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博士《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一書簡介

紀念辛亥革命九十一週年

王炳章博士《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一書簡介

本刊主編前言﹕

　　王炳章博士因遭“暗算”而失蹤，已近四月，至今死活不知。真正關心他的人，除掉聽到一些難以證實的消息以外，他和岳武等三人的下落，如今竟是迷霧重重，幾令人有燭影斧聲之感。

　　王炳章博士是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開創者，也是這個運動在海外的旗手和最勇敢的領袖人物之一。他作為一個在馬列中國長大的知識分子，親身遭遇過中共的暴政，對共產專制制度有著透闢的了解和認知；他作為一位留學生出身的民主運動領袖，則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和民主制度，有著真正深刻的感受和見解；而他作為一個從不軟弱、從不退縮和從不遷就的民主運動戰士，他從不更移的反共立場，從未間斷的奮鬥歷史，以及他在“究竟應該擁護什麼、反對什麼”等原則問題上，所向來堅持不綴的“反共反獨和民主統一”方向，無疑問地適應了國內的民心，甚至代表了國內人民的痛苦意志。

　　我在“自我流放”海外之後，有幸認識王炳章博士，也已經有好幾年了。我自然也是在聽夠了他的“壞話”、甚至是聽夠了對他的“糟踏”之後，才成了他的一個普通朋友。但是，他和我不多的相處、相談，還有，就是我對海外二十年民主運動歷史的日漸了解，卻使我常為自己沒有能夠趕上他主持海外民運的“好時光”，而引為憾事。自然，這個好時光，就是“反共民運”的好時光；這個遺憾，則是他的“被倒臺”，非但沒有使那番民運的“好時光”變得更好，甚至竟然使得“八九”之後本應該更好的“民運好時光”，日漸地暗然失色了。這，豈止是我，一個普通學人的遺憾，更是國內外無數真正民主運動人士難言的痛苦……

　　我向來欽佩那些勇敢的民運人士們，因為，在我自己還“不敢”的時候，人家已經“敢”了，我焉能不尊敬、不佩服？但是，也正因為我祇是一個普通的學人，不是一個民運人士，並且這一輩子都決心恪守本分，祇做一個文化人，說是“反共文化人”也行，所以，當王炳章博士將他那一部不平常的書稿《中國民主革命之路》，拿來請我為它寫序的時候，我祇好婉言謝絕了，雖然我拜讀之後，由衷的讚嘆不已，甚至對那些不負責任的批評和指斥，頗感不耐……。

　　當然，我謝絕，還因為我真的不夠資格。還有，就是我害怕被捲進一些可怕的是非裡面去。我承認，這正是我們知識分子的毛病所在，也是我自己的毛病所在。

　　而今，炳章先生已經失蹤數月，我心中的歉意早已變成了歉疚，再讀他的這部不平常的著作，更使我感到有將它推廣的必要。因為，讀一讀這一本書，祇會使你更加瞭解這位傳奇式的民運人物，更加了解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和方向，也更會對這位被許多人佩服和許多人責罵的民主運動領袖，得出一點自己的真評價。

　　我很擔心王炳章博士的命運。

　　我更期望著他能夠平安歸來。

編者按﹕下面轉載的﹐是王炳章博士的新書《中國民主革命之路》的一部分摘要。該書原名《民運手冊──中國民主化運動百題問答》﹐由王炳章在一九九七年草就。初稿在國內外民運界廣泛徵求意見之後﹐由環球實業（香港）公司正式出版。

　　該書曾被國內某些民運人士稱為“當代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一本系統的教科書”。本書以問答形式﹐從民主理念談到民運策略﹐從改良論到革命﹐深入淺出。本書有兩大特點﹕其一﹐是運用通俗的事例﹐將高深的民主理論淺顯地表達出來﹐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即可讀懂。其二﹐對民主化運動的實際運作﹐有詳實的介紹﹐有較強的實用性。

　　王炳章博士的《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一書﹐分為八個部分﹕
第一部分﹐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理念
第二部分﹐探討﹕中國為何尚未實現民主
第三部分﹐駁奇談怪論
第四部分﹐民運的手段與策略
第五部分﹐民運合法鬥爭的方式與策略
第六部分﹐關於體制外的革命運作
第七部分﹐國體﹑臺灣﹑香港和西藏問題
第八部分﹐革命觀和理想國

　　全書以問答形式寫出﹐對一百二十個尖銳而敏感的問題﹐王炳章博士都做了精闢的解答。該書還收集了幾篇有份量的文章。下面﹐是該書一小部分內容摘要，本刊將之介紹出來，以饗讀者﹕

