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6日 星期六

王友群:助中共赢辽沈战役被中共判无期的特务


葛佩琦提供的军事情报,对于中共打赢辽沈战役,发挥了重要作用。葛佩琦成了“最猖狂”的右派的代表,全国上下家喻户晓的第一个大右派。被整得妻离子散身上“没有一个好零件”,双目几近失明的65岁的老人。


为中共卖命的特务许多成了中共的囚徒
1949年前,中共特务渗透到国民党党政军几乎所有要害部门,帮助中共搜集军事情报,为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立下汗马功劳,但是,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些中共特务几乎没有一个不挨中共整的,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葛佩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59年3月4日,位于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看守所的一个临时法庭内,被关押1年多、经历66次审讯的葛佩琦,出庭受审。检察官宣读完《起诉书》之后,法官要他作最后的陈述。
葛佩琦为自己做无罪辩护
葛佩琦说,《起诉书》指控我的罪名,概括起来有两条:第一条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
《起诉书》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因此认定我为“历史反革命”,这不符合事实。
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实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有关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受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事实证明,我不是历史反革命。
《起诉书》说我“(1957年)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因此认定我为“现行反革命,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也不符合事实。
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今天的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共产党可以看看,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另外,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因此,我不是“现行反革命”。
葛佩琦被当成“双料反革命”判无期徒刑
尽管葛佩琦作了申辩,但那个时候,这种申辩毫无意义,没有人会听他的。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法院还是以“犯反革命罪”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判决书指出:“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特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1949年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进攻,竟然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故本院根据中共《惩治反革命条例》的规定,以犯反革命罪,判处被告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香港一家报纸对此评论说,葛佩琦作为共产党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名得力情报人员,是促使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大溃败的一个局外人无从知晓的因素,国民党后来想惩治他而只能干瞪眼,想不到共产党自己却帮了国民党的这个大忙!
21年后中共说葛佩琦不是“双料反革命”
1980年12月10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开庭宣布:1959年对葛佩琦的判决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葛佩琦无罪。那么,葛佩琦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这两料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先说历史反革命。葛佩琦是山东平度人。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1938年加入中共,1939年后,多次接受中共指派,在河南、陕西、东北等地国民党军政机构中长期从事“特务”工作。比如1942年,他遵照中共指示,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任少将参议,赴豫东日本统治区做情报工作。中共的另一个“特务”熊向晖(胡宗南的贴身秘书)多次通过他建立的情报站送出绝密情报,使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过程中屡战屡败。1946年中国新年过后,中共西安情报站负责人赵耀斌派遣葛佩琦等4人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任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长,将国民党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等机密情报,交给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送给毛泽东。葛佩琦提供的军事情报,对于中共打赢辽沈战役,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底,葛佩琦的联系人李年和中共组织关系的领导人赵耀斌先后被捕,下落不明,他从此断绝了同中共的组织联系。葛佩琦先是到沈阳想接上组织关系,即组织承认他是中共党员。接待人员问他有没有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他说地下组织被破坏了,没有。接待人员回复说:没有介绍信,不能接组织关系。之后,葛佩琦辗转回到北京,到处找能证明他是中共党员的人。1949年4月初,他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10年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这里的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并拿出信纸和信封,请他给能够证明他的组织关系的人写信。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得到的答复是,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他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不能恢复他的党员身份。自此,1938年加入中共的葛佩琦,居然成了“党外人士”。
再说现行反革命。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葛佩琦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物理教师。从1951年2月起到1957年,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见党总支书记一次,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学校党委,但他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尽管如此,葛佩琦还是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先后编写了《物理学讲义》,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部书。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之前,一再鼓励知识分子帮助中共整风,声称“知无不言,言不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先后三次邀请葛佩琦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自认为是中共党员,怎么能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呢?一请,不去;二请,不去;三请,不得不去了。他在发言说:“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是作为1938年就已经入党的老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我的党籍问题,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们对流过血汗的人冷若冰霜,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很难再保护我们,就会被敌人杀掉。”
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导,葛佩琦的发言变成了“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于是,葛佩琦成了“最猖狂”的右派的代表,全国上下家喻户晓的第一个大右派。在《人民日报》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共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划成了“极右份子”!
葛佩琦被整得妻离子散身上“没有一个好零件”
1957年12月24日,葛佩琦在家中被捕,1959年6月29日,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妻子朱秀玲副教授,从此病瘫在床,他的小女儿在托儿所两年没人接回家。他的大女儿高考成绩非常好,但没有一所大学录取,只好在家做家务。5个子女,老二是男孩读书,老三,老四送给了亲友,老五没有送出去。1964年,在葛佩琦坚持下,妻子同他离了婚,5个孩子全部改姓朱。
1975年12月,在服刑18年后,葛佩琦沾了中共出于某种政治考虑“特赦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光,被以国民党少将身份特赦。几经周折后,于1976年3月下旬回到北京。这时候,他已成了全身“没有一个好零件”、双目几近失明的65岁的老人。
中共颠覆中华民国,不择手段;中共维持其极权统治,也是不择手段。不择手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限战”,超限一切道德和法律底线。为了掩盖真相,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成为中共的一贯做法。中共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前车之鉴,理当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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