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不要踏着露水——
因为有过人夜哭。
……
哦，我底人啊，我记得极清楚，
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
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
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
……
但是不要计算星和星间的空间吧
不要用光年；用万有引力，用相照的光。
要开做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阿垄1944.9.9
“文革”爆发后不久，重病的阿垄在狱中写下遗书：“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他完全超脱了，不顾一切，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年87岁的诗人牛汉说。“阿垄的神情总是悲抑的。我一次也没有见过阿垄大笑。他像一块石头，有金属的分量和光芒。”
阿垄是“七月派”诗人、国民党军官，也是中共情报人员。他写了大量诗歌、诗论和报告文学，还像余则成一样潜伏在国统区，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
1950年代，毛泽东发动清剿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阿垄被打成“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然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承认这个罪名。
1
1907年2月，阿垄生于杭州一个市民家庭，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就被送到绸布店做学徒。他利用夜晚的时间自学，20岁时就在杭州的报刊发表旧体诗和小品文。
“一·二八”事变爆发，阿垄目睹吴淞口的校舍被日军炮火摧毁。他感到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1933年他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淞沪会战”。他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来到闸北最前线。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阿垄脸部受伤，不得不离开队伍治疗。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他将其写入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以S·M的笔名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
当时《大晚报》特聘记者曹聚仁也写了大量战地通讯，但他只能在88师师长孙元良的司令部根据地图、战报和消息写作。“七月派”诗人罗飞说：“淞沪抗战期间，当时前线也有随军记者在活动，但像阿垄这样深潜在生活的最底层，手持武器与士兵同生死共荣辱一起战斗的作家是极少的。”
阿垄不仅写到了爱国的热情，也写到了战争的残酷和真实的人性。晚年，胡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阿垄)把战争初期雄壮的东西和悲惨的东西都送给了读者，是抗战初期的忠实的记录之一。”
1938年7月，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见到阿垄。胡风记得他身材不高，但面容坚毅、真诚，满怀激情却不溢于言表。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阿垄向胡风透露了对国民党政治体制和人事作风的不满，对共产党则充满信任和希望。
在胡风的介绍下，阿垄去见了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奚如对阿垄印像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让他在学习之后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
2
1938年11月，阿垄动身去延安。为掩人耳目，他只身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18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再进入他“梦想的王国”(阿垄语)。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抗大学习，感受到和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的气息。那里的生活深深吸引着他，他赞美窑洞像蜂巢，而这里的人似酿蜜的蜜蜂。在诗歌《哨》中，他写道：
一月的夜的延安
前线带回来的一身困倦
从这深深的夜逾越过去
又是新红太阳的战斗的明天
几个月后，他的眼睛在一次野战演习中受伤。在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西安治病。病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
在西安与日本友人聊天时，阿垄听说一位日本通信兵写了部关于侵华战争的报告文学。尽管是歌颂战争的，但从作者放一枪又写一笔的写作态度来说，又是中国的作者所不及的。
阿垄深受触动，他不能接受“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在不断遭到日军空袭的西安，开始写作《南京》。
阿垄以纪实的笔触记述了士兵们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壮举，同时也描写了陷于战事的市民形形色色的艰辛、绝望与挣扎。他写了发生在南京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的激战，也写了之后中国军队的多次重大会战。他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出“中国军人悲壮的爱国情怀和最终战胜敌人的光明前途”。
他说，南京一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从南京的失陷开始，一方面又从南京的失陷完结了。徐州的一战，使中国在军事上从溃败和混乱的泥海里振作起来；武汉的一战，使中国收获了有利于持久战的、宝贵的稳定；豫南、鄂北的一战，和洞庭湖畔的争夺，胜利的晨光已经熹微地照着中国的军旗了。
正是由于写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南京》在解放后没有任何出版机会。
