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0日 星期六

共產黨的鹿窟事件源起到被歼灭

 共產黨的鹿窟事件，建立北台灣的武裝基地

國家賠償共產黨員高達5.4億

被逮捕896人中，其中231名遭移送保安司令部（803人無罪釋放），先後起訴及判決有罪者93人，其中判死刑者28人、無期徒刑者1人、有期徒刑者64人。因不當審判而造成國家補償被判刑者或家屬，合計3億8550萬元；不付審判者，經法院判處冤獄賠償，合計885萬5000元。

回溯鹿窟事件源起，監委調查指出，中國共產黨民國35年間派蔡孝乾到台灣設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並擔任書記；36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後，省工委的共產黨員人數增加，陳本江及陳通和38年9月間奉蔡孝乾之命，在鹿窟地區建立基地，並成立「北區武裝委員會」，陳本江、陳通和分任主任委員及委員。

39年間，蔡孝乾在嘉義被捕，省工委及其他組織被嚴重破壞，未受影響的鹿窟基地與中共華東局連絡後，依華東局指令改變工作方針，擴大鞏固鹿窟基地變為山地解放區。40年底、41年間鹿窟基地改組為「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

據資料，陳本江化名劉上級，陳通和化名楊上級，下設指導員、連絡員、戰鬥員共20餘人（皆化名），還有其他幹部、共黨黨員、隊員及辦過保密守秘手續的家庭婦女共有200餘人。許多隊員是教育程度不高的鹿窟村民，受各種脅迫、利誘或矇騙而加入，想脫離組織或自首的幹部或隊員慘遭殺害。

監委調查，戰鬥員接受軍事訓練、理論學習、勞動訓練、改造教育，據多名幹部證稱保衛隊有6、7支短槍、自製手榴彈50到400枚不等、短刀10餘枝、地雷7到10 枚不等、雷管約200枚、炸藥6條、大五星旗1到4面不等、小五星旗2到6面不等、多種共黨書籍。

「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為共黨在鹿窟建立的基地，官方文件稱為鹿窟武裝基地，建立目的是為配合共黨解放台灣。

一些獨派研究認為，將鹿窟基地指涉為預謀武裝叛變者的聚集地，甚至可能是「武裝基地」的說法，極可能言過其實。

但此類說法都規避了地下黨支部書記所謂的在山中基地〝接受軍事訓練〞的自述，這自述被發現才造成鹿窟被破獲。

鹿窟，一个三十多年前的屠村事件

作者：林树枝

摘自〝台独运动者〞林树枝著《出土政治冤案第二集--良心犯的血泪史》，1989年前卫出版社

这是一个台湾村庄在五十年代的遭遇。

这是一个中国武装基地从设立到被歼灭的记录。

和当时所有台湾人一样，鹿窟村民在脱离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同时或许也曾兴奋地拥抱阔别多年的祖国。然而，接下来的变局和黑暗，却使这群连北京话都不会讲的台湾人，期待起第二个"祖国"；并且，以他们的鲜血和自由见证了这个悲剧。（漫云裳注：脑子不好搞共产党，把责任推给国民党，国民党谁贪污腐败了？日产接收也是台湾人第一时间强占去了，做贼喊捉贼，通货膨胀，经济崩溃，日本更糟，二战后，除了美国，几乎都糟透了）

今天，我们记述鹿窟，并不只因为这是一场悲剧，更不是赞成他们的意识型态或立场，而是在我们挖掘四十到五十年代那段被埋葬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鹿窟，并且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

即使是独裁者，也没有权利剪裁变造或是埋葬历史。当我们握著笔杆，努力让千万张久处黑暗的模糊面孔一一重见阳光时，即使彼此的主张大不相同，我们也没有任何藉口可以遗漏鹿窟，更没有权利将他们轻轻带过。

因此，我们记录了我们所知道的鹿窟－－一个村庄在五十年代旋涡中被毁灭的故事。车子刚过台北市忠孝东路基隆路口，带路的陈桑便指著眼前苍青的山峦："翻过这座山，就是当年的武装基地。"我们的目的地，是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村。

第一次知道"鹿窟"，是从几位老政治犯口中，听说在汐止附近有一个被国民党"屠村"的地方。当时，这样强烈而充满血腥的字眼，一霎时震动我们的心灵。彷佛，村民们一一仆倒散落青山绿野的尸骸，不断向我们逼近、放大，如同一幕幕重覆再重覆的影像。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民国三十六年到四十几年的台湾历史，几乎只是一张染著绑血的白纸。我们只能隐约地听闻，在那样黑暗的世代里，许许多多人丧失了自由与生命。一堆无法证实的数字、私底下悄声议论的传闻、千千万万张未曾留下姓名的模糊面目，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答覆∶而这种答覆，又是微弱得多么令人焦急与气愤啊！

