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9日 星期三

論俄國革命(下)

杜建國


十一、一國建成社會主義

佔據了統治地位的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們如何來應對革命的孤立局面呢?他們將如何應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呢?下面我們著重分析一下官僚們的對外政策及其對世界革命或者說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產生的影響。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了,孤立導致了官僚統治的產生和確立。權力已經掌握在官僚們手中了,他們已經是社會的主宰了,他們已經別無所求了。革命,對於俄國工人階級來說還遠沒有結束,但是對於他們這些特權者來說,對於他們這些已經與工人階級有了不同的利益的集團來說,革命已經結束了。官僚統治本來就是一種革命被孤立於一個民族的產物,官僚們只能且只願充當一個民族的統治者,對於他們來講,俄國一個國家就是「整個世界」了,他們的首要目標就是要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在一個國家的統治地位。孤立,過去被布爾什維克當作不得不暫時接受而最終要加以打破的局面,現在則變成了至高無上的理想了,孤立的存在被當作目的本身了。自然而然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突破孤立、爭取新的世界革命的戰略被拋棄了,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誕生了。
另一方面,官僚不敢公開說明的是,如果孤立被打破了,另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也像當年的俄國無產階級那樣直接掌握了政權,那麼這必然會促使俄國無產階級自主意識的復興,必然意味著官僚統治的結束。因此,世界革命的進一步的發展、孤立的被打破,現在成了對官僚統治致命的威脅了。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純粹是官僚民族利己主義的反動的烏托邦。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意味著蘇聯經濟能夠完全獨立於世界經濟,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一國」與「社會主義」,這兩者本身就是水火不相容的。社會主義的前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首先就是作為一個世界體系才能誕生並生存下來。單獨侷限在一個國家的範圍,連資本主義也不會「建成」,更不用說「建成」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更高級的社會主義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現代生產力的矛盾,除了人所共知的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生產的社會化這一方面外,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界限對生產力的國際性質的束縛同樣是不容忽視的。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不僅僅是要用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代替資本主義的私人佔有,而且是要用世界社會主義聯邦來代替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分裂。
如果這個「一國」不是像俄國那樣較為落後的國家,而是美國、英國、德國等那樣的發達國家,那麼這時革命將自然會迅速地從這「一國」波及到全世界,這時候「一國」現象自然也就不再存在了。
如果這個「一國」是俄國這樣的國家,那麼長期「一國」的結局將不是「建成社會主義」,而是這「一國」的垮台和毀滅,這已由歷史做出了結論。
無論從哪一種情況來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都是不現實的。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不僅是不可能的,更是完全反動的。
如果斷定在蘇聯一國能夠建成全面的社會主義,那麼世界革命對於蘇聯來說就不再是必需的了。如果斷定在蘇聯只在一國範圍內建設社會主義——即孤立——是一種長期的歷史現象,那麼這實際上就是預先斷定在不遠的將來不會有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革命不會在其他國家發生和成功,這事實上就預先斷定了世界革命沒有前途。
也就是說,對於官僚們來講,世界革命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這完全是一種悲觀主義的、失敗主義的理論。
如果斷定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行的,那麼唯一能夠阻止這一切發生的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的軍事干涉。既然如此,對於蘇聯來講,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與資本主義世界保持長期的和平,避免這一干涉變成現實。
既然如此,對於官僚們來說,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國際各黨就只剩下了被利用的價值了,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國際各黨的任務不再是奪取政權了,而是「保衛蘇聯」了,而這兩者本來是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的。各國的工人運動於是就變成了蘇聯外交政策的工具,變成了斯大林與列強作交易的籌碼,官僚們想以此為代價來換取資本主義世界對其保持和平。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意味著蘇聯(實際上是官僚們)的利益被置於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之上,但是,官僚們並不宣稱這是一種損人利己的行為,反而要全世界無產階級相信這代表著他們的最長遠利益,這是一種全新的福音。只要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那麼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前途就有保障了。這樣,不是世界決定蘇聯的命運,而是蘇聯決定世界的命運了。二戰以後,斯大林進一步宣稱「一國能夠建成共產主義」。到了赫魯雪夫那裡又合乎邏輯的發展為「和平競賽」論:只要保持著和平環境,蘇聯在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競賽中肯定會獲勝,等到那時全世界自然就會跟著進入共產主義了。既然如此,各國無產階級就不必起來自己解放自己了,不必再為此做準備工作了,靜待福音降臨的那一天吧,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蘇聯身上吧。官僚的寄託主義的幻想代替了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自我解放的鬥爭精神。

