2012年初，我刚读到这段话时，感到北京处于一种相似的情绪中。这也是个令人意外的情绪。对于旁观者来说，十年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举办了规模壮观的奥运会与世博会、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它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却又普遍感到中国正陷入总体性危机。崛起的利益集团吞噬了主要的财富，停滞的政治改革压抑了各方的创造力，加大的贫富差距和滞后的公共服务，激发了社会不满，在巨大的经济规模下，实质改革却倒退了。人们倾向于将此归咎于现任领导人的无能，他们无力提供方向、打破僵局，代表的是一个“错失的十年”。一些人还把它比作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僵化停滞的时代。
变化正在发生。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将在年底召开，新一任领导人将诞生。尽管没人清楚他们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一种暧昧的希望已然升起——不管他们将做什么，总胜于眼前的死水一潭。
托克维尔也是这股莫名希望的化身。北京正兴起一股托克维尔阅读潮。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仅在政治、商业与知识分子中流传，还登上了畅销书榜，是公务员的指定读物。
这个比卡尔・马克思还年长13岁、以分析美国民主著称的法国人缘何流行起来，他能为21世纪的中国提供怎样的启发？
很可惜，让他焕发生机的不是他代表的思想力量，而是政治权力。当王歧山向他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后，它流行起来。中国的政治权力不再垄断思想，却仍左右着思想。领导人不仅握有现实权力，还象征着知识与品位，他们四处题写书法、背诵诗篇，推荐书籍，公众则乐于追随。是前任总理温家宝的认可，让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个人遐想突然变成了崛起中国社会的心灵鸡汤。王歧山则让托克维尔变成了某种新时髦。王岐山出生于1948年，在邓小平改革初期，他是思维活跃的青年经济学者，在江泽民时代，他是倍受肯定的经济官员，朱镕基的理想继承人。如今，他被普遍认定将成为新的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也是最开明也富有能力的一位。
美国人着迷于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的洞见，此刻的中国人则兴奋于他对于革命的看法，甚至连“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书名本身，就令人兴奋难耐。这也是充满嘲讽的一刻，当托克维尔在1853年开始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他正沉浸于一种深深的失望。在他1848年初短暂的轻松之后，他又不得不面对拿破仑三世的笨拙复辟。法国似乎从未从1789年的巨大革命震荡中恢复过来，革命与复辟的浪潮交相出现，人们以为告别旧时代，却发现他们创造的新现实不过是旧制度的延续、甚至更为糟糕，这个国家似乎被“革命”诅咒了。而托克维尔一生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曾在美国之行追寻出路，在生命的最后又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从中央寻找根源。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此刻的中国是以希望的面目出现的。在1989年的悲剧后，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去政治化”、“反革命”的进程中。“革命”曾代表政治与道德上的绝对正确，却成了新的禁忌。这既代表着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它从一个不断革命的政权变成了一个固守秩序的保守政权；也代表着社会心理的变化，在天安门悲剧后，一股失败情绪裹携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从1911年以来，每一次革命似乎都把中国推向了更窘迫的境遇，“革命”许诺着解放与自由，带来的却是压制与暴力。于是，“告别革命”成了流行情绪，在一代人之后，“革命”甚至变成了陌生词汇，谈论它本身都充满了特别的快感，似乎触碰到某种禁忌。
它也带来了无穷揣测。这是未来的掌权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暗示我们处于“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它也是一种自我提醒，在那著名托克维尔悖论中，革命不是在人民所受苛政之害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在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出现，它也并非是贫穷导致，却常发生于繁荣时刻，对于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就与它开始改革的时候；还是他也在警告社会，期望变革的人们却总发现新政权未必比旧制度更佳？
