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9日 星期二

奥巴马在世界联合国大会上说: 独裁者的倒台是不可遏制的趋势

奥巴马在世界联合国大会上说:

▼9月28日,世界联合国大会上,奥巴马说,全世界独裁者的倒台是不可遏制的趋势。“独裁者是不稳定的。今天的强人成为(激发)明日革命的火花。你可以 监禁你的反对者,但是你不能监禁思想。”他说,“你不能将谎言变成真理。不是美国支持的阴谋揭露了腐败、提高了全世界人民的期待;而是科技、社交媒体和世 界各地人民不可遏制的愿望令他们作出如何治理自己(国家的)选择。”网摘

2015年9月28日 星期一

最新政治段子集:“你国”叫法起源

【一组离奇的数字】1至7月,大陆公路完成货运量193.2亿吨,同比增长6.1%;1至7月,大陆货车累计产销165.79/166.34万辆, 同比下降17.07%/16.12%;1至7月,成品油消费量15,837万吨,其中柴油消费下降2.6%。货物一定是长腿自己在公路上走的?!
【你国、赵国】“你国”、“赵国”,这些指代中国的名词的出现,不仅是官民舆论场分化的明证,且还是民众鲜明的自我定位与决裂。不管当局怎么样把国家政府和中共混杂在一起试图蒙混过关,但民众是越来越清楚——你的国不是我的国。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迷药,很快就要失效了。
【“赵家人”定位】中国的另一别称,赵国。“赵家人”是既得利益者,实际掌权者的意思。赵家人定位:省部级官员、将军级军官及其家属、附庸。“精赵”,即精神赵家人,自认为能在执政集团的强势下能沾光的人。尤其用于嘲讽那些兴奋于军力强盛,望着国旗顶风流泪那种人。

【“你国”叫法起源】《走向共和》里有一段皇十二代打脸官四代:清朝灭亡前,袁世凯希望能够加快立宪步伐,否则“不知真立宪的时候,我大清还在不在”。结果醇亲王载沣和一群王公贵族嘲笑袁:“我大清?大清什么时候姓袁了。”此后,其他汉官包括张之洞立刻改口称“你大清”。
【纸牌屋】习近平访美首站西雅图,参加欢迎晚宴时演讲称,中国的反腐不是政治斗争,没有“纸牌屋”。 ——纸牌屋和你国政斗大戏比起来只能算是家庭伦理剧。
【生活大爆炸】习的演讲稿里提到我们没有什么纸牌屋,可是我们有生活大爆炸啊!
【300架飞机】美国:你们的人权......中共:来100架飞机!美国:还是不错的,你们的军力发展......中共:再来100架飞机!美国:也还是很透明的,你们在南海、东海.....中共:一共300架飞机!美国:理解理解,啥时候签合同?
【灵验得很】教皇昨天使用英语讲话,最后在“上帝保佑美国!”声中结束讲话.....于是,美国立马就收到了300架大单、五十亿美元的大豆合同,灵验得很......
【李嘉诚走对了】孔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如今各种讽刺,唾弃,攻击谩骂,似乎后悔没早清算李嘉诚似的。只说明,李嘉诚走对了,而且很及时。
【中 国人的生存现实】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可收到中国广播,中国人却收不到他们的。多数国家都可以观看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国人却看不到他们的。多数国家都可以浏览 中国的网站,在中国却浏览不到大多数国家的网站。这是中共建立的防火墙,每年要花几百亿。害怕人们知道真相,只有在信息封闭的环境中,才能实施“谎言变真 理”的阴谋。
【房奴、股民、彩民】中国房奴、中国股民、中国彩民,三者占其一者破财,占其二者倾家荡产,占其三者此生休矣。
【银行非让本人来】上午去银行取钱,看到大厅桌子上摆着贡品,烧着香,还有个挥舞木剑的黄袍道士,我就问旁边的大爷咋回事,大爷说:………哎,人死了,家人都不知道密码,银行非让本人来,这不正请呢嘛!
【经典问答】警察:你们整天在网上批评政府有用吗?网友:没用你找我干嘛?
【中国人的精神氛围】中国人的整个精神氛围,就是把你对生命的渴望拖垮,把你的精神拖弱,沆瀣一气。谁也逃不出来,让每个人都不觉得自己还活着,除了一些老油条,在油锅里被滚得又焦又硬,但已没有营养。
【司 法公正】今天的中国,政治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人们无法对权力进行问责,权力内部也缺乏制衡。法学人士若无视这一基本现实,大谈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那就完 全是自欺欺人。司法公正从来都不会眷顾那些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的人。实际上,在中国,无权无势的,时常会蒙冤送命;有权有势的,则常常被枉法开脱。
【西 方模式】百家访谈:“绝不照搬西方模式”。西方模式是什么?你们不敢说。西方模式是:①新闻自由,你们不敢搬,因为害怕人民监督。②官员财产公开,你们不 敢搬,因为害怕腐败曝光。③官员选举产生,你们不敢搬,因为害怕人民不选你。④司法独立,你们不敢搬,因为你们只想搞特权,害怕被审判!

2015年9月26日 星期六

蒋洁敏保姆拿蒋的护照仓皇出逃 震惊专案组

据《周永康与谷开来》一书披露,原中石油集团公司董事长蒋洁敏被调查,并非因刚刚落马数天的中石油系统内4名高管,而是蒋家的小保姆带着大包小包出逃,被监控蒋的中纪委人员误认为是受蒋的指使转移赃物。蒋的保姆被抓后,从其身上搜出了可到多国免签的蒋的护照,令中石油专案组的人非常震惊。

小保姆拿蒋的免签护照出逃

2013年8月26日、27日,中石油的四名时任高管: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昆仑能源董事会主席李华林,中石油股份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先后落马。
同年9月1日,上任不足半年的正部级的中共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原中石油集团公司董事长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成为中共“十八大”后第一名落马的正部级官员。
2013年10月,双丰出版社出版的《周永康与谷开来》一书披露,蒋洁敏被调查,并非是由于李华林等4人落马供出了蒋。那么短的时间,这4人连自己的问题能否交代清楚都成问题,何况刚进去的时候人都在适应期,对抗情绪一般都很强,这么短的时间内供出了蒋,然后被中纪委处理,这显然很勉强。
书中披露,蒋洁敏被“双规”很突然。他家的保姆发现蒋洁敏情绪不对头,天天在家唉声叹气,最后还悄悄预备了行装准备逃亡。与蒋洁敏有染的小保姆看到蒋企图逃走,而自己又不能跟随,这令她感到自己吃了亏,于是偷了蒋家的一些现金和女主人的金银首饰,借买菜的机会偷偷逃走。
可是小保姆根本不知道蒋家已在中纪委的严密监控之中,她带着大包小包逃走,被监控人员误认为是受到蒋的指使在转移罪证,结果在火车站被抓。
侦查人员从她身上搜出了几十万现金和外币,还有一本外国护照。小保姆交代,她发现男主人有十几本这样的东西,并不知道这是护照,只看见一些外国字和男主人的照片,就想拿一本做个纪念,将来也好在他人面前吹嘘曾在高干家里呆过。
保姆的交代让中石油专案组的人非常震惊,因为她持的是一本日本护照,这本护照可以免签进入很多国家。如果蒋洁敏手中还有其它的护照,那么他逃走就比较容易。如果他逃出国,到了东南亚或香港,再想抓他就如同大海捞针。

周永康曾给50多名高官发护照

蒋洁敏手握多本护照或并非空穴来风,据港媒此前披露,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合谋,从2009年至2011年12月伪造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准,搞了180多份护照,在党政军高层分发给50多名持有者,其中包括徐才厚和郭伯雄。
蒋洁敏是周永康的心腹,被指是周永康的大金库,曾为周永康之子周滨、周永康的小姨子输送巨额利益。也曾有报道中石油海外购买设备,周家在一笔交易上就获利8亿美元。
中共官方今年4月的起诉书称,蒋洁敏任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石油股份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总裁期间,受周永康之托为他人提供帮助等,致使中共“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令计划一家的共产主义生活

 邓林
共产主义好不好?“好”得很!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有可能实现。比如令计划一家,就疑似实现了共产主义。
令计划一家的共产主义生活,细节我等小民不怎么清楚,也没有可能搞清楚。令计划倒台后,网上曝出一些内幕,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令计划家里的藏玉,价值数亿,连他们家的电视墙,也是采用价值连城的翡翠精工雕刻而成。下图是大老虎令计划家若干堵翡翠电视墙的其中一堵。

