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的使用
和采取武力相比，虽然我们更倾向于有外援的内部非暴力民主变革，但常常事与愿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使用军事力量驱赶独裁者，为民主铺平道路。举个例子，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打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并驻守军队，监视这两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正如美国企业学院李丁（Michael Ledeen）所说：“最好的民主方案就是美国的军队。”科索沃又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鉴于米洛塞维奇在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所犯下的大规模屠杀暴行，当他在一九九八年把目光瞄准了科索沃时，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和他谈判会得到任何结果。米洛塞维奇采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办法“边谈边打”，拖延军事介入，使必要的军事干涉经费和风险日增。
历史已经说明，当社会大部分人留意到，一个嗜好群体灭绝和侵略别国的独裁者发出煽动民族情绪的指令时，外部军事力量介入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前南斯拉夫的战争也已经说明，武力不应该总是被当做最后的选择。拖延会让军事干涉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让独裁者有更多的时间来巩固势力、进一步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造成更可怕的浩劫。独裁者掌权越久，那些受害的人们就会积压更多的怨恨，也使得社会重建和复兴的成本大增。在伊拉克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在一九九一年就把海珊驱逐，民主转型会容易很多。国际上“不到最后不诉诸武力”的想法，在卢安达失败了——这种错误的想法导致数以百万的人死亡，而一九九四年大屠杀的后遗症，使得要实现民主变得极度困难。
大多数的独裁者，是被受压迫的人民经由非暴力抵抗推翻的。但是有一种保守思想，阻碍着我们发扬民主，这种思想认为暴力和非暴力界限分明。事实上，这种界限在现实世界中很快就变得模糊了。民主领袖们并没有创造性地去思考：暴力和非暴力如何互相促进、相互补充，比如，稍微使用军事力量甚至威胁使用武力，都可能促成非暴力抵抗的成功。民主领袖们也没有仔细想想，如何恰到好处地利用国际法的强制执行和军事力量驱除暴君。我们需要更加清楚、并充分掌握暴力和非暴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制裁独裁者，而不是制裁人民
与此相关的是，民主国家如何实施经济、军事及其他制裁手段。制裁一般都被施加于那些违反规定的国家，给该国每个人都带来极度的困难——除了那个独裁者之外。据报导，在国际对伊拉克制裁的十年间，海珊仍然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宫殿，使原本就不少的宫殿数目增加为四倍。现在民主人士和政府该反思和改变制裁方式了。他们需要问自己两个简单的问题：（一）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二）什么方式可以起作用？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把愚钝的制裁手段变为巧妙的武器。
独裁者在位期间，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人民犯罪，对其他国家犯罪。他们是系统地在违反国际法，他们的违法偶尔能够引起世界其他地区人们的注意，人们觉得应该反击、应该惩罚，于是便对整个国家进行广泛制裁。但是往往事与愿违的是，制裁使得独裁者的统治更加巩固，而且制裁常常会在民主国家之间制造出裂痕、暴露他们的弱点、以及拖延民主成功的到来。
暴君在广泛经济制裁的环境下反倒是越来越兴盛，正如缅甸军人政府、卡斯楚、米洛塞维奇及很多其他暴君一样，在伊拉克，海珊仍然生活得非常奢华（编注：伊拉克特别法庭在二○○五年七月十七日正式起诉海珊，十月十九日开始审判，现年六十八岁的海珊面临死刑判决。海珊在一九八二年巴格达北方四十公里的杜杰尔村一批居民行刺未遂后下令军队攻击该村，当场枪决十五人，另有约一千五百人在未被指控任何罪名的情况下遭到监禁，一百四十三人在象征性的审判后遭处决）。由于制裁所迫，导致了走私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恰恰符合了独裁者的犯罪心理及手段。制裁中特别允许伊拉克用石油换取伊拉克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药品。海珊却把以此获得的收入用于自己私人和镇压的用途，然后指责民主国家的制裁使伊拉克人民受苦。对伊拉克的制裁，也暴露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曾经联合支援制裁的民主国家们开始分裂。民主国家和那些被压迫的人民，就处在了一种绝对赢不了的处境中；如果在独裁者没有退让的情况下，制裁被取消了，那么独裁者就得到了胜利，民主人士则看起来软弱无能。另一方面，维续制裁则会伤害其人民、并同时分裂民主国家的制裁者们。
要有一个新的、更好的和更大胆的方法，就要认清一个简单的事实：除非独裁者被驱逐，否则违反人权的行径和对和平的威胁将会一直存在；因此，一切制裁的根本目的一定是要把独裁者驱逐。我们采取的战略与战术，应该是要基于那些已被证实有效的方法，而不仅仅是让我们因“做了点什么”而感觉舒服的方法。我们应该记住，无效的制裁只会腐蚀对民主的期盼。
