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3日 星期四

5常委家族的海外巨富 到底是谁举报的?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5常委家族的海外巨富 到底是谁举报的?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收到揭密金融文件后,成立了"离岸解密"的调查报道项目。周四参与该项目的《南德意志报》以数版篇幅爆料中国高层与非法离岸经济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离岸解密(Offshore-Leaks)原指全球金融机构在避税天堂生意运作的秘密数据。
    
    2012年,一名匿名人士向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发送了总共260GB的秘密文件。这便是"离岸解密"项目的开始。由于数据过于庞大,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决定,邀请全球记者一道进行整理。参与这一项目的有《南德意志报》、北德意志电视台以及 其他国家的50多个媒体机构伙伴,其中包括香港《明报》。
    
    媒体首轮离岸解密报道发表于去年4月,当时的内容聚焦于知名企业在避税天堂偷税漏税行为。这次揭密报道对各国政府推动立案调查以及立法作出了直接贡献。
    

  中国精英的离岸资产调查 
    
    记者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发现,离岸数据中的12多万皮包公司牵涉到13万管理人以及公司所有者,而他们当中四分之一使用华裔姓名。鉴于数据海量以及可能带来的震撼性,记者同盟再次决定将"大中华"部分分割出来单独作为一个项目。
    
    2013年夏季,来自北京、台北、纽约、华盛顿、马德里以及慕尼黑等地的记者聚集香港,就这项高度敏感的调查报道项目举行会晤,接下来的查证与报道阶段持续了6个月。其间,一家中国媒体机构退出。
    
    记者从香港返回各地之后,他们之间的联络信息都是加密文件。他们为分享信息而使用的一个网上论坛也是加密的。联络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名字都是使用的代码。
    
    调查发现,在这些离岸资产持有者中,至少有15名是中国的顶级富豪、国企高管、中国现任或前任领导人的亲属。据参与调查的《南德意志报》报道,自2000 年以来,从中国大陆外移的资产高达4万亿美元,而一个普通中国公民正常情况下每年只能将最多5万美元带到国外。调查中记者向相关政府官员等均发函请其回 应,但绝大部分没有回复。
    
    1月23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将会公布离岸金融解密数据库中37000多名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离岸资产持有人名单。
    
    作者:李鱼 _(网文转载)

中共5巨头家属转移资产 北京恐慌封杀消息

 来源:苹果日报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昨日发表调查报告,披露包括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及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前总理李鹏和温家宝等十多位中共领导人的家人或亲属,在避税天堂英属处女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开离岸公司,涉存藏财富。
    
    英国《衞报》(The Guardian)报道称,ICIJ经过两年的努力,从两家位于英属处女岛公司取得大量外洩的离岸公司财务资料,发现超过2.1万名来自中国及香港的客户,涉嫌利用加勒比海小岛避税或移转资金。
    

 习姐夫处女岛开公司 
    
    在这次披露的离岸公司机密档案中,出现了习近平大家姐齐桥桥(原名习桥桥)的丈夫邓家贵的名字,邓家贵为Excellence Effort Property Developement Limited公司的总经理及持股人,该公司于2008年3月在英属处女岛註册成立。邓拥有五成股权,另五成股权则由另两位藉房地产暴富的股东持有──两位房地产大亨曾在去年6月在深圳获得政府对两块土地高达20亿美元(约155亿元港元)的补贴,当时引得舆论譁然。而外国传媒和香港传媒早前亦曾披露,邓氏夫妇在港坐拥亿元豪宅。
    
    
中共5巨头家属转移资产 北京恐慌封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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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习近平姐夫外,温家宝的女婿刘春航(现任银监会高层)和儿子温云松(中国衞星通信集团董事长)也在英属处女岛註册公司。其他将财富转移避税天堂的中共高层的家人或家属,还包括李鹏女儿李小琳、胡锦涛堂姪胡翼时(开源控股主席)、邓小平女婿吴建常、解放军元帅叶剑英姪子叶选基、已故开国大将粟裕的孙儿粟志军、已故中共元老彭真之子傅亮、已故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军和孙女王京京,以及央行前行长戴相龙女婿车丰等人。
    