阿垄认为，最重要的是“真实”：
“人不能够改变历史，也就不能够改变真实，更不需要改变真实。”
“为什么非要在红色上再涂些红色，使它变紫、变黑呢？”
3
胡风曾这样形容阿垄：“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
1941年，阿垄奉命到重庆“潜伏”。经黄埔同学介绍，他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但随着当事人的纷纷离世，这段历史也逐渐湮灭。
直到2001年，当年参与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如今已经退休的王增铎撰文回忆了对阿垄的审查情况，才使这段历史浮出水面。
根据王曾铎的记述，1942年阿垄曾托诗人绿原将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袱小册子带给胡风，由他转交给地下党。
诗人冀在一篇文章中更详细地回忆了这段历史：
“1942年，我和绿原同时考进了复旦大学。有一天，绿原从重庆回到学校之后，不无余悸地告诉我守梅(阿垄)托他带一包东西给胡先生(胡风)，并严肃而郑重地告诉他，那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丢失了它，同时也就丢失了生命。”他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编制、部署的印本和图表。
不久，阿垄遭到国民党的怀疑。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里面写着“你干的好事，当心揭露你的真面目”。阿垄认为这是深知内情的同情者的警告。他丢下了工作，对孩子匆匆做了安排，逃到重庆。刚到重庆，通缉令也跟着过来了。他乘船离开，一路东下。作为一名逃亡者，他混在众多旅客中，小心翼翼，避免与人接触交谈。之后他化名“陈君龙”避居杭州、南京一带。
1947年，阿垄在气象台当临时雇员，由于感到并不安全，随即称病辞职，匿居军界朋友家中。为了装出有病的样子，他养了热带观赏鱼、寄居蟹和花草，深居简出。
从旧同事那里，阿垄获知了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情报的重要性，连夜跑到上海通知胡风。胡风将情报转给地下党的负责人廖梦醒。
冀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天他和阿垄在新街口闹市漫步，见一家照相馆的临街橱窗中陈列着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照片，阿垄指着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的照片悄声说：“等着，有好消息听，有好戏看。”阿垄的话当时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当年5月，孟良固一役，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被击毙，南京震动，冀才又记起这件事。阿垄笑道：“早从军界朋友那里知道了这支部队的调动和作战布署，并且把它传到那边去了。”
不久，胡风也在信中转达了组织对阿垄的褒奖，以隐语说：“上次转告友人的话，他听了似乎高兴，并嘱以后有同类的话还想听到。这也可以作为找职业的参考。”
组织交给阿垄又一个艰钜的任务：想尽办法，利用旧关系再入国民党的军事系统。
1948年夏，他化名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国民党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他受到了监视，但只要有机会，仍然通过胡风和罗飞继续向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
当年，阿垄5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交待给地下党郑瑛。1948年至1949年春，他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国民党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罗飞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1948年冬，他通过方然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
这些事实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调查中就已查明，但他还是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
4
1950年3月，阿垄受鲁藜和芦甸之邀来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联工作。尽管当时刚入中年，他的双鬓已经斑白了。
不久，阿垄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对当时高度敏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他反对政治内容的概念化表现，反对除工农兵以外不能写的论调，反对对正面人物的神话和对反面人物的丑化。
阿垄没想到这两篇文章会为他惹下大祸。
拍摄过讲述右派群体的纪录片《红日风暴》的导演彭小莲说，阿垄的观点实际上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呈现。胡风是鲁迅的弟子，在鲁迅晚年曾帮助鲁迅打过很多笔仗。“鲁迅逝世后，胡风以及他身边的一批作者，以鲁迅精神为楷模。”彭小莲说，“在他们看来，鲁迅代表了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阿垄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了《人民日报》的猛烈批判——“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阿垄给《人民日报》写信，并附上一篇辩论文章。信中，他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检查”。很快，检查在《人民日报》发表，辩论文章则遭到扣押。对他的批判其实不是针对他个人的。
随后的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运动中，阿垄不断遭到批判。他的入党申请支部早就通过了，但报到上级又被压了下来。1955年5月，阿垄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和“反动军官”的罪名被捕入狱，秘密关押。独子陈沛由公安局托管。