《中國民主革命之路──民運手冊》摘要﹕

　　一百一十九問﹕多少年來﹐你為了理想到處奔走﹐甚至出生入死﹐我們知道﹐你的物質生活十分簡單。請問﹐你的革命理想是什麼﹖
　　答﹕我的革命理念﹐可以用四句簡單的話來概括﹕“驅除馬列﹐復歸孫文﹐推翻中共﹐重建共和。”
《以上摘自第八部分﹕革命觀和理想國》

　　一問﹕什麼是民主﹖民主的定義是什麼﹖
　　答﹕民主的題目很大。我們談民主﹐至少應分為兩個層面來討論。一是民主理念﹐即理論部分﹐我稱為‘軟件’部分。二是民主制度﹐即實踐部分﹐我稱為‘硬件’部分。

　　二問﹕請您先談談民主理念好嗎﹖
　　答﹕民主的理念至少包括三個要素。
　　第一﹐政治上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國家元首﹐還是部長﹐或是普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大家在政治權利（注意﹕不是權力）上﹐在法律面前﹐應當一律平等。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被選舉權﹑組織政治團體的權利和舉行政治集會的權利等。
　　第二﹐權力來自人民﹐或稱主權在民。政府是人民建立的﹑人民選擇的。政府的權力是人民授予的﹐不是政府自訂的﹐也不是少數人授予的。用政治術語講﹐政府祇能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上﹐才能行使統治的權力。政府的職能是保護人民﹐而不是欺壓百姓。
　　第三﹐民主理念的第三個要素是﹕服從多數人的決定﹐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多數是不需要保護的﹐因為多數人的力量大﹐少數人欺壓不了他們。需要保護的﹐是少數人。最少的少數﹐是一個人。保護少數人的權利﹐說到底﹐就是保護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在某種意義上講﹐民主的真正內涵﹐是保護少數﹐而不是服從多數。

　　三問﹕什麼是民主制度呢﹖
　　答﹕民主制度﹐是以法律形式硬性規定下來的﹑以確保民主理念得以實現的政府權力結構及政治運作規範﹐或稱游戲規則。民主制度至少包括如下幾個要素。
　　第一﹐政府最高權力的分散與制衡。為什麼要將權力分散開來﹐並加以制衡﹖我曾用‘切餅與分餅’作比喻﹐把這一深奧的政治學原理﹐通俗地表達出來。有十個人﹐祇有一塊餅﹐大家分著吃。如果找一個人﹐他既切餅﹐也分餅﹐可能會出現什麼情況呢﹖他可能先把餅切成十塊﹐九塊是小的﹐一塊是大的﹐然後由他一個人來分。他有可能分給別人九塊小的﹐自己留下那塊大的﹐這就導致了不公平。如果將游戲規則稍作調整﹐結果就大不一樣了。試想﹐我們找兩個人﹐一個專門切餅﹐另一個專門分餅﹐即把切餅與分餅的權力分開。這樣切餅的人就想了﹕假如切的大小不一﹐分餅的又不是我﹐我得到最小的一塊怎麼辦﹖為了防止得到最小的一塊﹐切餅的那位祇能一個辦法﹐就是將餅切成均勻的十塊。你看﹐分權的結果﹐導致了利益公平的分配。在政府結構中﹐負責切餅的﹐即制定利益分配準則的﹐是立法機構。各國叫法不一﹐或議會﹐或立法院﹐或下院﹐或人民代表大會等﹐其職能是制定法律。執行分餅的﹐是行政機構﹐有稱總統府的﹐有稱國務院的﹐有稱行政院的﹐有稱內閣的﹐其職能是執行法律。司法權獨立是另外一項特別重要的設計。假如切餅的和分餅的互相勾結﹐專把小塊的餅分給老百姓怎麼辦﹖在這種情況發生時﹐老百姓需要一個裁判主持公道﹐並有控告切餅者和分餅者的權力﹐讓他們交出侵佔的利益。這個裁判﹐就是法官﹐必須是獨立的﹐均不受切餅者和分餅者的管制﹐即不受立法機構的和行政機構的左右。否則﹐無法公正地判案。裁判機關就是法院。法院有解釋法律的權力和審判裁決的權力。
《以上摘自第一部分﹕切餅與分餅──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理念》

