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今天凌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了。世界各大媒体忙不停地发各种有关的新闻，各国政要特别是重要的民主国家，估计不是在发表支持的讲话，就是在去发表支持讲话的路上。而知道消息的中国人也有许多替埃及人高兴，为自己的处境难过。其实用不着难过，如果我们身上少些成王败寇、少些急功近利的思想，能坚待从自己做起的话，那么一定能体会胡适先生的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理念，更能理解华叔的“成功不必在我，成功我在其中”的想法。
套用托翁的话来说：独裁政府的统治是相似的，但独裁政府的垮台，却各有各的不同。远的不说，本阿里的垮台与穆巴拉克的垮台，就很有不同，虽然同因民众游行示威而下台。当齐埃塞斯库信心满满地广场讲话的时候，他哪里知道一声打倒他的喊声，就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而致自己身首异处。百分百之高票当选的萨达姆被美军攻打溃不成军的时候，中国的“军事观察家”张召忠还信心满满地说，美军会遭遇伊拉克人民在巴格达的巷战阻击，他哪里知道，伊拉克人民用推倒萨达姆塑像的方式来欢迎美军呢。夏虫不可语冰，独裁治下的思维不可理解独裁垮台时人民的想法，张召忠此之谓也。
谁是中共意义上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是滚蛋下台一路，就是死路一条，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风险不低。如果中共不幸称你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你应该赶紧撇清并正色道：你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全家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独裁强大，高压恐惧之时，人民总是像一句埃塞俄比亚谚语：“当伟大的统治者经过的时候，明智的农民会深深地鞠躬，并默默地放屁”。但总有一天，人们会把默默地放屁，当作游行示威的怒吼。这就是我推荐年轻朋友孔灵犀《燃烧中国青年的埃及梦》一文的理由。
老实说，我对九十年代以降的中国到外国的留学生，大多是失望的。他们不仅不及民国时的留学生远甚，甚至连上个世纪八十代的中国留学生都不如。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就读于哥伦比亚的孔灵犀就是其中的变化之一。前不久看到施毅、孔灵犀等向中国留学生发放关于六四的问卷，这不仅是追寻真相、对接六四精神的举动，也是提醒留学生真正的爱国，就是使自己的祖国获得自由。其实我们的老前辈胡适先生，在美国留学生时，就非常参与当时当地的选举和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培养自己的公民精神。一个留学生生活在什么地方，根本不关心自己所在地的公共事务，你就很难要求他回国后关心中国事务，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胡适为什么终身践行其民主自由理念，不管世事如何阻恶，他并不灰颓，这一份执着，总是让人想起他早期留美时的青春热血、理性追求。
我们感谢孔灵犀同学的思想和解答，他的思考和解答，未必是中国民主的“解药”，因为中国民主的复杂程度，远超许多国家。但我们也不必神化中国的独裁者和独裁制度，大家应该谨遵一个原则：独裁制度多久垮台，独裁者多久下台，我们不知道，独裁者更不知道，但我们得用独裁者小时对我们的教导：时刻准备着！我们也将他们的教导拿来熬他们的油！2011年2月12日10：08分于成都
孔灵犀：燃烧中国青年的埃及梦
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变革再次重复着社会运动的基本模式，这些模式与格局的特征将对中国未来起着宝贵的借鉴、指导与参考作用，也能打消很多年轻人的迷茫与疑问。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疑问： 埃及有成型的政治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而中国民间几乎没有任何反对力量和组织，所以缺乏民主转型的基本条件，也无法形成多党政治。有位经济学家就说过，“目前异议活动中当道的文学老中青的激情，比如援引各种思想家的警句和甘地的名言，其用武之地是广场政治与群众动员，不能取代事前周密的准备工作。”
解答： 是否存在独立的反对力量并不是转型的前提条件。过去数十年发生的所有民主转型，在老百姓风起云涌之后和民主化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自由化阶段，即停止政治迫害，放宽言论审查，允许集会、结社、组党。自由化将带来公民社会的迅速苏醒，宗教团体、环保组织、妇权运动、行业协会等等都会快速蓬勃发展，并会向政府做出更多的要求并征服更多的空间。
