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编辑]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靑海[177]。”；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178]。”；1946年，内政部会同海军部和广东省政府委派萧次尹和麦蕴瑜分别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专员收复南海诸岛，并举行光复仪式、在岛上立主权碑、派兵驻守、绘制南沙群岛地图、重新命名南沙群岛及其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编写和出版南沙群岛地理志。1947年，内政部重新命名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全部岛礁沙滩名称共159个，并公布施行[179]。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180]，但并未明文定义其范围[181]。中华民国大陆时期陆地最大面积为11,357,488平方公里，是全球陆地面积第二大国家[182]，国民政府1946年承认外蒙古独立后，排除蒙古地方面积至9,736,288平方公里，至迁台之前中蒙边界尚未划定，疆域最北原为唐努乌梁海之萨彦岭脊[183]；东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合流处；南至南沙群岛之曾母暗沙海域；西至帕米尔高原的喷赤河[184]。
行政区划[编辑]
民国元年（1912年），全国共划分为22个省以及外蒙古、内蒙古、青海地方、西藏地方、阿尔泰区域、塔尔巴哈台共有28个省级行政区。民国2年（1913年）1月8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划一令”，确立省、道、县三级行政区制度[185]。省级行政单位分为省、特别行政区、地方以及直辖市。民国3年（1914年），北洋政府新设四个特别区、四个地方、两个省级商埠以及塔尔巴哈台、阿尔泰、伊犁三个地区，共有35个省级行政区。1924年5月，从苏俄收回东清铁路附属地，设置东省特别区。民国15年（1926年），塔尔巴哈台、阿尔泰、伊犁三个地区被并入新疆省。
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废除道，另设行政督察区[186]。将直隶和奉天两省改为河北和辽宁；裁撤京兆地方并入河北省；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四个特别区和青海地方改为省，其中川边特别区改为西康省，新设宁夏省。1930年，自英国收回租借地，设置威海卫行政区，并先后设置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武汉（后改名为汉口）、广州（后降为省辖市，抗日战争胜利后再升格）、西京（后降为省辖市，抗争胜利后改称西安并再升格）、重庆（抗战期间设置）等9个特别市。至抗战爆发前，共有38个省级行政区[186]。
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自日本接管台湾，并取回东北地区的控制权。东北地区依《东北新省区方案》划设9省3市，威海卫行政区改为省辖市，同时承认外蒙古独立。民国36年（1947年），共有35省12直辖市1地方。民国38年（1949年），以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区域设置海南特别行政区[187]。
| 类别 | 数目 | 中华民国一级行政区（北洋政府） |  |
|---|---|---|---|
| 省 | 22 | 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新疆、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 |
| 商埠 | 2 | 胶澳商埠、淞沪商埠 | |
| 特别行政区 | 4 | 川边特别区、热河特别区、察哈尔特别区、绥远特别区 | |
| 地方 | 西藏地方、蒙古地方、青海地方、京兆地方 | ||
| 地区 | 3 | 阿尔泰区域、塔城地区、伊犁地区 | |
| 类别 | 数目 | 中华民国一级行政区（国民政府） | |
| 省 | 35 |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黑龙江、安东、辽北、松江、合江、嫩江、兴安、新疆、台湾 | |
| 直辖市 | 12 | 南京、上海、北平、青岛、天津、重庆、大连、哈尔滨、汉口、广州、西安、沈阳 | |
| 特别行政区 | 3 | 威海卫行政区、东省特别区、海南特别行政区 | |
| 地方 | 2 | 西藏地方、蒙古地方 |
首都变迁[编辑]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江苏省南京府成立，南北议和后迁至顺天府[188]，此后的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是以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189]。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定都南京，并且在1931年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五条中明文规定国都设立在南京市，确立南京的首都地位。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21日，国民政府宣布将所有中央政府机构迁往重庆[17]。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汉口，并且在武汉会战爆发后再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宣布1946年5月5日“凯旋南京”[189]。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华民国首都因战局而多次迁移，最终于1949年12月7日迁至台北[190]。
主要城市[编辑]
中华民国建立初期将原有的“府”改制为“县”，当时曾有部分地方的县推动市制，但皆被北洋政府挡下。1921年2月，中华民国军政府将广州改设为“市”，开启全国各地实施市制的风潮。同年7月3日，北洋政府颁布《市自治制》，将“市”分为“特别市”与“普通市”两种。全国共有京都（今北京）、津沽（今天津）、淞沪（今上海）、青岛、哈尔滨、汉口（今武汉）等6个特别市[191]。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将“市”分为“省辖市”和“院辖市”。省辖市则与县同级，院辖市与省同级，要求人口需达到一百万人，但也有例外。1948年，《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后，院辖市改称“直辖市”。1949年前，全国一共有12个院辖市[192]：
