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革命的尺度。二次革命既可能由于过于激进而失败，也可能由于过于保守而失败。二次革命的真正难题在于，在发动群众实现民主的同时如
何抑制他们的平均主义冲动和复仇冲动。中国实现民主或者二次革命的可能性究竟几何？还要多久？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或者说，答案就在于我们的行动
之中，取决于我们怎么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何抑制他们的平均主义冲动和复仇冲动。中国实现民主或者二次革命的可能性究竟几何？还要多久？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或者说，答案就在于我们的行动
之中，取决于我们怎么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原载台湾《看》杂志2015年7月号
在《民主化与二次革命》一文中，我简要阐述了二次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但还留下了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如果说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是法国
的二次革命的话，那么如何理解后来的1848年革命以及巴黎公社呢？我的回答是，二次革命是民主化之必要环节，但并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二次革命不能保
证民主化的必然成功并因此而杜绝再次革命。那么，二次革命成败的关键是什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关键在于革命的尺度。
的二次革命的话，那么如何理解后来的1848年革命以及巴黎公社呢？我的回答是，二次革命是民主化之必要环节，但并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二次革命不能保
证民主化的必然成功并因此而杜绝再次革命。那么，二次革命成败的关键是什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关键在于革命的尺度。
前文曾经说过，第一次革命往往由于过于激进而失败，那么二次革命能否吸取这一教训呢？答案是不确定的。事实上，第二次革命既可能由于过于激进而失败，也可
能由于过于保守而失败。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七月王朝。尽管七月王朝的一些改革措施具有进步意义，比如
议员由国王提名，元老院议员世袭制被削弱，选民年龄限制由三十降到二十五，财产要求由三百法郎降至二百五十，议员的法定年龄由四十降至三十，废除了出版审
查法和一些保守的宗教法令，等等，但这些措施在当时已经显得过于保守了。如果七月革命发生在十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都不失为一次成功的革命，但在十九世纪
的法国，它就只能成为一次未完成的革命了。1848年的法国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这次革命本来应该是一次成功的革命，但三年后，路
易•波拿巴又恢复了帝制。马克思在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将这一失败归结为法国农民的劣根性，革命使农民获得了普选权——农民选择了路
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背叛了革命。有的思想者已经在考虑未来中国怎样避免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上台了。但在我看来，这一担忧不仅过早，而且没有抓住
问题的关键。法国农民也许确实缺乏民主素质，但路易•波拿巴当上总统这一事件本身并不等于法国民主的末日。在我看来，法国后来局势的发展，工人阶级的过度
激进要付很大的责任。1848年欧洲革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无产阶级经济革命的转折点。这一转折对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社会
主义运动能够激发底层民众的民主意识，但另一方面，其过于激进的平等诉求必然导致中上阶层的警惕甚至镇压，从而使得很多国家的民主化出现倒退。可以说，如
果没有共产党激进革命的威胁，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将不会得势，二战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因此，二次革命的真正难题在于，在发动群众实现民主的同时如
何抑制他们的平均主义冲动和复仇冲动。
能由于过于保守而失败。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七月王朝。尽管七月王朝的一些改革措施具有进步意义，比如
议员由国王提名，元老院议员世袭制被削弱，选民年龄限制由三十降到二十五，财产要求由三百法郎降至二百五十，议员的法定年龄由四十降至三十，废除了出版审
查法和一些保守的宗教法令，等等，但这些措施在当时已经显得过于保守了。如果七月革命发生在十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都不失为一次成功的革命，但在十九世纪
的法国，它就只能成为一次未完成的革命了。1848年的法国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这次革命本来应该是一次成功的革命，但三年后，路
易•波拿巴又恢复了帝制。马克思在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将这一失败归结为法国农民的劣根性，革命使农民获得了普选权——农民选择了路
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背叛了革命。有的思想者已经在考虑未来中国怎样避免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上台了。但在我看来，这一担忧不仅过早，而且没有抓住
问题的关键。法国农民也许确实缺乏民主素质，但路易•波拿巴当上总统这一事件本身并不等于法国民主的末日。在我看来，法国后来局势的发展，工人阶级的过度
激进要付很大的责任。1848年欧洲革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无产阶级经济革命的转折点。这一转折对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社会
主义运动能够激发底层民众的民主意识，但另一方面，其过于激进的平等诉求必然导致中上阶层的警惕甚至镇压，从而使得很多国家的民主化出现倒退。可以说，如
果没有共产党激进革命的威胁，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将不会得势，二战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因此，二次革命的真正难题在于，在发动群众实现民主的同时如
何抑制他们的平均主义冲动和复仇冲动。
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要真正达到革命的合理尺度需要很多社会条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恰当的力量对比。从革命
以及民主化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力量：A，统治阶层中的保守派；B，统治阶层中的改革派；C，中下阶层中的革命派（激进派）；D，
中下阶层中的改革派（温和派）；E，中下阶层中的保守派；F，中下阶层中的骑墙派。A和B之间虽有斗争，但在面对C时，他们往往会结成统一战线。因此，如
果C的力量超过D和E，但弱于A加B，C将被镇压，革命失败；如果C还超过了A加B，革命在一开始将会取得成功，但很难避免激进化的趋势，最终走向失败；
如果C加D的力量弱于A加B，革命将很难发生；但如果C加D加B的力量超过A加E，革命成功的希望就比较大，其前提是B、C、D三方能互相合作。在B、
C、D三方之间还有一个主从问题，较温和的形式是C和D支持B消灭A，再促使B完成民主化的目标；更激进的形式是革命前期以C为主，B、D为辅，消灭A，
革命后期以D和B为主，制衡C的过分激进要求。从中国的现实来看，B、C、D的力量都还比较弱。
以及民主化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力量：A，统治阶层中的保守派；B，统治阶层中的改革派；C，中下阶层中的革命派（激进派）；D，