这种“让步-征服”将把人们逐渐从恐惧和麻木中解放出来，大家会从经营私利的状态转变为关注不同层次、领域的共同事务，并随着组织的形成、集会和社会运动的兴起，让大家汇集成更大的整体，并指向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民主化。公民社会的苏醒使转型被逆转成为不可能，也同时产生着新的独立的政党，确定选举、参与竞选，并最终完成转型和民主巩固的过程。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缺乏成型、成规模的反对组织并不是转型的必须，也不会阻碍转型的到来。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疑问： 突尼斯与埃及的变革都是由年轻人主导的，在这两个国家，年轻人有较为自由的空间，所以Facebook等网络技术可以用作串联和交流的工具，而沉闷压抑的中国社会不具备大规模联络的方式，况且中国现在年轻人过分自私、物质化，没有动力与民主诉求，因此中国民间不具备民主转型的动力。
解答： 首先，纵观全球民主国家经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是全民大众普遍对权利意识的觉醒。转型都是在民怨存在的基础上，由一个个事件引发的，如波士顿倾倒茶叶事件引发英政府封港，进而引起全波士顿人民的愤怒，最终蔓延全美导致独立战争的爆发；又比如突尼斯失业学生自焚引起抗议，在政府封网和封短信后，最终让愤怒和抗议蔓延全国。所以尽管年轻人看似自私、冷漠，但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将让他们迅速选择参与历史的变革；瓮安事件就是一个由中小学生自发上街从而导致焚烧数座政府大楼的例子。
第二，政府由于无法在人数上占优势，也就无法在技术上做到真正的信息垄断与封锁。尽管Facebook和Youtube在国内被封锁，尽管有封锁，有新华社通稿，但与之对应的却有近三千万学生和年轻人天天使用的人人网、百度贴吧、手机短信，以及用户量数亿的QQ软件和QQ群。这些本土化的工具，其广泛动员优势，甚至比Facebook在未封锁的情况下都要强大。
所以中国的未来，任何形式的封锁都无法真正影响到年轻人有效的联络与自发的组织。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三个疑问： 尽管突尼斯、埃及人口不多，因此民主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饥荒，但若在中国上演，则会伴随着混乱、暴力、甚至大规模饥荒和民族问题的爆发。
解答： 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从老百姓的风起云涌到各方势力重新洗牌，自由化与公民社会的苏醒、进而各方在圆桌会议上确定新的秩序框架，最终到第一次全国大选——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三个元素将影响着问题爆发的可能性：一、统治集团意识形态是否分裂？分裂将降低流血冲突的可能性并加快民主转型的过程和阵痛；二、国际社会是否关注与支持（尤其是香港与台湾社团的帮助与介入）？他们的支持将加快公民社团的迅速兴起，公民社会的苏醒将大范围吸收社会矛盾，并形成有序、可控的力量；三、少数民族是否存在可以控制局面的领袖？领袖的存在会让宪政与联邦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期待，而不会让人民在无序的状态下将精力诉诸于民族冲突。上述三个条件中，前两个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第三个条件中唯独新疆暂时没有出现真正的领袖，但相对快速的转型将大大降低非常规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尽管我们没有任何数据证明饥荒不会发生，但辛亥革命、文革（除开人为砸铁造成饥荒的那几年）、全球各国的转型（如印度）等等，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当今科技的发展，以及民间救援能力高过政府救援能力的事实，都让大饥荒成为不可能。
综上所述，各方势力较快确定秩序，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援助，外加中国民间百姓的弹性与自救能力，将让各种社会问题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四个疑问： 埃及军队拒绝开枪，并不代表中国军队不会开枪。从跨越全国的暴力血拆到乐清的钱云会谋杀，中国社会的生活经历一遍遍告诉我们，党妈妈会用所有方法捍卫既得利益，这就包括在必要时动用军队进行镇压，如同22年前的春天那样。
解答： 首先，统治阶级内部意识形态的分裂是转型的基本条件，在老百姓风起云涌时，它将直接影响统治集团内部激辩的结果。这意味着，若统治集团内部没有保守派与温和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而是同仇敌忾地共同面对老百姓的挑战（与此类似的是或有政治强人的铁腕与仲裁），那么统治集团内部更容易形成镇压的共识。这也是中国在22年前发生悲剧的最主要原因——党内缺乏足够分裂，邓小平军方出身，政治强人独揽仲裁权。
第二，从过去的罗马尼亚、印尼等国到现在的突尼斯与埃及等国的转型来看，各方势力在老百姓的风起云涌时会重新评估自己既定的位置，并随着时局的变化迅速形成新的互动格局。在没有政治强人的上述各国，表面统一，但内部意识形态分裂的统治集团，最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若在几个月前，穆巴拉克能预料或判断军队将拒绝执行命令，他一定会采取各种行动来避免自己下台的结局；齐奥赛斯库当时也是天真地坚信军队会执行自己的命令，但他信念的落空也导致了自己被审判与行刑的结局。这些例子都说明，表面的统一与实际的分裂并不矛盾，从政军领袖温家宝与刘亚洲呼吁政改来看，他们在未来没有理由不和民间反对派互动，党内意识形态的分裂也是高层无法避免的现实。