  31万亿元由中国滙出 
    
    去年11月,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温家宝女儿温如春曾透过离岸公司向摩根大通收取约180万美元(约1,396万港元)的巨额顾问费。ICIJ经调查发现,温如春的丈夫刘春航于2004年透过香港秘书公司在境外註册并全权拥有名为「Fullmark」的公司,并于一年多后将全部股权转售给天津籍女子张玉宏。张玉宏控制该公司营运时间长达四年,其间张玉宏曾向又名「常丽丽」的温如春发送「副本抄送」电邮。《纽时》曾称,张玉宏是「温家的老朋友,曾一度在平安保险间接持有大量个人股份,还帮助控制温家在其他行业的资产」,而该报指摩通向Fullmark支付巨额顾问费,也发生在这一期间。
    
    ICIJ在调查过程中,曾去信所有涉及到的中国党政高层求证,但大部份没有回应。由于内地官员不需要公布财产,内地民众根本不知这些高官及其家属利用境外机构挪移资金或存款。自2000年以来,约有4万亿美元(约31万亿港元)的资产从中国滙出,去向不明。文件同时显示,协助中共太子党转移资产到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和会计公司,包括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瑞士信贷及瑞士银行。譬如瑞士信贷在温家宝任职总理期间,协助温云松设立顾问公司。
    

  北京恐慌急封杀消息 
    
    高官家族争相离岸转藏财富的消息披露后,北京极为恐慌,来自内地的消息称,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昨要求各网站紧急查删境外传媒「炒作」有关「太子党离岸避税」的内容,包括微博、微信的互动环节都要严密把关,一律删除与此相关的图片、对中央领导人和现有体制的攻击性评论,对造成恶劣影响的网民立即封号并配合有关部门落地追查。同日,ICIJ和英国《衞报》等网站已被查封,ICIJ的新浪微博账号也被除名。中国外交部昨指,有关调查报告内容毫无说服力,只会令人质疑背后的动机。
    
    调查报告显示,档案里还有近2.2万中国和香港的离岸投资者,其中至少包括15名中国富豪、全国人大代表和深陷贪腐丑闻的国企高管,此外还有1.6万名台湾离岸投资者资料。 _(网文转载) (博讯 