| 编号 | 行政区 | 简称 | 设立年 | 面积[186] (km²) | 人口 （1948年） | 地区 | 编号 | 行政区 | 简称 | 设立年 | 面积[186] (km²) | 人口 （1948年） | 地区 | |
|---|---|---|---|---|---|---|---|---|---|---|---|---|---|---|
| 51 | 南京市 | 京 | 1927年 | 465 | 1,030,572 | 华东 | 57 | 大连市 | 1945年 | 149 | 722,950 | 东北 | ||
| 52 | 上海市 | 沪 | 494 | 4,300,630 | 58 | 哈尔滨市 | 1946年 | 803 | 637,573 | |||||
| 53 | 北平市 | 平 | 1928年 | 716 | 1,672,438 | 华北 | 59 | 汉口市 | 汉 | 1927年 | 133 | 641,513 | 华中 | |
| 54 | 青岛市 | 青 | 1929年 | 950 | 759,057 | 60 | 广州市 | 穗 | 1947年 | 252 | 960,712 | 华南 | ||
| 55 | 天津市 | 津 | 1928年 | 185 | 1,707,670 | 61 | 西安市 | 1948年 | 207 | 502,988 | 西北 | |||
| 56 | 重庆市 | 渝 | 1939年 | 328 | 1,002,787 | 西南 | 62 | 沈阳市 | 1947年 | 262 | 1,094,804 | 东北 |
注：广州、西安、沈阳等三个城市兼具院辖市与省会的双重地位；广州曾于1930年设直辖市，后撤销；大连、哈尔滨、西安、沈阳未有简称。
外交[编辑]
北洋政府[编辑]
.jpg)
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中国陷入地方割据与战乱之中。1913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换取沙俄的援助和承认北洋政府，与其签订《中俄蒙协约》。自此，俄人势力入侵外蒙古[18]。同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为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款高达二千五百万镑，并同意以盐税、海关税抵押，将盐务交给外人交办，被认为是丧权辱国[193]。1914年5月29日，日本胁迫袁世凯签订“中日朝鲜南满往来运货减税试行办法”六款，东北商业遂被日人所垄断。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恐日本援助孙中山，特派孙宝琦、李盛铎二人赴日本疏通，日本借机提出东北五铁路之建筑权相要挟。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日本借口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最初，袁世凯宣布中华民国中立，并禁止德、日在中国领土交战，但在日本威胁下，承认山东东部为交战区。日军在山东登陆后，没有集中兵力攻打德军，反而向西占领青岛至济南的山东铁路全线。这时中国孤立无援，英国、俄国都默许日本的入侵，美国即使同情中国，也不愿与日本对立[194]:108-109。1915年1月7日，北洋政府要求日军撤退回国，或暂照《胶澳租借条约》留驻青岛。日本以欧美各国无暇顾及远东，复窥袁世凯称帝野心，于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面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日军占领青岛直到1922年。1917年3月14日，中国与德国断交。同年8月14日，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1919年9月15日，中国宣布终结对德战争，然而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却不能保护国家利益－中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但英、法、义却将德国的利益转送给日本，引发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只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以示抗议[195]。
国民政府[编辑]
1928年5月，日本蓄意制造五三惨案。惨案发生后，日方否认屠杀中国军民，反而要求国民政府道歉、赔偿、惩凶。5月10日，国民政府派伍朝枢立即赴美寻求帮助。5月11日，日军攻占济南[196]。5月15日，美国公开表示对日不满。但直至次年3月，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济案协定》之后，日军才退出济南。1928年6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1929年7月，甫接手东北事务的张学良积极响应，决心收回苏联控制的中东路。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197]，导致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政府断交。8月14日，苏联开始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中国军队损失巨大。张学良不得不在11月26日要求停战，并于12月20日签订《伯力会议议定书》，恢复苏联在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国民政府一方面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一方面“诉之国际联盟，请求主持公道”[198]。9月23日，国民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1932年1月2日，蒋中正发表演讲，论述对日宣战之弊害[199]。3月，满洲国成立。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国民政府对德、意、日宣战，加入同盟国[200]。1943年，中美英三国联合发布开罗宣言，要求“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光复东北且接管台澎，成为迄今唯一实际同时统治台海两岸的共和制国家。参与创建联合国并凭借其在对日作战中做出的贡献，成为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201]。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及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人民举行公民投票，结果97%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202]。
