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托克维尔去哪儿了？（全文）

【许知远：托克维尔去哪儿了？（全文）】（一）


一
“我们肯定还会看到更坏的政府，但现在的这个毕竟不会再看到了，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托克维尔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托克维尔写这封信时，是1848年4月，七月王朝刚刚被推翻。它曾激起法国社会的普遍希望，代表着自由与变革，却最终沦为平庸、压抑的代名词。
2012年初，我刚读到这段话时，感到北京处于一种相似的情绪中。这也是个令人意外的情绪。对于旁观者来说，十年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举办了规模壮观的奥运会与世博会、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它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却又普遍感到中国正陷入总体性危机。崛起的利益集团吞噬了主要的财富，停滞的政治改革压抑了各方的创造力，加大的贫富差距和滞后的公共服务，激发了社会不满，在巨大的经济规模下，实质改革却倒退了。人们倾向于将此归咎于现任领导人的无能，他们无力提供方向、打破僵局，代表的是一个“错失的十年”。一些人还把它比作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僵化停滞的时代。
变化正在发生。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将在年底召开，新一任领导人将诞生。尽管没人清楚他们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一种暧昧的希望已然升起——不管他们将做什么，总胜于眼前的死水一潭。
托克维尔也是这股莫名希望的化身。北京正兴起一股托克维尔阅读潮。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仅在政治、商业与知识分子中流传，还登上了畅销书榜，是公务员的指定读物。
这个比卡尔・马克思还年长13岁、以分析美国民主著称的法国人缘何流行起来，他能为21世纪的中国提供怎样的启发？
很可惜，让他焕发生机的不是他代表的思想力量，而是政治权力。当王歧山向他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后，它流行起来。中国的政治权力不再垄断思想，却仍左右着思想。领导人不仅握有现实权力，还象征着知识与品位，他们四处题写书法、背诵诗篇，推荐书籍，公众则乐于追随。是前任总理温家宝的认可，让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个人遐想突然变成了崛起中国社会的心灵鸡汤。王歧山则让托克维尔变成了某种新时髦。王岐山出生于1948年，在邓小平改革初期，他是思维活跃的青年经济学者，在江泽民时代，他是倍受肯定的经济官员，朱镕基的理想继承人。如今，他被普遍认定将成为新的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也是最开明也富有能力的一位。
美国人着迷于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的洞见，此刻的中国人则兴奋于他对于革命的看法，甚至连“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书名本身，就令人兴奋难耐。这也是充满嘲讽的一刻，当托克维尔在1853年开始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他正沉浸于一种深深的失望。在他1848年初短暂的轻松之后，他又不得不面对拿破仑三世的笨拙复辟。法国似乎从未从1789年的巨大革命震荡中恢复过来，革命与复辟的浪潮交相出现，人们以为告别旧时代，却发现他们创造的新现实不过是旧制度的延续、甚至更为糟糕，这个国家似乎被“革命”诅咒了。而托克维尔一生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曾在美国之行追寻出路，在生命的最后又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从中央寻找根源。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此刻的中国是以希望的面目出现的。在1989年的悲剧后，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去政治化”、“反革命”的进程中。“革命”曾代表政治与道德上的绝对正确，却成了新的禁忌。这既代表着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它从一个不断革命的政权变成了一个固守秩序的保守政权；也代表着社会心理的变化，在天安门悲剧后，一股失败情绪裹携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从1911年以来，每一次革命似乎都把中国推向了更窘迫的境遇，“革命”许诺着解放与自由，带来的却是压制与暴力。于是，“告别革命”成了流行情绪，在一代人之后，“革命”甚至变成了陌生词汇，谈论它本身都充满了特别的快感，似乎触碰到某种禁忌。