十二、世界革命的災難

一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分裂和政治經濟的不穩定以及蘇聯初步恢復所取得的成就,助長了短視的官僚們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盲目樂觀情緒。官僚們是這樣考慮問題的:既然蘇聯的建設已經開始並取得了初步的發展,那麼這種發展為什麼就不能永遠持續下去呢?既然資本主義世界的分裂和不穩定時期現在不能對蘇聯構成直接的威脅,那麼為什麼就不能肯定這種威脅在將來也不會產生呢?社會主義已經在一個國家開始了,那麼為什麼就不會在一個國家完成呢?孤立既然產生了,那麼為什麼就不會永遠存在下去呢?除了軍事干涉,阻止這一切的「極限」(布哈林語)在哪裡呢?這一極限是不存在的,官僚們相信。
但是,這樣的極限是存在的!
1928年,已被流放的托洛茨基警告斯大林和布哈林們:「這種『極限』不僅存在,而且不只一條,……最重要和最可怕的『極限』有可能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真正長期穩定和一次新的復甦。……無產階級不能奪取政權,資產階級也沒有為所欲為的充分信心,像這樣不穩定的局面遲早會以某種方式而突然結束,其結果不是有利於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有利於資本主義取得真正的長期穩定,而這種穩定的基礎將使人民群眾遭到壓制,殖民地人民遭到摧殘……或許我們自己也要被踩扁了。……只有借助無產階級的失敗和革命領導的錯誤,歐洲資產階級才能夠找到擺脫自身嚴重矛盾的持久方法。反過來說,只有當無產階級能夠在革命道路上找到一條擺脫目前這種不穩定均勢的出路時,才能阻止世界資本主義取得新的繁榮(當然,這種繁榮早晚會帶來新的大動盪時代)。」(托洛茨基:《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一個擺脫了危機重新繁榮起來的資本主義世界可以憑藉其巨大的優勢來壓垮蘇聯。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戰略,就是「革命領導的錯誤」,這一錯誤毀滅了國際工人運動,促成了戰後資本主義的大繁榮,導致了那種毀滅蘇聯的「極限」的出現。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戰略被確立後,這時「反革命不僅是美國和西歐列強的戰略,而且也是蘇聯的戰略。儘管列寧曾通過共產國際積極煽動世界革命,但斯大林放棄了這種路線,以便與其西方盟國就勢力範圍達成協定。斯大林的對外戰略基於兩項主要的戰略原則:是共產國際服從於蘇聯的國家利益和為保證蘇聯龐大牢固的勢力範圍而利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斯塔福里阿諾斯:《全球分裂》第668頁,商務印書館)
蘇聯和布爾什維克的官僚化,也導致了整個共產國際的官僚化,共產國際成了官僚們的工具,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也就變成了各國共產黨的首要原則,反革命的戰略得以貫徹執行。各國共產黨放棄了對革命的準備後,最主要的任務就成了「保衛蘇聯」了,各國的工人運動成了斯大林與列強作交易的籌碼。
主觀條件——革命政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革命不可或缺的因素,僅僅有客觀形勢和群眾的激進化是不夠的。如果事先就承認革命是不可能的,那麼也就不會再加以爭取了。即便革命形勢到來了,也會因毫無準備而錯失良機。共產國際採用了官僚們的戰略以後,必定不能負起革命的領導責任,不能將革命形勢轉化為革命本身,從而使整個工人運動陷入了被動。
斯大林在其整個統治時期所面對的世界,處在一個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社會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歷史時期,在這樣的時代,只有採取一種徹底的、堅定的、明確的階級戰略才能確保自己的生存,而企圖靠作交易和耍手腕來解決問題是根本行不通的。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的歷史,就是其交易破產的歷史,就是其小手腕失靈的歷史,同時也是各國工人運動失敗的歷史,是革命形勢轉化為反革命的歷史,是反革命摧毀工人運動的歷史,是一部世界革命的災難史。下面是他們的一份簡單的罪行紀錄。
1923年斯大林初次干涉共產國際的事物就使德國工人階級在魯爾危機期間無所作為,錯過了奪取政權的大好時機;1927年葬送了中國革命,並在此後的長時期裡數次險些使中國革命重蹈覆轍;1928-1933年推行的「第三時期」的極「左」政策極大地便利了希特勒的上台,使世界上最強大的德國工人運動毀於一旦;1935年以後又從極左跳到了極右,推行「人民陣線」的階級合作政策;1936年人民陣線戰略阻止了法國無產階級自發的革命高潮;西班牙內戰期間,不許工人革命,在工人階級內部製造分裂,並鎮壓不同派別的工人,最後導致了佛朗哥獲勝;二次大戰期間阻止各國工人階級獨立自主地抗擊法西斯;二戰結束後,不許法、意等國的共產黨制定奪取政權的戰略;出賣希臘革命;打擊南斯拉夫革命等等。(全面總結斯大林對世界革命造成的危害的著作還沒有見過,暫時可參閱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工人黨情報局》,福建人民出版社)
這只是從其罪行中選擇了幾個明顯的例子罷了。當然社會民主黨的工運官僚們的罪行也並不比斯大林主義者為輕,前面我們已經談過了。
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的大救星首先是希特勒們,他們從外部摧毀了工人運動。同樣重要的救星是斯大林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的官僚們,這些工人運動的領袖們所採取的自殺性政策,成為工人運動失敗的內部原因。歷時愈往前發展,這些工人運動的「投機商」的罪行就愈明顯,他們從工人階級那裡得到的將只是日甚一日的詛咒。
在斯大林和社會民主黨的共同領導下,國際無產階級經歷了一個不斷失敗的過程。當納粹肆虐整個歐洲大陸時,歐洲工人運動陷入了有史以來的最低谷。革命的蘇維埃的歐洲未能出現,變成現實的是一個反革命的、法西斯的歐洲。
隨著抵抗運動的興起,歐洲工人運動開始復興。二戰末期和戰後初期,元氣大傷的歐洲資本主義再次受到了工人運動的威脅。但是斯大林不僅想在戰爭期間,而且試圖在戰後繼續保持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同盟關係,歐洲工人運動於是再次成了他的犧牲品。「正是斯大林,而不是美國人,保存了西歐的資本主義民主政體。」(《全球分裂》第668—669頁)
在耍弄了二十多年的小手腕後,斯大林不僅充當了世界革命的掘墓人,而且也充當了他自己的掘墓人。毀滅蘇聯的「極限」出現了。