　　六十九問﹕很多人擔心﹐革命將造成社會的巨大損失﹐不可為之。你的意見如何﹖
　　答﹕剛才已說明﹐革命﹐不是你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該來就來的問題。是執政者創造不創造革命條件的問題。既然擔心革命的損失﹐就有必要通過各種途經﹐奉勸執政者﹕聰明一點吧﹗讓步還不算太晚。至於革命比演進造成更大損失的假設﹐也未必正確。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京城有一小股武裝部隊﹐採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頑固不化的執政者﹐宣佈實行大選﹐勢必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這種一步到位的革命﹐可能是社會損失最小的行動。實例也証明。革命行動未必造成巨大的社會損失。菲律賓的人民推翻馬可仕的革命造成了多大損失﹖如果羅慕斯將軍不採取果斷措施﹐派飛機向總統府扔下一顆炸彈﹐馬可仕可能負隅頑抗﹐派他的衛隊向人民開槍﹐反而會釀成損失更大的流血慘案。另一方面﹐和平的抗爭﹐也未必不付出慘重的代價。八九民運﹐學生們並未有革命的念頭﹐但共產黨用機槍坦克的血腥屠殺﹐給人民﹑給社會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假如當時策動部隊嘩變﹐把老頑固們抓起來﹕或者﹐革命群眾武裝起來﹐佔領電視臺﹐佔領廣播電臺﹐佔領北京市委大樓﹐甚至佔領中南海﹐一場大屠殺或許可以避免。據說﹐當時確有想嘩變而支持趙紫陽和學生的軍官﹐但改革派的猶豫錯失了良機。

　　七十問﹕有人擔心﹐用革命換來的政權﹐仍然是一個專制政權。革命會不會造成以暴易暴呢﹖
　　答﹕這種擔心﹐是對歷史不瞭解的緣故﹐是因果絕對論。革命不見得造成以暴易暴的結果。古有美國的獨立戰爭﹐近有菲律賓和羅馬尼亞的革命﹐人家建成的並不是專制政體。反過來﹐用和平手段獲得的政權﹐也不一定是民主政體。希特勒是怎樣上臺的﹖馬可仕是怎麼上臺的﹖他們並沒有採用革命的手段﹐他們上臺靠的是選票﹐是民主程序。但是﹐他們建立起來的﹐卻是個無比殘暴的政權。結論已很明確﹕手段與結果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關鍵是運動領導者的素質和運動領導者的目的。
《以上摘自第四部分﹕民運的手段與策略》

　　 一百一十問﹕你反復提到人民有革命的權利﹐革命乃天賦人權。你的革命觀是什麼﹖
　　答﹔聖經《使徒行傳》示喻革命的權利﹕“必須順從神﹐而非順從人。”聖經告誡﹔神的權柄高於任何世俗的權力。
　　《易革註疏》頌揚湯武革命﹕夏桀殷紂﹐兇狂無度。天既日﹐人亦叛主。殷湯周武﹐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順人心。誅紂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惡俗。　　
　　孟子曾為革命正名﹕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桀矣﹐未聞弒君也。
　　《黃帝四經》昭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苛而不已﹐人將殺之。”就是說﹐統治者苛政不改﹐人民可以行使上天的賦予的權利而革命除之。
　　美國獨立宣言號召人民行使革命的權利﹕“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正當權力是從被統治者的同意中產生出來的。任何形式的政府﹐當其對這些目的有損時﹐人民便有權利將它改變或者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美國貢獻最大的總統之一林肯﹐繼承了獨立宣言的精神﹐在其就職演說時﹐公然為人民革命的權利進行辯護﹕“這個國家﹐及其所有的機關﹐都歸其住民所有。不論什麼時候﹐祇要人民厭倦了現有的政府﹐他們就可以行使憲法的權利改變政府﹐或者行使革命的權利推翻政府。”
　　這一切﹐都揭示了一個真理﹕推翻暴虐和腐化的政府﹐乃人民的天賦人權。因為﹐政府是人民建立的﹐應當為人民謀取福利。當這一宗旨遭到踐踏﹐推翻，更換現存的政府﹐是天經地義的。別說暴虐的政府﹐就是做事不合民意的政府﹐人民都有權更換之。在民主國家﹐更換政府乃平常之事。美國每四年就有一次更換政府的機會﹐那就是週期性的選舉﹐很少有政府是長期執政的。看一看二十年來美國換了多少屆的政府﹖尼克松﹑福特共和黨政府﹐人民不信任了﹐把它推倒﹐換上卡特民主黨政府﹐卡特幹的不好﹐人民把它趕下臺﹐換上了里根﹑布什的共和黨政府。他們做了三屆﹐經濟先盛後衰﹐人民又把共和黨轟下去﹐請克林頓的民主黨重新執政。所謂民主制度﹐祇不過是把推翻﹑更換政府合法化﹑程序化罷了。
《以上摘自第八部分﹕革命觀與理想國》