让模糊的面孔，还原为历史的一部份

抱著这样沉重的感觉，我们开始寻找"鹿窟"。我们期待，那些在黑暗中模糊了多年的面孔，能够清晰起来∶而那些数字与传闻，也能在重新察考之后，还原为历史的一部份。

出发前，我们约略了解了“鹿窟事件”的背景。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湾共产党"成立于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作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三天后，新成立的"台共中央委员会"推举蔡孝干为常任委员之一，并任命他为宣传部的负责人，返台展开工作。

然而，由于日警的追捕，蔡孝干不久又逃回大陆，在中国团体中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角色，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胜利后，中国指派他返台发展组织，于是，他在同年底离开延安，回到台湾。

蔡孝干化名"老刘"，由林英杰、张志忠、洪幼樵等人协助，并联络谢雪红、简吉、陈福星、张伯显等老台共干部，设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先后建立了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区的"支党部"。

他们连一句完整的北京话也不懂各地区支部成立才一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了。由于二二八事件的波及，各支党部人员不是遭到通缉追捕，就是自己逃亡藏匿，原有的组织几乎瓦解。为了重新整合，中国“华东局”任命蔡孝干为“台湾省工委会”书记，要求他配合日后解放台湾的工作。

华东局的工作指示中，包括重新吸收优秀份子、确立完整组织、确保兵源财源，以及占领台湾山脉，以深山为根据地，在山区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等原则。蔡孝干认为，只要能建立山区武装某地，其也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便全力朝这个方同努力。

“鹿窟武装基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诞生。据统计，类似的某地，包括树林三角埔、桃园、苗栗、新竹竹南、台中、云林二仑、台南麻豆、台南下营、高雄燕巢等地区，而鹿窟，是其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一个。

这样简单的资料，却让我们心中浮起一层迷惘。我们很难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整个村庄都卷入企图建立武力以配合”解放台湾”的暗流？而参与事件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土生士长的台湾人∶他们，甚至连一句完整的北京话也不懂。（漫云裳注：苏共也不是人人会说德语，中共也不是人人会说俄语，搞共产党靠的是愤青的装模作样与裹胁百姓）

革命者赤足踏在被阳光沸腾的小道上

车子驶入山区。陈桑有时凝望著车窗外的一景一物，有时却又回过头来向我们描述鹿窟村的状况。这位在基隆和台北之间，处于汐止、南港、石碇、坪林交界的小村庄，基本上十分贫困落后。大部份的村民都是“青暝牛”－－文盲，物质生活也很愦乏。除了少数人工垦殖的茶园，几乎都是荒山，村民只有靠山吃山，以砍柴、伐木来供给基本生活的需要。

山上的路况很差。我们一路盘旋而上，从柏油路、石砾路拐进了黄泥道。车厢里吹送著冷气，但汽车异常的颠簸震动，却将这段路程的崎岖坎珂，毫不保留地幌进每们人心底。这么多年了，从山下到鹿窟仍是这么艰难，不知道当年陈桑和他的同伴们，又是怎样赤足踏在阳光沸腾的羊肠小道上呢？

就是这个地方！

比划著∶"都是常年武装基地的势力范围。"崔灿的阳光下，陈桑所画出的广大浓绿林野，看来静寂而沈著。也许，经过这么多年的光阴流转，连山林也都忘怀了那段过去。几十分钟的车程隔绝，感染不到这貌似平静纯朴的林野。我们无法真正明白，究竟是诱人的物质环境，将原来的居民一户户吸向城市还是三十多年前那段血腥的阴影，驱散了曾经身历其境的每一个人？

一心期待祖国，早日解放台湾

为了拍摄今日鹿窟的景象，我们下了车缓缓走者。而陈桑，也絮絮谈起了鹿窟往事。准备在北部深山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的蔡孝干，在一九四九牛五月上旬，联络陈本江、陈义农、许希宽等人，到他台北市泉州街的住宅开会讨论。

陈本江是一位大学教授，他从厦门中学毕业后，进入日本甲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学成后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陈义农和许希宽，则原本都是木工。他们这些人，对于实施共产制度的远景，都怀抱著绮丽的幻想，也因此一心期待祖国早日解放台湾。

对于如何配合一九五四年或一九五五年解放军登陆作战，他们热烈地讨论著。有人提议七星山，有人提议后山三峡地区，有的人认为观音山最适合。由于蔡孝干对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都不熟悉，无法当场做成任何决议。最后，也指示大家分头找寻适当的地点，等备妥详细资料和地图再开会决定。

六月中旬，他们再度聚会讨论。陈本江提出一份以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村为中心的地图，强调这个地方形势险要，向北经玉桂岭、坪林，进入姑婆寮、倒吊岭∶向南可以由三峡通达新竹、苗栗的山区，进可攻，退可守，东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侧背，西边可以威胁台北地区，是建立武装基地的最佳地点。最后，陈本江的提议获得支持，鹿窟村的命运，也就这样被决定了。

