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

中国二次革命之路就在脚下

零八宪章: 渭水渔夫:中国二次革命之路就在脚下



二次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革命的尺度。二次革命既可能由于过于激进而失败,也可能由于过于保守而失败。二次革命的真正难题在于,在发动群众实现民主的同时如
何抑制他们的平均主义冲动和复仇冲动。中国实现民主或者二次革命的可能性究竟几何?还要多久?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或者说,答案就在于我们的行动
之中,取决于我们怎么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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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台湾《看》杂志2015年7月号
 
 
在《民主化与二次革命》一文中,我简要阐述了二次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但还留下了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如果说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是法国
的二次革命的话,那么如何理解后来的1848年革命以及巴黎公社呢?我的回答是,二次革命是民主化之必要环节,但并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二次革命不能保
证民主化的必然成功并因此而杜绝再次革命。那么,二次革命成败的关键是什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关键在于革命的尺度。
 
前文曾经说过,第一次革命往往由于过于激进而失败,那么二次革命能否吸取这一教训呢?答案是不确定的。事实上,第二次革命既可能由于过于激进而失败,也可
能由于过于保守而失败。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七月王朝。尽管七月王朝的一些改革措施具有进步意义,比如
议员由国王提名,元老院议员世袭制被削弱,选民年龄限制由三十降到二十五,财产要求由三百法郎降至二百五十,议员的法定年龄由四十降至三十,废除了出版审
查法和一些保守的宗教法令,等等,但这些措施在当时已经显得过于保守了。如果七月革命发生在十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都不失为一次成功的革命,但在十九世纪
的法国,它就只能成为一次未完成的革命了。1848年的法国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这次革命本来应该是一次成功的革命,但三年后,路
易•波拿巴又恢复了帝制。马克思在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将这一失败归结为法国农民的劣根性,革命使农民获得了普选权——农民选择了路
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背叛了革命。有的思想者已经在考虑未来中国怎样避免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上台了。但在我看来,这一担忧不仅过早,而且没有抓住
问题的关键。法国农民也许确实缺乏民主素质,但路易•波拿巴当上总统这一事件本身并不等于法国民主的末日。在我看来,法国后来局势的发展,工人阶级的过度
激进要付很大的责任。1848年欧洲革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无产阶级经济革命的转折点。这一转折对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社会
主义运动能够激发底层民众的民主意识,但另一方面,其过于激进的平等诉求必然导致中上阶层的警惕甚至镇压,从而使得很多国家的民主化出现倒退。可以说,如
果没有共产党激进革命的威胁,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将不会得势,二战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因此,二次革命的真正难题在于,在发动群众实现民主的同时如
何抑制他们的平均主义冲动和复仇冲动。
 
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要真正达到革命的合理尺度需要很多社会条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恰当的力量对比。从革命
以及民主化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力量:A,统治阶层中的保守派;B,统治阶层中的改革派;C,中下阶层中的革命派(激进派);D,
中下阶层中的改革派(温和派);E,中下阶层中的保守派;F,中下阶层中的骑墙派。A和B之间虽有斗争,但在面对C时,他们往往会结成统一战线。因此,如
果C的力量超过D和E,但弱于A加B,C将被镇压,革命失败;如果C还超过了A加B,革命在一开始将会取得成功,但很难避免激进化的趋势,最终走向失败;
如果C加D的力量弱于A加B,革命将很难发生;但如果C加D加B的力量超过A加E,革命成功的希望就比较大,其前提是B、C、D三方能互相合作。在B、
C、D三方之间还有一个主从问题,较温和的形式是C和D支持B消灭A,再促使B完成民主化的目标;更激进的形式是革命前期以C为主,B、D为辅,消灭A,
革命后期以D和B为主,制衡C的过分激进要求。从中国的现实来看,B、C、D的力量都还比较弱。
 
那么,二次革命何时才能发生?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28年后光荣革命爆发;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15年后七月革命爆发;俄罗斯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算起,到1990年开
始第二次革命,间隔了37年。中国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算起,至今已39年。中国之所以能延缓革命的到来,一是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二是89年的
学生运动被镇压。但改革与镇压都不可能彻底阻止革命的到来。至于时间,相信已不会太久。
 
很多人都比我悲观,认为中国实现民主遥遥无期,而且不相信会通过革命的形式。方励之在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曾撰文《中国民主何时能实现》,回忆
了在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他在北京的一次公开演讲,那次中科院科学史所长习泽宗请他算一算“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民主”,方励之给出了一个很精确的定量答案
∶( 1913 - 1629 )- ( 1989 -1919 ) = 214
年。他写道:“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五四运动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从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在我看来,方励之的预测依据非常荒谬。首
先,1629-1913年这个时间段的选定就非常主观与随意,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其次,就算这284年非常重要,也没法说明中国实现民主化刚好也要
284年,这完全不合逻辑。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指出自己的不乐观有多方面的原因,纵观世界历史,即使是在以民主人权著称的法国,其民主化进程也历时百余年
且多有反复。这样说来似乎有点道理,但是,法国民主化经历了百余年,中国就要200多年吗?就算民主这东西来自西方,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难道我们就没有
一点后发优势?
 
有的人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规律来预测中国的未来,看起来至少比方励之的预测要更靠谱。在这种视角下,把中共所宣扬无产阶级革命当成是中国古代的农民起
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成是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把毛泽东时代的内乱当做是每个新王朝初期都难免的“狡兔死,走狗烹”式的诛杀功臣或类似的权力斗争,
把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繁荣看做是每个大的王朝都有的一个盛期,然后就将进入衰败期,最后才到王朝末年,再来一次改朝换代。中国古代的几个大的王朝平均延续时
间在200年左右,照此推算,中国还要100多年才能再来一次大变。这样的分析貌似深刻,但却忽视了中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因此不值一驳。
 
无论如何,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具有坚定的民主信念。尽管愿望不等于现实,但唯有信念,才能指引未来。中国实现民主或者二次革命的可能性究竟几
何?还要多久?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或者说,答案就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取决于我们怎么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
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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