军事[编辑]
武装力量[编辑]
民国初年，袁世凯创建的北洋军是中华民国陆军的主要力量。其主要将领雄霸一方，在各地建立军阀割据，划分势力范围[203]。直到1924年，中国国民党师法苏联共产党军事制度创设国民革命军，成为北伐后到行宪前的国家武装力量[120]。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起其所领导的武装势力。1928年4月，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江西省井冈山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成为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的武装力量。抗日战争结束后，因国共合作破裂而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204]。而国民革命军则在1946年成为“中华民国国军”[205]。
中华民国海军承袭自清朝的传统，与英国的交流较多，其次是日本。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任命陈绍宽为海军部部长兼总司令，初期舰队约44艘，排水量3万余顿[206]。至抗战前夕，舰队增至58艘，排水量5万余吨。1937年战争爆发前编成四舰队，主要任务为掩护陆军防守作战[207]。对日抗战期间，海军几乎全灭，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接收来自日本、英国与美国的舰艇之后才逐渐扩大编制，从此之后的主要交流对象都是美国[208]。
中华民国空军始于1920年在广东省番禺县大沙头成立的航空局，当时仅有三架飞机与两架JN-4“詹尼”教练机。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成立航空处。1928年，航空处改为航空署，辖航空队四个队，共有飞机24架[209]。北伐胜利后，国际于1929年解除持续十年的对华武器禁运。1934年起，国民政府借由军火代理商威廉·鲍雷的协助下与美国柯蒂斯-莱特公司合作建立中央飞机制造厂[210]，并开始引进国外零件组装飞机。中华民国空军建军初期所使用的霍克II战斗机以及霍克III战斗机皆为美制产品[211]。1937年至1941年间，苏联红军向国民政府提供大批伊-15战斗机、伊-16战斗机、SB-3轰炸机以及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抗日作战。美国战机在军中占比曾一度下降，1941年苏联撤回援助后，国民政府又开始大量使用美制机种。此外，在抗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还曾接收过一批由英国设计、加拿大生产的木制蚊式轰炸机[211]。
军事建设[编辑]
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兵役法》确立义务兵役的基本原则，但并未严格依法实行征兵[212]。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最高的是国军德械师，单兵装备制式头盔、配备国造中正式步枪或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步枪、国造仿制捷克ZB26式轻机枪、二四式重机枪、统一的弹链等装具。装备德制克鲁伯 75mm 野炮或波佛斯M1930山炮、PaK 36反坦克炮以及88毫米高射炮、建制内装备师团两级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国军德械师开赴淞沪参加对日作战时还配属德制SFH 18榴弹炮和坦克等装甲车，但在经过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后，基本损失殆尽[213]。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1912年至1923年期间，共办九期，毕业生630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并有1700余名毕业生成为将军。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于1924年，是联俄容共下的产物，北伐后迁往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西迁四川成都，大部分大陆时期的毕业生都曾经参与北伐、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等战事[214]。而中国共产党则在1933年10月17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大窝村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长征后与陕北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为西北工农红军学校，后扩编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215]。1937年4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216]。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从清朝继承几所海军训练学校，但是因军阀割据的因素彼此各拥战舰、各自为政，到国民政府统一时派系与省籍问题互相内斗的现象极为严重。抗战的爆发某种程度上成为国民政府整肃契机，过去所有派系因主战舰被日军消灭，沿海领土丧失，因此海军通通搬迁到四川，海军训练单位也只剩下由闽系把持的马尾海军学校。1937年至1945年马尾海军学校共毕业航海班五届、轮机班两届、造舰班一届共133名学生[217]。
中华民国空军培训机构最早起源于1913年由北洋政府建立的南苑航空学校，办学共15年，培养四期共158名飞行学员[218]。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东山创立军事飞机学校，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遴选八人学习飞行。1929年，国民政府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创立航空班。1932年，更名为“中央政府航空学校”，校址定于浙江杭州笕桥。抗战爆发后迁至云南昆明，并于1938年正式定名为“空军军官学校”，抗战胜利后迁回笕桥。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失利后，迁往当时的台湾省高雄县冈山镇（今高雄市冈山区）复校[219]。