二
倘若托克维尔在北京，他会怎么看待这一切？在他的时代，欧洲对中国的甜蜜想象情绪已然过去，中国不再是一个“理想国”，反而是一个停滞、压抑、毫无希望的帝国，他对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的“中国崇拜”充满不屑，“我毫不夸张的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后来）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把中国政体视作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它用一套强大严密的官僚系统来管理辽阔疆域，这种机制会吞噬社会的创造力与能量，它带来的一个“平静却不幸福，勤劳却没有进步，稳定却没有力量，有物质观念却没有公共道德”的状态。
在他眼中，美国代表着未来，中国象征着过去。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迷恋恰好的表明法国的本质困境。中国象征着中央集权的胜利，正是这一点把法国推向了无穷的动荡。早在路易十四的时代，法国已是“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步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在这样的统一体中，各地区、阶层、团体的自治权逐渐丧失，社会变得高度单一化，人们因缺乏政治自由，也无法演练公共生活。这致使所有人、团体养成了强烈的依附性——“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的中间权力机构，在中央政权与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他相信，正是这原因导致了大革命席卷全社会，新秩序迟迟无法建立。
托克维尔不欣赏18世纪的中国，那此刻呢？他曾相信是中国停滞的、将被历史抛弃，在听到鸦片战争消息时兴奋不已，因为“欧洲的活跃和中国的停滞交锋了”。在这次交锋后，中国经历了无穷的革命与动荡，并在1949年后达到高潮。在很多方面，它是法国式革命在东方的回应。它们都发生在富裕、政治完备的农业国家，它们的旧制度都是官僚独裁制，革命的结果都是一个更为中央集权、官僚制、并将大众结为一体的民族国家。比起1949年后的中国，18世纪中国的集权实在算不了什么，从田里的庄稼到卧室里的谈话，以党为代表的新权力都渗透其中，中国不仅是个中央集权的社会，更是一个极权社会，再没有任何私人空隙。
三十年的改革后，中央集权的有所放松，但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仍主导着一切，个人与团体的自治空间仍窄小的可怜。倘若他在中国城市旅行，会看到最豪华与庞大的建筑总是政府大楼，其中很多还酷肖他见过的白宫，而青年人想进入官僚机构，商人们忙于与政府缔结关系。他也会看到庸俗的市侩精神在蔓延，公共精神与道德普遍性衰败。在城市里和乡村中，没有供人们进行公共生活、展开辩论的空间。相反，与感官享乐有关的设施随处可见，这种腐化式的纵乐，是一个社会闭塞的标志。
像当时的法国相似，这个政治制度也不知如何应对大众的参与热情。越来越多的群体变得更富有，却缺少对应的表达机会和利益申诉渠道。如果托克维尔会用微博，一定也会感到某种似曾相识：一种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开始主导人们，人民渴望变化，而且立刻变化，但至于变化的目标与方向到底是什么，人民却并不真的关心。他对于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一些片段描述，像是穿越了时空：“当人们读到18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的看到一个怪现象，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专制特征，但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戾、草木皆兵的地步……”
但中国不再是停滞的象征，北京、上海随时在崛起的高楼；联结广袤土地的铁路与公路网；东南沿海无数夜以继日的工厂，中国被视为历史的新动力。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感叹正像是启蒙思想家们的回响：“如果像今天的中国这样被一群理性开明的人领导，一党制也很有优势，可以执行那些政治上困难却至关重要的政策。”
而在很多方面，他当年在新生的美国发现的因素也同样鲜明。人们的注意力完全被短暂的物质利益占据了，以为所有的政治不过是利益的划分，却忘记了有某种道德精神与政治原则的存在。这个社会充满特权与等级，又有无穷的流动性，整个社会被焦虑左右，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的无穷比较中，人人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进入其中，它带来了普遍性的心理失衡，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时期，欲望被如此加倍地激发出来。
