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

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
◎ 蘇曉康

● 中共禁錮民智，塵封文革，無異於另一次「閉關鎖國」。正義不張，痞氣積劇， 社會一旦崩解，文革式暴民亂世須臾再現。

● 孔子萬世師表匾，在文革中遭暴民造反焚毀。一個文明毀滅沒有重建的社會，歷史重演並不奇怪。（本刊資料）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 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餘，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 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接下來二十年表面繁榮，內裡依舊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蒞臨中國，但我看到天良的掙扎，她拒 絕隱沒──那民族創傷，驅動歷史記憶如地火，在民間暗自流轉，塑造著「記憶社會化」，推動受害者言說，漸漸顯身為公開論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尋訪 「六四」死難者、王友琴調查「紅八月」罹難受虐教師、胡杰獨立製作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五七年右派向共產黨公開索賠、廖亦武對倖存地主群體的口述實 錄等等，而追尋數千萬死於飢餓民眾的楊繼繩《墓碑》，可謂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前轉型」追溯的奇觀與困境

　　國際知名政治轉型專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轉型正義是指「原先不民主的社會，如何處理過去所發生過的人權侵犯、集體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會創痛（包括種族滅絕或內戰）， 以建立一個比較民主、正義、和平的未來」，政治學上稱此為「追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無疑，不論是二戰後對德國納粹反人類暴行的追究，還是南非種族迫害的「真相調查」、南美對前軍政府暴行的追討、東歐各國對共產黨罪惡的 清算，無一例外是「轉型後」的追究與矯正。

　　當下中國民間，調查追究執政當局歷史上的反人類罪行，似無前例。台灣在威權體制主動放棄獨裁、主導政治轉型的背景下，實行「追溯正義」，亦為罕見，也對大陸發生強烈的啟迪作用；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特殊，也有「夾生飯」之嫌，民間頗感不平。

　　中共不僅拒絕蔣經國式的「和平轉型」模式，更是強烈防堵九十年代共產體制大坍塌的「蘇東波」效應在中國發生，以國家力量反「和平演變」、維持穩定，無所不用其極。中國民間的「追溯正義」，發生在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對此我們能做怎樣的延伸解讀呢？

　　首先，民間得以在「轉型」前追溯正義，卻是中共預留的空間，因為它對自己的歷史沒有信心──鄧 小平對毛澤東的二十七年，雖不敢「砍旗」非毛化，卻是「不爭論」的；江澤民對鄧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減弱定性......這種合法性的斷 裂，變成每一屆「中央」都在默認甚至鼓勵民間質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個時期的「正義缺陷」。歷史地看，鄧小平為挽救執政危機，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幫」，尤 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義」，而這點「正義」，恰是「鄧改革」的合法性來源，雖然由官方主導轉型，也是「夾生飯」， 近似台灣做法。

　　那麼，鄧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懼」性質？一位海外華裔回憶一九八○年受鄧小平接 見，親耳聽他吐露真言「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這則內幕進入公共話語，引起巨大震驚，其效應與其說是坐實了中共驚人的歷史欠帳，不如說是滿足了民間關 於「中共怕清算」的預期感，並勾引人們提前支付「寬容」的認同。雖然此類和平轉型的渴望，或許不過是「大崩潰」憂患的另一種表述而已，我卻驚訝有人為什麼 看不到，二十年前鄧小平下令天安門鎮壓，依仗的正是毫無「恐懼感」。

　　與此並列的，還有民間「單方和解」的衝動，反復向中共發出呼籲，顯示了這種轉型前「追溯正 義」，正努力變成「轉型」本身。但可疑之處是，人們對「轉型正義」機制比較茫然，那是從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瞭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個主環 節，是圖圖大主教受命於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調查」兩年多，共聽取兩萬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擊者的證詞，最後形成五大冊調查報告。沒有暴行調查，「正義」無 從生成，談何「追溯」？又怎能「寬容」？

　　轉型前的「追溯正義」無可非議，但它也誘發種種政治幻覺。防止中國崩潰，並非與中共「和解」可以獲得，毋寧這樣的「和解」，是以犧牲受害者做交換的，更不要說中共寧願中國崩潰，也不跟你交換政權。