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2)    丁抒

文稿史料大灾劫

  许多珍贵书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毁,损失无法计量。
  《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在战争年代作了十几年笔记,约一百万字,在行军打仗最艰苦的日子里,曾托老乡埋在地下,保存下来。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烬。
  河南修武县有个出生于祖传世家的老兽医李荫香,年近七旬了。从医五十年,救治牲畜无数,有「活马王爷」之称。他积几十年心血总结、创制的验方及亲手抄录的药书全被付之一炬,气得他当场晕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辞世。[83]
  江苏士绅杨芷江是盐城、阜宁地区的诗词名家,人称「滨江才子」。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陈毅领导的新四军在当地活动,曾得杨帮助。一九四七年底中共搞土改时陈毅特给盐阜地区的领导人写信说「不要把杨芷江列为斗争对象」。可惜信到时杨已被处死。次年中共阜宁县委为他平了反。他有《晚成轩诗文集》六册,一直由一位医生收藏着。到了文革,六册文集全被付之一炬。[84]
  法学教授徐恭典退休後,在家乡浙江常山县潜心著书,十年间写的文稿全被烧毁。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被关进了「牛棚」,其小说《战寇图》的手稿从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编辑牛汀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是当然的抄家对象。他的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的书稿被抄走,就此失踪。
    作家兼教师褚同庆立志将《水浒》改写成《水浒新传》,自一九三七年开始着手,到六六年已写成十卷。他被勒令交出手稿、关进「牛棚」,五年後方获自由,而其书稿早就没下落了。文革後他重新拿起笔,又写了十几年,才完成《水浒新传》出版。湖南淑浦县第一中学老教员陈伦研究古汉语方言,积累了四十年的手稿、卡片及藏书全部被抄、焚毁。他不得不靠老伴拣烟盒拆开抚平为纸,继续写作。二十年後才完成《古汉语方言词典》出版。
  中国科学史专家胡道静专攻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日本同行推他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日人翻译此书时就以他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证梦溪笔谈》为参考依据。六六年春,他的新作《梦溪笔谈补证》已写成四十多万字,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之题了封面、写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书稿就被烧成了灰烬。[85]
  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邵飘萍一九一八年创办《京报》时,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导师。青年毛泽东曾数次登门拜访,并接受过邵氏金钱上的接济。因《京报》言论开罪军阀,邵于一九二六年被奉系军阀杀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飘萍,《京报》馆旧址和邵氏住宅内的藏书、手稿、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邵的发妻汤修慧则按当时「地、富、反、坏、右」遣送回籍的原则,被赶回浙江金华。直到第二年汤女士致书毛泽东、毛批示同意後,她才获准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後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包括驻苏联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画被烧毁砸烂不说,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苏日记》的文稿也抄走。该书稿记录了当年国民政府与斯大林、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後再也无处寻觅。[86]
  江苏省如皋县中学的学生从老师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给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将自己的习作寄给老舍请教後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着的老舍信札,如今成了学生的战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87]
  一九四四年翻译大师朱生豪因病三十二岁早逝,其「要让《莎士比亚全集》早日问世」的遗愿未能实现。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尚缺莎剧六种。任杭州商校教师的朱妻宋清如家在朱的胞弟协助下译完其中五种时,文革爆发。「破四旧」时,一个女红卫兵从她的床下拖出装着朱生豪部分手稿及她的莎剧五种译文的藤条箱。「烧了 !」宋哀求道:「求求你们还给我吧,这是我的生命啊!」可是红卫兵不理会她,强行烧毁了全部文稿。
  中山大学老教授粱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诗坛风云一时,曾被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为「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罗曼·罗兰和瓦来里写给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发现,全部被毁。罗曼·罗兰的《战斗十五年》,除自己珍藏的一本外,在二战中被德国占领军悉数销毁。文革前,罗曼·罗兰夫人慷慨地将那孤本借给了中国学者罗大冈。罗小心翼翼地收藏,度过红色恐怖,於文革後将书归还给了她。[88]
  一九五五年入狱的潘汉年是中共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一九三○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为中共的代表与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军谈判。红军长征时他是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长。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後,他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秘密谈判。抗日战争後期,他奉命与日本、汪伪集团秘密谈判反蒋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制的地区。他脑子里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开始时,他已写了几十万字的自传。可是审讯者说他写的自传是「变天帐」,当着他的面下令烧毁。他被两条大汉钳住,祗能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能烧啊,要烧,烧死我吧!」文稿被烧光後,潘汉年至死没再动笔,他脑子里的无数史料便与他的躯体一道火化,永远堙没。[89] 
  因怕惹祸而自己关门烧掉、毁弃的珍贵物品不知凡几。画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齐白石所赠的画,上有齐题的几个字:「可染弟子书画可以横行天下。」李氏无处藏画,又怕「横行天下」惹祸,只好采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这几个字。[90]
  同任何外国人联络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曾经到过外国的学者无不胆颤心惊。著名的物理学家黄昆是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的老同学、老朋友。几年前,他曾收到杨辗转托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发现的简史》。杨振宁在扉页上题了词:「给黄昆:纪念我们共同了解现代物理秘奥的时日。当时形成的热情的友谊没有随时空的隔离而消失。」现在,黄昆舍不得毁掉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杨的名字惹来横祸,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毁掉了杨振宁题字的那一页。[91]
  曾经是名记者的萧乾,四十年代为研究英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曾同福斯特频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给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从没复制过。在「红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洁若被扣上一顶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机关大院的一辆平板三轮车上示众。萧乾身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让红卫兵抄出那些「外国人」的信,他们断无生路。他无计可施,当晚看着姐姐将爱·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进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贵史料就这样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92]
    出生于传统年画之乡天津杨柳青镇的《美术》杂志编辑王树村住在齐白石画室旁的单身宿舍里,被抄家者忽视。他一生收集了数万件民间艺术作品:版画、剪纸、年画、碑帖、灯画、泥塑,侥悻逃过「破四旧」的第二年,他偷偷运回老家,藏在一个柴禾堆里,全部保存了下来。
  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虽已八十五岁,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会从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斗他,于是将马的书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写的《农业经济学》手稿,全部连夜烧毁。而由于周恩来指示过保护马氏,他的家後来并没有被抄。
  自从一九五四年起就担任毛泽东专职医生的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为毛工作十几年,积累了十几本日记。因恐惧红卫兵抄家,他在一个晚上将日记全部付之一炬。[93]
  沈从文保存了四十年的书信存放在他大哥处,全部被烧;几十年间康濯给孙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书橱中,如今也交给了一把火。[94]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给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几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对象,「不得不偷偷地烧掉」了。[95]
  上海女昆曲演员岳美缇保存有上海戏剧学校校长、恩师俞振飞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开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岳,说:「xx已上交了俞振飞给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来!」岳不得不从俞的信中挑出十馀封不会给俞惹出麻烦的信上交,将其馀的信烧掉。她记述道:「我一个人躲在二楼晒台的角落里,划着一根火柴,一边流着泪,一边把那一封封弥足珍贵的信件扔进火苗中……」[96]
  曾经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脱离共产党後,在国民党政府里作过官。一九四九年底,他从澳门到北京,重回中共怀抱。周恩来给了他一个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职位。他与中共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号仲甫)关系密切,他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陈指定的。他收存有陈独秀自一九二○年起先後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几十年间他走南闯北,一直带在身边,精心保存。後又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写了前言,题以《陈仲甫先生遗墨》,以图永久收藏。可是「红八月」的抄家风刮来,他挨了一顿棍棒後,吓朦了,竟让子女将那一百多封信全送进了火堆![97]
  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名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了苏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将全部「四旧」交到机关後,默默地把他多年来的木刻原版摞在冬季取暖的大炉子旁,然後点着火炉,任儿子在一旁放声大哭,默默地将木刻版一块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後,于一九六二年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文革一来,他是当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斗。他在十二月间自杀身亡之前,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历史文物全部烧掉。他一边烧,一边放声大哭:「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98]

