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所有不平等條約 都在民國時期廢除了 與中共無任何關系

中國所有不平等條約 都在民國時期廢除了 與中共無任何關系
來源：凱迪社區
中共的教科書和毛粉們常說“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倒了帝國主義，廢除了腐朽反動政府和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取消了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一切特權，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等等。幾十年來一直是這麼說的。其實廢除和西方列強的不平等條約，以及取消列強在華的一切特權，這些事情都是中華民國政府做的，與毛澤東沒有任何關系。具體時間列表如下：
中國收回外國租界的年代
1919年收回天津德、奧租界和漢口法租界
1924年收回蘇聯放棄的前俄租界
1927年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
1929年收回天津比租界和鎮江英租界
1930年收回廈門英租界
1943年收回天津廣州英租界及英美比在上海和廈門的公共租界
1945年收回在中國各地的日租界
1946年收回上海天津漢口和廣州的法租界及法國在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的權利
1947年收回天津意大利租界及意在上海廈門的公共租界的權利
至此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設立的租界被全部收回。
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時間
收回租借地時間
1.膠州灣1922.2.4.《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
2.威海灣1930.4.18.《中英交收威海衛專約及協定》
3.廣州灣1945.8.18.《中法交收廣州灣租借地專約》
收回關稅自主權條約時間
1.中美1928.7.25.
2.中挪1928.11.12.
3.中比1928.11.22.
4.中意1928.11.27.
5.中丹1928.12.12.
6.中葡1928.12.19.
7.中荷1928.12.19.
8.中英1928.12.20.
9.中瑞典1928.12.20.
10.中法1928.12.22.
11.中西1928.12.27.
12.中日1930.5.6.
收回治外法權及其它特權條約換文時間
1.中墨（換文）1929.10.31.
2.中英1943.1.11.
3.中美1943.1.11.
4.中巴西1943.8.1.
5.中挪1943.11.10.
6.中比1943.11.20.
7.中瑞典1945.4.5.
8.中加1944.4.14.
9.中荷1945.5.29.
10.中法1946.2.28.
11.中瑞士（換文）1946.3.13.
12.中丹1946.5.20.
13.中葡（換文）1947.4.7.
14.中西班牙1953.2.19.（此時“中華民國”已在台灣）

信力建：韩国转型对中国的启示

6月27-30日，韩国总统朴槿惠率强大代表团访问中国。朴槿惠表示，韩中两国历史和文化相通。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突飞猛进。当前，两国关系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韩国正致力于开启“国民幸福时代”，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韩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分享梦想，共同发展，携手促进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繁荣。随着“中国梦”的概念风靡世界，韩国也凑了把热闹，但是，韩国梦早在转型时期就已经启动了。我们不妨来看看，韩国如何从转型中崛起，从而跻身发达国家的？

韩国，位于东北亚，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人口5051.5万（2011年）。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未来11国中唯一一个发达国家，并且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成功地推行了政治转型，结束了长达32年的军人统治，创造了韩国民主化的奇迹。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到了东亚。此时韩国的民主化运动也日趋高涨,以金泳三和金大中为代表的民主化势力与以全斗焕和卢泰愚为代表的权威统治势力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最终迫使权威统治者做出让步。而“六·二九”民主化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韩国政治开始了由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美国学者亨廷顿断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和民众都意识到，民主化已经成为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必要门票，而这就为韩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强烈的诱因。

二战以后，在美国的扶植下，李承晚成立了韩国，史称第一共和国。“一共”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但是美式的民主移植到韩国却遇到困难。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修宪，最终结果是变为了极权政治。1960年“4·19”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独裁政权。继任的第二共和国张勉政府进行了很大力度的民主化改革，然而政局却更加混乱和无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吸纳政治参与的能力又非常低下。张勉政府的改革目的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由于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绩效很差，政府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导致极权政治卷土重来。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在朴正熙任总统的第三、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时代，国家是以军人专政和个人独裁结合的极权政治，但权威体制并没有阻碍经济起飞，反倒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秩序。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建设为享誉世界的“汉江奇迹”开辟了道路。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后，主张民主化的各派势力又活跃起来，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然而当年12月12日军方强硬派迅即扼杀了短暂的民主复兴进程。1981年2月全斗焕将军在操纵修改宪法之后登上总统宝座，标志着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时代，又被称为“新维新体制”。韩国社会并没有屈服于极权统治，抗议、示威、罢工运动风起云涌。政府以“非常戒严令”对付1980年5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制造了伤亡千余人的“光州惨案”。1987年6月的“改宪运动”使斗争达到高潮。极权政府一方面对镇压力不从心，认识到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对失去政权又心有不甘。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争得主动，在修宪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改革承诺的“六·二九”宣言。