此刻的中国似乎同时象征了旧世界与新时代，该如何理解这现状，做出怎样的回应，托克维尔是个昙花一现的话题人物，还是能提供崭新的思想资源？

（二）
当习近平与六位常委最终露面时，他激起了广泛的希望，连平淡无奇的讲话，都被赋予了新涵义——更少意识形态色彩，他该是个实干者。
不仅“停滞年代”过去了，颠簸的权力交接似乎也终于告一段落。在整个2012年，关于高层政治的离奇新闻层出不穷，从王立军的夜奔、令公子的车祸、中南海的枪声与习近平的背痛，让人意识到尽管中国正以新的现代强权的面貌出现，其政治形态却实属中世纪式的。在日趋理性的政治制度下，一股非理性的暗潮从未消失。薄熙来的重庆试验的确像是文革回潮，惩治他的方式又让人想起了林彪事件。新领导人的确立意味着稳定性，尽管它可能也是暂时的。
新的希望也来自于新领导人的历史经验。自从卡尔•曼海姆在1923年发表了《社会学视野中的代际问题》后，代际不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更获得了社会学维度。因为现代技术、大众媒体的繁荣，一代人同时被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力量影响，他们获得了共同集体意识与身份认同。代际变化，就像民族、地域、种族、家族、阶级一样，变成最重要的历史动力之一。它在此刻的中国似乎尤为关键，人们找不到能推动变革的外部力量，只能寄望于权力的内部裂变，自从党内开明派在1989年消失后，唯一可寄望的就是这代际革新了。
新的领导人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们的童年是在“三反五反”、五年计划、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等一连串大胆尝试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度过的；他们的个人意识开始觉醒时，文化大革命来了。由于深受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热情、盲目、或被迫地卷入了这种狂热，在其中目睹或制造了无数混乱与残酷。在狂热之后，他们被发配到乡村、农场与山区中，他们发现了现实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从意识形态狂热中醒悟过来，多亏多年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在困苦与磨难中，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与自己，生出普遍的怀疑精神。
中国再度转向，中断的经济、思想、社会生活再度活跃起来。他们成了热切的学习者，变成了一场新启蒙运动的主导者。他们仍年轻，却有着如此丰富的经验，他们理解现实中国，又对外部世界充满饥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像是西方婴儿潮一代，他们经历得如此之多，在历史舞台占据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同时挤压了上一代与下一代的空间。这一代人早已在文化、经济、社会领域占据了中心，如今他们又抵达了政治权力的顶峰。
倘若按照政治学者陈子明的划分，他们是共和国的第四代人。毛泽东、邓小平是第一代人，塑造他们的历史事件是“五四运动”；胡耀邦、赵紫阳属于第二代，“一二•九”运动影响了他们；江泽民、胡锦涛属于第三代，他们人生的决定性时刻是1949年的解放。作为第四代人，他们注定是矛盾的产物，决定他们的历史时刻既是1966年8月18日的金水桥——毛泽东在这一天的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他们都是狂热的威权主义人格，又是1976年4月5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们在此发起了“四五”运动，新的政治觉醒到来。
三位主要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都代表了这种矛盾中的希望。习的父亲以党内的开明派著称，他本人则曾经历政治混乱带来的伤害，李克强更是70年代末的启蒙运动的亲历者，他的导师是改革派学者，他的同学成为了海外民主力量的领导人物，王岐山更是八十年代体制内改革的重要人物。
他们将如何回应此刻中国的挑战？倘若以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为例，这一代人被证明生机勃勃、富有创造力，却同时是不择手段的。他们的理想主义轻易地转化成投机哲学，怀疑精神则变成一种逃避主义。他们的胜利是技术上、而非价值上的胜利。这种独特的经验与价值观，将怎样作用于他们终于获得的政治权力——这个中国最保守、却仍关键性的领域？他们强烈的历史感，令他们必定要有所作为，成为现状的打破者。但是，他们会怎样评估现状？打破它又要通向哪里？
答案出现得比人们想象得更快。新领导人迅速表现出力量，而且是全方位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关于宪政、普世价值的猛烈宣传，到对网络言论的钳制，再到“中国梦”，他们都表现出更保守的作风，这也是一种杂乱的保守——是共产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混合。而面对官僚系统，他们发动的反腐败运动的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如此多高级别的官员卷入其中，连“自我批评、彼此揭发”这一毛时代的方式也再度泛起。面对社会，他们则加大了对公民运动的打击，令商业世界纷纷表态“在商言商”。他们的一系列言行，显示出他们要令中央政府重获“制高点”的决心——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新的领导集体不仅准备控制利益集团、公民社会，也要控制地方的官僚。