      想尽方法丢掉金子

  当时中共领导人康生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99]
  因为多年兵荒马乱,中国人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备动乱年月衣食无着。但在革命小将看来,金子是资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动派的象徵。许多人在抄家被抄出金银首饰,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没有金子,可是她母亲有一些金子,母亲误以为子女没有问题,偷偷地将金子藏在了女儿女婿的箱子里,没有告诉他们。何敏不知道箱子里有母亲偷放的金子。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金子,当场将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个坑埋了。何敏则被送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在关押了九年半之後,她在狱中悬梁自尽。[100] 
  命都没有了,要金子何用。一时间人们都闻金丧胆,唯恐因被抄出金银而送命。凡家中有金银首饰的,想尽一切不显眼的方法丢掉了事。最多使用的方法是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里,因为这样做最安全。只有一个例外:天津一对刘姓夫妇乘抄家者还没光顾他们家时,先将金锭、金镯子和金戒指装进一只信封,没封口也没署名,乘夜色投进了邮筒。红卫兵在他们家抄家时没什么收获,他们也庆幸没因黄金惹祸。但十六年後家庭经济拮据,他们想到了当年扔掉的黄金。怀着问问无害的心情去邮局一问,竟发现当年的邮递员张大同取到那个信封後,在邮局的《拾物登记簿》上作了详细记录。该夫妇领回了一笔现款,比将金银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的人不知幸运了多少。 
  有些四出抄家的红卫兵,特别一些干部子弟,借「破四旧」的名义中饱私囊。所以,当时的江苏省公安厅长洪沛霖认为红卫兵「破四旧」就是抢劫。他对副厅长顾亭说:「现在还要偷吗?只要有个红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公安部要各省公安厅汇报红卫兵的战果,他却说:「趁这个机会,把红卫兵抄家中的问题报上去,叫中央也知道知道。」[101] 
  其实,下面不报告,中央也知道。当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接见的高干子弟红卫兵,有的裤袋里就装着抄家得来的金条。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说:「有些青年,特别是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後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在城楼上)拾到一些金条。」[102]当时他们祗是贪点小便宜,并没有想借此发财。十几年後中共对外开放,港、台商人进入大陆收购文物,他们才发现国宝级文物可以使他们终生享用不尽。中国的国宝大量流失海外,祸始于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抄家运动。