“六·二九”宣言是韩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标志着韩国政治开始了由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此后尽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危机，但是民主政治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1993年金泳三通过和卢泰愚总统的执政联盟合作而在竞选中获胜，他上台后即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权威政治的影响。1998年2月，金大中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通过选举获胜而上台执政的在野党领袖；2003年2月，民主党领导人卢武铉就任总统；2008年2月，大国家党领导人李明博就任总统。在“六·二九”宣言发布之后已经实现了五次政权的和平交替。

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实际是在朴正熙执政的1963年至1979年期间。朴正熙因此也成为创造“汉江奇迹”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朴正熙执政期间，按照韩国国情开展了新乡村运动和韩国五年计划，使得韩国的农业和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朴正熙掌权期间还提出了“对待工人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做工厂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样”的口号， 成为当时韩国人的精神力量，使得韩国工人以当时美国工人十分之一的成本创造出美国工人2.5倍生产率。

1970年代，在继续坚持出口导向的基础上，政府开始实施重化工业发展战略。为了尽量缩短时间，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尽快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的中间产品部门，政府决定改变1960年代的“一致性”分配原则，转而挑选一些大企业作为依靠对象，并为其提供极为优惠的资金支持。

不久以后，在经济落后阶段为韩国的现代化立下汗马功劳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集权专制体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韩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此，韩国政府于80年代初颁布了法律、法规，开始走上“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道路。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大大削弱，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渐增强。

韩国的经济快速发展：GNI到1991年增至5253美元，90年代后半期以后，达1万美元以上，2006年达到17690美元，在短短40多年里增加了200多倍，由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先进，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在1995年已居世界第11位。

从李承晚政权的专制政体、朴正熙政权的政府主导型改革、“维新体制”到金泳三的“文官政府”再到金大中的民主政府，大韩民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民主梦想的践行经过了漫漫长夜，在广大民众的奋力争取、政治精英的奔走呼号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下，民主政治的实现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韩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在雄厚的现代经济基础上成为宪政民主不断推进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一般来说，向稳定的民主政体转型大体有两种方式：激进式和渐进式。俄罗斯是激进式转型的典型代表，这种方式的缺陷是需要付出极大的短期成本；韩国的转型则被视为渐进式转型的代表，如通过逐步减少政府干预以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通过民主化改革放弃原来的极权式政治体制等。依靠渐进方式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则需要承受较长时期的痛苦的震荡。

20世纪60年代前的韩国非常贫穷落后，1962年人均国民收人GNI仅87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行列，2006年达到17690美元，由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先进，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的东方国家，其经济现代化的成功，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韩国模式”。这一模式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韩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由上述各方面形成的总的文明形态)历经了重大的变革，也为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从一般的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极为关键的转型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发展都面临选择权衡问题，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巴西、阿根廷等国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丧失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则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政策，保证了社会政治稳定，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2007年人均GDP为2568美元，已经进入了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关键时期。考察韩国在经济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风险，研究韩国政府应对挑战的对策得失，对于中国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古语亦有云：“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资料参考：