经济[编辑]
经济发展[编辑]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提出实业救国[220]，不少在日本经商的侨胞聘日本工程师回国开设火柴工厂，但这些火柴工厂要靠日本技术、日本机械、日本原料来维持生产[221]。1920年，刘鸿生在江苏省苏州市建立鸿生火柴厂[222]。1927年，瑞典火柴到中国倾销[223]，鸿生火柴厂难以与“洋火”抗衡，于是联合另外两家民族企业合建了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224]。1931年，大中华火柴公司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族火柴企业[225]。1933年5月，大中华火柴公司生产的国产火柴亮相芝加哥世界博览会，高质量的火柴和富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火柴盒，使很多参观者对中国火柴工业刮目相看[226]。日本侵华后，将大中华火柴公司定为“敌产”对其实行“军管理”，大中华火柴公司被迫停工[227]。1912年，方液仙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最具有规模的日用化工品工厂中国化学工业社[228]，生产闻名全国的“三星蚊香”、中国第一代牙膏“三星牙膏”、“箭刀”牌洗衣肥皂等，与洋货轻工业产品相抗衡，被誉为“国货大王”[229]。1940年7月25日上午，方液仙遭日伪当局特务杀害，终年47岁[230]。
1915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从德国、丹麦等国聘请军事工程师，从美国康乃狄克州的军工厂订购制造机器设立巩县兵工厂。1919年（民国八年）正式投产制造，成为当时中国四大兵工厂之一。1938年，巩县兵工厂遭日军飞机轰炸，制造步枪的第五厂成为废墟，全厂停工。1921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设立奉天军械厂[231]。1922年4月，奉天军械厂改为东三省兵工厂，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1931年，试制10发自动步枪成功，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1948年12月2日，沈阳兵工厂被中国共产党军工部接收，成为当时最大的枪支生产中心[231]。1919年，官商合办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成立后，即决定在北京石景山建炼铁厂[232]。1922年初，石景山炼厂已设有250吨化铁炉2座、热风炉4座，工程80%告竣，但由于资金短缺被迫停建[233]。1938年后，日本控制的兴中公司抢占石景山炼厂，更名为“石景山制铁所”，将其变成日军的后方钢铁基地。从1919年到1949年，石景山钢铁厂30年仅产出生铁28.6万吨[233]。
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增长率平均高达9.3%。社会经济状况也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民国肇建以来的最高水准。这时期电力业年平均增长9.4%；煤矿业为7%；水泥业为9.6%[234]，钢为40%[235]。除此之外，农业方面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为三大主体的乡村建设，提供广大的原物料与食物，并开始享受到市场整合的现代经济制度[236]。
金融体制[编辑]
中华民国政府自成立后即厉行经济改革，统一货币，改革自清末以来金融货币制度混乱情况。1912年和1913年，财政部曾两次设立币制委员会，讨论国家币制的问题，但都无果而终。1914年2月7日，《国币条例》公布，规定中国采用银本位，定银圆为国币。同年12月及隔年2月，先后由天津造币总厂及江南造币厂开铸一元新银币，即袁头币。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新的法定货币－法币，结束了中国使用接近五百年的银本位币制。1918年，中华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北平证券交易所成立。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于南京，公债的发行中心也随之南移，北平证券交易所经营的公债失去往日的优势，经营状况每况愈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北平证券交易所于1939年初歇业。
国民政府大量发行法币，使中国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法币的发行量自1945年的5569亿元增长到1946年的8.2万多亿元，到1948年时已激增至660万亿元[237]。1947年发行的钞票最高面额为5万元，到了隔年中已到了1亿8千万。1948年8月，国民政府实施货币政策改革，用新发行的金圆券取代原有流通的法币。结果十个月内，金圆券的发行额就增至1千万，贬值超过二万倍，使大陆民众经济损失极巨，新疆省银行甚至发行了面额为60亿圆的纸币。1949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发行银圆券取代价值已近废纸的金圆券。银圆券发行的同时，中国大陆政局形势渐变。银圆券随着局势，价值亦大幅贬值，最后被中国共产党发行的人民币所取代[238]。同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发行的“旧台币”也大幅贬值，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迫使政府在1949年6月发行“新台币”来取代原有的“旧台币”，兑换比率为1比4万。
除了法定货币之外，中华民国大陆时期还有许多地方性货币仅在特定的地区流通，如：限在台湾流通的旧台币、在东北九省流通的东北券、在藏区流通的藏币、四川藏洋、在苏占满洲流通的苏联红军票等；还有由中共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边币、北海币、内蒙古解放区货币、东北银行地方流通券、人民币等；在日本占领区还流通著由汪精卫政权发行的中储券、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发行的联银券、由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发行的蒙疆券以及由满洲国发行的满洲国圆等。