      宗教界的「破四旧」

    宗教界的「破四旧」,不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中国人皈依洋教、变成半生不熟的洋教徒後,对土教从来就比洋人还凶恶。「天王」洪秀全是一例;基督将军冯玉祥又是一例。二十年代冯在河南当政时,把开封的千年古迹相国寺和城内城外的庙庵、道观全都拆除,连中华民族祖先大禹的铜像也毁了去造铜元。中共一九四九年控制政权以後,拆庙庵、赶僧尼,更是变本加厉。譬如,浙江建德县「一九四九年有寺五十五座,庵五十一座,僧尼九十四人。建国初期,寺庵大部分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继还俗。」辽宁台安县,「各寺庙在解放後均被徵用或分给群众用,现庙宇已无存。」[103]
  五十年代有部电影《古刹钟声》,编造了一个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一座古刹里伺机搞破坏的故事。四川丹棱县委书记看了电影,连想到该县有个千年古刹竹林寺〖五代时诗僧可朋在此住过,又称可朋祠〗,怀疑它会成为特务潜伏的据点,下令拆除,并强迫寺僧全体还俗。那个千年古寺由是平毁无遗。
  到文革前夕,全国的宗教场所及教徒已残存无几。文革「破四旧」,无非是来一次总清理、赶尽杀绝而已。相比之下,唐武宗李炎以佛事「於百姓无补,於国家有害」为由勒令僧尼还俗、没收寺院田产、毁寺庙四千六百座,真是一场小儿科运动。
  一九六五年六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编了《基督教、天主教的反动本质》和《伊斯兰教的历史及其反动本质》两本小册子,对基督教和天主教是这样定性的:「基督教是阶级压迫的产物」,「基督教维护反动统治和剥削制度,反对劳动人民革命」,「圣经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毒害劳动人民的反动工具」,「上帝(天主)形象是反动统治者的化身」,「耶稣形象是一个典型的奴才样板」,「圣母是又一块奴才样板」,「基督教宣扬『彼此相爱』,磨灭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教会是控制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组织」,「传教人员是剥削阶级奴役劳动人民的走卒」。[104]
  一九六六年一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又编印了一本《伊斯兰教的历史及其反动本质》,指伊斯兰教「维护奴隶制度」、「维护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妄图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105]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色风暴从天而降。河南遂平县,「被认为是染有『四旧』或信主、信教的都揪出来,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全县游街示众。全县者达七百六十五人。」[106]
  在八万五千多「地、富、反、坏、右」被赶出北京[107]的同时,原属罗马天主教的一所圣母院的修女也全被勒令还俗、驱逐出境。

