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美股“吹哨人”的苦与甜：遭排挤报复后收获8亿奖金刷新纪录

 原标题：一名美股“吹哨人”的苦与甜：遭排挤报复后收获8亿奖金刷新纪录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麻晓超 陈锋 北京报道

继今年6月4日后，美股“吹哨人”又出现两个刷新历史的纪录。一个是奖励给单个“吹哨人”的奖金纪录被刷新到近8亿元人民币。

另一个是，在9月30日结束的2020财年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奖励或拟奖励给“吹哨人”的奖金总额刷新历史纪录。

但与6月4日的披露不同，SEC在上述两份最新的公告中，均提到了“吹哨人”因为“吹哨”遭受了“苦难”的事情。言外之意是，他们在公司内部遭到了报复或者排挤。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这类现象的背后，藏着人性的共同弱点，以及举报人情绪纠结等问题，中国资本市场也可以反思、考虑，很有价值。

天价奖金的“甜”

美国当地时间10月22日，SEC在一份公告中称，奖励一名吹哨人1.14亿美元（约8亿人民币）奖金，这笔奖金规模刷新了历史纪录。此前纪录的保持者，是今年6月份一名获得5000万美元的“吹哨人”。

此次的1.14亿美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约5200万美元，与该“吹哨人”举报的案件挂勾，SEC通过“吹哨人”的协助进行了成功的执法。

另一部分约6200万美元，是从上述举报案件衍生出来的其他几项案件，执法机构不是SEC。

美股“吹哨人”经常被奖励天价奖金，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奖金额度直接与监管罚没挂勾，具体为，如果“吹哨”带来的行政处罚罚金超过100万美元，“吹哨人”可以获得最低10%、最高30%的罚金；第二个因素是，为了保证“吹哨人”得到奖励，美国国会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基金，名为“投资者保护基金”。

在刚结束不久的2020财年（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SEC年度“吹哨人”奖金规模又刷新了历史纪录。

根据9月30日的公告，SEC在2020财年共奖励39名“吹哨人”，奖金总额约1.75亿美元。自2012年第一名获奖“吹哨人”出现，截至2020年9月30日已有106名“吹哨人”被奖励，累计规模达到5.62亿美元。

“吹哨有奖”在美国有100多年的历史，不单资本市场领域有，其他行业领域也有，甚至相比之下历史更长。

《华夏时报》在2019年曾发布美股“吹哨人”制度的系列报道，其中提到，1863年3月，总统林肯执政期间，针对军火商大发不义之财的问题，美国国会通过的《欺诈声明法》中就包括一项“吹哨人”奖励条款，该法案可以看作是美国“吹哨人”制度体系的近代开端。

美国早期的“吹哨”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国防军工领域的违法行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向医疗、税收等其他领域扩展，并颁布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法案而非一部法案。

专门针对金融证券的“吹哨人”项目的建立，是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具体到美股，时间点是在2011年8月，当时SEC正式开启“吹哨人”奖励与保护项目。

早年的历史与经验，为如今“吹哨人”制度在资本市场的高效运行奠定了基础。

遭排挤报复的“苦”

在资本市场，相比外部人士举报，内部知情人士的“吹哨”更能增加违法违规行为被揭露、证实的概率。

但内部人士“吹哨”的意愿，因为一些特殊原因通常较难激发。美股给“吹哨人”天价奖金，算是一种激发意愿的措施。

在外界羡慕那些拿到数亿奖金的“吹哨人”的同时，有种“吹哨人”的“苦”似乎被掩盖了。比如，在10月22日的公告中，SEC“吹哨人”办公室主任简恩-诺伯格（Jane Norberg）提到，这位被奖励近8亿元的“吹哨人”，在向SEC“吹哨”前，于公司内部多次举报，在“私人感情以及工作上遭受了苦难（hardship）”。

此外，9月30日的公告中，SEC也提到，一些“吹哨人”在公司内部进行举报时遭受了“苦难”。言外之意是，这些“吹哨人”因为“吹哨”遭到了报复或者排挤。

“吹哨人”在向SEC“吹哨”前，先在公司内部向有关高层举报问题，是美股“吹哨人”制度的一个特别之处。

SEC的相关规定，释放了鼓励“吹哨人”优先向公司内部纪律委员会举报违法违规行为的信号。比如，《华夏时报》记者梳理其相关条款细则发现，相应的条款包括，第一，举报人自愿率先向公司内部纪律部门举报，相比直接向SEC举报，可能会分享更高比例的罚金；第二，举报人自愿向公司内部纪律部门举报，最终由公司通知SEC，该举报人也会被认定为合格的“吹哨人”，并分享应得的奖金；第三，举报人率先自愿向公司内部纪律部门举报，并在120天内同时报告给SEC，由此引发的罚金也会按比例分给“吹哨人”。

为此，SEC还设置了对报复“吹哨人”行为实施“反报复”执法行动的相关机制。

但如今看来，美股“反报复”机制的存在，虽然可以降低内部人士“吹哨”后遭到公司开除等显性报复的几率，却依然无法避免“吹哨人”事后遭到同事排挤等较为隐秘的情况的发生。

而这种现象的存在，会抑制内部人士“吹哨”的意愿。即使被举报的上司或者同事确实违法违规，但举报人仍可能遭到同事的疏远或者排挤，引发“叛徒感”的情绪，这种情况在当代任何国家出现可能都不足为奇。

刘俊海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这其中可能藏着人类的共同弱点的问题，一个人有是非观念，但有的时候可能更希望身边的人对自己忠诚，法律正义与江湖义气有的时候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是矛盾的，比如，上市公司或者金融机构造假，内部人士对此举报以保护公众投资人，是大义，为了同事或者友谊选择保密，是小义，如何选择，不同人的答案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