也有说这是大老虎徐才厚家的电视墙。不管是谁家的电视墙,都是大老虎,徐才厚家有的,令计划家也差不到哪里,令计划家有的,徐才厚家也差不到哪里。
如此穷奢极欲的房子,主人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共产主义的评价指标是按需分配,对令计划而言,物质上的按需分配显然早就实现了。他的奢华生活,堪与西晋时代的石崇媲美。
除了物质上的按需分配,令计划还实现了其他方面的按需分配。比如令计划在万人瞩目的央视就有一个情人,是中央电视台时政新闻部副主任冯卓。令计划还有没有其他情人呢?根据大老虎周永康的情况推断,应该是有的。阿Q说,我看上谁就是谁;对令计划来说,这点小事,简直易如反掌。
关于令计划家的客厅和他在央视的情人,到目前为止都是网传,有可能是谣言。同样还是到目前为止,未见任何部门出面辟谣。而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所谓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下面的网传,还是如此。
网传令计划的老婆谷丽萍仅 在日本京都的豪宅就价值5亿美元,可见谷丽萍同志在物质上的按需分配也早就实现了。还是网传,央视著名的爱国贼芮成钢同志是谷丽萍的面首。谷丽萍还有没有 其他的面首呢?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令计划能够做到的事情,谷丽萍也能做到。如果谷丽萍实现了美色方面的按需分配,也在意料之中。
又是网传,令计划和谷丽萍的儿子令谷在日本京都也有价值5亿美元的豪宅,那么令谷同志在物质上的按需分配同样早就实现了。
2012 年3月18日凌晨4时左右,北京,一辆法拉利跑车由西向东行驶至北四环保福寺桥东南角时,突然撞到桥体南侧的墙壁上,随后又撞向北侧护栏。车上包括司机在 内共有3人,一男两女,全部被远远地甩出车外。事故造成1人当场死亡,两人重伤。当场死亡的人,正是令计划的公子令谷;重伤的是两位年轻貌美的藏族女子, 一人赤身裸体,另一人几乎半裸,分别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扎西卓玛,以及一位享有声誉的活佛之女杨吉。出事的法拉利跑车,价值人民币560万元。一 男二女在车上干什么呢?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坐拥5亿美元豪宅,开560万元人民币跑车,至少两个美女伺候,令谷同学早就到达了共产主义的彼岸。我敢断言,即使中国有一天实现了共产主义,也绝不可能人人都住5亿美元豪宅,开560万元人民币跑车。哪怕是多数人住5亿美元豪宅,开560万元人民币跑车,也不可能。
令计划一家,不但到达了共产主义的彼岸,而且远远超越了共产主义的彼岸。如果有人不让他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们一定不会答应。

--转自作者博客

黄冰楠: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最恨爱国主义

做梦都想不到,我们这边厢高举爱国主义旗号的,大都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拥护共产主义的同时,大举爱国主义的旗号。可笑的是,打从共产主义这东东产生以来,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实就一直是痛恨爱国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第三位导师列宁,甚至干脆把爱国主义称作为“市侩民族主义”,甚至还把爱国主义者骂作“共产主义的叛徒”。
有意思吧?更有意思的是,共产主义的 第一位第二位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坚决反对这个玩意的。最显然的是,他们联合写作的那本小册子《共产党宣言》中,开篇扉页上就公开宣称:“全世界无产 者,联合起来!”而在其内容中,也对国家这个直到今天还仍然存在的政治形式、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不客气地要宣称让它解体,促进它灭亡。
几乎每个懂得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清楚这句话:“工人阶级无祖国。”这是谁说的?哈哈,对不起,这是共产主义者的老祖宗马克思说的。没有祖国的人,何谈爱国主义?换句话说,大谈爱国主义的人,就肯定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应该是什么呢?
其实就应该是列宁同志所言的:要么是些市侩,要么是些叛徒。
其实,列宁对爱国主义的痛恨,简直到了骨子里,他甚至破口大骂爱国主义是个什么东西:“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为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要坚决否定爱国主义呢?这要从两个方面谈起。
一 是理论上的逻辑,决定了共产主义者肯定跟爱国主义格格不入的。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从康帕拉的《太阳城》到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概念中 发展过来的,而《太阳城》和《乌托邦》都虚构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等级、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因此,共产主义概念中,就必然要反对以国家为壁垒 的传统社会组织方式,也因此,就理所当然地反对以保护国家、爱护国家为中心思想的“爱国主义”了。所以,共产主义者的导师们一定要让信徒们坚决走出“国 家”这个传统的狭隘圈子,建设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世界的。特别是这个“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列宁的理论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二 是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形成的结果,导致爱国主义臭了大街。我们知道,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成立了第二国际,建设起来了继第一国际失败之后的新的国际主义的无 产阶级国际性组织。那时正值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社会矛盾剧烈,社会冲突不断,第二国际成立之后,因为推行“工人阶级无祖国”的概念,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在国 际上风起云涌,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里兴风作浪,工人运动不断,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此,老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就 不断地推出“爱国主义”这个破旗,来分化、瓦解第二国际的工人运动。
列宁本人就身处在第二国际的实践中。他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如何用 “爱国主义”这条破旗成功分化、瓦解第二国际的“国际共运党派和人士”的。正因为人都具有生存的现实性和利益性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走向,在资本主义国家统治 阶层的努力下,第二国际土崩瓦解,纷纷倒戈投向自己的国家里,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摇旗呐喊,并跟随支持、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 被列宁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所痛恨的口号,正是发动大战的参与国统治阶层所高举的“爱国主义”破旗。
就这样,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运动实践,共 产主义者都是激烈排斥爱国主义的。换句话说,假如你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一定会信奉国际主义的,而一定要反对爱国主义的,否则,你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 主义者的。——除非,你把你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统统大骂一通,并进行彻底否定,才行的。可这样一来,你连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都否定了,还怎么谈共产主 义呢?
但这里也有个小问题需要澄清:为何后来的斯大林、老毛这些坚称自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人——并且还被那些信奉共产主义的人奉若导师——,却大搞起来“爱国主义”这条破旗呢?
其实无他,只不过说明,他们二人是个冒牌的共产主义者罢了。要知道,纳粹当年也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呢。

2015年9月25日 星期五

打倒习近平!《纽约时报》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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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与群众交谈。
北京——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爆发时,他还是个身材瘦小的13岁少年,说起话来语气温和,热爱古典诗词。两年后,在武斗成风的红卫兵肆虐的北京城里漂泊沉浮的过程中,习近平变得坚强起来,成了一个在逆境中生存的斗士。
他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高官,早几年遭到清洗,被抓了起来,而且遭到反复殴打。学生造反派洗劫了他的家,强迫他们离开。他的一个姐姐在动乱中死 去。这位未来的中国国家主席作为反革命分子在众人面前游街并被自己的母亲谴责,还差一点被投进一个关押党内高层失足子女的少管所。
现年62岁的习近平本周正在美国访问。他展现出一名成熟政治家的风范,泰然自若地在西雅图和美国资本家亲切交谈,周五还会在白宫出席专门为他举办的 国宴。但他首次接受政治洗礼却是在中国首都的街头,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最为动荡的年代,在毛泽东号召学生们“炮打司令部”的时候。
“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习近平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回忆道。他很少讲到自己年少时在北京的经历,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我“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
习近平经常谈起他在文革后期下乡生活了七年。周二在西雅图发表讲话时,他也再度提及。那段经历被描述成一段鼓舞人心的故事:城里的男孩发现中国农村普通人生活艰难,决心努力改变这一状况。
然而,习近平一直很少公开谈及他在1966年到1968年间文革伊始那段动荡时期的经历,与他关系密切的同辈人也拒绝向外国记者吐露。
不过,通过这些人和习近平的家人撰写的回忆文章,可以非常生动地勾勒出,一个在中共特权的襁褓中长大的、充满书生气的羞涩少年,在那场毛泽东决意使大众将矛头指向当权派而发起的动乱中,是如何经受考验并发生改变的。
习近平的转变始于在八一学校上初一的时候。那是一所主要接收党内和部队高干子弟的寄宿学校,与外界隔绝。文革造反派让八一学校停课后,习近平转到了第二十五中。根据二十五中校友会执行会长钱佩珍的说法,当时那里充满了对党内高层的不满情绪。
不过,因为文革中社会体系崩塌,习近平像很多青少年一样,很少上课。从家里逃出来以后,他和母亲以及兄弟姐妹搬到了中央党校。“我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一个很不正常的环境下,”习近平在八一学校的同学李小兵在校友会网页上发布的一则采访视频中回忆道。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发动的清洗运动、狂热和群众冲突,在他之后继任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身上都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但习近平有些与众不同,他是第一位从红 卫兵——毛泽东的奇袭队——那一代成长起来的党的领导人,而且在踏上通往权力的长路之前,他曾经跌得那么重,从一名中共高干子弟,沦为失势政治人物无依无 靠的子女。
习近平的一些批评者认为,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为他如今的专制作风提供了注解。但那个时期对习近平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更为复杂,研究文革及其遗产的牛津大学教授蓝梦林(Patricia M. Thornton)表示。
她说,习近平那一代人崇敬毛泽东,但他的家庭因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暴力而遭受磨难,而且习近平的观念源于精英主义者对文革动乱的排斥。
“习近平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两面,他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我想这也是原因之一,”她说,“但也让他难以被外界读懂。”
与一些精英背景出身的年轻人不同,习近平没有转而敌视中共或毛泽东,而是学会了推崇严格的秩序、厌恶对等级体系的挑战,长期研究文革的历史学者宋永毅表示。宋永毅在洛杉矶一所高校担任图书馆员。
“在毛泽东统治下,他受了很多苦,”宋永毅说,“但我认为这一点实际上强化了他的一种信念,即‘红色子弟’,也就是中共精英的后代,赢得了继承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的权利。”
在八一学校,习近平和其他学生背负着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模范公仆的期望。“我们带着学生去掏茅房,大家干得都挺好的,”之前在八一学校任教的唐毓华在接受该校校友会采访时说。“干部子弟听话。”
据习近平在八一学校时的老师陈秋影回忆,当时他是一个勤奋多思、周到礼貌的少年,喜欢中国古诗人杜甫。他性格“稳重、仁厚”,陈秋影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讲道。
但文革开始后,习近平和他的兄弟姐妹变成了容易遭受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们的父亲,当时的副总理、革命元老习仲勋在四年前已经被打倒。他失去了自己的职位,被下放到位于中国中部的一家工厂工作,而他的妻子齐心则保住了自己的党内职位,依然留在北京。
毛泽东在1966年8月发出清洗中国社会中意识形态敌人和叛徒的号召,率先响应这一号召的红卫兵有很多都是干部子弟。但习近平不能加入,因为他太小,而且也因为父亲被打倒而有了政治污点。
相反,他成为被虐待的对象,陈秋影说。
“他曾跟我讲起过一件事,有个作风很差的小学体育老师,在文革武斗之风兴起时欺负他,”她说。她还记得,那名体育老师嘲笑他是“黑帮子女”,黑帮是当时对被打倒官员的称呼。
激进分子指责八一学校的学生背叛毛泽东,因为他们为其父母和自己享受的特权辩解。一份由红卫兵出版的期刊将这个学校描述为“高干子弟养尊处优的摇篮”,说它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温床”。
在那个年代,暴力行为受到鼓励,波及甚广。中国共产党1980年发布的估算数字显示,在1966年8月和9月,整个北京有将近1800人死于迫害。
习近平失去了姐姐习和平。她是习仲勋在头一次婚姻中的长女。官方说法是她被“迫害致死”,没有给出细节。不过与党内高层熟识的一名历史学者表示,她可能是在胁迫之下自杀的,与当年被红卫兵揪出来的许多人一样。这名学者要求不具名。
当时,习近平的父亲已被发配去了中部的一家工厂,后来又被红卫兵抓到了西北的西安市。在那里,他被拉上一辆卡车游街,遭到殴打和批斗,荒谬地受到在家中使用秘密电台暗中通敌的指控。
随着文化大革命陷入混乱,习近平学会了保护自己。
“我们在班上是最‘黑’的了,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习近平在二十五中的同学聂卫平回忆道。“不敢沾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聂卫平的父亲当时也被打倒了。
一天,聂卫平、习近平和父亲同样被打倒的十几岁的刘卫平三人与一大群人一起在学校礼堂外遭到激进红卫兵的突然袭击。“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聂卫平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表示。
“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他说,“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被打成脑震荡。”
在2000年发表的那篇访谈中,还是省级官员的习近平回忆自己当年因为不甘受欺负而被造反派揪出来,“都以为我是头,”他说。
“他们说,你觉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说,你给我估计估计,够不够枪毙?他们说,枪毙够100次了。我想100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100次了还怕什么?”习近平称。
“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他还说。
与习近平父亲熟识的杨屏曾援引与他们一家的谈话。有一次,习近平和五个成人一起被造反派拉去批斗会。他被迫戴着一顶铁制高帽子,只好用两只手吃力地托着。
“不得不参加批斗会的妈妈就坐在台下,”杨屏写道。“台上喊‘打倒习近平’时,妈妈被迫举手,跟着大家喊口号。”
到了1968年底,习近平的反抗之举已足以让上面下令把他送去被打倒的官员子女待的少管所。不过,毛主席不久之后发出指示,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使他免去了遭到关押的命运。
直到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一家人团聚,他才再次见到父亲。
在多年的隔绝和拷打之下,习仲勋受到重创,有些糊涂。“看着两个长大了的儿子,竟然完全不认识了,”其父传记出版时,发表的一篇采访了习近平的文章如是说。父亲流下了泪,习近平递了一支烟。
“他就问我,你怎么也抽烟了?”习近平谈到。“我说,‘思想上苦闷,这些年,我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抽烟我批准了。’”