鹿窟村民全然无知地被捺上同志的印记

头顶上的骄阳火炙，陈桑的叙述，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听来，总有些命定的悲剧感。

然而，当年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却是如何昂奋地在一间台北的民宅中选择了鹿窟∶而遥处深山中的鹿窟村民们，又是那么全然无知地，甚至在他们为谋生挥汗的同时，就被一群原本可能素不相识的人们，奈上了同志的印记。

九月上旬，被任命用总指挥的陈本江，和许希宽、陈义农一起进入鹿窟山区展开预备工作。陈义农先去拜访他的好友陈春庆，希望经由陈春庆的协助，结合鹿窟的在地人。陈春庆曾经在中国大陆居住数年，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本来就有些不满，他很快地赞同在鹿窟建立武装瓜地的计划，也愿意穿针引线，帮忙在当地吸收同志。于是，陈义农将他引介给陈本江，陈本江便任命他为书记。

陈春庆带著陈义农拜访了鹿窟村村长陈启旺，以及石七碇乡的总务课长廖木盛，说服他们加入组织。透过这两个人，他们又吸收了村民林茂同、周生发、陈万居、周水萧陆礴、林金子、廖西盛、廖清标、廖埤、廖有庆、余福连．．．等人。连陈村长的儿子陈田其，也变成了同志。

携家带眷，上山革命

另一方面陈春庆又在他大哥住处附近的华山，吸收了许再团、王再团、林仙景和周一郎上山。基本上，他们吸收成员并没有特定的对象；在劝说过程里，多以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解放后没有贫富之分、人民可以专政等远景来吸引人，并且强调祖国一定会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O年间解放台湾，建立武装基地可以作为内应。

对于鹿窟村民，他们也宣扬鹿窟将是台湾最具规模的武装基地，将来解放之后，祖国一定会对他们的贡献，给予特别的优待。这些美好的未来，确实打动了下层阶级久处贫困的心灵。因此，除了领导阶层之外，加入鹿窟武装基地的成员，大部分是农民、矿工或木工。有些人甚至携家带眷，一起上山投入革命的行列。

当时，一家人同时参加组织的情形似乎并不罕见。如陈万居带著他的亲兄弟陈溪俊、陈金碇、陈秋永和么妹陈贵，陈春庆也介绍自己的兄长陈春英、三弟陈春阳加入武装基地。

经由各种管道推荐，上山的人越来越多，汪精、温万金、陈笃茶、曹铁屯、秦斗盛、黄伯达、李紫、王老见、高火旺、王忠贤、陈炎树、汪枝、陈新发、林水旺、李石城....，有的化妆为砍柴工人，有的装扮成小贩，陆续进入了鹿窟山区。

事实上，由于二二八事件的影响，许多台共份子长期处于四散藏匿的窘境，深山也成为他们藏身的目标之一。鹿窟武装基地的建立，不仅提供他们一个躲避的处所，更使某些怀抱理想的台共党员，有了一个可以为之贡献心力的蓝图。这些有所为而来的成员中，包括著名的台湾文学家吕赫若在内。

原名吕石堆的吕赫若，是和杨逵、龙瑛宗同时期的日据时代作家。据他的老友形容，他是一位浪漫而具有才气的人物，曾经留学东京学习声乐，二十岁出头就开始以日文写作，就这样，这群由文学家、农人、矿工、木工、大学生组合而成的奇异队伍，在大学教授陈本江的领导下，以山林中取之不尽的木材和丛生的管草，开始在鹿窟山区建造房舍。

为了避免外人起疑，他们必须小心掩饰，以隐藏林木、管草被大量取用的痕迹。

由于当时国民党的警政措施还不十分严密，基地的房舍之间彼此又距离遥远，有的相差一、两小时以上的路程，因此他们虽然陆续建造了四、五十座木屋，却一直没有被发现或告发。

至于基地人员和当地鹿窟村民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恐怕仍然是个谜。尽管部份村民加入了组织，但对于那些不愿意认同他们的革命理念的，又该怎么办呢？

陈桑坚持说，村民看到来自山下的知识份子们，也和群众一样亲自劳动，精神上受到莫大的感召，都纷纷加入鹿窟武装基地的行列∶少数坚决不愿参加的，在保证绝不将基地的秘密外泄之后，也能依照他们的意愿自由离开。但在之前，陈桑也曾脱口表示，说服全体村民加入组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顽固的人被打死了。

显然地，村长陈启旺的加入，给予他们不少工作上的便利。然而，将村民视为掩护体的他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冒著被检举的危险，让哪些和他们志不同、道不合的村民自由行动？