      「消灭伊斯兰教!」

  台安县回民作礼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毁,阿訇被批斗,家产被抄没。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县,仅三四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庙宇十七座。[108]
  宁夏最大的清真寺因一九三六年曾被中共红军徵用,红卫兵看到门前写着「陕甘宁省豫旺县回民自治政府旧址」的牌子,知道那是党的「革命圣地」,因而未在该寺搞破坏。
  回族不吃猪肉,当然是「四旧」。历来汉、回就有民族纠纷,但从未弄到汉人强迫回民吃猪肉的程度。北京清华大学的激进学生张贴大字报要求关闭回民食堂,祗算一个小小的波澜。中共青海省委强行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才是真正的革命。历来汉、回就有民族纠纷,但从未弄到汉人强迫回民吃猪肉的程度。如今共产党不信邪,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连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购指标、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养猪场,回民农家盖起了猪圈。穆斯林们忍气吞声,有的不得不买来猪上交。
  如果这仅仅是「内政」,灭回运动恐怕就要彻底推行下去了。问题是这个世界有许多伊斯兰教国家,灭回运动牵涉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力图拉拢的亚、非国家,有损反美统一战线。周恩来及时果断地煞住了这场运动。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长陈毅见到一张《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的传单,觉得非同小可,立即交给了周恩来。周发现「破四旧」出了格,召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开会,要查出是哪个地方发的传单,可是传单已经传遍全国。他不得不再三对红卫兵表明立场说:「北京大字报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这怎么可能呢?」「有人在王府井贴传单,要彻底消灭伊斯兰教,发了十万份。这能行吗?……全世界(信伊斯兰教的)有四亿人口,能消灭吗?」「有人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有四亿人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一千四百万。这些人是帝国主义争夺的对象,不能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要彻底打到伊斯兰教,那还行?我到亚、非跑的国家多是伊斯兰教的国家。」「有人提出消灭宗教,让伊斯兰教都吃猪肉……这都是胡闹。」[109]
  在北京,灭回运动告一段落。但外地余波仍在。
  一九六七年四月,因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强迫回族农民养猪,三甲集「永红农民赤卫队」起而反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组织」,其负责人被游斗后投入监狱。[110]