陈沛当时只有10岁，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向本刊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5月15日，来了很多人搜查我父亲的手稿和书信。当时我爸爸说，是出版社的叔叔。公安局的一个叔叔就把我带出去玩。不久，公安局长万晓棠找我爸爸谈话。我爸爸说，我一辈子追随共产党，我想不到说我是反革命，说胡风是反革命。”
一封私信在对胡风和阿垄的定性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6年7月15日，阿垄曾以隐语写信给胡风：“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1955年6月8日，在得到这封信后，毛泽东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我以为应当藉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两天后《人民日报》以编者名义给信下瞭如此按语：“阿垄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垄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此作详细解释：“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垄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实际上，早在办案初期公安部门就已完全搞清了阿垄的无辜和他对革命的贡献，周恩来也对把阿垄定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特务”提出了异议，但既然最高领导早已定下了调子，阿垄的命运最终便未能改变。
5
1955年，19岁的文学青年林希(原名侯红鹅)因曾向阿垄请教写作被打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
1966年2月，被监禁了10年之后，阿垄开始正式在法庭受审。10年来，他从未在“原则”上“低头认罪”，一直被审讯者认为“态度极端恶劣”。在审判中，林希被强迫出庭作证。当阿垄看到林希也被卷入时，他决定承担全部责任。在美国的林希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对阿垄宣判的那天，法官宣布开庭后，阿垄被带到法庭。当时，阿垄和我只有几步之遥。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皱纹己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他坐在一只小木板凳上，前面有一张小课桌，课桌上放着对他的起诉书。我看到那起诉书上有阿垄画的红道，起诉书旁边放着一副眼镜。阿垄坐在被告席上，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比我还要平静。
我按照官方审定的证词讲了一遍，这时法官问阿垄：“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垄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因为事先检察院的人就对我说过，阿垄有申辩的可能，而且他们还告诉我，如果阿垄申辩，你不必直接回答，法庭会有办法让你出来的。
“没有。”阿垄只说了两个字，就再也不说话了。前前后后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己“证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法警又带着我从法庭走了出来。
阿垄再次走进法庭，没有让他坐下，只让他面对法官站着。法官和陪审员也站了起来，站在中间的首席法官一字一字地读着宣判书。宣判书自然是概述了阿垄的“罪行”，最后判决阿垄有期徒刑12年。法官向阿垄说：“被告如对判决不服，可于×日内提出上诉。”这时整个法庭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阿垄的公开表态，等待着阿垄最后的申辩。
“我放弃上诉，”阿垄的声音很镇定，“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说罢，他站起身来，由4名法警押着走出法庭。他从法庭两廊座位中间走过，他的身子挺得笔直笔直，头微微地昂着，目光平视，步子迈得极是镇定。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阿垄时那样。
“文革”爆发，阿垄发现自己患了骨髓结核病。他每天忍着巨大的病痛，面壁而坐。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写下了一封遗书。他仍然相信党一定能够对他的问题作出公正的裁决。
1967年3月21日，阿垄死在狱中，身边没有亲人。负责处理尸体的人，是一位姓刘的公安干警。他将阿垄的尸体送到了火化场。
按照规定，这类没亲属认领的“死囚”骨灰是不保留的，但他还是在火化场工人协助下找到一只木箱存放阿垄的骨灰。在一间骨灰盒停放室的墙外，他深深地挖了一个坑，将木箱埋了进去。
6
陈沛如今退休在家。他用大量时间整理父亲的手稿，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写出一部父亲的传记。
父亲被捕时，他只有10岁。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他曾相信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拒绝去监狱探望。谈起这一段往事，他至今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1963年，阿垄第一次获准与他通信。然而，8年来在特殊环境里长大的他却不敢与父亲联系，来信被退回监狱。
这对阿垄是一个沉重打击。从此，两人再无联系，甚至阿垄病重时，陈沛也未敢去看望父亲。
审判结束4个月后，阿垄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谈他最后的想法。陈沛向本刊记者出示了这份遗书的复印件。
审讯员，并请转达：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为原有，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
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XX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
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陈亦门1965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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