2015年9月24日 星期四

南蒙古时事评论: 内蒙古独立和自治

南蒙古时事评论: 内蒙古独立和自治: ..

 清朝建立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之后,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对其上层甚为优礼。为了能后控制这个有过辉煌历史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联姻、分封和大力推行黄教就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联姻,使得蒙古上层贵族和清朝皇族成为了“一家人”,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满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达32人,而蒙古贵族女子嫁入满清皇室的也很多,
就皇太极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可以在家里解决。分封,使得曾经拥有强大武力的蒙古贵族们,所统领的百姓和领土越分越
小,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如内蒙古原三大部被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为八十六旗,卫拉特蒙古分为34旗,青海蒙古分为26旗。而推广黄教,则
使蒙古人的好战、善战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尽,而人口也无法得到增长,甚至出现锐减。 



但是,清朝对于内蒙古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宠信。在蒙古各旗当中,只有内蒙古各旗的扎萨克拥有统帅兵丁之权,并且各旗事务均由扎萨克自行处理。  



相对于清朝对外蒙古的横征暴敛,对于内蒙古则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按照清朝有关蒙古赋役的条文规定,内蒙古只需供应少量的战马、汤羊、乳酒、石青等物,虽然也要承担一些守卡、驿递等劳役,但相对负担较轻。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



另外,对于天灾,清廷还进行慷慨的赈济,规定蒙古但凡遇到重大天灾,都要调拨大量的米粮、皮裘、牲畜、毡房、银两给予救济。除此之外,对于内蒙古,清廷还
实行养赡制度,《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优恤〉》记载,在荒年岁月:“先察明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
给牛三头,羊十只,每贫人给牛二头,羊十只。”如本地无力养赡,由“盟内等共出牛羊协济养赡。设若连年饥馑,该盟内力乏不能养济,可申报理藩院遣官查勘,
发布赈济。



这样的优厚待遇,使得内蒙古地区很快摆脱了清初因为战乱而经济凋敝的状况。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在康熙三十五年时,“进边口,于沿途见蒙古生计,阿
巴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鄂尔多斯地区“见其人多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矩,各旗县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
全,牲畜繁盛,较它蒙古殷富,围猎娴熟,稚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宜。”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无论是上层王公,还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荡”,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样对于清廷素怀二心的。



康乾盛世过去之后,清朝迅速向衰世滑落,内蒙古地区也一损俱损的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结束了。<BR>  
因为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清廷对于王公们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开荒。然而,在嘉庆、道光两朝发生的川陕白莲教、回民起义波及到蒙古
地区时,蒙古各旗兵勇表现的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使得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鸦片战争爆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国库空虚。于是清廷于
1840年对蒙古地区开禁,在木兰围场(锡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垦,分片出卖草原,换取饷银。



其实虽然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的禁垦推行的甚为严厉,但在乾隆中期以后,“违禁出关”“违禁开垦”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达到了“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
万计”(《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属于民间自发,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会典》记载,当农耕和牧业发生冲突时,清廷是要保护牧民利
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而流民垦荒也应和了蒙古地区需要
农业的要求。但到政府开禁,性质便全然不同,规模巨大,且毫无限制,与牧民争夺土地,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垦运动,原本相安无事的满蒙、蒙汉民族之间,开始
出现了裂痕。



当然,这些摩擦和裂痕还不足以让内蒙古对于清朝产生离心力,各王公还是对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岌岌可危的时候,内蒙古各王公并没有如外蒙古王公一样谋求独立,而是力图延续清朝的寿命。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
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
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
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
“蒙古王公联合会”(勃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
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
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请愿书,其中写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
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
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以便于 “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
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BR>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
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专制;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而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虽然也讲民主、民
权,但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孙中山全
集》第一卷版),因此“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
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
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
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
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
王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BR>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
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
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
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
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
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
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
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
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
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
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
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



然而,在驻京蒙古王公表示对共和“敬谨遵旨,决不反对”的时候,外蒙古独立政府对于内蒙古各王公散发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们能够响应独立运动。并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



在这样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
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
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



当然,内蒙古王公不仅仅是对于外蒙古独立的支持,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
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
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
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
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
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蒙古独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
差别。<BR>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
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
超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
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
蒙古独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
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
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
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
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蒙古独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
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
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
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发,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



清朝建立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之后,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对其上层甚为优礼。为了能后控制这个有过辉煌历史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联姻、分封和大力推行黄教就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联姻,使得蒙古上层贵族和清朝皇族成为了“一家人”,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满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达32人,而蒙古贵族女子嫁入满清皇室的也很多,
就皇太极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可以在家里解决。分封,使得曾经拥有强大武力的蒙古贵族们,所统领的百姓和领土越分越
小,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如内蒙古原三大部被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为八十六旗,卫拉特蒙古分为34旗,青海蒙古分为26旗。而推广黄教,则
使蒙古人的好战、善战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尽,而人口也无法得到增长,甚至出现锐减。



但是,清朝对于内蒙古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宠信。在蒙古各旗当中,只有内蒙古各旗的扎萨克拥有统帅兵丁之权,并且各旗事务均由扎萨克自行处理。



相对于清朝对外蒙古的横征暴敛,对于内蒙古则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按照清朝有关蒙古赋役的条文规定,内蒙古只需供应少量的战马、汤羊、乳酒、石青等物,虽
然也要承担一些守卡、驿递等劳役,但相对负担较轻。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另外,对于天灾,清廷还进行慷慨的赈济,规定蒙古但凡遇
到重大天灾,都要调拨大量的米粮、皮裘、牲畜、毡房、银两给予救济。除此之外,对于内蒙古,清廷还实行养赡制度,《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优恤〉》记
载,在荒年岁月:“先察明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给牛三头,羊十只,每贫人给牛二头,羊十只。”如本地
无力养赡,由“盟内等共出牛羊协济养赡。设若连年饥馑,该盟内力乏不能养济,可申报理藩院遣官查勘,发布赈济。



这样的优厚待遇,使得内蒙古地区很快摆脱了清初因为战乱而经济凋敝的状况。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在康熙三十五年时,“进边口,于沿途见蒙古生计,阿
巴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鄂尔多斯地区“见其人多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矩,各旗县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
全,牲畜繁盛,较它蒙古殷富,围猎娴熟,稚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宜。”<BR>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无论是上层王公,还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荡”,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样对于清廷素怀二心的。<BR>  而在
康乾盛世过去之后,清朝迅速向衰世滑落,内蒙古地区也一损俱损的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结束了。



因为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清廷对于王公们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开荒。然而,在嘉庆、道光两朝发生的川陕白莲教、回民起义波及到蒙古
地区时,蒙古各旗兵勇表现的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使得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鸦片战争爆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国库空虚。于是清廷于
1840年对蒙古地区开禁,在木兰围场(锡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垦,分片出卖草原,换取饷银。