它也带来了无穷揣测。这是未来的掌权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暗示我们处于“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它也是一种自我提醒，在那著名托克维尔悖论中，革命不是在人民所受苛政之害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在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出现，它也并非是贫穷导致，却常发生于繁荣时刻，对于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就与它开始改革的时候；还是他也在警告社会，期望变革的人们却总发现新政权未必比旧制度更佳？
二
倘若托克维尔在北京，他会怎么看待这一切？在他的时代，欧洲对中国的甜蜜想象情绪已然过去，中国不再是一个“理想国”，反而是一个停滞、压抑、毫无希望的帝国，他对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的“中国崇拜”充满不屑，“我毫不夸张的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后来）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把中国政体视作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它用一套强大严密的官僚系统来管理辽阔疆域，这种机制会吞噬社会的创造力与能量，它带来的一个“平静却不幸福，勤劳却没有进步，稳定却没有力量，有物质观念却没有公共道德”的状态。
在他眼中，美国代表着未来，中国象征着过去。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迷恋恰好的表明法国的本质困境。中国象征着中央集权的胜利，正是这一点把法国推向了无穷的动荡。早在路易十四的时代，法国已是“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步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在这样的统一体中，各地区、阶层、团体的自治权逐渐丧失，社会变得高度单一化，人们因缺乏政治自由，也无法演练公共生活。这致使所有人、团体养成了强烈的依附性——“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的中间权力机构，在中央政权与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他相信，正是这原因导致了大革命席卷全社会，新秩序迟迟无法建立。
托克维尔不欣赏18世纪的中国，那此刻呢？他曾相信是中国停滞的、将被历史抛弃，在听到鸦片战争消息时兴奋不已，因为“欧洲的活跃和中国的停滞交锋了”。在这次交锋后，中国经历了无穷的革命与动荡，并在1949年后达到高潮。在很多方面，它是法国式革命在东方的回应。它们都发生在富裕、政治完备的农业国家，它们的旧制度都是官僚独裁制，革命的结果都是一个更为中央集权、官僚制、并将大众结为一体的民族国家。比起1949年后的中国，18世纪中国的集权实在算不了什么，从田里的庄稼到卧室里的谈话，以党为代表的新权力都渗透其中，中国不仅是个中央集权的社会，更是一个极权社会，再没有任何私人空隙。
三十年的改革后，中央集权的有所放松，但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仍主导着一切，个人与团体的自治空间仍窄小的可怜。倘若他在中国城市旅行，会看到最豪华与庞大的建筑总是政府大楼，其中很多还酷肖他见过的白宫，而青年人想进入官僚机构，商人们忙于与政府缔结关系。他也会看到庸俗的市侩精神在蔓延，公共精神与道德普遍性衰败。在城市里和乡村中，没有供人们进行公共生活、展开辩论的空间。相反，与感官享乐有关的设施随处可见，这种腐化式的纵乐，是一个社会闭塞的标志。
像当时的法国相似，这个政治制度也不知如何应对大众的参与热情。越来越多的群体变得更富有，却缺少对应的表达机会和利益申诉渠道。如果托克维尔会用微博，一定也会感到某种似曾相识：一种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开始主导人们，人民渴望变化，而且立刻变化，但至于变化的目标与方向到底是什么，人民却并不真的关心。他对于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一些片段描述，像是穿越了时空：“当人们读到18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的看到一个怪现象，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专制特征，但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戾、草木皆兵的地步……”
但中国不再是停滞的象征，北京、上海随时在崛起的高楼；联结广袤土地的铁路与公路网；东南沿海无数夜以继日的工厂，中国被视为历史的新动力。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感叹正像是启蒙思想家们的回响：“如果像今天的中国这样被一群理性开明的人领导，一党制也很有优势，可以执行那些政治上困难却至关重要的政策。”
而在很多方面，他当年在新生的美国发现的因素也同样鲜明。人们的注意力完全被短暂的物质利益占据了，以为所有的政治不过是利益的划分，却忘记了有某种道德精神与政治原则的存在。这个社会充满特权与等级，又有无穷的流动性，整个社会被焦虑左右，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的无穷比较中，人人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进入其中，它带来了普遍性的心理失衡，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时期，欲望被如此加倍地激发出来。