基础建设[编辑]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指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在《建国方略》中，企划了“完成铁道十万英里（十六万公里）”的宏伟蓝图[239]。北洋政府在交通部之下设“路政司”以主管全国铁路。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10月14日于上海筹办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全国铁路建设。国民政府的铁路以国营为主，部分路线开放民营，由铁道部掌管全国铁路事务。1932年，中国颁布第一部铁路基本法规——《铁道法》[240]。1927年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共修铁路3793公里[240]。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未被占领地区建成了1500公里铁路，在支持经济和军事上起了重要作用[241]。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国铁路里程数约30,190公里（包含占领区路线）[241]。
中国早期铁路沟通各站间的电报、电话，其传输线路皆为架空明线。民国2年（1913年），津浦线有电报线3条，采用莫尔斯式电报机[242]。民国3年（1914年），陇海线开封至铜山间架设电线路2条，随着铁路的延伸修筑，又陆续架设运河至大浦、运河至海州间3条通信线路、海州至新浦2条、新浦至大浦1条。为适应长途电报业务的发展和减少锈蚀损坏，民国10年（1921年），沪宁线开始架设每英里150磅的2.5毫米硬铜线。民国13年，沪宁铁路南京地区开始装设磁石电话机，并与津浦铁路浦口站接通[242]。民国24年（1926年），陇海线徐州至连云港间共有架空线路4条，分别用于长途直达电话电报、行车调度电话和站间闭塞电话[242]。1933年全国电话线路总长度为14,800余公里，到1936年上升到48,000余公里[236]:846。
1928年，交通部拟订全国公路计划，以兰州为公路中心，分全国公路为国道、省道、县道3种，总长为41,550万公里，预计10年完成[243]。1928年，全国已有公路29,127公里。国民政府把公路建设列为国家经济建设要政[244]。1932年5月，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奉命督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245]；11月，开筑“苏浙皖赣鄂湘豫七省联络公路”[246]；1934年10月，开筑“川黔湘鄂陕五省联络公路”[247]。至1936年6月止，各省完成联络公路共计21,000余公里，可互通公路计30,000余公里。此外，尚有已兴工路线3,900余公里。1935年至1936年，修筑西兰公路（西安至兰州）约700公里，西汉公路（宝鸡至汉中）250余公里、汉宁公路（汉中至七盘关）150余公里。至1936年底，全国共有公路108,117公里，中国公路网已基本形成[248] 。中国抗日战争前，国民政府修筑公路8万公里，使中国经济得以发展。
科学技术[编辑]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军阀割据，以及西方列强德国、英国、美国等在各地租界掠夺物质财富，加之1937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和1945年至1950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华民国科技发展缓慢。1912年，詹天佑发起了“中华工程师会”，总部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之后一直到1949年，一共有科技社团150多家[249]。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担任第一任院长[250]，同时建立“学术评议制度”和“院士制度”，一共院士81名。同时期，“国立北平研究院”和“中国西部科学院”等地方科技学院建立，部分大学也建立研究院所[251]。1930年，中央研究院建立物理学、化学、工程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研究所，为往后的中华民国大陆和台湾的科技奠定坚实基础。
中华民国科技在数学领域达到国际水平，杰出的数学家有：陈建功、苏步青、华罗庚等。在物理学领域有近代中国物理学的先驱和开山人是吴有训，是公认的首位对世界现代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华人科学家。而化学界的代表人物是侯德榜，他使得当时中华民国的制碱技术领先世界。1926年，他制作出亚洲第一批“纯碱”，以“红三角”作为商标，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瑞士国际商品展览会等夺得金奖。1939年，侯德榜又发明“联合制碱法”，把“纯碱厂”和“合成氨厂”联合，制作出“纯碱”和“氯化铵”，这种方法被誉为“侯氏制碱法”。竺可桢是中国气象学方面的先驱，创建中国现代气象学。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学界的代表，他留学日本，曾学习造船，造船需要钢，他又到英国学习地质学来寻找铁矿，他主要研究地质现象的本质、地壳结构和构造规律，1920年代提出“地质力学”理论，从而在各地发现石油资源，否定西方科学家所谓“中国贫油论”。建筑学方面，茅以升设计和建造钱塘江大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公路、铁路双层大桥。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建筑学家对“中国建筑民族传统风格”的继承和发展有着连接作用。
社会[编辑]
人口[编辑]
| 时间 | 事件 | 死亡人数 |
|---|---|---|
| 1920年（民国九年）到1921年（民国十年） | 1920至1921年华北大旱灾 | 50万人 |
| 1920年（民国九年）12月16日 | 海原大地震 | 23.4万人 |
| 1922年（民国十一年）7月27日到8月3日 | 汕头台风 | 5－10万人 |
| 1927年（民国十六年）5月23日 | 古浪大地震 | 4.15万人 |
| 1928年（民国十七年）夏到1930年（民国十九年）春 | 十八年年馑 | 100万人[252] |
| 1931年（民国二十年）6月初到9月底 | 江淮水灾 | 40－400万人[253][254] |
|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8月25日 | 叠溪大地震 | 近1万人 |
|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6月9日 | 花园口决堤 | 近90万人[255] |
