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纽约市金融区的华尔街铜牛雕塑，图为资料图。（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纳瓦罗的指控令人震惊，但是其背后有什么依据吗？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试图拉拢华尔街。1999年，总理朱镕基访问美国，秘密住在纽约市华尔道夫大酒店，花了多天时间与商界领袖进行了一系列的会面。根据《纽约时报》报导，“朱看上去不厌其烦地讨好美国的大公司。”
几十年来，美国金融巨头一直主导着这个国家的对华政策。只要克林顿、布什、奥巴马总统威胁要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操纵汇率，或者技术盗窃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华尔街的头子们就会动用他们的影响力说服他们让步。尽管中共不断地违反贸易规则，但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决定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这一决定起决定作用的正是来自华尔街的压力。
二十年后《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几十年来，在华盛顿，在华尔街，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里，北京一直利用中国的规模和许诺来压制反对它的力量，同时奖赏那些帮助它崛起的人物。”
金融机构一直是北京在华盛顿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金融界——大银行、对冲基金，以及其它投资工具——占据着美国权力版图的核心，其中高居首位的是高盛集团。在中共渗透美国精英的过程中没有哪个组织比高盛发挥的作用更重要，更心甘情愿。
对中共来说，金融巨头是比较容易猎获的目标，因为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华尔街的高管们预见，一旦北京对外国人开放中国广大的金融市场，中国就是一个黄金国，因此一直为中国公司提供咨询，告诉他们哪家美国公司的股票可以买，并且借钱给他们，然后从销售中提成。用一位白宫资深官员的话讲，“喜欢做交易的人会非常喜欢中国共产党。”
中共长驱直入。但是利益的一致性不一定长久，因为北京的意图是最终把上海建成世界金融之都，取代纽约和伦敦。据说列宁曾经说过，“资本家将把绳索卖给我们，我们用来吊死他们。”
到2003年，高盛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大型国有公司的主承销商。”2006年，亨利·保尔森辞去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职务，出任乔治·W·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随身带了一份精选的中国精英联络簿。保尔森去过那个国家大约70次，他问总统他能否负责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布什同意了。
但是根据作家、记者保罗·布卢斯坦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给予的评价，保尔森把事情搞砸了。
布卢斯坦认为，假如保尔森能更强有力地回应北京操纵汇率、严控国有企业、不公平对待在华美国企业、偷盗技术等做法，那么导致贸易战的条件或许就不会出现。保尔森没有建议采取报复行动以保护美国公司，而是在国会阻止了报复行动，建议举行一场“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于2006年12月开幕。毋庸讳言，这为北京创造了优势，让其一直利用至今。
华尔街的“太子党”
中共并不满足于单一地依赖北京与西方大型金融机构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另外一条重要的施加影响的渠道是“太子党”——中共过去和现在高层领导的子女。多年来，大型国有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一直被“太子党”控制着，他们还控制着中国保利集团，那是一家从事军火制造的联合企业。
对西方的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以及银行来说，要想在新生的、高利润的中国资本市场做生意，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与那些控制着大型公司以及党内高层的家族结成关系网。为这些家族的儿子、女儿、侄儿、侄女提供工作可以建立起直接的“关系”或者个人关系网，以便互惠互利。
这些子女们不需要符合很高的条件，也不需要特别聪明，只要他们有关系就可以。一个“太子党”理想的事业路线就是从一所名校本科毕业，最好是常春藤大学，或者牛津、剑桥，然后直接进入纽约或者伦敦的某一家大银行或者某一家对冲基金，在那里停留几年后拿到一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然后进入华尔街某家公司。
2016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做了一次调查，对这一暗箱操作有了非同寻常的发现，导致摩根大通由于违反《反海外腐败法》而支付2亿6千4百万美元的罚款。摩根大通被调查发现雇用中共“太子党”以赢得商业机会，委员会将其描述为“制度性行贿”。该公司实施了一个所谓的“子女计划”，在香港、上海和纽约为中共高层的子女提供几十份工作。
其中之一是高珏，中共商务部部长高虎城的儿子。他刚刚从普渡大学毕业就在他父亲和摩根大通高管威廉·戴利的一次会面之后得到了一份工作。（戴利曾在比尔·克林顿政府担任商务部长，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来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幕僚长。）
高珏的求职面试成绩很差，但是得到了银行里一份令人羡慕的分析师职位。他经常在上班时间睡觉，不久就被评为一个“不成熟、不负责任、不可靠”的雇员。后来在一次公司大裁员期间，银行打算解雇他，他爸爸把该银行香港办事处主任方方请去吃饭，请求把他的儿子留下，并承诺让摩根大通在中国的业务“更进一步”。方方被说服了，在纽约的一位高管同意继续雇用高珏，尽管就连该高管自己的儿子都被解雇了。公事公办，高珏最终被解雇，后来他又找了几份金融方面的工作，最终进入了高盛集团。
当然，有很多人来自中国大陆，在美国金融界工作，能力极强，堪当重任，很多都是高管。方方就是一个例子。他在80年代从著名的清华大学毕业，然后在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1993年他在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任职，驻在纽约和香港。2001年，他开始在摩根大通工作，长达13年，职位升至中国投资银行业务首席执行官，驻在香港。在这期间他协调安排了很多中共高层的子女进入该银行工作，并且对某些中共高层的个人财务了如指掌。《纽约时报》把方方描述为掌握着“中共政商两界的深层关系网”。
虽然方方本人不是中共权贵，但是他与红色权贵交往甚密。《财富》杂志把他描写为“一位受媒体欢迎、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高管”。2011年，他在香港成立了华菁会，那是一个为在海外留学后返回香港的大陆精英的子女提供社交机会的俱乐部，被称作是“太子党俱乐部”和“中共太子党香港支部”。
对中共精英来说，通过安插大批太子党建立起与华尔街大佬们盘根错节的关系比为他们的孩子找工作更为重要。这是一种收集情报、施加影响的手段，因为他们的线人和代理人已经渗入到了美国权力的核心。
一家美国公司的整体运作会送回，交给在中国的某个爸爸或者叔叔，其中包括北美顶级富豪们的私生活、金融活动等机密情报。
原文Book Excerpt: ‘Hidden Hand: Expos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Reshaping the World’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版权所有：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马莱克‧奥尔伯格（Mareike Ohlberg）。获Optimum国际出版公司Toronto / Montreal 647 970 1973 Dean Baxendale许可，从《隐藏的手》中节选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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