十三、戰後黃金年代的開始與結束、資產階級的進攻

在無產階級經過了這一系列的失敗後,或者說在資產階級戰勝了無產階級的衝擊以後,資本恢復積累功能的社會條件具備了(國際工人運動的失敗成為戰後資本主義繁榮的前提,關於此問題可參閱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菲力浦‧阿姆斯壯等:《戰後資本主義大繁榮的形成與破產》)。同時,列強紛爭的局面結束了,確立了以美國霸權為核心的全球資本主義新秩序。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結束了,資本主義又恢復了強勁的增長,一輪新的繁榮長波開始了,戰後「黃金年代」到來了。
資本主義逃過了一劫,國際工人運動則遭到了歷史性失敗。
自19世紀德國社會民主黨建立以來,工人運動對建立社會主義以替代資本主義充滿了信心。但是,一次大戰後工人階級經歷的卻是不成功的革命和法西斯的噩夢等一系列的失敗。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呢?如我們前面說看到的,無產階級本來有機會在鬥爭中獲勝,無產階級也曾不止一次的向資本主義秩序發起了衝擊,但是由於其領導力量——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共產黨——的阻撓,這一切都毫無結果。這些「領導」們沒有認識到失敗的原因是由於自己採用了錯誤的戰略和策略,而是認為自己當初的目標就是不切實際的因而必然招致失敗。挑戰資本主義的信心被粉碎了,戰勝資產階級的意志被摧毀了。但是,由於戰後的工人運動繼續由這些力量來領導著,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不管由社會民主黨充當領導還是由共產黨充當領導——的激進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復存在了,工人運動的目標被侷限為與資產階級取得共識和達成妥協,這一現象常常被稱為「意識形態的終結」。
戰後福利國家與其他改良措施的實行,常常使人們低估了無產階級的這一次歷史性失敗的嚴重性和深遠性。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這些改良措施的出現,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達成妥協的產物,資產階級迫於工人運動的壓力做出了讓步後,無產階級才放棄了昔日激進的要求,這促成了戰後社會的穩定局面的出現。這一觀點看似有理,其實不然。當兩次大戰之間工人運動最激進和最強大時,資產階級並沒有做出改良或讓步,並沒有尋求妥協或共識,而是用反革命和法西斯來對付工人運動。在擊敗工人運動並解除了對自己的威脅後,才採取了那些所謂的改良措施。如果說是妥協的話,那也是在工人階級遭受失敗以後才做出的妥協。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戰後繁榮開始以後,資產階級能夠承擔那些改良措施,而且這又不會對其統治秩序構成威脅,甚至能夠促進繁榮的延續,資產階級又何樂而不為呢?
正因為如此,當戰後繁榮結束後,共識和妥協也就化為了泡影,資產階級的進攻開始了。
本來戰後繁榮的結束和新的蕭條長波的來臨,實際上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再一次破產,這應該成為向資本主義發起進攻的好機會。但是由於工人運動已經放棄了從根本上改造資本主義的目標,因此他們現在拿不出全新的替代方案來解決危機。工人運動的目標只能限於維持繁榮時期的「成果」,這樣他們不但不能轉入進攻,而是處於保守的境地了。
資產階級則立即展開了進攻,「新保守主義革命」(或「新自由主義革命」)開始了。新保守主義宣稱,危機的出現不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造成的,而是由於對資本的干預——福利國家、強大的工會等等——造成的,只有恢復到昔日的純粹的資本主義,才能克服危機。「養尊處優」的工人成了危機的罪魁禍首,危機的受害者成了危機的替罪羊。工人運動無力抵抗資產階級的進攻,節節敗退,而新保守主義則在全球高奏凱歌。