|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1月13日 | 文夕大火[注 6] | 3万多人（可辨认遗体） |
| 1941年（民国三十年）夏到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春 | 河南饥荒 | 28.8－148.5万人[256] |
据统计：1913年，中国人口为4.32亿[257]；1928年为4.75亿[258]；1939年为5.18亿[259]；1947年为4.57亿[260]；1948年为4.61亿[261]。其中在1911至1936年间，中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尽管抗日战争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底仍达5.4亿[262]。从民国时期开始，中国人口模式发生从传统时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到现代发展中国家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转变，而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是民国时期经济社会和医疗的进步[263]。但是民国时期的战乱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天灾人祸造成人口大量非自然死亡[21]。
民族[编辑]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曾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革命纲领。12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演说中不提“驱除鞑虏”，专述“民族主义”，还对民族复仇论进行批判。孙中山于三民主义中提倡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以“五族共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宣传，以及诸多学者的提倡，使得“中华民族”广为人知[264]。作为国旗的五色旗上的五种颜色，分别代表汉族（红）、满族（黄）、中国蒙古族（蓝）、回族（白）和藏族（黑）。其中回族泛指穆斯林民族，如汉语穆斯林，也包括新疆维吾尔族等[265]。
教育[编辑]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开始对学制系统进行改革。陆续颁布《学校系统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实业学校令》等法令，最终由北洋政府合并为一个完整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266]。分为初等教育（共七年）、中等教育（共四年）和高等教育（大学为六或七年、专门学校为四年）三个阶段[267]，缩短学习年限、小学男女同校、废除两性差别[268]。1922年11月，北洋政府颁行“壬戌学制”（也称“六三三制”），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确立。北洋政府时期，政府模仿日本制度，设立大量的专门学校及单科大学。国民政府北伐后，美国制度成为主流。民国初年，在华教会学校达六千所，在校学生三十万名。后来由于民族主义高涨，中国掀起抵制西方教会学校的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西方教会学校须向教育部注册，并不得强行开设宗教课程、强制宗教信仰及礼拜。至1948年时，除内外蒙古、黑龙江、宁夏、河北、青海、西藏、新疆之外，其他省市皆有一所国立综合大学。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成立满洲国后，实行日本化教育：教师大部分是日本人，用日语授课；中小学每天早上须向新京作“满洲帝宫遥拜”，再向东京方向作“日本天皇陛下遥拜”；学生同时须以日语背诵皇帝诏书《国民训》；体育课使用的教材最初全部照搬日本，称为“满洲体育教授参考书”。直到1944年，文教部制定统一的教材《学校体育科教授要目》[269]。
由于西方人认为文字体系的发展必须经由表词文字到音节文字再到字母文字的阶段[270]，“文字发展三段论（形意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这套文字进化理论主宰西方学术界[271]。中国的象形文字被认为停留于原始的进化的初阶，不能适合现代人的需要，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障碍[272]。钱玄同与鲁迅、陈独秀一致认为中华文化已成僵死之物，想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273]。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1923年，钱玄同又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274]。1918年，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37个民族字母形式的注音字母方案，特点是采用符号表示声调。这虽然不是一种直接的拉丁化方案，但用符号表示声调的方法却延续到汉语拼音方案。1928年，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特点是用字母的拼法来表示汉语的声调[275]。1935年，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324字。不过，此次简化却引起轩然大波，时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尤为反对。1936年2月，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276]。
体育[编辑]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4年8月24日成立，1931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277]。1932年，东北短跑健将刘长春拒绝代表满洲国，而代表中华民国参加洛杉矶奥运，这是中华民国首次参与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78]。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华民国正式组织大规模的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篮球、足球、游泳、田径、举重、拳击、自行车等7个项目的比赛。由于当时中国整体体育实力尚不足，并未在运动场上取得名次。194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由王正廷任总领队，参加篮球、足球、田径、游泳和自行车等5个项目的比赛[279]。