正如“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部的执行主管威廉．舒尔慈（William F. Schulz）写道：“提起经济制裁，成功的纪录显然是成败混杂的。单独的经济制裁往往不能推翻一个政府，反倒带来人道的大灾难；但是如果把制裁做为一个更大的战略中的一部分，有针对性的制裁则可能带来有益的影响。”（注11）
一般而言，我们知道什么方法可行，什么方法可以驱逐独裁者、带来民主。首先，由人民决定他们承受极限的时刻，从而开始努力以一种和平但有力的方式除掉独裁者。民主国家公开参与、支援该国人民的民主努力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就像我们在塞尔维亚、菲律宾和智利所做的。要使巧妙的制裁行之有效，不能仅靠几个人或几个政府来实施，也不能只持续一两个月或一两年。我们首先需要集中所有民主政府和个人的力量，团结才能保证成功。然后我们需要在独裁国家内外的民主斗士中、在民主政府中、国际商业及其他组织中，就新的战略与战术达成共识。
全世界民主力量被分裂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无法建立和阐明一个有创造性、有力以及和平的战略来对付独裁者。缺乏这样的战略，民主力量往往终归四分五裂，而且往往互相伤害。
要求下台
最有力的单项制裁是迫使独裁者下台，这必须是在宏观层面上完成的。我们必须保证，二○二五年绝对是所有独裁者下台的最后期限。但是，每个独裁者退位的最后期限，必须视其具体情况而定。有些时候，最后期限显而易见，比方说在选举到来之际。而无一例外的是，在国外民主力量的合力支援下，独裁统治下的民主人士将成为设定最后期限者。
对于独裁者极其残暴的行径，境内外民主人士应该高声且持续地强烈要求独裁者退位或将其驱逐。在民主政体中，一旦领导人疏于职守，按规定他要立即辞职或在下届选举之际被撤职，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及总理很少有执政超过一或两届任期的，而独裁者们通常在位几十年，大多数人希望永远保有特权。人民必须限制暴君的势力。除非煽动性的言论被用于合法化暴动，否则是不会血洗首都的。事实上，记录和解释事件的人总是那些亲历者，否则这些事件无法被公认与铭记。这么说来，美国诗人安君．瑞驰（Adrienne Rich）是正确的，她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言论就像街道、水管、电话、微波炉、放射能、生命复制实验室及核电厂等一样真实的。”（注12）如果说思想是动力，那么言论就如武器。独裁者们深知这一点，而现在则是让民主人士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
当媒体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寻求中国政府批准他的卫星电视频道在中国开播时，应“主人”的要求，他这个异国“客人”同意把某些西方新闻频道从节目中拿下去（注13）。但梅铎觉得，看到这些未经审查的西方新闻会惊慌失措的，并非中国老百姓，而是共产党独裁政权。然而梅铎以“国家”及其独裁者是互通性概念这一说法为幌子，逃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俯首于暴君。结果，民主社会的媒体及政府谄媚于独裁政权的例子源源而来，“中国认为”，“伊拉克认为”，“埃及认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于二○○二年七月十五日写道：“大部分中国人‘继续支援共产党，维护统一，反对全体中国人民都惧怕的动乱。’”
民主对于中国的商家或农民并无危害，感到危害威胁的只是中共当局。民主对独裁政权的威胁在于，民主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更高度的合法性基础：而非民选的领导人只会反对或诋毁“受人民之讬进行统治”这样一种观念。虽然和前苏联的冷战已成为过去，残余的共产势力及其他独裁政权和人民自治愿望之间的战争仍未结束。我们形容中国政权的这句话——“当今世界仅存最大的共产国家”，必须能让我们时刻不忘这一事实。就连“共产主义者”一词也不再被民主世界的上流社会用来形容中国、北韩、越南、寮国及古巴的体制，只有共产独裁者们还在翻来覆去地用它。二○○三年二月，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告诉来访的卡斯楚：“同样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古巴的意识形态及理念相同。”（注14）
我们宁愿胆小地用“专制”这个词，也不用“独裁”。
当中国共产党开始用“邪教”一词来形容被其残酷镇压的法轮功时，西方网路及报纸很快跟着拾起这一用语，并广为传用，从而不公平地在千百万人们的头脑中扭曲了这一精神运动的形象。最近，中共也开始用“邪教”一词来称呼那些不愿接受共产政府的控制而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基督教派。
从一方面来考虑，西方国家那些编辑与制定新闻的人士，采用了独裁者的欺世之言，并不令人惊讶，他们都是些鹦鹉学舌的外交家，向来擅长以花俏而委婉的言辞讨好敌对势力。虽然表面的外交意图是避免对抗，但是随着全球化媒体的发展，其结果却产生了一种迁就性语言。描述及解决与独裁者之间的问题，并不需要用像“非常有才智的”、“有洞察力的”及“我的朋友”这样的辞汇，而这些辞汇却在二○○一年三月被法国总统席哈克（Jacques Chirac）用于描述穆加比（辛巴威独裁者）（注15）。