此刻的中国似乎同时象征了旧世界与新时代，该如何理解这现状，做出怎样的回应，托克维尔是个昙花一现的话题人物，还是能提供崭新的思想资源？

（二）
当习近平与六位常委最终露面时，他激起了广泛的希望，连平淡无奇的讲话，都被赋予了新涵义——更少意识形态色彩，他该是个实干者。
不仅“停滞年代”过去了，颠簸的权力交接似乎也终于告一段落。在整个2012年，关于高层政治的离奇新闻层出不穷，从王立军的夜奔、令公子的车祸、中南海的枪声与习近平的背痛，让人意识到尽管中国正以新的现代强权的面貌出现，其政治形态却实属中世纪式的。在日趋理性的政治制度下，一股非理性的暗潮从未消失。薄熙来的重庆试验的确像是文革回潮，惩治他的方式又让人想起了林彪事件。新领导人的确立意味着稳定性，尽管它可能也是暂时的。
新的希望也来自于新领导人的历史经验。自从卡尔•曼海姆在1923年发表了《社会学视野中的代际问题》后，代际不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更获得了社会学维度。因为现代技术、大众媒体的繁荣，一代人同时被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力量影响，他们获得了共同集体意识与身份认同。代际变化，就像民族、地域、种族、家族、阶级一样，变成最重要的历史动力之一。它在此刻的中国似乎尤为关键，人们找不到能推动变革的外部力量，只能寄望于权力的内部裂变，自从党内开明派在1989年消失后，唯一可寄望的就是这代际革新了。
新的领导人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们的童年是在“三反五反”、五年计划、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等一连串大胆尝试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度过的；他们的个人意识开始觉醒时，文化大革命来了。由于深受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热情、盲目、或被迫地卷入了这种狂热，在其中目睹或制造了无数混乱与残酷。在狂热之后，他们被发配到乡村、农场与山区中，他们发现了现实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从意识形态狂热中醒悟过来，多亏多年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在困苦与磨难中，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与自己，生出普遍的怀疑精神。
中国再度转向，中断的经济、思想、社会生活再度活跃起来。他们成了热切的学习者，变成了一场新启蒙运动的主导者。他们仍年轻，却有着如此丰富的经验，他们理解现实中国，又对外部世界充满饥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像是西方婴儿潮一代，他们经历得如此之多，在历史舞台占据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同时挤压了上一代与下一代的空间。这一代人早已在文化、经济、社会领域占据了中心，如今他们又抵达了政治权力的顶峰。
倘若按照政治学者陈子明的划分，他们是共和国的第四代人。毛泽东、邓小平是第一代人，塑造他们的历史事件是“五四运动”；胡耀邦、赵紫阳属于第二代，“一二•九”运动影响了他们；江泽民、胡锦涛属于第三代，他们人生的决定性时刻是1949年的解放。作为第四代人，他们注定是矛盾的产物，决定他们的历史时刻既是1966年8月18日的金水桥——毛泽东在这一天的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他们都是狂热的威权主义人格，又是1976年4月5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们在此发起了“四五”运动，新的政治觉醒到来。
三位主要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都代表了这种矛盾中的希望。习的父亲以党内的开明派著称，他本人则曾经历政治混乱带来的伤害，李克强更是70年代末的启蒙运动的亲历者，他的导师是改革派学者，他的同学成为了海外民主力量的领导人物，王岐山更是八十年代体制内改革的重要人物。
他们将如何回应此刻中国的挑战？倘若以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为例，这一代人被证明生机勃勃、富有创造力，却同时是不择手段的。他们的理想主义轻易地转化成投机哲学，怀疑精神则变成一种逃避主义。他们的胜利是技术上、而非价值上的胜利。这种独特的经验与价值观，将怎样作用于他们终于获得的政治权力——这个中国最保守、却仍关键性的领域？他们强烈的历史感，令他们必定要有所作为，成为现状的打破者。但是，他们会怎样评估现状？打破它又要通向哪里？