「人亡政息」說

　　中國人曾一直相信，這個黨「有改過自新能力」，這既是轉型前「追溯正義」成為可能的一個因素，也是中國民間保持「和平轉型」巨大期待的誘因。曾幾何時，這個神話已經終結，中國人卻遲遲不能接受。

　　即使從政治轉型的角度去看，鄧小平也做了某種「轉型」｜｜從全能主義轉向後極權，他的「實用主 義」曾獲舉世稱譽。但是「改革」一旦觸碰政體，就產生了一個悖論：挽救執政合法性，跟黨內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趙紫陽的悲劇，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他在 八九衝突中，冷靜透徹地看出學生運動與「顛覆政權」絲毫不相干，輕易便可化解，而動用暴力鎮壓則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將徹底葬送執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 考量和決策，卻在中共僵化的體制內部，得不到理解、認同、擁戴，一句話，沒有合法性。此時鄧小平的頭腦裡，一點實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個草木皆兵的昏 君。

　　一般而言，鄧與趙的改革理念，都是「救黨救江山」的權宜之計，但趙紫陽得了鄧之「實用理性」的 真傳，有執政成本的概念，鄧卻停留在打江山時代不計代價的「低級層次」。政治不講成本，對任何國家而言，都非常可怕。當年開了殺戒，鄧小平才恍悟到那成 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們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會忘掉天安門。這就是後來確保ＧＮＰ年年以十遞增的一個政治遺囑，鄧小平要拿中國的「江山」 （nature）去換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繼承者的執政目標，就是執行這個政治遺囑，於是這個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敗，那是因為它必須綁架所有中國人去替它還債，不腐敗怎麼做得到？其後果由網路上一文作了描述，頗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們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反貪局審查，很多人要被槍斃。中國廉政公署 的傳票會像雪片一樣飛到歐美各國刑警那裡，通緝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美國加州的許多豪宅，因屋主無法再繳納房產稅而被銀行查收，荷蘭的紅燈區立即 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國香榭麗舍大街的商店會冷清一半，德國賓士和寶馬工廠將有大批工人失業，就連泰國的遊樂區的生意也會突然爆跌。如果說十年前世界需 要中國腐敗，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腐敗了......」

　　世人皆言鄧小平沒有蔣經國開明，其實談不上「開明」二字，根本是一個愚昧的問題。以「追溯正 義」為例，對「二二八」的責任，民選上台的李登輝，不對蔣介石深究，只描述為「失察」；輪到陳水扁當總統，改為「蔣介石是事件元兇」，並摘除「中正紀念 堂」匾額；再輪到馬英九上台，又將匾額掛了回去。如此拉鋸，看似可笑，卻都要經立法院投票。台灣政治學家吳乃德教授指出，「國民黨要保護的或許不只是其領 袖的神聖歷史地位，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的歷史延續。」畢竟國民黨沒有「人亡政息」。

「代罪羔羊幫」

　　試看今日之神州，歷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幾成灰燼，只有毛澤東的孫子在北京被人當猴兒一樣耍著，還依稀令人想起荒謬年代，卻也擋不住公正、罪行、寬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論說，頑強地走進公共話語。

　　前述兩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譽天下的名演員，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學校長，說明政治尚 未轉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後社會資源豐厚者，先出頭天，引起社會關注，而千萬普通受害者還在無人問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於該校女紅衛兵宋彬 彬，曾是「八一八」重大歷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話語鎖定。榮辱在轉瞬之間，便是歷史的冷酷，可歎當年花季少女們不可能了悟於此。

　　歷史被蒙蔽，當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淪為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這頗為反諷。宋彬彬及其辯護者們 的委屈，是極淺顯的：明明是毛澤東的責任，怎麼能叫一個女孩子來承擔呢？「要武嘛」這句經典毛式戲謔之語，隨機借由名叫「彬彬」者而發出，饒是雙關語之巧 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歷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後人雖不能妄斷那女孩接了這權杖，但她如何從這歷史細節中摘出 來自己，雖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卻不免還是牽扯道德和正義。