生活在这种政府领导之下的人们对他们的处境不抱任何幻想：他们没有自由，这一事实无法掩盖。除非全世界哪怕是口头上团结一致来强调事实，否则，“民主对于人类安宁而言并不重要”的谎言就会得以强化。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于每一个最终推翻专制政权的民众运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和政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长年反对专制政权，支援专制政权下的民主运动。然而，当伊拉克人民看见法国外交官将海珊描述成双边关系中文明的合作者，当联合石油公司不愿意批评有生意往来的缅甸军人政府——每当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及机构不去谴责无视个人自由和人权的政府——饱受暴君压迫的人们也没有勇气采取策略、反抗暴政，因而也就无法改变现状。相反的，专栏作家迪尔（Jackson Diehl）写道：“如果美国更常向苦难中的民众提供真诚的帮助，反抗极权政府，让极权政府在抗议声中越来越痛苦不堪，美国的声望和影响力就会更大。”（注16）
肯定自由前景的语言和如实报导独裁者罪行的用语同样重要。但是，当我们的领导者终于站出来为民主直言时，媒体往往轻视了语言的力量。二○○○年三月，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成为第一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言的美国国务卿，她点名指出中国是不尊重基本人权的政府之一。然而，《华盛顿邮报》却指称她的表现仅仅是象征性的而已（注17），十分恶劣地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象征”意味着没有影响力，那么纽约港口就不会有自由女神像，而挑战中共暴政的中国学生们更不会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一个同样的女神雕像。
被暴君囚禁的人们足以给在精美红木桌边和暴君谈判的人好好上一课了。美国大使霍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他关于巴尔干半岛的文集中，把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描述成一个彬彬有礼、魅力焕发的人，然而，那几年他和西方外交官尝试容忍这个暴君在巴尔干半岛的暴行，但最终失败（注18）。塞尔维亚非暴力学生运动“抵抗组织”（Otpor）的领导人之一波波维克（Srdja Popovic）称米洛塞维奇为“死亡的鼓吹者”，斯尔迦和其他异议人士组织起来反抗，直至他们铲除了这个暴君。
对于美国视为对战略有益但暴政横行的地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愚昧地努力抑制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而常常忽视了这些区域伙伴在本土的罪行。美国国务院对亚洲和中东这些暴政国家的无视人权表示绝望，却不去鼓励及引导帮助这些国家中的独立社团、地下媒体或非暴力运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极权政府却更清晰地表述了他们所面临的政治挑战。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面对着共产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众反对声浪，邓小平指称天安门的抗议者们企图“推翻共产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体制，代之以亲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注19）他也许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学生抗议者们的行为，但并没有委婉其词。
我们不愿明讲：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不愿告诉中国、沙乌地阿拉伯及其他国家：我们想要多党民主、自由选举、独立贸易社团，以及独立的商业电视台、电台和报纸。相反的，我们总是委婉地泛泛而言“尊重人权”或者着重于某个单独的虐待案例。我们没有表示独裁者必须下台，我们只谈论着改革。我们没有表示我们支援以非暴力的策略和方式驱逐暴君、迎来民主。我们应该表达我们的想法，名符其实地称呼世界上仅存的独裁者们为“死亡的鼓吹者”、“自由体制的敌人”及“历史的失败者”。
我们不应该羞于使用奚落的方式。二○○二年一月，乔琦．安．基尔（Georgie Anne Geyer）在《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提到了卡斯楚对她写关于卡斯楚一书的回应（注20）。最让卡斯楚恼怒的是基尔在他一张没穿衬衫的照片下写的说明：“一个毫无活力的卡斯楚在打枱球。”他不喜欢“毫无活力”这个词，它在西班牙语中意味着体力上、精神上衰弱——最糟糕的是——性功能衰竭。“很偶然地，我击中了所有的所谓独裁者、元首、强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领袖、全面蛊惑人心的政客或土生土长的超凡领导者的主要弱点：极度自负。很有意思的是，当记者竟敢逼近这种自负时，得到的回应是如此强烈的愤怒，比我们对这些人的政策及其愚蠢和野蛮的任何批评所得到的回应更甚。从本质上而言，在政治上他们就像歌剧中的女主角一样，总是最大限度地使他们的私生活、他们真实的政治个性——甚至是他们大腹便便的肚子——保持远离公众的视线。”
当然他们这种担心并非无理性的，独裁者很清楚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民众的畏惧之上。一旦他们的真实面目被奚落并曝光，从而削弱了民众的畏惧心理，他们便时日无多了。对于民主人士和政府，获取每一个独裁者的内幕消息并广为传播相当重要。其他政府用自己便利的方式对独裁者表示不敬，也是十分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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