      周恩来鼓励灭喇嘛教

  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喇嘛教不像伊斯兰教那样牵涉诸多国家,不怕外国人指手划脚。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灭顶之灾。
  早在一九五八年青海部分藏民以「为民族、保宗教」作口号发动叛乱後,中共即乱捕乱杀,「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扫光」,两万多藏民冤死狱中[111],几占当时全国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结果导致一九五九年更大规模的叛乱。
  叛乱平定後,中共完全无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区大肆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许多僧尼被迫还俗,连藏人的精神领袖班禅十世的家也被抄,班禅的父母也被批斗。一九六二年,班禅乘全国政治气氛较为宽松的机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共纠正。但恰逢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缘由反击刘少奇,班禅成了送上门的靶子。毛泽东骂他「尾巴翘得比U─2型飞机还高」,拿他作「阶级敌人」的样板公开批判。所以文革一来,班禅是头一批批斗对象。八月下旬,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文革後,西藏自治区拟折价五十万元赔偿他在日喀则的家被抄的损失,他未接受。〗
    中央民族学院的红卫兵借用外语学院的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斗争班禅。会中曾强迫他吃屎,理由是藏人迷信活佛的一切都有神力,有人曾用活佛的粪便做过药丸,给人治病。
  「破四旧」中,西藏的喇嘛教文物遭到了灭顶之灾。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八月间,「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六十八万部(件)……」[112]
  出於国际关系的需要,周恩来煞住了那场灭回运动。可是西藏事务属中国「内政」,中共自可以关起门来革命。
  十月间,周恩来先後几次讲话,肯定红卫兵的行为:
  「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几万喇嘛,百分之九十已还俗。」「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消喇嘛。……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
  周恩来对西藏学生说:「达赖叛国……班禅其实和达赖一样,但有区别,(当时)要反达赖就得利用班禅。现在农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就不干了,写出了万言书,反党。」「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喇嘛。……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
  「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113]
    实际上西藏众多庙宇都是在打烂毁坏後才作为学校、仓库利用的。只不过红卫兵为图省事,对大部分佛像仅斩首了事,胸部以下部分皆留下未砸。
  西藏觉拉寺有个藏王松赞干布〖公元617~650〗死後由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的他们二人的塑像,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好守护。但现在松赞干布成了「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儿,都是牛鬼蛇神。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全国佛寺大清扫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北伐的队伍开到杭州时,曾有人提议灭佛。已削发为僧、在杭州隐居的大学者李叔同上书政府,才有幸保住了杭州的古迹。如今连杭州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纪念塔亦被捣毁,还有什么能逃过此劫?
  相传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坐落在古都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整整一千九百年前。有白马驮梵文佛经。现存白马寺为明代重修,迄今也有近五百年的历史。「破四旧」时它自然也是洗劫对象。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114]
  洛阳城外龙门石窟价值连城。大型石雕佛像红卫兵砸不了,便朝小佛像革命,无数小佛的头颅就这样被敲了去。
  陕西安塞县樊庄石窟、石寺河石窟均为宋代石窟,窟内各造像的头、手都被破四旧者砸毁。陕北第一石刻大佛在安塞县滴水沟。安塞县中学数百名师生集合扫四旧,咸扫荡了龙泉寺的神像,又砸毁了滴水沟的大石佛。[115]
  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116]
  山西绛县华山脚下,始建于唐、元代重修的太阴寺的壁画,「其绘画艺术之高超可与永乐宫壁画相媲美,可惜毁于十年内乱。」[117]
  湖北新洲县始建于唐代初年的报恩寺,规模宏大,占地百亩,毁于「破四旧」。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有唐宣宗御题寺额「密印禅寺」。一九三四年重修时以「鎏金佛像砖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块嵌诸四壁。」「破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後,日本佛教史迹参观团欲前往访问,湖南省政府赶紧斥资维修,方为中国挽回了一点颜面。[118]
  陕西省镇巴县建于宋代的篙坪寺,经历代屡次修建,保存至今,毁于一九六六年。惟寺内的大钟重达六吨,红卫兵欲破不成,得以幸存,是迄今中国现有的最大的古钟之一。
  唐朝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前,曾往浙江湖州一寺院讲经,并嘱咐该寺主持铸一尊铁观音。宋天圣三年,铁观音铸成。九百多年来,因天灾、兵祸,有一半的时间立在风雨之中。可是它不蚀、不锈、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验,含有钛、锰、铬等元素,堪称不锈钢。这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一大实证,其制作远在西方不锈钢诞生之前。红卫兵欲打倒这尊铁观音,用铁锤敲、石块砸、大火烧、钢锯锯,都不成功,小将们祗好作罢。事後,几位工人将它藏进煤堆,度过这场浩劫。不幸八年後「批孔」,一个六六年时的小学生发现铁观音的双手是另铸成後装上去的。那个愚昧的青年将双手搞下,送到废品收购站,换了几块钱。那铁观音就从此成了无臂残废。