　　有一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說的是猶太教贖罪日獻祭兩隻羔羊， 令其帶走以色列人的罪孽、過犯；到基督教這裡，耶穌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國文革施害者們，有沒有這份殊榮，全看他們的造化了。這個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 的中國語境裡，似可暗示毛澤東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種種罪孽，須得由「代罪羔羊」暫時認領下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歷史在中國一向匆匆，中共護著他 們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寧，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問了。

　　在「施害者」這個話題中，德國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說《朗讀者》（The Reader或譯《生死朗讀》），是最先鋒的詮釋，他用文學試圖證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贖成為可能，司法和正義才成為可能。因為所謂「無辜」，其實是一種前 知識、前良知的狀態，你可以懲罰一個罪人，若不能使他認罪，「正義」便沒有真的落實。施林克刻意將前納粹女看守漢娜設計成一個文盲，卻酷愛古典名著，營造 出一種「無辜」的張力；文盲使她在「社會資源」上成為一個徹底的弱者，為掩飾文盲而去做集中營看守，又為了保護這點隱私，而在法庭上獨自認下大罪，只好終 生坐牢。

　　但在獄中漢娜學會識字，認識了「大屠殺」歷史，良心發現並認罪懺悔，祈求被害者原諒，也做出象 徵性賠償，雖然她終於不能返回社會而自殺身亡，但是救贖和正義皆勉強達成。漢娜的悲劇具有很廣泛的象徵意義，如中國文革中，再具體到北京師大女附中，參與 群毆卞仲耘的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是籍籍無名的各年級女生，也談不上「社會資源」，的確是該案的「施害者」，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 據?沒碰卞校長一手指頭！

　　戰後德國第二代的道德掙扎，是小說的副線，同樣震撼人心，而中國的「八零後」，恐怕都不知道有 「文革」這回事。文革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紅衛兵們，而今都到了「耳順」之年，學識上最不濟的也有大學文憑，留洋博士如過江之鯽，早已溢出「無辜」的 範疇，且至今蔭蔽於父輩權勢，「社會資源」豐沛，大多是社會名流，未聞有道歉者，只能是良知尚未甦醒。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為這一群的標誌性人 物。

「滿街都是劊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後是更為廣闊的一個含義：「共業歷史觀」。民族創傷是全民共同的記憶，中國人 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陳芳明論及「二二八」事件，認為「在事件的陰影下，社會內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綁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歷史時，把事件的苦 難當作全體島上住民的共業，視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枷鎖。」

　　與德國納粹世道相比，中國「十年文革」也許有很多差異，但有一條，即老百姓被領袖（元首）裹挾 為幫兇，規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個；但在 「追溯正義」一端，又由於制度環境與文化的差異，兩者大相徑庭，所以《朗讀者》展示的反省、救贖的精神層次落實到中國，尚為遙遠。中共「不糾纏歷史舊 帳」，封塵文革罪惡，可視為另一種「閉關鎖國」，禁錮中國人之心智於歷史教訓和普世價值之外，耽於物質滿足而無他求，這種社會一旦崩解便成人間地獄。

　　人類社會演成暴民亂世，到二十一世紀並無減弱的趨勢，反而於今為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發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評價《朗讀者》之餘，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現象：「以種族清洗與種族屠殺而言，學者大多認為，大部份尋常百姓在意識形態煽動與實作『磨 練』下，都不難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危機狀況下尤然。大屠殺的劊子手不必是變態狂或邊緣人，大部份老百姓都無法抗拒現代操控機制下的洗腦，換句話說，滿街 都是潛在的劊子手。單單前南斯拉夫與盧旺達就都有數十萬人參與屠殺自己的鄰居、親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萬、千萬人計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普世問題。」

　　一個社會從苦難中掙脫出來，若不能超越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的恩怨，則無從建構全社會成員的基本 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設若中共隱瞞歷史、禁錮民智，後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個毛澤東，文革再現可在須臾之間，「滿街都是劊子手」那一幕，降臨中國還會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