曹思源《韩国转型的脚印》

谢晓光《韩国政治转型与中产阶级的作用》

大陆最後一个女译电员回忆在军统机关工作的经历

女译电员回忆在军统机关工作的经历

王庆莲已经是大陆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作为见证者，她对那一段历史的述说，或许亦如民主人士章士钊对戴笠的评价，"是非留待后人评"。
　　
"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我的身世怎么讲呢，太苦了。不到一岁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县的外婆家， 才读了六年小学，日本鬼子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人不够才临时招的。我们4个女的，16个男的，没培训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庆。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
　　
我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所以密本股设在乡下。
　　
1944年4月，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军统局第一把手戴笠和第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我舅舅，其他几个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 乡。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因为可以看到情报，很多人想调过来，也有共产党混进军统局，想调来译电科，很难。
　　
我 们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华南地区的电 报，都由我们译，当然是什么情况都有的，但主要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码都是数 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我文化程度低，不 得不更努力。虽然股长是我亲舅舅，但他对我很严格，译不成文打回来重做，任务完不 成就加班。
　　
"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正派"　　
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小小声说一 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老板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很整齐。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我们也都是称同志的，她穿了，给戴老板看见，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
　　
老板对自己也严格要求。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 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八人一桌，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
　　
在我印象里，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现在说的阴险毒辣的人。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话说得对不对，但我接触过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上个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给戴 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看见那个对联，真是不舍得走。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包括军统局，军统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为抗战出过力的，抗战中牺牲了一万八千人，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都出过力气。
　　
我前几年看到一本书说，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是蒋介石派人害他。我们心里不这么 想。我见过蒋介石两次。军统局每年4月1日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挂在礼堂上，把家属接过来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 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队奏响，我们都鸦雀无声。
　　
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从前 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官话说，哦，雨农(戴笠的字)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老板。

　　
图：在收到宁波志愿者的祝福后，王庆莲老人在本子写感谢的话语。
　　
 
军统女特务不浓妆艳抹
有人因涂口红而被记大过

军统局纪律严，我也犯过错误，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浓妆艳抹。
　　
那天我还在上班，组长姜毅英，她是军统里面惟一的女少将，也是江山人。她走进来，叫了一声娜尼鬼(江山话：小姑娘)，外面有张通告你看到没？我跑去看，上面写女同志不准抹胭脂涂口红。我很生气，这不是说我吗？就给撕下来了。
　　
我年轻时很欢喜打扮，用口红把嘴巴抹得很亮，眉毛也修得很齐整。我身段好，旗袍都要求比人家裁得更合身，给我们做衣服的人见了我就头疼。
　　
我又活泼，蹦蹦跳跳的，说起王庆莲，军统里的工作人员都认得。姜组长对我还挺妒忌，因为江山人都跟我很要好。
　　
姜毅英知道我的脾气，故意让我去看通告，她知道我要惹事的。最后大概因为我是江山人吧，上面没关我，记大过处分一次。
　　
军统局规矩很多，我们有个证章，带出去坐车看电影都不要钱，但我们从来不用， 因为上面查到要处分的。
　　
我真正尝到做人的滋味、最快乐的就是那三年。每个礼拜有半天休息，就去看电影，有美国片《出水芙蓉》，苏联片记不清了，还有周璇的《马路天使》《十字街头》。
　　
我跳交谊舞最早还是跟电影演员学的。我为了晚上不上班，白天就拼命完成任务，晚上偷偷跑到胜利大厦的舞厅，有个著名电影演员叫王豪，他来请我跳舞。我说对不起，我不会跳，我是来看看的。他说不会就学。我把他一双白皮鞋都踩黑了，他也不怪我。
　　
后来跟几个女朋友一起跳，在舞厅不可以男的跟男的跳，但可以女的跟女的跳。我就跳男的角色。这些事给局里知道要被关禁闭。我们不可能和外面的人谈恋爱，跳舞认识的几个女朋友，也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工作。