其实虽然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的禁垦推行的甚为严厉,但在乾隆中期以后,“违禁出关”“违禁开垦”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达到了“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
万计”(《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属于民间自发,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会典》记载,当农耕和牧业发生冲突时,清廷是要保护牧民利
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而流民垦荒也应和了蒙古地区需要
农业的要求。但到政府开禁,性质便全然不同,规模巨大,且毫无限制,与牧民争夺土地,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垦运动,原本相安无事的满蒙、蒙汉民族之间,开始
出现了裂痕。<BR>  
当然,这些摩擦和裂痕还不足以让内蒙古对于清朝产生离心力,各王公还是对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岌岌可危的时候,内蒙古各王公并没有如外蒙古
王公一样谋求独立,而是力图延续清朝的寿命。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
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
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
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
“蒙古王公联合会”(勃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
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
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请愿书,其中写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
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
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以便于 “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
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BR>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
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专制;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而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虽然也讲民主、民
权,但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孙中山全
集》第一卷版),因此“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
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
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
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
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
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BR>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
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
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
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
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
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
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
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
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
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
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
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BR>  
然而,在驻京蒙古王公表示对共和“敬谨遵旨,决不反对”的时候,外蒙古独立政府对于内蒙古各王公散发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们能够响应独立运动。并颁布《致
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



 在这样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在这三十五个旗中,
“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
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



当然,内蒙古王公不仅仅是对于外蒙古独立的支持,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



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

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
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
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
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蒙古独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别。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
超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
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

  

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古独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
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
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
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
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
果。

  

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蒙古独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
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
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
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发,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

躥訪美國,習近平如過街老鼠留学生引开示威者 「掩护习大大小路离开」

中国茉莉花革命: 留学生引开示威者 「掩护习大大小路离开」



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一行乘坐的国航747飞机,当地时间周二降落在毗邻波音公司大规模厂房、位于西雅图市以北40公里的佩因机场,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Jay Inslee
等到机场迎接。此前,号称将如影随行抗议的法轮功成员及海外民运等异议人士,在西雅图拉横额抗议习近平到访。为保证习近平车队不受影响,受中国领事馆指派
的留学生欢迎队伍,故意在路边大造声势吸引抗议人士,以「声东击西」方式让习近平车队避开抗议人群,驶出机场。而位于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
Newseum),昨日亦挂出条幅,抗议中国人权问题。
习近平当地时间周四将抵达华盛顿,当地的新闻博物馆挂起「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等中文横额,呼吁习近平尊重人权、女权及新闻自由等。
领馆安排 「声东击西」
在通往西雅图市中心的道路两旁,由中方领事馆组织的留美学生及当地华人华侨的欢迎队伍,手持中国国旗及如「习主席您好」、「清华校友欢迎习近平学长」等标语,与抗议人士打对台。据悉,这是中方事先安排的「声东击西」策略,其中一名欢迎人士在WeChat承认,「我们好大的迎接声势,成功地迷惑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法轮功抗议者们,成功掩护了习大大的车队从安静的小路安全离开机场」。
在市中心,包括法轮功、海外民运人士等数百名示威者,在习近平即将发表演说的威斯汀酒店(Westin Hotel)外挥舞标语、擂鼓抗议。习近平车队驶过时,示威者拉起「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释放维权律师」等横额,亦有人挥舞藏独的雪山狮子旗。
与此同时,位于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醒目地挂出大大的条幅,写着「开放报禁,新闻自由」及「请中国政府尊重人权」,敦促中国政府正视人权、自由与民主的问题。
香港 明报

習近平是专制统治者,世界人民都知道

零八宪章: 习近平在西雅图访问林肯高中遭到美国学生抗议



 习近平在西雅图访问林肯高中遭到美国学生抗议



博讯获悉,9月23日,在美国访问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访问林肯高中,却遭到该校的美国学生抗议,习近平只敢接见在此高中读书的中国学生。
    
夏业良:提前到达Tocoma林肯中学,越南裔美国人的抗议队伍在呼喊口号。
    
王军涛:习近平今天要访问的高中坐落在一个当年逃难越共占领的越南难民的居住地。一大早越南人就在这里抗议。



王军涛:得知我们抗议习近平,一位黑人朋友拿来几块纸板写标语。夏业良向他介绍习近平压制人权的问题。他说他看到新闻了,习是专制统治者。看来,这里的各族民众都不欢迎习近平。
    
王军涛:习近平还没到,主要路口的四个角都是抗议的人。
    
王军涛:李进进和夏业良在向林肯高中学生演讲:习近平是个说谎者;他昨天说他喜欢美国国父的建国著作,但他是人权和民主的敌人。 



王军涛:在反对者的影响下,课间休息的林肯高中学生与抗议者一起抗议 



王军涛:习近平在林肯高中将面对觉醒的美国青年!这些学生接过抗议者的各种工具

2015年9月22日 星期二

在艰难维持六十多年后,今天的中共已经走到即将崩溃解体的边缘,中国大陆各地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递增,规模惊人,就连中共党内高层也不再讳言〝亡党〞这个话题。而据港媒的报导称,湖南前不久发生的一起千余狱警维权示威事件,对习近平震动极大,以至于〝几天吃不下饭〞。显示〝亡党〞危机的爆发,或以迫在眉睫。




由于楼盘烂尾9年,超千余狱警、职工到市政府集体请愿示威,遭警察武警殴打。(网络图片)


多年来,大陆不断出现规模不等的民众街头维权示威事件,最终大多均遭到警方的暴力驱散或镇压而收场。今年6月,湖南岳阳市出人意料上演了一幕〝以警制警〞的镇压请愿者场面,据说震动高层。

据媒体报导,岳阳监狱经适房金泰滨城项目迄今已烂尾9年,有超过千名狱警缴纳总额4亿元人民币的购房款后,至今仍未能收楼。他们在多次维权无果下,于当月24日到湖南省政府维权,却遭到大批公安、武警镇压,网传有多人被打伤。

消息说,烂尾9年的岳阳经适房项目,是岳阳监狱全体干警职工改善住房条件的民生工程,却因烂尾9年来未能交楼,期间引发多次狱警维权抗议。有人指出该涉及5亿元的工程项目何以交予一个毫无建设经验、没有相关资格的开发商,质疑当中涉及行贿受贿的情况。

在开发商、湖南省司法厅厅长未有履行承诺下,已缴纳购房款的狱警职工于6月24日到省政府维权上访,跪求真相,要求发还血汗钱,但最终却被警员、武警暴力殴打。

香港《动向》杂志引述北京知情人士的说法称,该事件被上报导中共中央后,习近平大为震动,以至于〝好几天吃不下饭〞。个中原因在于,中共法律规定警察不允许罢工及示威,岳阳狱警的集体请愿示威事件,首开警察系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先河,显示中共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已然尖锐到渗透维稳机制本身。

早 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发生的群体事件数量逐年上升。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为0.87万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 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至2008年以前超过12万起。《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估计,仅2010年中国 就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中共社会科学院的《2013年蓝皮书》亦被迫承认,中国每年群体性事件〝可能多达10万余起〞。也有消息指出中国 每年群体性事件多达20余万起。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发布的《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中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两个重要特 征,一是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数量众多,人群组成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在该区域内处于较领先的位置。二是城镇居民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占51.1%,稍高于农村居民 46.7%,数据显示当前社会矛盾正在由农村向城镇转移。

分析指,湖南狱警事件表明,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已经出现由过去的普通民众转变为暴力机关成员的迹象,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表明中共赖以维稳的暴力机构,反倒可能成为威胁中共统治的利器。

7月,《争鸣》杂志曾报导披露,中共政治局举行了历时两天的扩大生活会,会上发放了一份关于党组建设和对党员干部巡视、考察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毫不隐讳罗列了中共〝亡党〞的六大危机,并指局部政治、社会危机已经处于爆发、蔓延、恶化状态。六大危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显示体制腐败带来的吏治腐败已经无葯可医。

消息说,习近平在该次会议讲话中罕见指出:〝要勇于面对严峻事实,承认、接受党蜕化变质走上亡党毁国危机的事实。〞 - See more at: http://cn.ntdtv.com/xtr/gb/2015/09/23/a1225395.html#sthash.lFT0CzUL.dpuf
在艰难维持六十多年后,今天的中共已经走到即将崩溃解体的边缘,中国大陆各地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递增,规模惊人,就连中共党内高层也不再讳言〝亡党〞这个话题。而据港媒的报导称,湖南前不久发生的一起千余狱警维权示威事件,对习近平震动极大,以至于〝几天吃不下饭〞。显示〝亡党〞危机的爆发,或以迫在眉睫。




由于楼盘烂尾9年,超千余狱警、职工到市政府集体请愿示威,遭警察武警殴打。(网络图片)


多年来,大陆不断出现规模不等的民众街头维权示威事件,最终大多均遭到警方的暴力驱散或镇压而收场。今年6月,湖南岳阳市出人意料上演了一幕〝以警制警〞的镇压请愿者场面,据说震动高层。

据媒体报导,岳阳监狱经适房金泰滨城项目迄今已烂尾9年,有超过千名狱警缴纳总额4亿元人民币的购房款后,至今仍未能收楼。他们在多次维权无果下,于当月24日到湖南省政府维权,却遭到大批公安、武警镇压,网传有多人被打伤。

消息说,烂尾9年的岳阳经适房项目,是岳阳监狱全体干警职工改善住房条件的民生工程,却因烂尾9年来未能交楼,期间引发多次狱警维权抗议。有人指出该涉及5亿元的工程项目何以交予一个毫无建设经验、没有相关资格的开发商,质疑当中涉及行贿受贿的情况。

在开发商、湖南省司法厅厅长未有履行承诺下,已缴纳购房款的狱警职工于6月24日到省政府维权上访,跪求真相,要求发还血汗钱,但最终却被警员、武警暴力殴打。

香港《动向》杂志引述北京知情人士的说法称,该事件被上报导中共中央后,习近平大为震动,以至于〝好几天吃不下饭〞。个中原因在于,中共法律规定警察不允许罢工及示威,岳阳狱警的集体请愿示威事件,首开警察系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先河,显示中共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已然尖锐到渗透维稳机制本身。