从陈桑口中，我们并未能获得前后一致的答覆。

陈本江领导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

随著组织成员的增加，他们开始将每三到五人编为一小组，每个小组都要定期开会，讨论时事，并且研习共党理论。为了使组织更健全，蔡孝干派遣刘学坤上山担任指导员，并指定廖朝为联络员。

组织的名称也在这个时候确立了。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就在陈本江总指挥，以及陈朝阳、许希宽、温万金、陈义农的领导下，隐密地发展、壮大。

到了一九五O年，参加的队员包括村民在内，已经增加到三百多名，鹿窟村及附近的松柏村、耳空龟等村庄，多纳入了他们的控制范围。从汐止到瑞芳、平溪、坪林尾一带，也以布桩的方式，发展一些外围组织。

基地内的队员，被编制为安全小组、情报小组、学习小组、妇女小组、小鬼队等几个单位。安全小组对内考核队员的背景、言行，对外担任基地警卫、戒备工作∶情报小组负责与岛内其他地下组织以及中国方面联系，并尽可能掌握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动向∶学习小组策画并进行所有队员的教育、训练课程∶妇女小组则负责烹饪、女红、看护儿童，以及教育孩童的工作∶小鬼队的成员都是未成年的儿童，每两个小孩编成一组，分配区域，在白天看顾各出入据点，注意陌生人的进入。（漫云裳注：恐怖份子连小孩都不放过，都是恐怖份子的工具）

专设法庭，放逐党性不坚的队员

据陈桑描述，常时鹿窟村外表上虽然看不出什么异样，其实周围都处于戒备严密的状态。外来的陌生人，从进入某地势力范围到离开为止，一举一动都受到队员的监视。

各小组中唯一失败的是〃家族小组〃，原本计划以家族为单位，以吸收该家族中所有成员进入组织为目的，但因为大家意见纷歧，最后被迫取消。但是，为确保成员忠诚而订立的〃血亲连坐法〃，并没有同时取消。据说，〃血亲连坐法〃规定，凡是犯人的介绍人以及六亲之内的队员，都要和他接受相同的处分。

事实上，从加入组织开始，队员就必须接受基地一切的约束，宣誓效忠并严守纪律，否则愿受重惩。组织内设有法庭，以审判不守纪律或〃党性〃不坚的队员，以及他们的关系人。对于犯规的队员，他们多半处以长期苦役或者流放，让他们接受沉重的劳动工作，或是放逐到山林里，任他自生自灭。犯规者如果熬不过处罚的期限，等于只有死路一条。

陈桑回忆，常时唯一直接被队上法庭判处死刑的，只有周生发一个人，他因为受不了长期的饥饿以及日常的劳动，想要私自逃离山区，结果被逮捕处死。那时候，受不了艰苦的山林生沽，想要偷偷脱离组织的队员很多，周生发被处死，可以说是故意杀鸡儆猴，警告其他有意逃跑的人。

不论男女老幼，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由于基地人员众多，开支庞大，而山上恶劣的环境又使他们无法完全自给自足，尽管他们将生活的需要减到最低，仍然时常因短缺经费而苦恼。当初从各地上山的队员，大部份已竭尽所能地捐出自己的财物∶队上的干部，也不时被派遣到山下，向同志及群众募款。

陈桑说，他们的〃上级〃－－中国华东局－－只有精神支援，在经济上，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实质上的帮助。

物质生活的匮乏，使队上不论男女老幼，都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队上的粮食十分缺乏，依照规定，每位成年人每们月只能分配到十八公斤的食米、二两的食油。佐饭的菜馐多半以酱瓜、萝卜干、小鱼干以及自己种植的青菜居多，几乎从来没有大鱼大肉上桌。

甚至，为了让队员适应艰苦的生活状况，并预防将来万一被官兵围困山区时，交通可能被封锁的恶劣处境，每位成年的队员，都必须接受经常性的〃饥饿训练〃。

他们只携带少量的米或干粮，依照所分配的任务，进入没有人烟的深山，直到任务完成了才能返回基地。如果队员们不培养自己忍受饥饿的耐力，或是无法应变丛林峻岭内的种种突发状况，就会被自然淘汰。（漫云裳注：不可说的〝淘汰＂）

宗教式的热情加强他们的信心

事实上，交通不便，也是基地粮食缺乏的原因之一。当初他们选择鹿窟作为基地，主要是看上深山的隐密形势，这一点却同时造成补给的困难。食米除了小部份可以自已生产，大部份都必须向山下搜购。为了怕引起别人注意，他们必须轮派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买米，并分装成小包运输上山。以今天鹿窟仍然不很方便的交通，我们很能够体会，当年〃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在运输补给方面，究竟有多么不容易。

除了饥饿劳动，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也是他们日常主要的生活之一。作为他们思想理论基础的书刊杂志，包括〃新民主主义论〃、〃资本论〃、〃辩证唯物论〃刘少奇的〃论修养〃〃展望〃〃观察〃。