　　
她谈戴笠：中山装的风纪扣扣得很整齐
　　
 
军统局最先得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　　
1941 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是军统局先得到，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那年我还没去，1943年我进去了后，译电科的 人还很得意，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老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 跟美国人说了，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后来成立中美合作所，美国那边的梅乐斯还跟老板回江山，和老板的母亲拍照纪念。
　　
说 到中美合作所，其实就是搞情报的，离白公馆很近。我去过，根本不是什么人间地狱。中方的主任秘书潘其武，我记得很清楚。1945年"四一大会"我去做招待 员，那里都是美国人，美国人欢喜跳交谊舞，戴笠还跟他们一起跳，他其实跳不来。美国人很有礼貌，并没有什么非礼，完了还开吉普车送我们回去。
　　
我学会跳舞，军统局规定不准到外面去跳，但重庆有好几个舞厅，我都去过。我年纪小，性格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偷偷去。别人看到了，说小鬼，被发现要给你抓起来的咧。我说，抓起来再说嘛。
　　
那时候抓起来也没关系，就是关半个月。渣滓洞你总晓得的吧，其实我们军统局的人犯了错误也是关里面。译电科一个同事，拿了别人的东西，要关三个月，找到我说，小王，你帮我送短裤来。我就送过去了。也没有什么严刑拷打的，三个月后出来就上班 了。
　　
在军统局，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但抗战胜利前不准结婚。有一对驻外地工作的，女的大肚子，军统局把他们调回局本部，男的关起来6个月，也是渣滓洞。
　　
那女的叫蒙幼云(音)，她就一直哭，我说，傻瓜，你哭什么，他关六个月，放出来军统局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后来他们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军统继任者毛人凤没有姜文演的那么神气　　
我贪玩，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完，只好借，大家都没有呀，怎么办呢？我就去找会计室预支，要毛人凤批字，他那时的秘书室还没我现在这个小房间大。我去问毛先生在不在，到门口喊个报告。他说娜尼鬼，你干什么？我说我钱用光了，他就给我批。
　　
前两年有部电影叫《建国大业》，姜文演毛人凤，很神气。其实毛人凤这个人不严厉，没戴老板厉害。我在军统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装，没有电影上那么华丽。
　　
有一次开"四一大会"，毛人凤旁边坐的蒋介石的侍从，也是江山人，我当时做招待员，毛人凤看到了，就跟那个人说，喏，那个娜尼鬼，也是家乡人。
　　
军统局一共就两辆小车，一辆是戴老板的，另一辆给毛先生这些大官，谁出门就谁用。有一次参加老乡的婚宴，我傻乎乎喝得晕头晕脑，毛先生就让司机开车送我先回去。
　　
毛人凤比较随和，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我在军统局一共呆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他请的假。
　　
说起来，我走也是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我工作表现不好，姜组长不让我早回去，我就约了6个同事，自己搭汽车、火车，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

　　
图：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少尉译电员王庆莲晚年照片。


姜毅英吓唬我，说娜尼鬼表现不好，把你关起来。我怕了，就想赶快走吧。
　　
第二个月姜毅英去上海同美国归来的未婚夫完婚，虽然她跟我关系不大好，但军统局女的少，她也没有别人做伴娘，就叫我去。一星期后我回来，趁着她出去度蜜月，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 直接送到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经死了，军统局改叫保密局。
　　
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我于是回到老家吃老米饭去了。
　　
1949年军统局撤到台湾去，他们还叫我，娜尼鬼，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说， 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后来，肠子都悔青了。
　　
"运动开始了，我是反革命"　　
我离开军统局是在1946年8月，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可是后来划 了反革命，我心里觉得很苦。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
　　
运动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整风"，"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我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船，随时 都可能沉没。
　　
1951年"镇压反革命"，我24岁，是镇压的对象，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那八年间，一直战战兢兢，唯恐丢了饭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上面点到我的名字，很好笑，他们要我" 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我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送到乡下，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关着羊，羊圈后面堆着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张床，床的后边又是羊圈，就这样与牲口为伴。
　　
那天晚上在食堂买了晚饭，回到那个"家"，我哭了，我才30岁呀，就这样完了。
　　
那里是水乡，去劳动都要划船出去，我五岁的孩子扔在家没人管。冬天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利，晚上就在当地农民家的地上铺稻草睡，只有我一个是女的，我觉得很屈辱。
　　
求死不得，那就求生吧　　
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文化大革命"时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这是最黑暗的一段。
　　
我 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 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 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我没求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救救我！"
　　
不让睡觉，只要我眼睛闭着，他们一脚踢过来。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扑克，我一头扎进屋旁边的鱼塘，被发觉了，一个男的下水抓我脚，我用力一瞪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上岸。
　　
换湿衣服的时候，当地的大娘看到我腿上没一块好肉，都掉泪了，我叫她别哭，被他们看到也是要打的。我自己不觉得痛，麻木了。
　　
身体的苦没什么，精神折磨最难熬，我丈夫、儿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们不能相见。
　　
挂牌子、戴高帽、游街，站在凳子上说自己是反革命军统特务。有一天游街回来，我吃不下饭，我躺在床上想，你们是爹生娘养，我也是，何苦这么对我呢？
　　
但后来我坐起来，我对自己说：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批斗，我算个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
　　
我就是破罐破摔了，已经在地狱 里，死也没什么可怕，不如勇敢一点。江山人脾气倔，军统的江山人，脾气更倔。我下到农村改造23年，还是很倔强，他们叫我招认，叫我揭发别人，我从来不招，没有的事情我绝不随便讲。
　　
"大陆除了我，没有人了"　　
很多事情讲不清，凡在军统就是作恶多端吗？没办法，讲不清。
　　
我后来想，那段时间，社会不知道要倒退几十年。51年"镇反"，53年"三反五反"，55年"肃反"，死了很多反革命和资本家。57年搞"整风运动"，搞"大鸣大放"，要知识分子把心里话说出来，许多大学里的教授提了意见，结果划成右派， 埋没了多少人才。
　　
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四人帮"，狗咬狗，你不揭发别人 就算互相包庇。一个跟我一起下放的大学教授，我是打就打，我不招，但他苦头吃不住了，说他有一支枪，丢在鱼塘里。其实没有的事。他趁人不注意逃到儿子那里，他儿子大义灭亲，给送回来了。
　　
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我老公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 们夫妻抱在一起哭，总算熬到头了。
　　
我是1981年落实政策的。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内心里 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这一生对不起四个人：我妈妈，我没能给她养老，她反过来还得帮我养儿子；我的三个儿子因为我，一个只读到初中毕业，一个小学毕业，另一个小学都不能读完。我后来问小儿子：从小妈妈不能管你，你恨妈妈吗？他说，不会。我心里才好受一点。
　　
这些事，我从前不敢讲。1957年我看到一本写军统的书叫《人间地窖》，说到每年军统开"四一大会"工作人员做招待员，其中有王庆莲。我看到那里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现在我很想看到这本书，可惜没处找了。译电科在台湾还有 几个男的，大陆除了我活着，没有人了。
　　
哎呀，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转眼之间，我也会很快离开这里了，85岁了，还有几年？现在有关爱老兵的朋友们关心我，我感到很幸福。

