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这场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发生的革命已经过去90周年了，但是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对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诠释体系。
当今俄罗斯人已不再接受苏联时期统一口径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知道以前那套史学观是按照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原则设计的，当时的提法是，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而中国人的认知来源，基本来自于先有斯大林的结论而后填充史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导的十月革命20周年献礼片 《列宁在十月》。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政治立场各异，不可能存在一种各派均能接受的观点，但是，力求史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尽量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真实地再现这场革命，应当是严肃的史学家的追求标准。至于价值评判的结论，也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体系之上的以史据论的分析。而貌似最“政治正确”的雄辩真理的论点，如果是以人为编造的虚假历史为依托，则既经不起历史考证的层层辨析，也无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论逻辑体系，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空中楼阁。说穿了，这种历史观不过是玩弄政治投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是为尊者讳而随意剪裁的历史。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句话，最早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5月17日回国时说的，他的原话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这后半句话虽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实质，却因为充满杀戮气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后来毛泽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所以现在我们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篇，认为它是20世纪最伟大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资本主义统治延续数百年之后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至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陈湘泗语）。
1917年的俄国革命处在这样一个高度后，以它为题材的著作自然汗牛充栋，可以数十万计。苏联仅1958-1959年就发表了7千多部著述，数字大得惊人，却罕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千篇一律、内容重复的应景之作。就连搞十月革命史的原苏联科学院院士明茨也说，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著作。白俄学者德·阿宁说得更坦率，“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统治是最没有历史成果的。托洛茨基认为“那是一个撒谎年代的撒谎产物”。克伦斯基说“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都是赝品”。西方普遍认为苏联对俄国革命的描述缺乏逻辑、贫乏无力、残缺不全。苏汉诺夫等一些亲身经历这场变革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苏联时期的研究除了对19世纪20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实状况的叙述外，绝大部分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从党史的编年史中删除一个个参与者的“非难过去政治”、为党内斗争中胜利者贴金的著述，不仅把作为科学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毁灭，而且导致了正直历史学家本身的肉体消灭。
过去我们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些人统统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抹煞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但令人困惑的是，现在俄罗斯本国也很少有人对苏联时期的那套说法感到满意，俄国人现在很少谈“宏大叙事”，评价体系已经多元化，更多的是从基础档案做起，先把细小环节的真正史实搞清楚，然后再作价值评价。一个是有没有的问题，另一个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是可以取得相对一致的认同的，而在第二个层面，分歧是很正常的。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面向公众开放，我国也相继翻译出版了多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中国人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档案以后，如果仍然建立不起一套自己的、客观的、合乎科学、尽可能接近于历史真相的俄国革命史，那就是中国“苏联学”研究的失职。踏踏实实地直面真实的历史，让这场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俄国革命恢复“信史、良史”的面貌，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坚持的立场。
现在俄国的思想界承认，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 “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会一遍遍地重演。
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俄国思想界对这场革命有着深刻的总结，他们认为，改革与革命是一对互动的矛盾体，作为执政集团没有哪一个会愿意革命，他们处理社会危机的思路也是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但是由于统治者主导的改革会过多地从既得利益出发而往往缺乏公正性，下层民众便会对上层充满了仇恨和鄙视，民众中“当权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将迅速地积累起破坏现存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提出激进要求的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这种喧嚣声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后，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我们却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存在的可能只有两种：暴民政治以及它复归后又一次轮回到专制制度。在民粹派“为民谋幸福”的假象背后不过是少数精英愚弄 “群氓”的一种手段，人民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主人。历史将反复在“不公正的改革”和反对“肮脏自由的革命”之间震荡——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很多思考与警示值得我们借鉴。
2007年俄国重印了索尔仁尼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的《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俄罗斯发行，并被列入行政官员的必读书目。普京的目的就是站在执政角度防止革命。
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就是政治体制上的尽快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1905年革命的爆发，就是在“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彼得堡工人向尼古拉二世的请愿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俄国土地上一切阶级、一切等级的代表、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都选自己的代表吧”。
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 “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二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仅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没有主张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不过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 “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 “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 “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 《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 “把惟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惟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 “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见正如 “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 “和平” （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 “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 “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 “快”的 “立宪会议”主张者上台。
实际上，这个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 “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 “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 “土地法令”与 “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两周前提出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 “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 “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
其实，在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 “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 “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 “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 “冬宫之夜”的 “反革命”力量。实际上，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 “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 《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 “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 《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 “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没有舰长、武器、装备、弹药。一个叫别雷舍夫的机械师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表现得最为积极，1917年10月24日即预定 “武装起义”的前一夜，负责在水兵中做宣传工作的卢舍维奇任命别雷舍夫为 “阿芙乐尔”号政委。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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