传媒[编辑]
辛亥革命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倒台，中国的民办报刊进入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1913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280]。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后，新闻界的深入报导令北洋政府颇为不满。于是，袁世凯对全国报业进行查禁和整顿，造成大量记者被害、被捕，报业萧条。因时逢农历癸丑年，故在新闻史上被称为“癸丑报灾”[28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不但在经济、民生问题上可以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280]。1946年9月1日，创刊于上海的《观察》是宣传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性刊物，但在1948年12月24日被中华民国政府查封，标志着近代中国民主人士希望在中国实行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彻底破灭[282]。
社运[编辑]
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运动多由“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引起[283]，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运动有1919年5月4日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五四运动抗议北洋政府的外交软弱，当时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外争主权 内除国贼”[284]。1925年5月30日，青岛、上海等地爆发抗议日本棉纱厂非法开除及殴打工人的五卅运动，后遭到开枪镇压，当场死亡13人[285]。1926年3月18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京兆地方共同发动反帝国主义运动，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被北洋政府武力镇压[286]:370。1935年12月9日，由中共通过“北平学联”发动一二·九运动，要求“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287]。1946年2月，爆发中国学生抗议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反苏运动等[288]。
民国时期的改革运动有1926年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一个改造中国戏剧的国剧运动，要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戏剧[289]。以及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公民教育运动，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290]。
文化[编辑]
思想[编辑]
民国初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颠覆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欧洲中心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学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291]。此外，同时期的孔教运动与新儒家等思想亦有不小影响。1912年初，中华民国颁布一系列禁止缠足、废除跪拜礼、停止学校读经教育等文化改革政令[292]。
文学[编辑]
1910年代后期，由作家及学者发起一场文学与语文的改革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胡适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并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293]。新文学运动彻底批判封建文学，开创一代新文学。促成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新文学团体的产生，涌现一大批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杂文家[294]。
1942年5月，毛泽东在陕西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倡文艺介入政治、为工农兵服务，对后来文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940年代，延安时期文学的代表作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和丁毅的《白毛女》等[295]。
艺术[编辑]
民国时期是一个艺术大家辈出的时代，中华民国早期的音乐主要是放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题材，如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296]。民国早期的著名水墨画画家徐悲鸿擅长画马，画技融合中西；齐白石则融合传统水墨画和民间绘画，擅长画虾、花、鸟、鱼等[297]。 1920年代和1940年代，共有18部国产影片走向世界。其中1934年由著名导演蔡楚生拍摄的故事片《渔光曲》，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这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故事片[298]。1930年代中国的电影明星有胡蝶、阮玲玉、金焰、陈燕燕、王人美、高占非、黎灼灼、陈玉梅、郑君里、黎莉莉等[299]。
中国传统戏剧都以唱为本位，因此演戏多称为“唱戏”，看戏则称为“听戏”，几乎等于歌剧。直到20世纪初，中国才有话剧出现，并于1928年由洪深、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共同确立“话剧”的名称[300]。