(感谢关爱老兵浙江志愿者王俊、李春锋及作家方军提供帮助)特约摄影：李春锋 
 
王庆莲口述 邓娟采写，《西陆网》

如果当年日军侵华得逞，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如此悲惨景象！

1.日本人会用专制统治，不给中国人选择的权利。
2.霸占所有资源，再高价卖给中国人，其它出口。
3.搞愚民教育，让中国人不懂个人权利，只会感谢皇军。
4.把搜刮来的资源制造牛逼的武器。
5.想要谁家的地，直接把房子推了。
6.大和贵族们要过全世界最舒服的特供日子。
7.谁不听话就整谁。
8.架起互联网防火墙，让中国人思想与世隔绝。
9.控制舆论工具，采取主旋律报导模式，对中国人洗脑。
10.高税收，却不给中国人任何福利。
11.用中国人的钱，吃喝嫖赌。
12.随意在大街上，撞死中国人并高呼自己大和贵族身份。
13.用中国人的税收，修建高速公路，凡是通过都要交费。
14.凡是敢反抗，就用装甲车压死。
15.剥夺他们国民的身份，在他们的身份证后面写上“大日本居民”。
16.不允许中国人迁徙，乡下人就是乡下人，城市人就是城市人。
17.平民如果敢告大和贵族，直接关精神病院。
18.每天准备30分钟新闻，宣传皇民们生活的多好。
19.将反抗统治集团的人定义为汉奸。
20.将天皇的照片挂在城楼上，让皇民膜拜。
21.给中国人吃牲口的食物，如毒奶粉地沟油。
22.贵族生病用中国人的钱治疗，中国人生病等死。
23.皇军的车可以随意冲闯红灯, 彰显高贵。
24.大和贵族的车要用不同于中国人的车牌，给与特殊待遇。
25.贵族出门要封锁道路，表示大日本对中国的绝对统治与高低阶级。
26.不穿和服不允许上学。
27.有新的交通工具，用中国人的命先试验。
28.中国女性不配合大和贵族弓虽女干，将会坐牢。
29.买菜刀需要实名制。
30.时常被大和贵族们代表，表示中国人生活的非常快乐