　　九十八問﹕請問﹐你攻佔某個城市的計劃是如何構想的﹖
　　答﹕攻佔某個城市﹐實際上就是新時代的“武昌起義”。我們應當發動新的“武昌起義”﹐來推翻中共的專制。此計劃並非天方夜譚。前幾年﹐曾有一個縣武裝部長個人佔領縣城的紀錄。也有幾十個造反者攻佔雲南某個縣城的事件。那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不堪一擊。出了事﹐縣長﹑縣委書記首先逃命。假如某個中小城市條件成熟（防備鬆懈﹐民怨沸騰﹐等等）﹐可以從各地集中一批精幹人員﹐採取突然襲擊﹐佔領市政府﹑電臺﹑電視臺。然後﹐公佈施政綱領﹐發動人民的力量保衛民主政權﹐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八十年代﹐菲律賓人民推翻馬可仕政權﹐是人民革命成功的樣板。
　　可以想見﹐如果民運準備充分﹐一舉拿下一個中小城市﹐暫時接管政權是不困難的事。然後﹐民主政權應當立即採取如下措施﹕
　　一﹐宣佈民主政治綱領﹐宣佈停止共產黨的一切活動﹐宣佈局面穩定後﹐立即實行大選﹐一切權力歸於人民。
　　二﹐宣佈市場經濟政策﹐宣佈取消特權﹐懲治貪官污吏﹐機會面前人人平等。清算貪官污吏之財產﹐不法的一律充公。保衛人民的私有財產和私有產權。
　　三﹐呼籲本市和鄰近縣市的人民進行總體動員﹐封鎖公路﹑橋梁﹑機場﹑河道﹑田野﹐阻擋武警和軍隊的可能進犯。
　　四﹐呼籲退伍軍人組織起來﹐成立民主力量的武裝﹐保衛民主政權。
　　五﹐呼籲全國人民積極相應﹐呼籲各城市效法跟進。
　　六﹐呼籲港澳臺人民﹑海外華人給於財力支援﹑人力支援和輿論支援。
　　七﹐呼籲各國政府給予道義支持﹐向中共施壓﹐制止可能的武裝鎮壓。
　　集中力量奪取一個城市﹐最大的好處在於﹐可以樹立一面民主旗幟﹐成為民主力量的可見象徵和凝聚點。老百姓馬上可以知道應該擁護什麼﹐海內外的民主力量能夠有形地凝聚起來。一旦民主政權站住了腳﹐接著可以觸發全國各城市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摘自第六部分﹕關於體制外的革命運作》

　　六十三問﹕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已經步上民主政治﹐實行了政黨輪換。有人說﹐臺灣國民黨能夠做到的﹐中共也能做到。民主不用急嘛﹐慢慢等就是了。請問您怎麼看﹖
　　答﹕首先應當指出﹐民主﹑自由﹑人權﹐是等不來的﹐必須通過爭取才能得到。有人很欣賞臺灣的政治改革﹐寄望中共能夠步臺灣蔣經國的後塵﹐在大陸實行政治開放。我抱著同樣的期待﹐不過﹐我並不十分樂觀。憑我對兩岸情況的瞭解﹐必須指出國共兩黨的某些區別。
　　其一﹐國共政權的基礎﹐在性質上不同。國民黨遷臺之後﹐面對中共的虎視眈眈﹐不得不施行權威式統治。所謂權威式統治﹐特點是﹕政治上專制﹔經濟上為自由經濟﹔意識形態上不全面控制﹐除馬列主義外﹐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可自由傳播。中共政權的性質﹐是極權專制﹐或稱全面專制﹐即政治﹑經濟﹑思想上全面而徹底地一黨專制。政治上﹐共產黨控制一切﹔經濟上﹐是共產黨控制的國有企業為主導的計劃經濟﹔意識形態上﹐除馬列主義外﹐其它思想都不得傳播。
　　其二﹐國民黨當年的政權﹐在價值觀念上﹐肯定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的價值觀念。中共不承認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反而說它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
　　其三﹐國民黨遷臺後﹐還是保留了一些民主的種子﹐如鄉級﹑縣級行政首長的自由選舉等。中共沒有。
　　其四﹐國民黨政權的主體幹部隊伍還是相當好的。充其量﹐我們祇能說它是一個權威執政集團﹐但不能說它是一個犯罪集團。中共不一樣，它已經墮落成了一個犯罪集團﹐一個流氓土匪團夥。
　　我九八年回國﹐國內有的民運人士對我說﹐現在中共到了想進行政治改革都不敢改的地步。此話怎講﹖可以設想一下﹐所謂政治改革﹐就是開放政治權力﹐即開放言論自由﹐開放黨禁﹐開放選舉﹐實現司法獨立。不管落實那一條﹐中共特權都會面臨被清算的命運──他們貪的太多了﹐他們幹的壞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