这种倾向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变得更为显著。不管它做出了多少改革的许诺，新领导人的思路却是清晰的。
两个新设的委员会强烈地暗示出，即使在权力中心，也有一股强烈的集权趋势，集体领导制臣服于个人权威。从它秘密的开会地点到舆论的高度封闭，你可以看出其排斥任何社会参与的可能性，只有国家（state）才有权决定改革的方向，他们决定一切政策，然后赐予社会的一切均来自“顶层设计”，而不是民间探索。更重要的是，新领导人似乎并未把这套党国体制视作一个需要变革的旧制度，而只是认定它理应更有效率，更能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可能受惠于启蒙主义，却更是国家主义者。重温陈子明所说的四代人，每一代掌权者都把另一种方式与思维推开。毛邓所继承的是“五四”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胡赵则被“一二•九”运动中的狭隘爱国主义鼓舞，而当江与胡进入1949年的中国时，这个中国已被一种意识形态左右。不同思想与选择的同代人都被挤出了历史舞台。
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显著特征，它以一种绝对暴力，消除了多样性与可能性。不管有多少意识形态与党派之争的干扰，20世纪中国始终沿着国家力量（State Power）增强的线索前行，它导致了一种高度狭隘的、功利性的“富强”路径。到了这一代掌权者，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减弱了，国家主义色彩却显著增强，在他们想象的现代中国图景中，国家富强而非个人自由才是首要目标。除去一代人的社会属性，新领导人似乎更属于血缘属性，他们是建国者的后代，不会任由父辈的江山被葬送，不会允许偌大中国“竟无一个是男儿”的景象出现。
一年来，不管新领导人有了哪些成就、做出了哪些呼吁，他们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却陈旧得可怕，他们不是通向一个新时代，而是顽固地向后看，他们恐惧一个多元社会必然会产生的争吵、嘈杂，幻想万众一心带来的大国复兴。他们也似乎创造出一种幻象——面对巨大的利益集团、腐败的官僚系统，他们代表了一种公正、良性的权威，最终会给人民带来福祉。
他们表现出的决心，让人想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特性：“他希望根本性地变革，但他也希望维持不变。他视德国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巨人，他为外交政策设立新议程，他领导下的德国第一次成为了海军强权。但同时，他紧紧抓住古老的习惯与制度。他相信自己的权力来源于前现代的普鲁士专制理念。”
一年来，很少有人再谈论托克维尔了。托克维尔相信是集权造就了法国的深层困境，是改革带来了革命，但中国的新领导人决定不理会这深层困境，继续加强集权的方式，这或许是避免革命的最好方式……

（三）
一
“它多少像是毛去游长江”，他说。我们正谈到庆丰包子铺一幕的意义，习近平的“偶然”造访令“包子”与“炒肝”占据中国公共舆论的中心。他把这一行为拉入了更长的历史语境。那是混乱的1966年的夏天，毛泽东的行为最终被证明是一次力量展示，他仍旧精力旺盛，不仅能纵横长江，也能掌握中国的政局。接下来，他利用文革小组、群众动员，摧毁了阻碍他个人意志的官僚系统。一年来，中国的新领导人在很多方面展示了他的确是“毛时代的孩子”。从“洗洗澡”式的修辞到“习大大”式的亲民作风、对官僚系统的整肃、重塑个人权威的努力，都带有明显的毛泽东时代的痕迹。它也是对之前十年的政治风格的一次戏剧性的逆转。倘若旧时代代表的是一个僵化的、毫无个性的时代，一个任由官僚系统、利益集团膨胀的十年，那么新领导人则试图创造一个高度个人化、重新集权化的新形象。
庆丰包子铺的一幕，恰是这是这种新形象再好不过的象征。当周永康案悬而未决、高层政治的斗争炽热不已时，最高领导人从容地走进临街的小店，这也是一种自信与力量的展现——我不理会严峻的情势，也不顾及组织纪律，我只随心所欲。他也是对公众的表态，尽管处于权力中央，我仍是站在人民一边，吃二十一块的便餐，这也为未来的群众动员做出试探。
人民的确响应了这一切。当人们热烈地购买与谈论包子时，也是对这种权力风格的一种信服。不管精神还是物质，是常委推荐的托克维尔还是主席钟爱的炒肝，权力塑造时代的品位，即使持有嘲讽语气的人也被迫承认，他们无法回避这个话题。政治权力的话语与风格支配着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无法创造一个不同的话语空间。
我的朋友也面临这样的困境。25年前，他曾是天安门广场的领导性人物，按照陈子明的划分，他该属于第五代人，他人生中的决定事件是1989年。这是中国20世纪漫长革命的最后一幕，或许也是最缺乏“革命性”的一场，聚集在广场的年轻人从未有颠覆规则的欲望，他们想抗议，而非真正的革命。他为此逃亡过、入过狱，如今经营着一家著名的民营书店。书店内的咖啡馆名为“醒客”，它既是英文“thinker”的音译，也蕴涵着强烈的自我期许——在一个昏睡的中国，聚集在此的一小群人愿意清醒地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也的确，它是北京最不容错过的公共空间，书店以高质量的思想、学术选书著称，咖啡馆内则迎来送往过几乎所有知名的知识分子、异议人士，至少两代知识青年是在这书店的气氛鼓舞下开始自我启蒙的。