多数队员的教育程度都不高，有许多甚至不识字，只能透过口述的方式来教育他们。他们最常用的是〃比较〃，以前被资本主义剥削的生活多么坏，将来〃解放〃之后，实施共产制度又会怎么好。这种近乎宗教式的热情，确实加强了某些人的信心。

军事训练的目的，在于配合将来内应

解放台湾的需要。训练项目包括学习搏斗射击以及制造土制炸弹和地雷。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待遇不高，军中对枪械弹药的管理也很松懈，盗卖的情形很普遍，只是价格并不便宜，最贵的三八式步枪，一枝要三千元左右（约现在币值二十万）。

武器多半经过拆卸后，再由妇女伪装偷偷携带上山，连陈桑的母亲，都担任过这种运输武器的工作。军备最多的时候，累积到手枪三、四十枝，步枪七、八十枝，武士刀和镰刀，则是家家必备的防身武器。

在饥饿、劳动和训练中，等待他们的未来

然而，由于弹药昂贵而且缺乏，他们不得不格外珍惜，以致于从来没有真枪实弹地训练过，顶多只能模拟而已。这一点，后来证明了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制造炸弹的火药来源，倒是此较容易，因为队员中有些原本就是矿工，鹿窟附近也有些小型的矿坑，而当年国民党对矿坑用的火药、雷管，根本还没有任何管制。就这样，在饥饿、劳动和训练中，鹿窟等待著他们梦想中以及意料之外的未来。

一九五0年一月二十九日，蔡孝干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号被国民党情治人员逮捕。

蔡孝干的被捕，使全台湾大大小小的台共组织，在后来的几年中陆陆续续被破获，因为，他不仅获得自新，更在调查局担任要职，专门负责追查台共组织并审问被捕的重要台共干部。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左右，侦破一连串的台共案件，大部份直接或间接与蔡孝干有关。

这些年来，调查局仍然借重著蔡孝干的经验∶出卖过许多同志的他，似乎也离不开情治单位的保护。据说，他已经在一九八五年病逝，一直活到八十二岁。

陈桑认为，蔡孝干被捕，当年并没有影响到鹿窟武装基地的运作。但是，对于后来谁递补蔡某的位置，担任他们的上级指导员，他显然已经记不清楚。

就连吕赫芒的家人，也不知道他是生、是死

一份当年遗留下来的官方资料指出，蔡孝干被捕之后，鹿窟方面曾经两次和中国华东局直接联络。一次是一九五0年四月中旬，张金海的姐姐（姓名不详），由基隆大武仑乘走私船到香港，会见林良材，林良材将她介绍给谢雪红，再由谢雪红引见华东局驻港人员，报告台湾地下组织现况。

第二次为一九五0年七月上旬，派遣吕赫若至香港，同年八月下旬返台。后来因为联络困难，和香港方面终于断绝消息。

然而，陈桑却说，吕赫若在基地担任的是收听中国广播的工作∶而且，他到基地不过两三个月，便被毒蛇咬伤，伤重不治死亡。由于吕赫若曾经是著名的台湾文学家，他的生死之谜，成为后世议论的焦点。有人认为，他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国民党打死∶有人说，他因为逃避追缉，在深山中被毒蛇咬死∶更有人主张，他早已秘密潜往大陆，并没有在台湾死亡。

但是，就连吕赫若的家人，也不能明确地知道，他后来究竟是生，还是死。从陈桑的叙述，以及官方资料中，我们只知道吕赫若并没有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而是上山参加了鹿窟武装基地的行列。至于他到基地之后的详细状况，仍然是一团迷雾。

小型的"两万五干里长征"

一九五0年，中国华东局指示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改变工作方针，一共包括七大原则∶

一、接大并巩固鹿窟基地，成为山地解放区。

二、增加基本成员的人数。

三、成立作战指挥团、战术研究委员会，以及基金委员会。

四、积极训练指挥人员和工作干部。

五、加强劳动训练，执行机密、机警、机动的工作原则。

六展开"南征计画"。

七、扩大武装纵队，配合作战计画。

所谓的“南征计画”，就是小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原则上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鹿窟出发，经过玉桂岭、坪林，进入姑婆寮、倒吊岭等深山，建立坚固的根据地，成为“小延安”型的中心区。