早 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发生的群体事件数量逐年上升。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为0.87万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 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至2008年以前超过12万起。《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估计,仅2010年中国 就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中共社会科学院的《2013年蓝皮书》亦被迫承认,中国每年群体性事件〝可能多达10万余起〞。也有消息指出中国 每年群体性事件多达20余万起。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发布的《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中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两个重要特 征,一是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数量众多,人群组成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在该区域内处于较领先的位置。二是城镇居民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占51.1%,稍高于农村居民 46.7%,数据显示当前社会矛盾正在由农村向城镇转移。

分析指,湖南狱警事件表明,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已经出现由过去的普通民众转变为暴力机关成员的迹象,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表明中共赖以维稳的暴力机构,反倒可能成为威胁中共统治的利器。

7月,《争鸣》杂志曾报导披露,中共政治局举行了历时两天的扩大生活会,会上发放了一份关于党组建设和对党员干部巡视、考察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毫不隐讳罗列了中共〝亡党〞的六大危机,并指局部政治、社会危机已经处于爆发、蔓延、恶化状态。六大危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显示体制腐败带来的吏治腐败已经无葯可医。

消息说,习近平在该次会议讲话中罕见指出:〝要勇于面对严峻事实,承认、接受党蜕化变质走上亡党毁国危机的事实。〞 - See more at: http://cn.ntdtv.com/xtr/gb/2015/09/23/a1225395.html#sthash.lFT0CzUL.d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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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楼盘烂尾9年,超千余狱警、职工到市政府集体请愿示威,遭警察武警殴打。(网络图片)


多年来,大陆不断出现规模不等的民众街头维权示威事件,最终大多均遭到警方的暴力驱散或镇压而收场。今年6月,湖南岳阳市出人意料上演了一幕〝以警制警〞的镇压请愿者场面,据说震动高层。

据媒体报导,岳阳监狱经适房金泰滨城项目迄今已烂尾9年,有超过千名狱警缴纳总额4亿元人民币的购房款后,至今仍未能收楼。他们在多次维权无果下,于当月24日到湖南省政府维权,却遭到大批公安、武警镇压,网传有多人被打伤。

消息说,烂尾9年的岳阳经适房项目,是岳阳监狱全体干警职工改善住房条件的民生工程,却因烂尾9年来未能交楼,期间引发多次狱警维权抗议。有人指出该涉及5亿元的工程项目何以交予一个毫无建设经验、没有相关资格的开发商,质疑当中涉及行贿受贿的情况。

在开发商、湖南省司法厅厅长未有履行承诺下,已缴纳购房款的狱警职工于6月24日到省政府维权上访,跪求真相,要求发还血汗钱,但最终却被警员、武警暴力殴打。

香港《动向》杂志引述北京知情人士的说法称,该事件被上报导中共中央后,习近平大为震动,以至于〝好几天吃不下饭〞。个中原因在于,中共法律规定警察不允许罢工及示威,岳阳狱警的集体请愿示威事件,首开警察系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先河,显示中共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已然尖锐到渗透维稳机制本身。

早 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发生的群体事件数量逐年上升。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为0.87万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 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至2008年以前超过12万起。《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估计,仅2010年中国 就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中共社会科学院的《2013年蓝皮书》亦被迫承认,中国每年群体性事件〝可能多达10万余起〞。也有消息指出中国 每年群体性事件多达20余万起。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发布的《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中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两个重要特 征,一是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数量众多,人群组成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在该区域内处于较领先的位置。二是城镇居民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占51.1%,稍高于农村居民 46.7%,数据显示当前社会矛盾正在由农村向城镇转移。

分析指,湖南狱警事件表明,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已经出现由过去的普通民众转变为暴力机关成员的迹象,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表明中共赖以维稳的暴力机构,反倒可能成为威胁中共统治的利器。

7月,《争鸣》杂志曾报导披露,中共政治局举行了历时两天的扩大生活会,会上发放了一份关于党组建设和对党员干部巡视、考察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毫不隐讳罗列了中共〝亡党〞的六大危机,并指局部政治、社会危机已经处于爆发、蔓延、恶化状态。六大危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显示体制腐败带来的吏治腐败已经无葯可医。

消息说,习近平在该次会议讲话中罕见指出:〝要勇于面对严峻事实,承认、接受党蜕化变质走上亡党毁国危机的事实。〞 - See more at: http://cn.ntdtv.com/xtr/gb/2015/09/23/a1225395.html#sthash.lFT0CzUL.d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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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楼盘烂尾9年,超千余狱警、职工到市政府集体请愿示威,遭警察武警殴打。(网络图片)


多年来,大陆不断出现规模不等的民众街头维权示威事件,最终大多均遭到警方的暴力驱散或镇压而收场。今年6月,湖南岳阳市出人意料上演了一幕〝以警制警〞的镇压请愿者场面,据说震动高层。

据媒体报导,岳阳监狱经适房金泰滨城项目迄今已烂尾9年,有超过千名狱警缴纳总额4亿元人民币的购房款后,至今仍未能收楼。他们在多次维权无果下,于当月24日到湖南省政府维权,却遭到大批公安、武警镇压,网传有多人被打伤。

消息说,烂尾9年的岳阳经适房项目,是岳阳监狱全体干警职工改善住房条件的民生工程,却因烂尾9年来未能交楼,期间引发多次狱警维权抗议。有人指出该涉及5亿元的工程项目何以交予一个毫无建设经验、没有相关资格的开发商,质疑当中涉及行贿受贿的情况。

在开发商、湖南省司法厅厅长未有履行承诺下,已缴纳购房款的狱警职工于6月24日到省政府维权上访,跪求真相,要求发还血汗钱,但最终却被警员、武警暴力殴打。

香港《动向》杂志引述北京知情人士的说法称,该事件被上报导中共中央后,习近平大为震动,以至于〝好几天吃不下饭〞。个中原因在于,中共法律规定警察不允许罢工及示威,岳阳狱警的集体请愿示威事件,首开警察系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先河,显示中共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已然尖锐到渗透维稳机制本身。

早 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发生的群体事件数量逐年上升。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为0.87万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 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至2008年以前超过12万起。《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估计,仅2010年中国 就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中共社会科学院的《2013年蓝皮书》亦被迫承认,中国每年群体性事件〝可能多达10万余起〞。也有消息指出中国 每年群体性事件多达20余万起。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发布的《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中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两个重要特 征,一是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数量众多,人群组成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在该区域内处于较领先的位置。二是城镇居民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占51.1%,稍高于农村居民 46.7%,数据显示当前社会矛盾正在由农村向城镇转移。

分析指,湖南狱警事件表明,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已经出现由过去的普通民众转变为暴力机关成员的迹象,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表明中共赖以维稳的暴力机构,反倒可能成为威胁中共统治的利器。

7月,《争鸣》杂志曾报导披露,中共政治局举行了历时两天的扩大生活会,会上发放了一份关于党组建设和对党员干部巡视、考察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毫不隐讳罗列了中共〝亡党〞的六大危机,并指局部政治、社会危机已经处于爆发、蔓延、恶化状态。六大危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显示体制腐败带来的吏治腐败已经无葯可医。

消息说,习近平在该次会议讲话中罕见指出:〝要勇于面对严峻事实,承认、接受党蜕化变质走上亡党毁国危机的事实。〞 - See more at: http://cn.ntdtv.com/xtr/gb/2015/09/23/a1225395.html#sthash.lFT0CzUL.dpuf

公民彭佩玉因发表《讨习檄文》被警方带走

公民彭佩玉因发表《讨习檄文》被警方带走

  博讯报道(9月21日),据悉,公民彭佩玉(彭松华)18601578064今晚在无锡徐霞客镇 璜塘工业园区新仁路1号新仁科技公司被警方带走。带走原因怀疑是几天前他发表了(讨习檄文)。
    


    附:彭佩玉:讨习檄文
   
     凡我有汉之文,同戴昊天,日月贞明,草木含章,独生民蚁浅,尔来五千有余载。
   
     自赤孽篡政,白骨森然。百家噤口,匹夫卖弄春风,天下汹汹,佞贼喜演封神。兄弟阋墙,父子相残,奸枭自上神龛。卫兵宣红,革命擅武,家家人命未保,而今青史犹阙矣。
   
     今以嘴歪眼窄之辈,德缺智障之徒,犹睥睨自顾,窃国以盗。语无伦次,先有红色江山,后曰破鞋合脚,继以吃饭砸锅,又申政治规矩。当此普世相照,退镜自化之秋,如此尸位衣冠,何以论人道?
   
    

岁在挖坟大革命,以子诬其父,学在佞党经文,其执也愚顽。至苟幸权势,善泳于阉宦之间,周旋于权谋之机,日以装逼,夜以谋人,愚民王道之术,尤其独钟,是
故登基之后,独好装腔作势,装逼作秀,装神弄鬼。养成深宫,祸在官风,以为权力万能,所事领袖意志,小组治世,大手一挥,权门倾轧,逾夜不息,视民若无,
弄臣有术。
     业精于此,德废于人,上好不葬之棺,下驱维稳之威,荼毒神州,由来三载已矣。
   
     前拘刘公,后羁许君,外假屁股之崛起,内分权力之赃市,护院家丁,伤人于无法,鹰犬打手,招摇而过市, 假神圣之爱, 掩埋民怨,煽动民粹,赋衙门之威。缇骑厂卫,绝灭人性,衙役仆作,强奸人权,监视人间,祸害自由,不法之能事,伪法博士者流所奉尔。
   
     特权者弄权为生,无权者趋权为奉,信仰无道,尊严扫地。背负三座大山,身养千万党棍,国已无我,民何以生?
   