综上所述，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分裂早已形成，百姓再次风起云涌时，中国的行政、军队、警察、司法等体系将会各自重新评估自己的位置，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选择，并会在与包括民间在内的各个势力的互动中形成新的格局。这种情况下，镇压的可能性趋近于零。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五个疑问：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变革，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转型过程中，都彰显着年轻人的重要作用。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比起当年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现在太需要思想的升华与行动的意志，那么我们年轻人如何行动才能让转型更快地到来，更有序可控，并最终让国家变得更好呢？
解答：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并不是一个流血的暴力革命，当时很快各方都坐下来谈判，进行预备立宪。只是后来清廷愚笨，宣布皇族内阁、铁路国有，迫使立宪派也加入了革命派，最后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整个过程也并没有多大规模的死伤。军阀割据、二次革命才是死伤的开始。
百年前学子们经验不足，知识匮乏，只是在各自专业领域有一些西方视角与训练，思想上并没有打通各科的智慧，从而无法在全局更高的视角上去理解国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有两个。
第一个挑战是：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因为教育和舆论封杀的原因并没有机会和条件去吸收已经存在的各国宝贵经验，如第三波民主浪潮七十多个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具体的发展、各派心态的变化、结果、以及转型后民主巩固的种种方式。这导致大家都非常迷茫，在迷茫中，要么去追求精神或物质的诺亚方舟——追求宗教信仰得到救赎的慰藉，或寻找机会追求利益、选择移民；要么对各种问题持以异常悲观的态度——五千年的王朝导致人性的劣根让中国不适合民主，即使民主也会混乱、导致饥荒遍野等类似论调。我们需要通过深入的交流和分析，让大家慢慢明白这些抽象而悲观的论述不是当今中国全局状况的未来发展方向。
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在负面经历的耳濡目染中，缺乏对构建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vision）以及对领导才能（virtuous leadership）核心价值的理解。而经历过文革疯狂的长辈们更是如此，有心报国的仁人志士们，折戟沉沙的太多太多——他们都有吞吐天地之志，但缺乏包藏宇宙之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交流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们理解，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成功，将取决于我们今后是否能够把撕裂的社会重新弥补好，抚平国家的创伤，并构建一个散发着创造活力的中国。这需要我们这一代更多的人，在秩序确定之后，深入不同的群体，去倾听并服务于他们的正当诉求，并最终把他们纳入一个弘扬古典精神价值的公民社会重建进程中来。与此同时，还需要我们广泛深入学习西方的智慧，重新批判性地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在碰撞中让思想的火花点燃真正的创造之火。
我坚信通过沟通化解分歧、寻求合作与共识的公民价值是我们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和平与繁荣的基石。我觉得社会运动这个领域，失败不仅仅是自己的，更会失责于朋友、甚至人民，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能力、素质和操守的提升其实是先于所有思考与行动的，所以在我看来，沟通、交流、批评与切实有效的行动无疑都是大家最宝贵的财富。目前，我们将共同面对第一个挑战——完善自己并迎接转型的到来。
注： 孔灵犀：中国青年基金会负责人，哥伦比亚大学学士。中国青年基金会今后会组织一系列的行动和讨论，请年轻人关注和参与。请把你的邮箱地址，评论和建议发至：lingxi@gmail.com。推特@konglingxi。 他在牛博国际的博客如下：http://www.bullogger.com/blogs/konglingxi/。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