第二阶段∶由“小延安”派遣主力先锋队，迂回新店、乌来之间，进攻海山、三峡地区∶另一支队伍，则向兰阳地区发展。

第三阶段∶由三峡出发，经新竹地区进入中部，开辟解放区，巩固兵源和财源。

第四阶段∶由中部兵分两路。一队向台南、嘉义，建立“平地游击区”；一队向屏东地

区，建立“山地解放区”。

向北、中、南部扩大武装纵队

扩大武装纵队的计画，则包括北部、中部、南部三个部份。每一纵队中担任指挥及政工人员的人数为五十人，队员为一千人，但随时号召更多的工人群众加入，预估为三千人以上∶

一、北部∶建立三到四个纵队，各纵队的任务和分布区域如下∶

1　第一纵队　鹿窟基地　－－主力部队负责切断台北和基隆间交通，突击并破坏南港、松山一带的军火库和武器库，占领松山机场，阻止重要人物趁乱脱逃，包围台北市；另一部份队员则进攻八堵地区的铁路山洞，破坏公路桥梁，接管五堵重工业工厂及其他建设。

2、第二纵队　海山地区　－－主力部队响应第一纵队包围台北市的行动，破坏台北大桥，切断台北和中南部的联络；另一方面进攻新庄区海岸线，牵制淡水一带的活动。

3、第三纵队　瑞芳地区　－－建立深澳一带的桥头堡，接管金瓜石九份的金矿，及其他煤矿和八堵电力厂。破坏三貂岭的山洞，切断宜兰铁路线∶另一支队伍负责占领暖暖水源地，切断水源，迫使基隆的军队投降，并占领基隆市，阻止军队大规模撤退。

4　第四纵队　宜兰地区　－－建立宜兰苏澳间的根据地，切断坪林公路及宜兰铁路，孤立兰阳地区，接管其他一切重要之建设。

二、中部∶建立三个纵队，主要任务在接管所有的政府机关、工厂建设，如日月潭发电厂、糖厂等重要设备。

1　第一纵队－－确立梧栖和鹿港一带的根据地。

2　第二纵队－－破坏浊水溪铁桥、西螺大桥。

3　第三纵队－－掩护中国伞兵降落，并协助作战。

三、南部∶建立四个纵队。由于中南部平原及山麓，是伞兵部队最佳降落地区，因此，这个地区的工作重点，在建立广大的“解放区”及“游击区”。四个纵队的任务，包括建立东港以南到春之间的桥头堡，破坏下淡水溪铁和公路，接管糖厂及一切重要工业建设。

他们大量制造手榴弹和地雷

为了配合这一连串的计画，〃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也作了大幅度的变化。首先，他们在基地中组织了保护队、农村自卫队和突击队，加强训练。

接著，他们开始大量制造手榴弹和地雷，一共储存了数百颗土制炸弹，地雷也有两、三百颗；妇女则大量缝制五星旗、五星臂章，还有武装保卫队的队旗；就连儿童组成的〃小鬼队〃，也加重了他们的巡逻工作。

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基地还教导队员各种应变措施，特别是担负下山联络采购任务的干部，更为他们订立了一套对策∶1　随时提高警觉，不要低估了对方，但也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特别注意要保持冷静，不要在居住的地方及自己身上留下任何证据。

2　加果对方已经起疑心，应该照常工作，争取信任，不要露出破绽，也不要心存畏怯，或者逃走了事。应该密切注意事情的发展，甚至反守为攻，打击可能密告的对象，成人了摩擦，互相倾轧的表象，以冲淡政治嫌疑。万一只的无法挽救，再设法离开，以免被捕。

3　被情治人员注意或监视时，应该声东击西，转移对方注意力，以趁机脱身。

4　如果被逮捕，应该尽量拖延时间，并设法引人注意，以便有关的组织和人员警觉，作必要的预防，才不会被一网打尽。

5　为了应付审讯，应该事先准备好口供，不论审讯人员如何威胁利诱，绝不可翻供，要维持和第一次口供完全相同。

6　小心对方的监狱侦查。把所有同监房的犯人，都看成对方的特务人员，即使是和"难友"谈话，也应该注意要和应讯时的口供一致。

7　不要相信审讯人员，要求当面对质，否则抵死不承认。

8　即使证据确实，无法抵赖，也应该坚持到底，抱定必死的决心，不交待任何线索和关系。顶多坦白关系较远或情节较轻者，务必隐藏关系较近且情节较重者，使同志能有机会脱逃。

9　一旦被释放，应该时时注意是否有人跟踪、监视，不要急于和同志或组织联络，更不可以得意忘形。

一条在山下点燃的导火线暗暗向鹿窟烧来

然而，一条在山下点燃的导火线，却暗暗向鹿窟基地方面烧来。

一九五二年十l月二十五日，被陈本江派遣下山发展组织的温万金，因为担任台北市委会电器工人支部的书记，被人检举而遭到保密局人员逮捕。

保密局人员在他家中搜出一些文件，包括与〃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往来的信件干部名册以及他在基地受训时的笔记，笔记中记载基地的设备及训练情形。为了获得进一步的线索，保密局派人守株待免，每天二十四小时严密监视温万金的住所。

