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郭沫若作品。
滥觞[编辑]
1944年甲申年，距离李自成甲申之变300周年，亦即明朝灭亡300周年。郭沫若在重庆撰写此文，1944年3月10日脱稿，全文近16000字，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连载，后来延安的《解放日报》亦有转载。书中指出，起义军首领入北京后，“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最后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注 1]九宫山遭地主武装杀害。目的在以借由李自成的失败，要求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记取历史教训，不能重蹈李自成覆辙。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影响[编辑]
甲申三百年祭之后，类似的文章相当踊跃，后来又有刘亚洲的《甲申再祭》，曾节明的《甲申三百年再祭》，李剑峰的《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从后续的文章看起来，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有极大的局限性，全文大量引用《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等笔记，在考证史实上有不少失误，很不真实。周振林说：“《祭》文政治上的缺陷表现在内容上没走出封建主义的阴影。”[1]
批评[编辑]
顾诚在《南明史》中认为李自成大顺政权所以未能在燕京站住脚，绝非领导变质，失去了群众支持。恰恰相反，大顺军政权的失败在于它“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士绅的强烈不满。加之“军事部署严重失误”，导致满洲贵族与汉族官绅勾结在一起，构成了对大顺军的压倒优势，“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浅短，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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