     忏悔原罪,收拾人心,天命难违。反其道也,赴其死也!伪临朝习氏,固以为红色床第可定天下事,又焉知枪口掉转之事乎?
   
     民之不可以愚,犹父母之不可以欺也,习某欺世弄权,末世作法,又岂知自由不可以欺耶!
   
     吾辈草民子息,谨奉以歪脖子树,以待他年论其丑态百出之世也!
   
     佩玉,9,18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梁京:习奥会将无惊喜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梁京:习奥会将无惊喜: 网络PS图片 此次习近平对美国正式访问准备时间之长,反映了中美双方对习奥会谈寄予相当的期望。尤其是习近平,特意把访美安排在大阅兵之后,并亲推动中国股市的"国家牛市",显然含有在习奥会中让实力说话的用意。现在,经历了中国股灾,...

白宫:人民之宫

如果你有机会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一游,一定不要错过参观白宫的机会!特别是在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于七月份宣布取消禁令,允许公众在参观白宫时拍照及使用社交媒体之后。
你知道白宫是唯一一个定期向公众开放的国家首脑官邸,是名副其实的“人民之家”吗?现在,来到白宫的参观者能看到写着“欢迎拍照”的标示牌。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参观者可以用手机自拍、用相机拍照,还可以随时发朋友圈。
白宫网站上有如何同亲朋好友一起参观白宫的信息。美国公民必须预先通过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预约,由于参观人数有限制,所以预约一般要提前几个月;外国游客则必须通过所在国驻美使馆提出预约。
《雾谷飞鸿》刊发过好几篇介绍白宫的博文,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几个亮点:
白宫概况
白宫(Shutterstock)
白宫(Shutterstock)
白宫于1792年10月开始动工,1800年11月竣工,耗时8年。以前白宫曾有过不同的称呼,比如“总统宫殿”(President’s Palace)、“总统之家”(President’s House)以及“行政大厦”(Executive Mansion)等。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以官方名义正式将总统办公以及居住的地方称为“白宫”,目前20美元纸币背面的图案就是白宫。
白宫的主体是一栋六层高的建筑以及东西两翼,外加花园草坪。白宫共有132个房间、35间浴室;还有412扇门、147个窗户、28个壁炉、8个楼 梯以及3部电梯;有自己的网球场、跑道、游泳池、电影院以及保龄球道。白宫的厨房有五名全职厨师,能够满足140个客人的晚宴要求。
此外,白宫还有大量绘画及艺术作品。白宫历史学会(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是专门研究白宫历史及其艺术作品的非营利组织,如果有人想了解白宫收藏的艺术品或绘画作品,可以从该协会网站上得到更多的信息。
西翼办公楼(West Wing)
白宫情势室(Situation Room),摄于2011年12月。(白宫图片:Chuck Kennedy)
白宫情势室(Situation Room),摄于2011年12月。(白宫图片:Chuck Kennedy)
“西翼”所在的办公楼是白宫的心脏地带,总统、副总统及其幕僚的办公室都在西翼,而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参观的游客,在参观白宫时,如果不注意,往往会误以为总统是在白宫主楼内办公的,其实那是总统一家的住所。
白宫曾经过多次翻修与扩建。20世纪初威廉·塔夫脱总统上任后,将西翼办公楼扩建成现在的规模,并将总统办公室建成椭圆形办公室,名闻至今。白宫西 翼办公楼除了椭圆形办公室外,还包括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顾问、新闻秘书、幕僚长等办公室,供总统开会的内阁室(Cabinet Room)、罗斯福室(Roosevelt Room)以及处理紧急事务的情势室(Situation Room)等。
除了西翼办公楼外,还有东翼办公楼,东翼办公楼主要是第一夫人及其幕僚办公的地方,白宫电影院也在东翼。
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
欧巴马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翻阅报告 (白宫图片:Pete Souza)
欧巴马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翻阅报告 (白宫图片:Pete Souza)
椭圆形办公室内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放在中间靠窗的总统办公桌,这张办公桌是1880年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送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海斯的,目前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那里还有一张一模一样的桌子。这张桌子来到白宫后,曾放置在不同的办公室,肯尼迪担任总统后,将其搬到椭圆形办公室内,其后历任总统就一直沿用下 来,半个世纪以来,成为总统的专用办公桌。里根入主白宫时,由于他个子比较高,又带了一把自己喜欢的椅子,所以他的腿无法伸到桌下,但他又特别喜欢这张桌 子,只好请人将桌脚垫高,使得他能够伸直腿。
椭圆形办公室内的摆设,每位总统都不一样,奥巴马总统的前任小布什总统喜欢在室内摆设各种盆景花草,奥巴马总统则喜欢各种雕塑及艺术品。室内的两座 人头塑像特别引人注目,一座是林肯头像,一座是马丁•路德•金头像。很显然,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对这两位对美国黑人民权做出最大贡献的 先辈怀有深深的敬意,饮水不忘掘井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奥巴马的个性。
网上游白宫virtual tour
白宫网络游网页截屏
白宫网络游网页截屏
为了使白宫更加开放,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之家”,2012年4月3日白宫宣布与“谷歌艺术项目”(Google Art Project)合作,使用谷歌独特的街景拍摄技术,对白宫内部的房间以及各种装饰摆设进行拍摄,使网民可以从网上360度立体参观白宫,无论参观者身处 何方,都可以体会亲身参观白宫的乐趣。欧巴马夫人表示:白宫不仅仅是第一家庭居住或总统与世界各国来访领导人会晤的地方,它也被称为“人民之家”,是一个 应该向所有人开放的场所。通过谷歌艺术项目,现在人们不用离开自己的家就可以参观白宫,欣赏挂在墙上的绘画艺术以及感受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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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1日 星期一

阶级斗争:历史、理论和实践

 杜光 先生的文章值得反思……
杜光【阶级斗争:历史、理论和实践】阶级斗争理论还被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把意识形态问题泛政治化,即阶级斗争化。他们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列为阶级敌人。我国的清剿“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右倾,都是针对意识形态的不同思想观点开展阶级斗争的。

 2015年第9期 炎黄春秋 杜光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几十年来被扭曲得最严重 的,大概要算是阶级斗争理论了。在文革结束前的20多年里,由于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导思想,难以计数的无辜者死于非 命,民众在恐惧、紧张当中度日。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去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和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的教训。从此,阶级斗争就很少被人提 起。但是近来,阶级斗争的口号又死灰复燃,甚至官方的报刊和网站不断出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就有必要就阶级斗争的理论本源、变迁历史、社会实践,做一些简 要的论述,以澄清存在于这个问题上的混乱状态。
(一)阶级斗争概念的起源及其古典含义
阶级斗争本来是法国的历史学家米涅、基佐等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僧侣和资产阶级之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僧侣、贵族、皇权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政治权力时的用语。米涅和基佐曾详细描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阶级斗争的行动经过和真实特点。
  这两位历史学家说的阶级斗争,指的都是不同阶级为夺取政治权力而展开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 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古典含义。马克思在谈到古罗马的阶级斗争时说:"在古代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自由穷人之间进 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过去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奴隶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进行 的,而古典的阶级斗争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奴隶没有同奴隶主和自由民争夺统治权的条件。
(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英国、法国等欧洲先进国家已经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工人阶级的 悲惨处境,使马克思强烈地感受到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他在《资本论》的第二版跋里曾经谈到,在经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法国)和国会改革(英国) 之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马克思正是在阶级斗争日益明朗 化、尖锐化的社会背景下,接过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概念,把它扩大化、系统化为一个理论体系。这是阶级斗争理论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内涵,大体包括:1.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这是对古典阶级 斗争内涵的直接继承。2.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它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人类史前的童蒙时期是没有阶级和阶 级斗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出现,是历史的巨大进步。4.它是基于物质利益的斗争,因而也是经济解放的手段;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 经济解放进行的。5.为夺取阶级斗争的胜利,工人阶级应当组织自己的政党。6.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阶级统治;为此,必须大力发展 生产力,因为"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7.阶级斗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消灭阶级差别和产生差别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及相应的观 念的过渡阶段。8.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取决于当时的制度。9.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应当创造合理的环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开展阶 级斗争。十分明显,这是马克思为工人阶级设计的理论。
  但是马克思后来提出股份制是通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点,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可以和平地实现人人有产,资本将从私人资本逐步转化为社会资本,劳动者和有产者合二为一,从而缩小以至消灭阶级差别。这样,已经在实际上否定了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的观点。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本来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但在苏联和我国文革结束前却把它变成对内斗争的工具,用阶级斗争这把利剑,砍杀所有被他们认为妨碍专制统治的人。
(三)阶级斗争理论的新阶段——三个错位
阶级斗争理论到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27年,就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变形为内斗的工具。 变形的说辞是以革命的名义,宣称一切反对他们或危及政权的人,都是应该斗争的阶级敌人。并且进一步把阶级斗争理论推向极端,我国有人说对马克思主义只取四 个字:"阶级斗争",实践中还加入了农民造反坐龙廷意识,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 有理"。
  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中,特别值得注意而普遍被人们忽略的是: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应该提供合理的环境,以最 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开展阶级斗争。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所有阶级斗争都是残酷的、惨烈的,从未有人把阶级斗争同合理、人道联系起来。很明显,这是执政者出 于自己的需要而歪曲阶级斗争理论的结果。
  这第三个阶段,其特点有三:时空错位、阶级错位、理论错位。
  (1)时空错位,即时代和地域的错位。从社会发展的时代来说,俄罗斯和中国 的社会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于马克思提出阶级斗争理论的西欧各国。这些国家基本上已经走过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锐矛盾暴露无 遗,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都认为这样的社会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并且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就是在这种时空条件下,作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理 论武器而产生的。而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和包括新兴资产阶 级在内的人民大众的矛盾。把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生搬过来,用在应当发展资本主义的俄国和中国,把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就必然掉进封建专制 主义的泥坑。
  从空间的错位来说,西欧各国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革命,在批判神权、皇权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基 础上,用理性和人权来对待社会改革理论,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马克思说的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应当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就是这种共识的反 映。俄国和中国则不然,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任何革命理论,都不可避免地渗透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阶级斗争理论也不例外。
  (2)阶级错位,指的是执政者以无产阶级自居,把他们认为需要清除的人,不论是当年的战友,还是普通的知识分子,都说成是资产阶级加以打击。其 实,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本应团结起工农,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劳动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群众一道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法治国家,用法律调解社会关 系,逐步走入现代社会。这就势必要淡化阶级观念,妥善处理阶级关系。正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要求的局面,而决不能像文革结束前那样把阶 级斗争的矛头指向本该依靠和团结的力量。
  (3)理论错位,指的是执政者宣称自己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推行的却是直接同马克思相悖的谬说。他们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掌握政权后,却拒绝用"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相反,炮制出使斗争进一步暴力化、野蛮化的借口。比如宣扬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尖锐、残酷;再如把阶级斗争从生产资料占有移植到意识形态领域。
  斯大林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正因为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正在下降,资产阶级分子才感到有死亡的危险,于是就加紧 进行反抗。"他正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借口下,大肆屠杀持异见者、富农和知识分子。与此相应,批判所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布哈林被构陷的主要罪 状,也是南斯拉夫共产党1948年被开除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重要原因。它带来东欧各国共产党内的大批判、大清洗。阶级斗争尖锐化成为这些共产党国 家的领导人为了巩固独裁统治而清除异己的借口。中国的执政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 斗争"。
  阶级斗争理论还被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把意识形态问题泛政治化,即阶级斗争化。他们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列为阶级 敌人。如苏联早期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斯大林时代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所谓的叛国集团,都是因为有不同的政治理论观 点和政策思想而遭到清洗的。我国的清剿"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右倾,都是针对意识形态的不同思想观点开展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的 灾难也始于思想和文化领域。
(四)简短的结语
  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使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是从当年苏联那里承接过来的。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 浸染,人们脑海里的阶级斗争,已经同专制暴力混为一体,难解难分。经过文革,朝野都对阶级斗争的惨状深恶痛绝,以致这个概念在社会上冷落多年。前不久有人 重新祭起阶级斗争这道魔咒,在民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不小的恐慌。也有学者提出,人民与权贵集团的斗争是当前形势下新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关于阶级 斗争的理论并未过时。理论上的概括和探讨当然可以继续,但我们希望,握有一定权力的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能够吸取历史上因违背马克思原意而误入歧途的教 训,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地建设法治国家,在人民大众与权贵豪强的生死搏斗中,站到人民一边,维护正义公道,推动社会发展。这一斗争,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法治框架内完全可以得到有效治理,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光明坦途。■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责任编辑 王彦君)