鹿窟基地方面，并不知道温万金被捕的消息。不久，他们派汪枝到台北募款，临行前，汪枝表示一定在五天内返回山上。

十二月二十六日，汪枝因为去找温万金，而被情治人员逮个正著。

在情治人员的说服下，汪枝供出鹿窟基地的详细情形，并且绘出一张基地的路线图，换得〃自新〃的待遇。

保密局将温万金的文件及汪枝的口供详细研判后，将全案呈报到国防部，参谋总长下令围剿。

一万五干人封锁山区，展开围剿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国防部保密局会同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台北卫戊司令部、台北县警察局，共出动一万五千多人向鹿窟基地进发，并且选定鹿窟光明寺为临时联合指挥所，当晚就封锁整个山区，并完成搜索布署，展开围剿的工作。

官兵为了封锁山区，每五十公尺就布置一个复哨。同时，他们更以突袭的方式，向基地进逼。

陈本江立刻下达做战命令，并且决定如果不敌，要有“撤退”的准备。从二十九日凌晨开始，保卫队和官兵展开激烈的战斗，基地指导员刘学坤、联络员廖朝，以及数十名队员和儿童，都在激战中阵亡。（漫云裳注：恐怖份子是抱著儿童作战？还是让儿童去冲锋陷阵？只要放儿童出包围圈就安全了，国府不会杀他们，没人性的是这帮恐怖份子，又不是国府）

官兵对山上的地理环境并不熟悉，辽阔的山区和草莽丛林也限制了他们的行动，但是，保卫队不论在兵力或武器上，都相差过于悬殊。由于他们珍惜弹药，从来没有真正实弹射击训练，到了要作战的时候，才发现枪枝和子弹的规格居然不合，无法使用。而自制的手榴弹，不晓得是因为制造方法错误，还是受潮，十个当中竟有九个无法引爆。

不久，陈朝阳、陈启旺、周水等一百多名保卫队队员被逮捕，国民党一方面运用这些队员对民众作宣传，一方面也向仍然在抵抗的人〃招降〃，鼓励他们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结予自新的机会。

他们〃撤退〃的时候，并没有通知全体队员

一九五三年一月，作战了十几天的陈本江准备〃撤退〃。他本人带著林三合、陈银、林素月由后山逃走，陈春庆带了陈通和、陈炎树、王仙景等人由坪林方向离去。据陈桑说，他们“撤退”的时候，并没有事先通知全体队员。

到了二月中旬，逃到深山的队员因为无法突破包围圈，而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没有办法再支持，一百五十多名队员集体弃械投降。

前后六十四天（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的围剿，共有四百多名队员及村民被捕，数十名被打死。一家人被同时抓住的不少，如陈金碇、陈溪俊、陈万居、陈秋永、陈贵五位兄弟，村长陈启旺和儿子陈田其、陈春英、陈春阳兄弟，许希宽、许东茂兄弟等。

躲藏在山中的周朝木，后来因为没有粮食，活活饿死了。少数几个人失去了踪影，从此下落不明。

六月中旬，陈本江、林三合、陈银林素月在高雄被逮捕。他们将其他逃亡同志可能去的地方，提供给了保密局。年底，陈春庆、许再团、王再团、林仙景等人，在淡水被捕获。

青苔和杂草，占据了半倾的土角厝

听著鹿窟旧事，我们走在黄尘滚滚的山道上，不知不觉深入山区。陈桑一路上时而昂扬，时而沮丧的情绪，突然间跌宕到最低点。

〃唉！〃他颓然指著对面的山峰∶〃那些房子都没有了！〃顺著他的手势，我们只看到对面有一小块光秃了的地带。陈桑说，那里曾经是基地的一部份。

这么多年了，就算没有人蓄意去破坏，木搭草盖的房舍，恐怕在风吹雨打下，也已朽烂倾圯。如今，我们连通往当年基地现场的路都找不到了，再过些年，也许连这点痕迹，都要被无情的大自然掩盖了吧了。

我们离开山路，在浓密的管草和树林中前进，寻找几名被枪决的坟墓。偶尔，陈桑会在一堆蔓草中，指点出半倾的土结厝，告诉我们这曾是某人的祖厝。仔细端详，青苔和杂草早已占据了它们，以至于连房子原有的轮廓，都无从想像了。

很意外地，我们正披荆斩棘的时候，巧遇了另一位本案的当事人。他戴著斗笠，皮肤黧黑，外表上就像一位平常的农夫。几年的牢狱生活，似乎并未摧残他的健康。他蹲在草丛中，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们聊著，手中的镰刀砍起了一堆乱草。

习惯山林生活的他，在出狱后又回到了鹿窟。人散了，基地没了，但是，山林总是还在吧！鹿窟村也好，光明村也好，对于像他这样只愿寻寻常常过日子的人而言，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锐利的管草，割得我们手脚都伤痕累累。皮肉之伤，总是好的很快∶但是，心灵的伤口呢？（漫云裳注：有罪的只有93人，死刑28人，感化教育19人，清查896人，803人无罪释放）

