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3日 星期四

肺炎疫情:为何女性领导人处理新冠疫情更成功些?


这些女领导们以科学为依据抗击新冠疫情成绩显著。
Image caption这些女领导们以科学为依据抗击新冠疫情成绩显著。
《福布斯》最近的一篇文章注意到,从新西兰到德国,再从台湾到挪威,这些由女性担任领导人的地方新冠死亡率相对都比较低。
《福布斯》把这些女性元首称为“领导人的典范”。《福布斯》的文章指出,女性向世界展示了如何处理人类大家庭的这一乱局。
这些女性领导人处理全球卫生危机的态度和手法也受到了媒体的表扬。
虽然女性只占全球政府首脑的7%,但评论人士强调,出色完成新冠疫情考卷者绝大多数为女性领导人,似乎不成比例。
那么,女性领导人凭什么能取得新冠战役的成功呢?

反应早

冰岛总理雅各布斯多蒂尔(Katrín Jakobsdóttir )在疫情早期就实施了大规模的检测。
冰岛是一个人口只有三万六千人的小国。 但冰岛从1月底就禁止20人或以上的聚会,尽管当时冰岛还未出现一例新冠死亡病例
冰岛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但冰岛从1月底就禁止20人或以上的聚会,尽管当时冰岛还未出现一例新冠死亡病例。
截止4月20日,冰岛只有9人死于新冠。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疫情一开始就立即成立了疫情控制中心,采取措施严控和追踪病毒感染。
台湾还增加了个人防护设备诸如口罩等的生产。
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新冠死亡病例只有6人,而台湾的总人口则高达2400万。
与此同时,新西兰可能是世界各国中措施最严厉的国家之一。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没有像许多其他国家那样采取暂缓传染速度的方法,而是彻底阻断一切传染源。
新西兰在出现6例死亡病例时就实行了全国封锁。到4月20日,全国死亡人数为12例。
台湾总统蔡英文带着口罩图片版权SAM YEH/AFP
除了女性领导这一特点外,这些对危机应对较好的地方还有什么其他共同之处呢?
首先,他们都是发达经济体,有良好的福利体系,在大多数社会发展指标上通常都得分很高。
同时,他们有着强大的公共卫生系统,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
所以领导人关系到抗疫的成功,而能选出一位女性领导也很能说明一个国家的情况。
一名妇女走过柏林一个新冠病毒检测中心的指示牌图片版权ODD ANDERSEN/AFP
Image caption德国柏林一家医院的新冠病毒检测中心。检测是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抗疫行动的关键。

多样性

观察家们注意到这跟当选的女性领导人从政的方式也有关系。
联合国基金会妇女和女童3D项目的执行董事古普塔博士(Dr Geeta Rao Gupta)认为,并不是因为女性领导人与男性领导人的风格有什么不同。但她表示,女性当政可以让决策更加多样化。
古普塔对BBC表示,有女性参与的决策层可以做出更好的决定,因为它体现了男女两种观点。
它与那种否定科学、虚张声势男性领导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
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说新冠病毒肺炎不过是小感冒,不遵守社交隔离政策。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说新冠病毒肺炎不过是小感冒,不遵守社交隔离政策。
伦敦国王学院全球女性领导力研究所的主任坎贝尓(Rosie Campbell)赞同古普塔关于男女领导人风格并非与生俱来的说法。
坎贝尓表示,由于我们社交方式不同。 人们更容易接受女性成为更具同理心和合作型的领导者。而不幸的是,更多男性领导人更容易落入那种自恋和过度竞争领导者的范畴。
同时,坎贝尔认为政治民粹主义加剧了男性领导者的这一特点。
德国总理默克尔图片版权CLEMENS BILAN - POOL/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在欧洲各国的抗疫行动中表现最为突出。
“大男子”主义政治
坎贝尓对BBC表示,民粹主义领导人依赖“简单信息”来获得支持。而这往往影响他们处理大疫情时的手法。
比如,美国、巴西、以色列以及匈牙利有时会推卸责任,将自己的过失转移到外部因素。例如,他们指责外国人把病毒带到他们的国家。
坎贝尓表示,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都选择扮演了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超强角色,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不那样做。
而女性一般不会成为激进的民粹右翼,不过法国的勒庞除外。
当然,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手法不尽相同,部分原因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社会经济现实以及资源情况等。这些方面跟性别关系不大。
有些男性领头的国家对疫情处理得也不错,比如,韩国和希腊这两个国家死亡率都相对较低。
希腊在没有出现任何死亡病例之前就遵照科学建议,采取早期社交疏离等措施。

艰难决定

挪威和丹麦的领导人
Image caption挪威和丹麦的领导人特别举行记者会,回答来自儿童的有关疫情的问题。
为了控制疫情,世界领导人不得不采取艰难决定,比如让经济蒙受损失的封锁措施。
坎贝尔说,这些决定无疑从短期来看有着高额的政治代价,是那些民粹领导人不愿看到的。
但一些国家的女性领导人通过公开和透明地对话,赢得了公众的支持。
德国总理默克尓很快就承认新冠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
德国成立了欧洲最大的测试、追踪和隔离计划。德国人口8300万,新冠死亡人数为4600多人,相对较低。
挪威和丹麦也是女性当政。挪威领导人索尔贝格(Erna Solberg)和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还专门为儿童举办新闻发布会,解答孩子们的疑问和困惑。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还试图消除孩子们对封城可能无法正常庆祝复活节的担心。她告诉孩子们传统的复活节兔子属于“关键工作人员”,因此可以出去把巧克力蛋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门口。
戴口罩的医务人员图片版权REUTERS
Image caption全球七成的医护人员是女性,但是她们的领导层人数却与总人数不成正比。
坎贝尔表示,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领导人讲这些显得很荒唐,但是在疫情的特殊情况下,通过直接解答孩子们的担忧政治领导人意识到疫情影响每一个年龄段人的心理健康。

更好的决策

女性占全球健康工作者的70%。但根据全球议会联盟2018年的数据,全世界153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中只有10人为女性。
同时,全球女性议员人数也只占四分之一。
前面提到的古普塔博士也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提升妇女健康地位项目”咨询董事会的主席。
该组织旨在增加女性在健康卫生部门的领导力,呼吁让更多女性能够担当领导地位。
古普塔博士说,它将有助于改善决策,因为你所做出的决策将会与社会各个层面相关,而不是只代表某些层面。
古普塔博士还警告新冠疫情给男女所带来的不同社会和经济影响,包括家庭暴力的上升、贫困上升的风险以及男女收入差距缩小的逆转等。
古普塔博士表示,我们正在倒退,除非在处理疫情决策时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否则可能将使现有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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