十四、「現實社會主義的危機」、民主革命、官僚統治的結束

二戰爆發後,以美英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面臨的任務是,既要利用斯大林和工人運動來擊敗德國等競爭對手,又要利用斯大林來阻止納粹垮台以後的權力真空被工人運動所填補。這一任務在斯大林的幫助下完成後,拋棄斯大林的時刻也就到來了。1947年,冷戰開始了,一種斯大林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變成了現實:自十月革命以來,蘇聯第一次受到了一個穩定的、團結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蘇聯的崩潰只是個時間問題了。這就是斯大林拿工人運動作交易的最終結果。
儘管戰後曾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但是這些新的國家都侷限於資本主義的邊緣地帶,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帶——西歐安然無恙,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得以保持。而且儘管像南斯拉夫和中國等新的革命是衝破斯大林的阻撓而獨自獲得成功的,但是自其開始就帶有嚴重的官僚弊病,工人階級從來就沒能直接掌握過政權。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下,官僚統治的危機——「現實社會主義的危機」——日益嚴重。
經濟方面的問題我們在此就不討論了。與經濟相比,政治危機更加致命。長期的官僚統治,令蘇聯人民越來越難以忍受,官僚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破產已是有目共睹。一場反對官僚統治、追求民主的運動興起了。
民主不能在抽象的非經濟的真空中運行,那麼這一民主運動追求的是什麼樣的民主呢?是追求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運動呢,還是追求民主和資本主義的運動呢?
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官僚統治只能面臨兩種前途。假如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推翻了本國資本主義,建立起民主的工人政權,那麼這必然會立即促使蘇聯工人起來粉碎官僚套在他們身上的枷鎖,這時他們的口號就是:打倒官僚,恢復蘇維埃民主、或工人委員會民主制,建立民主的計劃經濟。但是由於世界革命的失敗,同時由於官僚統治一貫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從而極大地敗壞了社會主義的聲譽,這樣一種由無產階級主導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沒能出現。
既然這種民主觀缺乏力量來參與對民主運動的領導權的競爭,取而代之的就只能是另外一種民主觀了:社會主義與官僚統治不可分割,要想擁有民主,就必須廢除國有制,必須恢復資本主義。這種思潮逐漸地在民主運動中佔據了主導地位。不過,大家應該注意到,民主和資本主義不可分這種觀點決非自運動開始就處於統治地位的,只是在運動末期才逐漸如此,甚至是後來最為親西方的波蘭工人運動在其開始階段也不具有這樣的性質。
蘇聯「改革」運動開始後,官僚的統治不再穩固了,他們的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難以繼續維持下去。官僚們這時也開始加入到反對官僚的運動中去,並成為民主和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積極提倡者。官僚利用自己的權力採取的最後一次行動就是摧毀蘇聯和推行私有化。在私有化的過程中,即將作廢的權力保證官僚們從中得到了最大的好處。