答案出现得比人们想象得更快。新领导人迅速表现出力量，而且是全方位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关于宪政、普世价值的猛烈宣传，到对网络言论的钳制，再到“中国梦”，他们都表现出更保守的作风，这也是一种杂乱的保守——是共产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混合。而面对官僚系统，他们发动的反腐败运动的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如此多高级别的官员卷入其中，连“自我批评、彼此揭发”这一毛时代的方式也再度泛起。面对社会，他们则加大了对公民运动的打击，令商业世界纷纷表态“在商言商”。他们的一系列言行，显示出他们要令中央政府重获“制高点”的决心——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新的领导集体不仅准备控制利益集团、公民社会，也要控制地方的官僚。
这种倾向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变得更为显著。不管它做出了多少改革的许诺，新领导人的思路却是清晰的。
两个新设的委员会强烈地暗示出，即使在权力中心，也有一股强烈的集权趋势，集体领导制臣服于个人权威。从它秘密的开会地点到舆论的高度封闭，你可以看出其排斥任何社会参与的可能性，只有国家（state）才有权决定改革的方向，他们决定一切政策，然后赐予社会的一切均来自“顶层设计”，而不是民间探索。更重要的是，新领导人似乎并未把这套党国体制视作一个需要变革的旧制度，而只是认定它理应更有效率，更能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可能受惠于启蒙主义，却更是国家主义者。重温陈子明所说的四代人，每一代掌权者都把另一种方式与思维推开。毛邓所继承的是“五四”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胡赵则被“一二•九”运动中的狭隘爱国主义鼓舞，而当江与胡进入1949年的中国时，这个中国已被一种意识形态左右。不同思想与选择的同代人都被挤出了历史舞台。
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显著特征，它以一种绝对暴力，消除了多样性与可能性。不管有多少意识形态与党派之争的干扰，20世纪中国始终沿着国家力量（State Power）增强的线索前行，它导致了一种高度狭隘的、功利性的“富强”路径。到了这一代掌权者，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减弱了，国家主义色彩却显著增强，在他们想象的现代中国图景中，国家富强而非个人自由才是首要目标。除去一代人的社会属性，新领导人似乎更属于血缘属性，他们是建国者的后代，不会任由父辈的江山被葬送，不会允许偌大中国“竟无一个是男儿”的景象出现。
一年来，不管新领导人有了哪些成就、做出了哪些呼吁，他们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却陈旧得可怕，他们不是通向一个新时代，而是顽固地向后看，他们恐惧一个多元社会必然会产生的争吵、嘈杂，幻想万众一心带来的大国复兴。他们也似乎创造出一种幻象——面对巨大的利益集团、腐败的官僚系统，他们代表了一种公正、良性的权威，最终会给人民带来福祉。
他们表现出的决心，让人想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特性：“他希望根本性地变革，但他也希望维持不变。他视德国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巨人，他为外交政策设立新议程，他领导下的德国第一次成为了海军强权。但同时，他紧紧抓住古老的习惯与制度。他相信自己的权力来源于前现代的普鲁士专制理念。”
一年来，很少有人再谈论托克维尔了。托克维尔相信是集权造就了法国的深层困境，是改革带来了革命，但中国的新领导人决定不理会这深层困境，继续加强集权的方式，这或许是避免革命的最好方式……

（三）
一
“它多少像是毛去游长江”，他说。我们正谈到庆丰包子铺一幕的意义，习近平的“偶然”造访令“包子”与“炒肝”占据中国公共舆论的中心。他把这一行为拉入了更长的历史语境。那是混乱的1966年的夏天，毛泽东的行为最终被证明是一次力量展示，他仍旧精力旺盛，不仅能纵横长江，也能掌握中国的政局。接下来，他利用文革小组、群众动员，摧毁了阻碍他个人意志的官僚系统。一年来，中国的新领导人在很多方面展示了他的确是“毛时代的孩子”。从“洗洗澡”式的修辞到“习大大”式的亲民作风、对官僚系统的整肃、重塑个人权威的努力，都带有明显的毛泽东时代的痕迹。它也是对之前十年的政治风格的一次戏剧性的逆转。倘若旧时代代表的是一个僵化的、毫无个性的时代，一个任由官僚系统、利益集团膨胀的十年，那么新领导人则试图创造一个高度个人化、重新集权化的新形象。
庆丰包子铺的一幕，恰是这是这种新形象再好不过的象征。当周永康案悬而未决、高层政治的斗争炽热不已时，最高领导人从容地走进临街的小店，这也是一种自信与力量的展现——我不理会严峻的情势，也不顾及组织纪律，我只随心所欲。他也是对公众的表态，尽管处于权力中央，我仍是站在人民一边，吃二十一块的便餐，这也为未来的群众动员做出试探。
人民的确响应了这一切。当人们热烈地购买与谈论包子时，也是对这种权力风格的一种信服。不管精神还是物质，是常委推荐的托克维尔还是主席钟爱的炒肝，权力塑造时代的品位，即使持有嘲讽语气的人也被迫承认，他们无法回避这个话题。政治权力的话语与风格支配着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无法创造一个不同的话语空间。