一九五三年五月，自新的廖妈福、陈本江等一百八十五人被释放，其他两百四十五人被起诉并判刑。

许希宽、陈义农、廖木盛、陈田其、陈朝阳、陈春英、周水、林茂同、萧涂基、林金子、余福连、王忠贤、廖西盛、黄伯达、高火旺、陈万居、詹清漂等八十五人，死刑。许东茂，无期徒刑。

陈笃恭、黄烟秋、王文山、陈新发、陈清、李石城、秦斗盛、林水旺等一百六十四人分别处八年到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被判死刑的，分别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六月二十五日及翌年的一月二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在台北马场町（今天的萤桥）枪决。

连未成年的儿童也要坐牢

基地的主要干部，大部份都没有被判死刑，有许多人甚至以〃自新〃释放。被处死的，

很多是鹿窟村当地的村民，或是上山参与革命大业的下阶层群众。

一些未成年的儿童，也被判有罪。如王文山，被捕的时候才十五岁，他被判了十年有期刑。（漫云裳注：14岁以下才是儿童，王文山受的感化教育，不是坐牢，即使是成年大人判刑，中华民国有假释制度，表现正常良好，坐一半刑期就可以放了）

我们离开树丛，来到当年的临时联合指挥所鹿窟光明寺。

当年，被逮捕的队员，以及附近被抓来审问的村民，都集中在光明寺的广场上，分成男女两边，有的还用绳索绑成一串，大家排排坐。

如今，光明寺经过扩建，已经看不出当年的痕迹，只有宝殿上的佛像庄严依旧。八十多岁的庙公，由于年老力衰、双耳重听，没有办法明确地回答我们的问话，只是不断热情地重覆著∶〃入内奉茶啦！歇困一下！〃在我们高声追问下，他才如梦初醒地回答∶〃有啦，那时官兵真正多，住真久才离开。〃〃当时官兵他问我真多，要我带路哩！〃

两位路过的老伯，脖子上搭著毛巾，一副登山健行的模样，也成为我们询问的对象：欧吉桑，请问您们知道〃鹿窟案〃吗？〃知罗！〃他们点著头。

有一位迟疑了一下，终于告诉我们∶〃当时附近的人都被官兵抓来庙前，给大人问话，连我也被抓来问了十天哪、冬天冷飕飕，也没有棉被可以盖，冷得皮皮！〃被官兵打死的人，用棍子倒绑著扛过庙口，就像绑猪仔一样！想不到，三十多年了，附近只要上了年纪的人，对这个案件还是记忆犹新。

给国民党压落底无知，才是真憨

没多久，陈桑和过路老伯中的另一位争执起来。“当时伊们就是憨，才会给人骗死啦！”〃啥咪憨！〃陈桑气呼呼地说∶〃给国民党押落底无知，才是真憨。〃〃憨啦！〃对方不由分说地摇者头。缓缓走开了。

陈桑一面嘀咕，一面从树缝中指出去∶〃小鬼队也在庙这边监视。你们看，从这里可以清楚地往台北的方向看，那时候的树还没有这么密，看得清楚。〃过了一会儿，他想起什么似地又说∶〃什么憨！当时我们连一句北京话也不会讲，不为名、不为利，大家为的是子孙将来！〃〃鹿窟案〃的侦破，使国民党连带破获树林三角埔、士城、淡水等地的地下组织。

同时，由于这个案件的经验，他们对山区矿场、林场员工的保防工作，以及炸药雷管的管制，都做了彻底的改善。

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改进台湾各山区的警政、户政等各项行政措施，并密切注意沿海走私船的活动。

而〃鹿窟案〃的当事人，却像台湾早期政治案件的受刑人一样，大部份对政治既惊且惧，甚至不愿再提起当年的旧事。

下山之后，陈桑带我们顺路拜访了两位当事人，他们都显得相当冷淡。

一位正在含饴弄孙的女当事人，对我们的造访手足无措，她那外省籍的丈夫，因而和陈桑引发一场争吵。在北京话和台湾话的两方激辩里，她以回避的眼神，对我们的问题一概答以∶〃太久了，不记得了！〃另一位老先生长期为肾脏病所苦。他的家，飞扬著尘埃，以及一室的尿骚味。面对这种景象，我们再想说些什么，也是多余的了。

返回台北的路上，陈桑仍慷慨激昂地谈论著当年的旧事。望著路旁一盏孤独的灯光，夜幕的催眠向我们袭来，他的话语，似乎也一声声地低沉下去，终至了无声息。

（摘自林树枝著《出土政治冤案第二集--良心犯的血泪史》，1989年前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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