十五、總結與瞻望

寫到這裡,不知不覺中,對於俄國革命史的思索,同時已經變成了對國際工人運動史的思索,變成了對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思索。論從史出。做了這一番回顧之後,結論也就不言自明。
一、俄國革命初期,俄國工人階級通過蘇維埃民主制曾經一度直接掌握政權,這與後來的官僚統治有著本質的不同。
二、蘇維埃民主蛻化為官僚統治,首先不是因為布爾什維克的錯誤,而是因為俄國工人階級力量的衰落,而俄國工人階級力量衰落的根源則是革命的孤立和世界革命的持續失敗。
三、世界革命失敗是由於工人階級的領導力量——斯大林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的阻撓和失職造成的,工人運動的歷史性失敗的結果則是資本主義逃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總危機這一劫、戰後黃金年代的開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的肆虐以及蘇聯的垮台。
既然如此,那麼蘇聯的崩潰只是意味著官僚統治的破產,而非社會主義運動和十月革命的破產。
既然如此,那麼俄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功績是不能被抹煞的,他們的歷史創舉挽救了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榮譽,挽救了十月革命的榮譽。
既然如此,那麼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沒能完成與俄國工人階級相同的創舉,並非因為他們是萬劫不復的奴才,而是因為那些「領導」的責任。
既然俄國工人階級曾經表現出自我組織和自我解放的意願和能力,既然我們這個世界仍是個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雇主階級與雇傭勞動者階級相對立的世界,那麼我們為什麼就不能相信今後某個國家的工人階級會重新具備同樣的意願和能力呢?為什麼不能相信這種意願和能力會擴展到全世界工人階級身上呢?
儘管二十世紀工人階級的失敗是深重的,但是我們仍舊沒有理由悲觀失望。
二十世紀的歷史以資本主義的大獲全勝而結束。今天資產階級得意地宣佈,歷史已經終結了,除了資本主義人類沒有別的選擇了。但是我們卻要宣佈,另一種選擇是可能的!一個既不受資本的奴役又不受官僚的奴役的社會是可能的!民主的工人代表委員會的制度就是這樣一種可行的選擇,由工人階級——雇傭勞動者階級聯合起來民主地決定資源的配置順序的制度就是這樣一種可行的選擇(參閱曼德爾:《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第五章「自治、豐裕和官僚的消失」;《為社會主義計畫辯護》,《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十五輯,商務印書館)。同資本主義相比,這一選擇更加值得人類去追求。
就在資產階級正陶醉於自己剛剛獲得的勝利的時候,其失敗接踵而至了。但是,由於工人階級背負著二十世紀一系列失敗的沉重的包袱,由於不知道用何種新的經濟和政治方案來替代資本主義,也就不能圍繞著這一綱領形成新的有生命力的運動,從而利用危機對資本主義發起挑戰。我們來看看下面幾個例子。
蘇聯崩潰後不久,由前官僚主導的私有化將人民洗劫一空,通過短暫的「休克」進入天堂的幻想變成了長期的空前的經濟倒退,資本主義名譽掃地。有一句話經常被引用來概括這一情況:讓社會主義在俄國喪失名譽用了整整七十餘年,而資本主義只用三年就完成了。據說,俄羅斯共產黨在1995年的總統選舉中本來能夠獲勝,但到了關鍵的衝刺階段,他們卻故意放慢了步伐,放棄了執政的機會,因為他們害怕選舉獲勝!上了台後怎麼辦?他們不知道。回到過去嗎?這行不通。怎麼建立新社會?他們更是無從著手。
2001年底,在新自由主義的樣板阿根廷危機如海嘯般襲來,資本主義在整個阿根廷立即變得聲名狼藉。資產階級對自己的統治失去了信心,群眾走上了街頭,革命事實上已經開始,我們不能再企盼還有比這種情況更好的革命形勢了。但是運動卻停留在罷工和騷亂的階段而不能再深入下去,這也只是因為缺乏新綱領對運動加以引導的緣故。
2002年,巴西勞工黨獲得了總統選舉的勝利,但是,他們面對著國內的問題無所適從,最後只能屈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行事。這也是同樣的原因造成的。
當馬克思在貧病交加中進行著理論探索時,他幾乎絲毫不為世人所注意。但是,馬克思剛剛逝世不久,一個以他的思想為指南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便在全球驟然興起。由此可見,一個對人們充滿著吸引力的綱領會產生多麼巨大的作用。
今天,資本主義的危機是現實的,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不滿也是現實的。缺乏的是一個代替資本主義的新綱領或新方案,這一綱領的缺乏是人類最大的苦惱。當務之急,是制定新的綱領,明確鬥爭的目標和為實現此目標而依賴的社會力量。通過新的綱領吸引工人階級,組織新的工人運動,這是工人階級爭取自我解放的關鍵,這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出路。而要想做到這一點,正確理解俄國革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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