我的朋友也面临这样的困境。25年前，他曾是天安门广场的领导性人物，按照陈子明的划分，他该属于第五代人，他人生中的决定事件是1989年。这是中国20世纪漫长革命的最后一幕，或许也是最缺乏“革命性”的一场，聚集在广场的年轻人从未有颠覆规则的欲望，他们想抗议，而非真正的革命。他为此逃亡过、入过狱，如今经营着一家著名的民营书店。书店内的咖啡馆名为“醒客”，它既是英文“thinker”的音译，也蕴涵着强烈的自我期许——在一个昏睡的中国，聚集在此的一小群人愿意清醒地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也的确，它是北京最不容错过的公共空间，书店以高质量的思想、学术选书著称，咖啡馆内则迎来送往过几乎所有知名的知识分子、异议人士，至少两代知识青年是在这书店的气氛鼓舞下开始自我启蒙的。
而我的朋友，常在昏暗的光线下，费力地睁开他过度被烟熏的眼睛，压低声音谈起他对政局的意见。我喜欢这个朋友，他健谈、温暖、有担当、装了一肚子我从不知的中共党史，但偶尔也令人感到疲倦——在他的这一代人大多放弃了昔日政治理想时，他又完全被政治所占据了。他吃的、喝的、呼吸的都是这个抽象的政治权力与理念，在表面的高度热情背后，又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你难以接近政治机器的核心，无从参与实际政治，你的观察分析无法进入公共话语空间，这使人丧失了检验与修正观点的机会，不停地谈论与推测成为了替代品。
在一些方面，这状况让人想起托克维尔笔下的18世纪的法国文人。他发现，法国文人与英国不同，前者“从不卷入日常政治，相反，他们的生活从未比这个时期更超脱；他们没有丝毫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他们也“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学”。法国人“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种对缺乏现实感、迷恋抽象原则的精神，最终塑造了“文人政治家”。
在托克维尔眼中，这个群体声誉不佳，他们只谈论却不行动，与一个丧失了领导权的贵族阶层一拍即合，他们追求言论与思想之快感，却无法承担责任。倘若中央集权摧毁了社会的中间组织，文人政治家刮起了舆论风暴，他们则是法国漫长动荡的原因之一。
与18世纪的法国一样，现代中国充满了文人政治家的力争，从康梁变法到陈独秀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再到张君劢的第三党派，他们既让人赞叹，也令人不安。他们既因一个高度集权社会而获得巨大的舆论能力，也同时缺乏驾驭变革的实际能力。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清洗与反智运动后，此刻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不复有昔日的影响力，更难以成为文人政治家，但思考习惯却又保持了惊人的相似。这造就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我们不仅无法参与直接的变革，也无力营造自己的舆论力量，常常陷入一种自我的沉溺与疏离。
知识分子曾是20世纪中国的主要推动力，如今沦为边缘。其他的社会力量，不管是工人、农民、企业家、中产阶级、维权群体，他们都曾激起短暂的希望，旋及黯淡下来。不管中国变得多么繁华，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仍是极端失衡，前者可以轻易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也正是因为缺乏社会力量的呼应，不管多么惊心动魄的上层权力斗争，都没带来期待的权力裂变。而35年的两次主要变革，不管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还是1992年的市场改革，它们都被证明是一种机会主义式的改革，一种只为保持现有权力结构而做出的暂时让步，它未形成结构性的变化。
二
“再等一年看看吧”，我的朋友说，语气无奈、却又带着某种期待。冬日北京的夜晚，一切灰蒙蒙的，比起空气中的粉尘，这政治生活的雾霾似乎更为严重。
再等一年？他的期待是什么？是如一些新权威主义者所说，新领导人需要稳固与集中权力，再做出变革的决定；还是一种无奈之举，这集权最终导致新的矛盾，即使改变的方向不如最初期待，变也总比不变好，一个更为极端的政权也总比停滞要好。我们似乎陷入了戈多式的困境，总是在等待，却迟迟不见他的到来。
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陷入了一场想象力与行动上的困境。不管多么重申宪政、民主、自由，我们却从未真正建立起一个不同于国家主义的叙述，能牢牢地把个人自由与尊严置于中心。我们也未能亲身实践着这套叙述，总不免被现实权力、主流话语所吸引，即使最杰出的头脑，也总是想充当“忠诚的反对派”。这套叙述更是未能进入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公众仍遵循托克维尔对昔日法国人的判断——人们并不热爱自由，只是痛恨主子，人们也随时愿意用物质福利来交换自由。
这也是最令托克维尔忧虑的。他的所有写作，不管美国的民主还是法国革命，要处理的始终是个人的自由。自由总是脆弱的，它可能面临专制压迫，在民主体制中也可能沦为“大多数人的暴政”的牺牲品，所以他探索一种新的政治科学，能捍卫这种自由。他也曾期望一个负有使命感的贵族阶层的出现，他们能让法国避免君主或公众的暴政，并带着深深的失望离世。
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革命，中国尚未到来。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2/blog-post_1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