而我的朋友，常在昏暗的光线下，费力地睁开他过度被烟熏的眼睛，压低声音谈起他对政局的意见。我喜欢这个朋友，他健谈、温暖、有担当、装了一肚子我从不知的中共党史，但偶尔也令人感到疲倦——在他的这一代人大多放弃了昔日政治理想时，他又完全被政治所占据了。他吃的、喝的、呼吸的都是这个抽象的政治权力与理念，在表面的高度热情背后，又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你难以接近政治机器的核心，无从参与实际政治，你的观察分析无法进入公共话语空间，这使人丧失了检验与修正观点的机会，不停地谈论与推测成为了替代品。
在一些方面，这状况让人想起托克维尔笔下的18世纪的法国文人。他发现，法国文人与英国不同，前者“从不卷入日常政治，相反，他们的生活从未比这个时期更超脱；他们没有丝毫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他们也“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学”。法国人“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种对缺乏现实感、迷恋抽象原则的精神，最终塑造了“文人政治家”。
在托克维尔眼中，这个群体声誉不佳，他们只谈论却不行动，与一个丧失了领导权的贵族阶层一拍即合，他们追求言论与思想之快感，却无法承担责任。倘若中央集权摧毁了社会的中间组织，文人政治家刮起了舆论风暴，他们则是法国漫长动荡的原因之一。
与18世纪的法国一样，现代中国充满了文人政治家的力争，从康梁变法到陈独秀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再到张君劢的第三党派，他们既让人赞叹，也令人不安。他们既因一个高度集权社会而获得巨大的舆论能力，也同时缺乏驾驭变革的实际能力。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清洗与反智运动后，此刻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不复有昔日的影响力，更难以成为文人政治家，但思考习惯却又保持了惊人的相似。这造就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我们不仅无法参与直接的变革，也无力营造自己的舆论力量，常常陷入一种自我的沉溺与疏离。
知识分子曾是20世纪中国的主要推动力，如今沦为边缘。其他的社会力量，不管是工人、农民、企业家、中产阶级、维权群体，他们都曾激起短暂的希望，旋及黯淡下来。不管中国变得多么繁华，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仍是极端失衡，前者可以轻易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也正是因为缺乏社会力量的呼应，不管多么惊心动魄的上层权力斗争，都没带来期待的权力裂变。而35年的两次主要变革，不管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还是1992年的市场改革，它们都被证明是一种机会主义式的改革，一种只为保持现有权力结构而做出的暂时让步，它未形成结构性的变化。
二
“再等一年看看吧”，我的朋友说，语气无奈、却又带着某种期待。冬日北京的夜晚，一切灰蒙蒙的，比起空气中的粉尘，这政治生活的雾霾似乎更为严重。
再等一年？他的期待是什么？是如一些新权威主义者所说，新领导人需要稳固与集中权力，再做出变革的决定；还是一种无奈之举，这集权最终导致新的矛盾，即使改变的方向不如最初期待，变也总比不变好，一个更为极端的政权也总比停滞要好。我们似乎陷入了戈多式的困境，总是在等待，却迟迟不见他的到来。
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陷入了一场想象力与行动上的困境。不管多么重申宪政、民主、自由，我们却从未真正建立起一个不同于国家主义的叙述，能牢牢地把个人自由与尊严置于中心。我们也未能亲身实践着这套叙述，总不免被现实权力、主流话语所吸引，即使最杰出的头脑，也总是想充当“忠诚的反对派”。这套叙述更是未能进入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公众仍遵循托克维尔对昔日法国人的判断——人们并不热爱自由，只是痛恨主子，人们也随时愿意用物质福利来交换自由。
这也是最令托克维尔忧虑的。他的所有写作，不管美国的民主还是法国革命，要处理的始终是个人的自由。自由总是脆弱的，它可能面临专制压迫，在民主体制中也可能沦为“大多数人的暴政”的牺牲品，所以他探索一种新的政治科学，能捍卫这种自由。他也曾期望一个负有使命感的贵族阶层的出现，他们能让法国避免君主或公众的暴政，并带着深深的失望离世。
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革命，中国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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