附录1 用中国人交的税建立大学，大和民族考生高考+50分 二等民族+20分 汉人不加分。
附录2 大和民族可以随便生，一方有大和民族身份，可以生两个，全汉族只能生一个。
附录3 发生水灾、地震灾害，大和民族都有救灾物资发放，汉族没有。
附录4 用中国人的税收到国际上大搞金钱外交和援助，拉拢国际上特别是一些流氓专制国家的支持，以得到殖民统治的合法性。而中国人在遭受天灾人祸时却只拿一点点来自中国人的税收收入象征性的救灾，然后大力发动中国人自己捐款自救。
附录5……唉，好可怕哦！日本人***的坏！无法想象！幸好，我们伟大的党把小日本赶跑了！！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示意图
日期： 同治十一年（1872年）兰州屯兵备战；1876年七月出星星峡开战至1878年一月，收复新疆全境 地点： 中亚新疆天山南北 结果： 《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新疆建省
参战方
大清帝国	白彦虎
指挥官和领导者
左宗棠 金顺 刘锦棠	白彦虎 阿古柏†
兵力
约80,000人，实际参战20,000多人	不详
伤亡与损失
不详	阿古柏兵败自尽，白彦虎接受沙俄庇护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发生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至三年（1877年），清军消灭了入侵新疆的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收复新疆大部份地区，结束了同治新疆回乱。左宗棠为清军最高将领。

目录   [隐藏]  1 历史背景 2 战前清军的准备 3 清军收复北疆 4 清军收复南疆 5 清军收回伊犁 6 影响 7 参考文献 7.1 出处 7.2 书目

历史背景[编辑]

鸦片战争之前，沙皇俄国就已侵占了中国西北部的斋桑湖地区和浩罕、布哈拉等中亚小汗国的大片地区。趁鸦片战争中国处于劣势的境况，沙俄出兵占领了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塔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区，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得到了在伊犁、塔城地区的通商，贸易免税，自由居住，传教等特权。

1864年，沙俄再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成功取得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现在划入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原为清朝领土）。

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钦察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在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称王，赶跑了马木提艾来木。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布素鲁克请回喀什噶尔，对抗马木提艾来木。1865年春，浩罕汗国派军事头目阿古柏护送布素鲁克去见司迪克。

阿古柏和布素鲁克一到喀什噶尔立刻组织兵变赶走了司迪克，于1865年底以喀什噶尔为中心，成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政权。1867年，阿古柏抛开布素鲁克自行建立“洪福汗国”一统南疆。1870年，阿古柏攻占了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河西走廊之间的联系，并收降了以白彦虎为首的陕甘回军残部，实力进一步增强。到1871年底，迪化、玛纳斯、鄯善先后被阿古柏攻克。同年俄国出兵占领伊犁。这样，清军除塔城、乌苏等少数据点外，已经被迫全部从新疆撤退。

战前清军的准备[编辑]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清廷尚在争论征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所部湘军进驻兰州，准备收复新疆。

左宗棠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专业和充足。他采用“缓进急战”^[1]的策略。“缓进”，就是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留下来自愿出关的部队，是一支士气高涨的精兵。“急战”，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左宗棠在深入调查及详细计算后，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止意外，做到留有余地，他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就想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就很难一时凑齐，会贻误战机。军机大臣文祥过问了这件事，他亲自去找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左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先进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湘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感慨地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当然了这种说法只可一听，甲午战争前大部分西方观察者都认为中国将获胜。^[2] 左宗棠同时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李鸿章等认为：自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左宗棠则全力反驳李鸿章，他认为：如果丢失新疆，则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所控制，就是被北方的沙皇俄国鲸吞，中国随即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时中国边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不战而丢新疆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所以李鸿章的主张乃是误国之计，绝不可行。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被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光绪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的收复新疆战略是先攻北疆的乌鲁木齐：“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3]。他指出，要提防“俄人狡谋”，必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4]。如果乌鲁木齐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在战术上，左宗棠也精心分析：“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 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清军收复北疆[编辑]

到1876年4月出兵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行军期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水源缺乏，唯有把部队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今甘肃酒泉），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的金顺部。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

阿古柏获晓清军西进的消息后，忙令马人得，马明、白彦虎等分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阻击清军；其主力2万余人部署在吐鲁番和托克逊，阿古柏则坐阵托克逊督战。