中下阶层中的改革派（温和派）；E，中下阶层中的保守派；F，中下阶层中的骑墙派。A和B之间虽有斗争，但在面对C时，他们往往会结成统一战线。因此，如
果C的力量超过D和E，但弱于A加B，C将被镇压，革命失败；如果C还超过了A加B，革命在一开始将会取得成功，但很难避免激进化的趋势，最终走向失败；
如果C加D的力量弱于A加B，革命将很难发生；但如果C加D加B的力量超过A加E，革命成功的希望就比较大，其前提是B、C、D三方能互相合作。在B、
C、D三方之间还有一个主从问题，较温和的形式是C和D支持B消灭A，再促使B完成民主化的目标；更激进的形式是革命前期以C为主，B、D为辅，消灭A，
革命后期以D和B为主，制衡C的过分激进要求。从中国的现实来看，B、C、D的力量都还比较弱。
那么，二次革命何时才能发生？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28年后光荣革命爆发；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15年后七月革命爆发；俄罗斯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算起，到1990年开
始第二次革命，间隔了37年。中国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算起，至今已39年。中国之所以能延缓革命的到来，一是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二是89年的
学生运动被镇压。但改革与镇压都不可能彻底阻止革命的到来。至于时间，相信已不会太久。
始第二次革命，间隔了37年。中国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算起，至今已39年。中国之所以能延缓革命的到来，一是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二是89年的
学生运动被镇压。但改革与镇压都不可能彻底阻止革命的到来。至于时间，相信已不会太久。
很多人都比我悲观，认为中国实现民主遥遥无期，而且不相信会通过革命的形式。方励之在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曾撰文《中国民主何时能实现》，回忆
了在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他在北京的一次公开演讲，那次中科院科学史所长习泽宗请他算一算“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民主”，方励之给出了一个很精确的定量答案
∶（ 1913 - 1629 ）- （ 1989 -1919 ） = 214
年。他写道：“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五四运动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从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在我看来，方励之的预测依据非常荒谬。首
先，1629-1913年这个时间段的选定就非常主观与随意，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其次，就算这284年非常重要，也没法说明中国实现民主化刚好也要
284年，这完全不合逻辑。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指出自己的不乐观有多方面的原因，纵观世界历史，即使是在以民主人权著称的法国，其民主化进程也历时百余年
且多有反复。这样说来似乎有点道理，但是，法国民主化经历了百余年，中国就要200多年吗？就算民主这东西来自西方，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难道我们就没有
一点后发优势？
了在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他在北京的一次公开演讲，那次中科院科学史所长习泽宗请他算一算“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民主”，方励之给出了一个很精确的定量答案
∶（ 1913 - 1629 ）- （ 1989 -1919 ） = 214
年。他写道：“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五四运动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从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在我看来，方励之的预测依据非常荒谬。首
先，1629-1913年这个时间段的选定就非常主观与随意，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其次，就算这284年非常重要，也没法说明中国实现民主化刚好也要
284年，这完全不合逻辑。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指出自己的不乐观有多方面的原因，纵观世界历史，即使是在以民主人权著称的法国，其民主化进程也历时百余年
且多有反复。这样说来似乎有点道理，但是，法国民主化经历了百余年，中国就要200多年吗？就算民主这东西来自西方，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难道我们就没有
一点后发优势？
有的人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规律来预测中国的未来，看起来至少比方励之的预测要更靠谱。在这种视角下，把中共所宣扬无产阶级革命当成是中国古代的农民起
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成是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把毛泽东时代的内乱当做是每个新王朝初期都难免的“狡兔死，走狗烹”式的诛杀功臣或类似的权力斗争，
把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繁荣看做是每个大的王朝都有的一个盛期，然后就将进入衰败期，最后才到王朝末年，再来一次改朝换代。中国古代的几个大的王朝平均延续时
间在200年左右，照此推算，中国还要100多年才能再来一次大变。这样的分析貌似深刻，但却忽视了中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因此不值一驳。
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成是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把毛泽东时代的内乱当做是每个新王朝初期都难免的“狡兔死，走狗烹”式的诛杀功臣或类似的权力斗争，
把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繁荣看做是每个大的王朝都有的一个盛期，然后就将进入衰败期，最后才到王朝末年，再来一次改朝换代。中国古代的几个大的王朝平均延续时
间在200年左右，照此推算，中国还要100多年才能再来一次大变。这样的分析貌似深刻，但却忽视了中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因此不值一驳。
无论如何，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具有坚定的民主信念。尽管愿望不等于现实，但唯有信念，才能指引未来。中国实现民主或者二次革命的可能性究竟几
何？还要多久？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或者说，答案就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取决于我们怎么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
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何？还要多久？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或者说，答案就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取决于我们怎么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
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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