饮食文化[编辑]
1920年代初，旗袍迅速流行。各地饮食文化融合创新。以挂炉烤鸭为代表的北京菜实际上是是由鲁菜、市肆菜、谭家菜、清真菜和宫廷菜五种风味的菜肴融合而成[301]。上海饮食则根据当地口味对粤菜、川菜加以改良，形成“海派粤菜”、“海派川菜”。此外，西餐也在大都市流行。1930年代末，上海有各种西餐厅近百家。到1940年代末，约有店、摊上千家，分英、美、法、俄、日、德、义等式[302]。
历法与节日[编辑]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清朝“宣统”年号，以“民国”作为国家纪年。这种纪年方式以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元年，与西元相差1911年，月、日、置闰则同格里历。北洋政府随后确立了一些国家纪念日，如1月1日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4月8日国会开幕纪念日、5月9日国耻日、4月5日植树节、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12月25日云南起义纪念日等。但由于阴阳历并行，这些新纪念日主要是上层官厅、学校来纪念，在民间社会中并无太多表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地区停用民国纪年，只使用“西元”表示年份。而中华民国政府控制的台湾地区则沿用民国纪年至今[303]。民国纪年为全世界现存连续不间断使用第一长之单一国家纪年法—超越兰芳共和国于1777年到1884年的纪年法（兰芳元年到兰芳一百零八年）[304]。中华民国成立后，在汉族传统节日之外，还设立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社会活动日。
| 日期 | 节日 | 缘由 |
|---|---|---|
| 1月1日 | 新年 |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改称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公历1月1日为新年“元旦”[305]。 |
| 3月5日 | 童军节 | 由于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6年3月5日创办中国童子军总会。因此在1935年，委员会再次议决将每年3月5日定为“童军节”[306]。 |
| 3月25日 | 美术节 | 1940年5月，中华美术学会举行第一届美术年会，会中决定向教育部申请，将每年的3月3日订为“美术节”。三年后，教育部批准这项决议，不过却将美术节订在3月25日[307]。 |
| 3月29日 | 青年节 | 1943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为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比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意义更重大[18]。因此，大会定每年3月29日为“青年节”[308]。1948年，总统蒋中正公布该日为“革命先烈纪念日”[309]。 |
| 4月4日 | 儿童节 | 1931年，孔祥熙发起建立的中华慈幼协济会提议，将4月4日定为“儿童节”，以重视儿童权利、反对虐杀儿童[310]。 |
| 8月14日 | 空军节 | 1940年，国民政府为了纪念八一四空战，决定将每年8月14日定为“空军节”[311]。 |
| 8月27日 | 孔子诞辰日 | 1939年，国民政府定西历8月27日为孔诞纪念日。1952年，行政院将孔子诞辰纪念日改为9月28日[312]。然而江晓原等人认为此日期仍然是错误的[313][314][315]。 |
| 9月1日 | 记者节 | 1933年9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命令[316]。1934年8月，杭州市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建议以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全国的认同[317]。 |
| 9月3日 |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 国民政府规定自9月3日（日本签订降伏文书翌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318]，该节日于1955年改为“军人节”[319]。 |
| 10月10日 | 国庆日 | 1912年9月28日，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320]，将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日－阳历10月10日，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321]。 |
| 10月25日 | 光复节 | 1946年8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命令[322]，订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简称“光复节”[323]。 |
中医[编辑]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1920年代，一些有海外游历经验的人士，如余云岫、鲁迅、孙中山、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陈独秀等倡导废除中医[324]。他们认为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相比较糟粕太多、缺乏科学依据、不是科学或甚至是伪科学，多半认为中医确切地应该属于方术范畴。其中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一句最为著名[325]。1933年，在讨论《中医条例》（草案）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说：“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326]。
然而，每次废除中医运动，都有人强烈反对。20世纪上半叶，主张废除中医者往往出自民族改造主义；而反对废除中医的人，则焦灼于药理医理方面。20世纪下半叶以后，支持废除中医者往往焦灼于药理药效；而反对废除中医者则爱举民族主义大旗。至今为止这两派的争论还在继续[327]。
注释[编辑]
- ^ 中国国民党认为此党与之后的中国国民党一脉相承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