8月上旬，刘锦棠、金顺二部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今米泉)。清除敌军外围据点后，用开花大炮轰塌城墙，8月17日，清军从缺口攻入城内，经过数天激战，占领了古牧地。随后清军乘胜追剿，收复了乌鲁木齐。叛军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金顺继续率军西进，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的守敌闻风而逃，9月初，金顺部队攻打玛纳斯南城，久攻不克。后来刘锦棠、伊犁将军荣全先后率兵增援，于11月6日攻克该城。至此，清军收复了天山以北的全部阿古柏军占领之地。

清军收复南疆[编辑]

莎车的回军

1877年4月14日，清军休整了几个月后，向南疆进军。刘锦棠率主力从乌鲁木齐南下，16日进至达坂城外围并迅速包围该城。4月18日，清军在达坂城外增筑炮台。4月19日清军开炮，并击中敌弹药库，敌军死伤很多，企图突围未遂，只得投降。达坂城收复。

同时，张曜部队和徐占彪部队在盐池会师后，连克腾木、克辟展、胜金台，直逼吐鲁番。4月26日，刘锦棠部队攻克托克逊。叛军一号首领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随后，张曜部队和徐占彪部队在罗长祐所率的湘军的协助下收复吐鲁番。此时，通往南疆的门户大开，南疆地区纷纷起来反对阿古柏的统治。阿古柏之后神秘地饮毒酒身亡。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到喀什噶尔称王，继续与清军对峙。

这时李鸿章等又使朝廷发出敕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大不以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摄政的西太后看罢他的奏章，被说服，于是才继续新疆收复战。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

9月，清军继续从正道向西挺进，敌守军闻风后，放弃焉耆、喀喇沙尔和库尔勒向西逃往库车。10月18日，刘锦棠部队攻克库车，白彦虎率余部向西逃跑。10月19日，刘锦棠继续西进。24日，清军克阿克苏城。26日克乌什。至此南疆东四城收复。

清军的进军使西南疆四城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阗(今和田)、喀什噶尔的守军惊恐万分，内部分崩离析，已降敌军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亦乘机反正，率领数百满汉兵民占据喀什噶尔汉城。刘锦棠闻讯后，立即挥师分路前进，于12月中下旬先后收复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叛乱活动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除伊犁外，新疆全境被收复。

清军收回伊犁[编辑]

1871年，沙皇俄国乘阿古柏侵占新疆时派兵侵占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当在俄土克里米亚战争中大败，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这本来是掩人耳目的谎言，但不料左宗棠率领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

此时俄方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左宗棠利用从前沙俄驻华公使的口实，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沙俄一边谈判，一边使白彦虎和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并公然威胁说，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俄国人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不合理要求，但崇厚竟然签了。左宗棠怒向朝廷奏道：“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土，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摄政的西太后被左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东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左宗棠雄踞新疆，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在中国北方海域游弋。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时间，大力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多方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在哈密大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沙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大伤元气，在谈判桌上，不得不有所收敛。而且沙俄还认为战争纵获胜将得不偿失^[5]以及担心打败清国将导致清政府垮台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反应。^[6]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的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虽然这一条约被中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影响[编辑]

清朝在战争中获胜，使一部分反叛清廷自甘陕入疆投靠阿古柏的穆斯林离开新疆，往中亚地区迁移。这次民族的迁移促成了今日的东干族的出现。另外，促成新疆建省。

参考文献[编辑]

出处[编辑]

1. ^ 《湘军刘总统禀病痊筹议进兵南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84—385页。
2. ^ http://www.personal.psu.edu/faculty/g/j/gjs4/textbooks/175/ch10_main.htm
3. ^ 《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73、177页。
4. ^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一。
5. ^ 若米尼认为“占领伊犁与乌苏里这样一些破烂地方，补偿不了我们的军费”《俄国在东方》P144
6. ^ 若米尼说“如果（英国人哥登）的意见正确的话，我认为这是我们不能冒险引起中华帝国崩溃的又一理由，因为那样将使我们面临一个可怕的不可知的未来”《俄国在东方》P148

书目[编辑]

• 《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 作者：张秀平、毛元佑、黄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