2015年9月20日 星期日

习近平动刀国企 权贵家族巨腐大曝光

近期中纪委巡视组接连巡视国企,各大国企震荡不止。与此同时,有关国企改革方案也释出消息,有海外报导指大陆国企或末日将临。此前,目前仍未打下的中共江派权贵家族惊人贪腐早已被曝光。 习近平动刀国企 江派地盘末日来临?
据《每日经济新闻》9月13日报导,中共国务院国资委有关人士7日表示,《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已经当局审议通过,近期将正式对外公布。
海外《博讯》报导指,习近平上台后,已对现有国营企业的状态不能容忍。有关“改革”文件显示,当局要将国企彻底脱离官办模式,逼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国企末日似乎将要来临。
9月12日,香港《南华早报》刊发文章指出,习近平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国有企业。上个月,中共国务院最终批复了国企改革计划。由此,“一部分人的权力将被转交到另一部分人的手上”。
文章说,习近平反腐和改革遇到了强大阻力。既得利益者不会善罢甘休。因而习近平需要更多的自己人布局到各个系统的关键部位。
近期当局不断吹风国企改革,同时反腐已进入到江派人马早年重点布局的国企领域。此前多家中共官媒报导,6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再提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等。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8月18日刊文指出,周薄徐令苏等人都是所谓“全家腐”。当中提到习近平母亲齐心曾召开家庭会议,要求其他子女不得在习近平工作的领域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习近平经常告诫亲朋好友不能在他工作的地方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云云。
观察家认为,官媒现时以习家带头,明确释放这一信息,或表明江泽民、曾庆红等巨腐家族可能确实到了最危险时刻。
玩转国企 中共权贵家族均成巨富
据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10月号文章《谁的国有企业?》指,“中共窃取政权后,把私有财产变为国有财产;现在权贵们变戏法,把国有财产变为私有,富可敌国。”
中共高层的腐败触目惊心。中共权力核心的常委及其家属,大肆乘机囊括财富,中饱私囊,拥有几百亿上千亿财富的不在少数。除了已被打下的徐才厚、郭伯雄和周永康被曝惊人贪腐,近年媒体披露,江泽民、曾庆红、吴官正、刘云山和李长春等家族资产都过百亿,甚至超过千亿。
江泽民家族被指“中国第一贪”
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1994年用数百万元“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几年间建立起庞大电信王国,控制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十多家企业。网通号称国企,实际上是江绵恒的“私人企业”。江绵恒因此有“中国第一贪”之称。
江的次子江绵康掌控上海市政建设油水最多的部门——上海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敛财无数。这一机构直接与被指腐败重灾区的土地领域相关。
外界评论认为,江泽民家族肯定位列中共贪腐榜第一位,到底黑幕有多深,根本没人能说清楚。
曾庆红家族财富是个谜
香港杂志《争鸣》9月号报导,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四次申报家属财产不实。报导引述中共有关部门最新的不完全统计,曾家境内、境外财产,包括香港、澳门以及澳洲、新西兰、英国等地财产、资金,超过两百亿元(人民币)。
此前有媒体报导,曾庆红家族从鲁能集团改制中,获取高达几百亿的财富。不过,曾家财富究竟多少,至今仍然是谜。
刘云山家族百亿财富不输周永康
据海外中文媒体报导,海外曾流传一份七常委财产清单,刘云山被指有重大隐瞒。报导称,接近中南海的消息称,七名政治局常委中,非议较大的是刘云山家族。刘云山家族贪腐堪称最严重,至少坐拥数百亿财富。
而早在2014年4月,就有港媒披露,刘云山家族丑闻及贪腐级数,与已倒台的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不遑相让。
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10月号刊文称,刘云山籍贯山西但在内蒙发迹,其因江泽民“钦定”力保入选中共十八大常委,由此坐稳“晋蒙政治联盟”盟主地位。刘云山家族以内蒙和山西为依托,掌控了相当多的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大量吸金。
刘云山之子刘乐飞是大陆金融大享,早就布局国企。2008年,刘乐飞任新成立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公司董事长兼CEO,管理着四个基金,总规模达350亿元 人民币。刘云山的小儿子刘乐亭,同样把手伸入商界,被指是内蒙多家制药企业的幕后老板。而刘云山本人则还涉宣传口腐败,据称其直到当上中宣部长后,还敢公 开索贿受贿。
李长春家族近水楼台大敛“文化财”
李长春家族借李的权势趁机发财。其女儿李彤是中银国际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靠着李长春此前主管意识形态的便利,利用中共所谓“要做强做大文化”之机,于2009年发起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简称CMC),募集资金规模达200亿元。
李长春的兄长李长吉曾是大连建委主任,后来调到大连市规划局任党委书记。他与大连亿万富豪、大连正源房地产董事长富彦斌深度勾连。而李长春的儿子李慧镝2008年7月进入中移动集团,2012年就被提拔为中国移动集团的副总经理。
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日前在博客大爆李长春贪腐,文章指他离开河南时,古董字画和金银财宝拉走了5个火车皮,见证者至今尚在。
吴官正家族数百亿财富被曝光
去年9月下旬,曾任职江西的原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常委、常务副主席潘逸阳被双规,潘逸阳被认为是中共前常委吴官正的亲信。海外媒体曾报导,据潘逸阳交代,经由他自己和苏荣输送给吴官正亲属的利益,不下500亿元。
吴官正家族腐败近年被不断曝光,三个儿子均凭父势升官发财。其中次子吴少华布局国企光大集团,他从一个中专生,摇身一变成为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长子吴祖华早年卷入前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案,曾在青岛抛售土地非法套现21亿元,后又卷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百亿违规贷款案;三子吴汉华曾是证监会宣传部部 长,后化名“江波”到河北当省长助理。

