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工會已經過時?

原作者: Robin Lee
譯者：靖

工會會員人數不斷下降，領導人被批評與工人脫節而自己卻享受高薪厚祿，甚至與資方談判時不惜妥協，放棄為工人爭取權益……我們不禁要問：在工人運動曾經比較強勢的國家的工會，今天是否已經面臨危機，並對一般工人已漸漸失去意義？

近來世界各國推行苛刻的緊縮政策，工人階級再次被迫承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苦果，同時間氣候災難迫在眉睫，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席捲全球，工人活在如此世間，上述提問更顯迫切重要。工會是代表工人階級集體利益的組織，理應在工人抵抗資本帶來的直接或間接攻擊和傷害時扮演重要角色。可是到了今天，不斷有聲音批評西方工會未能有效擔當此角色。

回顧歷史，工會一直是工人發揮集體力量以保障和促進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除了工資薪酬和工作環境等較切身的待遇條件，工人還利用工會獲得更廣泛的政治權力，從而普遍改善工人大眾的福祉和權利。在很多國家，工會一直是推進政治改革和擴充民主的鬥爭的重要參與者，也成功為工人爭取立法規管工時、最低工資和其他福利。縱觀世界各地，工會對內協調各工人團體組織行動和運動，對外與其他國家的工人抗爭站在同一陣線，與他們團結一致。由是觀之，在跨國資本不斷擴張的今日，工會的作用只應變得更加重要。

究竟今日的工會出了什麼問題？

一方面，工人原先爭得的權利從1970年代起被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工程不斷削減。在這段期間，社會越來越不公平，工人權利不斷受到攻擊，不少國家通過限制和打壓工會的法律，旨在削弱工會的力量。在英國，礦工工會雖然奮力作戰，最終也被戴卓爾夫人領導的政府打敗，同時專門削弱工會力量的政策獲得通過，1980年代標誌著英國工會由盛轉衰的重要時刻。在美國，1981年對航空交通管制專業人員工會(Profess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Union, PATCO)發起的罷工的打壓，同樣代表著美國勞資關係的轉捩點。在同一時間，歐洲各國的所謂社會民主政府和政黨竟也推行私有化和去監管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結果令福利體系和工會的地位受到侵蝕。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的工作性質和工作環境無疑徹底改變了，製造業日漸式微，受聘於私營服務業的工人數目卻不斷上升，不穩定的臨時工作又越來越多。這衝擊了會員較多的傳統工會，因為隨著就業崗位轉移到工會組織率較低的行業，在無新補充的情況下，整體組織率便下降了。工會無法適應這種環境變化，又無法吸引新一代，結果工會數量和會員人數下降。勞動人口成份的變遷，工作環境的改變(很多工作場所變小了)，也必然影響到工會採取的行動、組織和影響力，為工會帶來新挑戰。

然而，外來壓力不是限制工會角色和效能的唯一因素。某些工會採取的策略也成為了工會衰落的原因。在實務工會主義(business unionism)强調與資本階級妥協的政治氛圍底下，工會在面對工人權益受到打壓的時候不再像以往那般强硬了。以往工會能夠迅速號召工人採取强硬勇武的工業行動，大型罷工也屢見不鮮，如今很多西方國家的工業行動往往來得太遲，形式也較為保守，骨子裡也只想和解了事。例如美國的汽車工人聯合會，在1930年代曾經佔領工廠，如今採取的策略卻是與僱主合作，向資方作出重大讓步，放棄原先為工人爭取得到的權利，以換取成為了通用汽車(GM)的主要股東。工會採取如此策略，加上工作職位的流失，導致了過去三十年工會人數不斷下降。

另一個工會一直面對的挑戰是工會官僚與普通會員脫節。工會中的全職職員雖然代表工人，可是他們的社會位置、日常生活和關心的事物卻不一樣。尤其在工會的高層，很多領導人物享有很高的薪酬或長期佔據高層位置，引致工會行動日趨保守並排除了工人的參與。工會結構使其代表性不足，領導人長期在位又與工人的現實環境脫節，這些都導致工會現時面對的問題加劇，令工會的力量減少。國際性工會中的官僚與屬會會員的距離就更加遙遠，問題也就更加深重。

雖然今日的工會有各種缺陷又面對各種困難，但當工會抗爭起來的時候，仍然能夠在保衞和爭取工人權益方面擔當極其重要的角色。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當工人受到攻擊時，工會仍然擔當著保障工人工作，以及爭取更佳工資和待遇的角色。在歐洲反緊縮政策運動中，新興的團體和網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些工會即使未能進一步左右運動的走向，但也能夠號召大型行動並參與其中。在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受經濟危機和緊縮政策影響最深的國家，工會多次發起罷工，甚至全國大罷工作為回應。在其他國家，工會也號召了大型遊行和工業行動進行抗爭。

此外，有些工會也去回應環境和社會公義等大議題，這是工會積極主動的一面。過往工會較少關注氣候變化和氣候公義等議題，現在越來越多國內和國際的勞工組織將這些議題提上議程，參與甚至組織相關的運動。先後由英國和南非工會發起的“一百萬個氣候就業崗位(One Million Climate Jobs)”運動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能源民主總工會(Trade Unions for Energy Democracy)”，她的成員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團體和組織，目標是提倡以民主的方法管理和使用能源，為氣候危機、能源貧窮、土地掠奪和污染等問題尋找解決辦法。它組織了 “反對水力壓裂工會聯盟(Unions Against Fracking)”，爭取全球禁止採用水力壓裂這種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的開採方法。

綜上所述，我們仍然有很多理由不讓工會成為過去，而保衛工會的權利和工人組織結社的權利仍然十分重要。沒有這些組織，工人的未來只會更加慘淡。

的確，現時工會正處於充滿挑戰和敵意的環境，但如果工會選擇無所作為或者息事寧人，而不是真正回應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發動的攻擊，工會只會繼續衰落。在緊縮的年代，如果民主的工會向它代表的成員問責，努力捍衛工人權益，並主動回應有關社會公義的重大議題，則工會的角色遠遠還未過時。既然如此，社運人士應該向工會內的官僚施壓，支持普通會員中的積極分子和工作場所組織，為發展民主而又有戰鬥能力的强大工會貢獻一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