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whistleblower Yang Jisheng's book,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is a powerful reminder that collectivism is evil.
杨在父亲于1959年去世的那一刻打开了这本书。那是4月，杨是一名高中学生。由于他的学校离父亲居住的村庄很远，所以在学年期间，杨很少见他的父亲。有一天，一位村民给杨带来了可怕的信息-他的父亲死于饥饿。杨冲回家。他发现自己完全贫穷。
这个村子感觉就像个鬼城。没有动物到处乱跑，甚至没有老鼠，也没有活树。他记录说：“饥饿的农民剥夺了所有人的叶子和树皮。” 人们吃了一切可以吃到的东西，而当他们不寻找食物时，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能量去移动或发出声音。
在父亲住的小木屋里，杨看到父亲的眼睛“沉没了，死气沉沉，脸，皮肤皱了皱而松弛”，这使杨想起了他在解剖课上看到的人体骨骼。杨突然意识到“皮肤和骨头这个词是指如此可怕和残酷的东西。” 杨试图给父亲喂一些花生芽，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东西，但父亲太虚弱甚至不能吞咽。他三天后死了。
尽管失去了父亲，杨致远“丝毫没有怀疑，完全接受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灌输给我的一切”。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共就将中国与外界隔绝了。政府对信息和事实拥有国内垄断权。
“从托儿所到大学，首要任务是在所有学生的心中灌输共产主义世界观。社会科学研究所，文化团体，新闻机构和学校都成为该党在思想，精神和见解上垄断的工具，并不断致力于塑造中国的年轻人。” 此外，“所有与党的观点分歧的观点都被扼杀了。”
如何杀死3600万人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年轻的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反对声音的不容忍发了强烈的信念。“任何与这些想法背道而驰的言行都会遭到一致的攻击。” 像许多被洗脑的年轻人一样，杨认为中国人民的苦难是近一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结果。
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继续实行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食物，住房，医疗保健等等。杨被教导说，这种更大的利益值得个人牺牲。杨已经准备好并愿意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他把父亲的去世和自己村庄的苦难视为中国进军天堂的孤立事件和小挫折。
仅仅几年后，当杨致远成为新华社（中国国营新闻社）的记者时，他就开始产生了怀疑。自从1958年至1962年获得省级人口数据后，他的信念就动摇了。这些数据至今仍是高度保密的国家机密，但杨的位置为他提供了进行事实发现所需的掩护和保护。经过广泛的研究，杨致惊地意识到那些年他的父亲和他的村庄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各地屡屡发生。
杨估计，在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期间，至少有3600万中国人丧生（一些学者估计，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500万人）。许多人像他父亲一样被饿死，但其他人则死于中共残酷的“反ho积”运动，该运动利用暴力手段“向农民勒索了每粒谷物或种子”。
除了标准的殴打行为外，还有其他形式的酷刑，包括“用冷水浸洗头部，撕下头发，剪掉耳朵，将竹条推入手掌……并活埋”。当成年人遭受酷刑折磨致死时，他们留下的年幼的孩子通常很快就死于饥饿。食人主义也很普遍。没有足够的言语来描述恐怖和痛苦的程度。
但是，迄今为止，中共不仅否认这种大规模的饥荒和苦难曾经发生过，而且还坚持认为，在此期间失去的任何生命都是由于干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杨的书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结论，即“大饥荒”是人为灾难。
饥荒发生在毛泽东的大跃进时期，其目的是在十年内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共产党工业强国。毛泽东和他的激进同志认为，只要他们有意志力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他们就可以无视自然规律和经济学规律。
中共发起了一系列运动，以实现毛泽东设定的崇高目标。大规模的钢铁运动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的每个地方，人们都建造了小型后院炉子，试图生产钢铁。
每个村庄都有满足的配额。从八岁的孩子到80岁的老年人，每个人都在后院的炉子上全天候轮班。包括农具和炊具在内的任何金属都被捣碎并送入熔炉。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增加钢铁产量，所有这些仅产生了无用的产出。
最有影响的运动是农业集体化，通过强制没收，政府成为所有私人和公共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农民被迫将其所拥有的一切，包括食物，农具和牲畜，交还给人民公社。
没有耕作经验的官僚指示农民种什么以及如何种。农民每天必须成组出现并离开田间。由于严格禁止私人交易，所有产品都必须以固定价格出售给政府。甚至农民都不被允许在自己的家里做饭，每个人都必须在公用厨房一起吃饭。
中共还把农民当作廉价劳动力的储备。数百万人处于生产力的顶峰时期，是由当地政府选拔出来从事各种灌溉或工业项目的。
这些政策具有多重灾难性的影响。首先，集体侵蚀了人们的动力。没有人愿意努力工作，因为无论个人付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得相同数量的食物-仍然有可用的食物。
第二，通过要求农民昼夜不停地参加后院的炉子，并要求有生产能力的农民参加各种政府项目，使留下来种植和照顾农作物的农民人数减少了。所以庄稼在田里烂了。
第三，政府的许多建设项目没有产生明显的收益，但最终破坏了环境并破坏了脆弱的生态系统，这不仅导致自然灾害的发生更加频繁，而且影响更严重。
最后，由于在公共厨房免费用餐，所以食物浪费十分普遍。最初，“公社成员让自己感到吃惊”，认为“当目前的供应用尽时，政府会提供更多的食物。” 但是政府的援助从未到来。
更糟糕的是，中共领导人坚持要求公社必须为中国城市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地方领导人被迫虚假报道，或故意向其政治上级夸大越来越多的谷物产量数字。
杨写道，在社会主义政权中，每个人都是骗子，这些谎言会产生后果。该州根据这些虚假的产量数字，强迫村庄收集了超出其剩余量的谷物。因此，即使来年的种子也用于满足政府的采购要求。因此，村庄里剩下的粮食很少。
由于没有谷物，公用厨房试图为饥饿的农民提供替代食品，例如稻草，玉米秸秆和棉絮。1959年1月，村里的公用厨房用完了食品替代品，不得不永远关门。
灾难，黑暗与邪恶
杨的结论是，由于国家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维持生命的资源”，所以当灾难发生时，普通百姓没有办法自救。通过将他们必须拥有的一切移交给国家，人们还移交了对其生存的控制权。
饥荒在1959年达到顶峰，但由于中共拒绝承认其过失而持续到1962年。中共认为，这样的错误承认会引起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质疑。此外，没有新闻自由报道真相，也没有选举让负责人对其政策负责。因此，那些谋杀政策继续存在，死亡人数成倍增加。
Yang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来编写这本书，但该书在中国共产党仍然被禁止。杨原本想为他精心研究的书“通往天堂的道路”命名，但由于三个原因，他将书名改为“墓碑”：他想为他的父亲树立墓碑，为在此丧生的3600万中国人饥荒，他希望埋葬社会主义，这种思想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不幸的是，社会主义正在西方民主国家获得第二次机会。我们必须采取的与社会主义作斗争的重要一步是将真理传给下一代，包括阅读和分享“墓碑”之类的书籍。杨写道，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人们会记住并从此放弃人为的灾难，黑暗和邪恶。” 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警告，肯定会发生更多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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