报复中韩交好 朝鲜整肃华侨

中共当局和朝鲜一直都惯于向外标榜双方的亲密〝兄弟〞关系。但随着双方政局的变化,中朝关系日渐降温。而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则日趋亲近。最近有消息传出,朝 鲜为报复中韩交好而对华侨进行白色恐怖式的整肃,很多华侨被抓捕重判,有的甚至被枪决。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导。
据香港《亚洲周刊》报导,有消息人士透露,今年以来,特别是入夏以后,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突然逮捕至少上百名华侨,给他们安上各种罪名。比如:为中国提供情报;传播韩国视频;将朝鲜内部状况视频带去中国和韩国;同情和支持〝脱北者〞等。
报导说,朝鲜当局不分青红皂白,对这些华侨施以重刑。很多人被判处8年以上徒刑,部分人被判无期徒刑,甚至枪决。报导认为,这是朝鲜在报复中韩最近的亲密关系。
2012年底,习近平接掌中共最高权力,随后便开始调整此前被江派长期操控的外交策略。中朝关系从以前的所谓〝共产主义兄弟〞逐渐降温,中共和朝鲜半岛另一端的韩国关系则越发亲近。
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林若雩:〝他是要做全球的强国,崛起的大国。现在就看得出来,他也是要游走南朝鲜(之间),然后要推动‘一带一路’向东亚、中东、各个国家,整个都要连起来。〞
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林若雩认为,与以前相比,中共当局现在的对外政策更加精致化。它的目标也不再是区域霸权,而是全球化、全方位的,有与美国争锋的意味。
林若雩:〝过去它可能跟缅甸军人政权比较接近,跟朝鲜金正恩的专制体系比较接近。但是现在习近平把昂山素季请到北京去了,然后也把朴槿惠请到北京去了。〞
9月3号,北京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韩国总统朴槿惠受到高规格待遇。朝鲜则只是派来了朝鲜劳动党书记崔龙海作代表,也未受到高规格礼遇。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这当然有助于韩国改善跟中国的关系。习近平在巩固政治地位的时候,需要外界给他面子,朴槿惠给了他面子,而金正恩没给他面子。〞
9月24号,习近平将展开访美行程,这被视为习近平至今最重要的外事活动,期间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晤。
对此,金正恩似乎不甘寂寞。朝鲜当局先是宣称将继续名为发射卫星的导弹计划,又公告说已经重启宁边核设施。这让朝鲜半岛局势骤然升温,也将此前中共主导的六方会谈协议完全推翻。
夏明:〝朝鲜的这些做法和这些威胁,对习近平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尴尬。〞
此前,海外媒体曾普遍谈到,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为首的江派势力一直控制着朝鲜,并经常利用朝鲜搅局,阻止习近平阵营对江派的围剿。
江派主要人物,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现任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等人都被曝与朝鲜金氏政权关系密切,是其后台。
2011年底金正日死亡,金正恩世袭朝鲜最高权力。随后他便开始进行大清洗、处决了其叔父、曾与胡锦涛单独会面的张成泽,并高调推进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挑衅称要与韩国、美国开战等。这让习近平当局颇为不满,中朝关系陷入低谷。
去年7月,习近平将韩国作为自己上台后的首次外访国家,与朴槿惠会谈。而金正恩到今天也还没有获得面见习近平的机会。

2015年9月19日 星期六

若律师都没了言论自由 谁还会有?

若律师都没了言论自由 谁还会有?

茉莉花义工P (中国茉莉花革命) - 31 分鐘前
就 在全国律师工作会议刚刚召开不久、中央深改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当天,陕西省律师协会发布了一则名为《关于律师参与办 理重大、敏感及群体性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通知,对重大、敏感及群体性案件中的律师言论和行为作出规定和限制。 中国律师工作及处理案件时要遵守「指导」,舆论哗然。 「意见」规定,律师在办理重大、敏感及群体性案件时,不得以发表公开信、鼓动助推舆论炒作、组织网上狙击、围观、声援等方式制造舆论压力和社会影响;不得 鼓动、发起、参与案件当事人或其他人员以非法串联、集会、游行、示威、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方式表达诉求,以舆论炒作、造谣生事、攻击诋毁等方式干扰案件依 法办理。
未参与办理重大、敏感及群体性案件的其他律师,不得以干扰案件办理结果为目的,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公开发表意见和评论;不得组织、参与、支持任何形 式的声援团或以在网上聚集、围观、声援等方式制造舆论压力和社会影响。 
上述「意见」一出,舆论哗然。对于办理重大、敏感及群体性案件的律师的言行进行恐吓和限制,不是今天才有。比如,2006 年全国律协就曾发布《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的指导意见》,明确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与指导,律师事务所接受群体性案件委托后,应 当及时向所属律师协会报告。后来,各省市律协及司法局也相继出台了类似规定。在实践中,律师代理这三类案件,受... 更多 »

关于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问题

关于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问题

   在文革高潮中,中共创始人之一、毛泽东的老朋友、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受到残酷的批斗和迫害,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曾写信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求救。对这件 事,戚本禹在回忆江青一文中说:“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 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
        (毛泽东批示手稿照片,略) 
  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毛泽东比李达小3岁,是同时代人,而且是湖南老乡,是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朋友。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达就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8月,李达由日本回国,到上海就寄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的亭子间,并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等8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推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把《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11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同时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并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写信联系,指导全国的建党工作。在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去广州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李达还在继李汉俊之后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
  6月,李达和陈独秀商讨后,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李达分别写信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于720日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现为兴业路76)开会。李达给湖南的通知是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毛泽东的,毛泽东接到李达的通知后便邀何叔衡一起到上海参加一大会议。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成立了由3人组成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仍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当选为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宣传主任。
  1922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自修大学,委托屈子健邀请李达回湖南出任自修大学学长,李达欣然应允。19234月,李达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时代》月刊,任主编。
  19495月,李达前往北京。18日, 在林伯渠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接见。毛泽东单独留李达叙旧。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 得好好谈谈啰。”谈到脱党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李达的这个错误,但同时指出,党是了解你的,你可以重新入党,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12月,李达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不要候补期。不久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湖南大学校长。1953223日,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65月底,毛泽东来到湖北,下榻在武汉的东湖宾馆,毛泽东对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想了想,问毛泽东:“你说的是不是李达啊?”毛泽东笑着答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李达秉性耿直,向以敢于直言,从不盲从著称,是毛泽东的诤友,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他曾就当时的“教育革命”、 “顶峰论”等问题提出过不同意见,特别是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直言不讳地当面批评毛泽东“头脑太热”,“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李达激昂地说:“不是我要烧你!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在座的人都被李达的话吓坏了,而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敢想”和“主观能动性”。李达坚持说:“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是总有个极限,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得有地理环境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会是无限大的!”毛泽东说:“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讲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李达说:“现在是你头脑太热!”临离开时,李达又对毛泽东说了一句:“你应该冷静下来!
  晚上,毛泽东在东湖岸边散步。在一尊石雕前,毛泽东停住脚步,对跟随他的工作人员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岁了,但不够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耳,以后要再同他多谈谈。”(邸延生:《李达与毛泽东争论“大跃进”》,2010519日《文摘周刊》摘自《党史纵览》)
  有资料说,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请人带话给李达,承认是“我的过错”,还说:“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乐朋:《国家历史》第4)
   文革前夕,思想文化战线上已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李达首当其冲,成为湖北的重要目标。武汉大学、湖北省乃至中南局的一些人都对李达虎视眈眈。但是,李达是 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毛泽东每次来武汉经常约见促膝长谈的老朋友,当然不能轻易从事。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先后三次向毛泽东请示:李达可不可以 批判?前两次毛泽东都没有表态。王任重第三次请示毛泽东,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时,毛泽东表态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
  毛泽东的表态虽然加了“在校内批判”和“不要点名,也不登报”等限制词,但是,可以批判的口子已开,就很难控制了。不久,湖北就对李达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不仅点了名,而且登了报。
  6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 6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6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先后有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揭露”文章。
  作为一个76岁的老人,李达被批斗、示众、审讯、辱骂,造反派还在李达寓所门前喊口号、唱歌,敲锣打鼓地声讨。在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非人的双重折磨下,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为了把李达彻底置于死地,武大工作组又多次到李达的家乡湖南省零陵县蔡家埠公社,利用当地唐、李两姓的矛盾,搜集如何将李达划为“地主”的材料,形成了 《关于李达家庭成分的调查报告》,并决定“将李达的家庭成分由小土地出租者改为地主,给李达本人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进入7月,批斗的方式更加野蛮、残酷。造反派把李达拉去进行接二连三的批斗。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14日,“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证展览”开幕。17日,武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大会,由李达家乡“贫下中农代表团”登台揭发李达的“十大罪恶”。李达在家里听到大会实况广播,气愤地说:“全是捏造,全是捏造!
  18日,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冲进李达家中进行面对面的批斗。此时,李达的血压已达220/104,糖尿病检测是土红色,4个“+”号。
   李达的病情日趋严重:胃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 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7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并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在武汉的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极为兴奋,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此时,李达血压升达236/114,尿糖仍是4个“+”号。”他央求刘某:“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76岁了,死了算了,你帮我一次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随即,李达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
  可是,718日,毛泽东已离开武汉回京。在此之前的17日晚上,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的常委会上,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湖北省委的这个决定是在东湖宾馆作出的,当时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湖北省委作出开除李达党籍的决定之前是否请示了毛泽东,不得而知。
  李达给毛泽东的求救信辗转寄到北京(限于篇幅,其中细节略去)。直到810日,毛泽东才看到一张写着“李达(武汉大学)请毛主席救他一命”的条子。毛泽东提笔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八月十日”(“任重”即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陶铸当天在毛的批示下面转批:“即送任重同志。八月十日”。
  毛泽东在李达的求救信上如果鲜明地作出“立即停止批斗,迅速送医院抢救”之类的批示,李达或许有救,但他的批示是一般语气的“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所以,李达的困境并没有丝毫的好转,病情继续恶化,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直到822日,工作队才将李达以侮辱性的名字“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824日,76岁的李达含冤而死。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崎岖的人生之路。
  平心而论,当时湖北是要将李达置于死地的。李达深知,只有毛泽东发话他才有活路。但是,毛泽东接到李达的求救信后,只批了“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这淡淡的11个字,而且只是“酌处”,显然是起不到救人作用的。
  8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人已被斗死,即将火化,还宣布给其“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文革整人的残酷和荒唐由此可见一斑!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11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1980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9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曾说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第一个就是李达。
  戚本禹说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有一定的道理,但说“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则与史实不符。毛泽东对李达的求救信批示内容只11个字:“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加上落款的署名和日期“毛泽东八月十日”也不过18个字(见毛泽东在李达求救信上的批示手迹),根本没有“是要保护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