  位于陕西乾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园前六十一尊双手合十的石像的头颅均被敲坏。
  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後乌尤寺的五百罗汉个个堪称雕塑精品。泥塑罗汉一砸就破,红卫兵砸得如此彻底,笔者1971年前去参观时,只见五百罗汉全部都是无头佛。
  新津县在成都去的红卫兵的帮助下,「将川西名胜『纯阳观』的所有塑像捣毁。全县……绝大多数庙宇的塑像、壁画被捣毁。」[119]
    什邡县始建于唐代的龙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来古柏参天,一九五一年中共为修铁路征集枕木时,已将道旁古柏悉数砍去。如今「破四旧」,目标只在寺内。「寺内神像全被捣毁,门前大狮子被掀入溪涧中,所藏经书全部收缴,殿内器具无存,寺宅为之一空。」[120]
  宋朝末年,蒙古侵略军打到四川,宋人在今合川县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会合处构筑钓鱼城,作为全川防御中心。十万军民同仇敌忾,抗击侵略军,坚守了三十馀年。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中矢死于钓鱼城下。钓鱼城遂成一历史名城。七百年来,积有不少文物。千佛岩上有两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红八月」中全部被毁。[121]
    山东济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面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坏。[122]
  九月,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们闹完就跑,并没撵走山庙的主人。倒是尚握有政权的党官下令,将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123]
    老尼姑白银珍(蒙族)已九十六岁,被赶出五台山後,无处落脚,不得不回到内蒙古草原,与几个亲人相依为命。她大难不死,过了二十年,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号老寿星。
  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笔蘸血,化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七十五万字的《华严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过半年,并按期原物归还。而今开到五台山的红卫兵将它劫走,这部人间难得的血写的经书就从此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
  八月十三日,安徽休宁县的齐云山的众多庙宇被本县学生捣毁神像两千馀尊。九月初,由屯溪县开来数百红卫兵,将剩下的神像捣毁殆尽。[124] 
    佛教圣地皖南九华山,僧、尼全被勒令还俗,成为当地公社佛教大队的社员。香火既绝,谋生不易,政府补助还俗僧、尼每人每月五元生活费。一些僧、尼则配对成了家。
  安徽凤阳县是明代皇帝朱元璋的家乡。朱曾在於皇寺出家为僧。朱登基后重建於皇寺,并改名为龙兴寺。破四旧时,该寺被彻底扫荡。寺内有一古建筑大雄宝殿,「文化大革命初期,殿内文物皆毁,仅存空殿。」寺内另有朱题「第一山」碑、朱撰《龙兴寺碑文》,寺内释伽牟尼铜像高四米、重两吨。「破四旧」时,「第一山碑、龙兴寺碑被炸毁,朱元璋画像、佛经、字画、铜佛、碑刻及其他珍贵文物、佛门法器被扫荡一空。」[125]
  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哲学家李耳)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这道教圣地是中国最古老的道教宫观。两千年来,道家一直尊老子为「太上老君」。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
  福建省南平市郊佛教寺院明翠阁,始建于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东南亚各国,一边募缘,一边博览各国寺庙建筑,归来後将该阁修得独具一格。时隔仅二十年,这座名阁就被毁殆尽了。〖八十年代按原设计重修。〗福建德化县的千年古刹灵鹫岩寺,十六世纪重修後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旧」中被毁。〖一九八八年海外华人佛教徒捐巨款修复该寺〗[126]
  哈尔滨市最大的佛寺极乐寺,全部铜制、木制、泥塑佛像,还有汉白玉石狮子和古文物铁鼎,通通被毁。寺内珍藏的佛经被付之一炬,极乐寺塔本是哈尔滨一景,被「红卫兵捣毁塔身罗汉浮雕八尊,塔内壁画二十四幅,佛像七尊。」该市圣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同样的俄国东正教大教堂之一,是哈尔滨市的地标建筑。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部毁之一旦。大教堂被夷为平地。[127]
  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128]
  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县「龙华寺山门、七百尊佛像、藏品被十七个单位千余名红卫兵砸毁殆尽,焚烧持续三天。」[129]
  云南瑞丽县地处边疆,与缅甸接壤,迟至一九六七年一月才开始「破四旧」。但其猛烈程度不亚于内地:「全县百馀座奘寺佛像被毁,二十馀万册经书辈焚……十一个宗教上层人士全部外出(缅甸)。」「全县十二个大佛爷跑了七个。」[130]
  一九七二年,长期在中国避难的柬埔寨原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五十岁生日时,周恩来指示请五十位和尚诵经。可是全国的和尚被驱赶四散已六年,总共仅找到五位。「只好改由五位代表五十位……」[131]

      周恩来保护了一批文物

  千百年来,为保护民族文化、保存文物古迹出力最大的城乡士绅,在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是被肉体消灭就是被扫地出门,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只有共产党政权的官员有力量制止破坏。在杭州红卫兵马上要去灵隐寺革命时,浙江大学学生急电周恩来要求保护。周紧急指示杭州驻军与浙江大学的红卫兵合作,围住灵隐寺,使之安然渡过「破四旧」狂潮。可惜派往浙江奉化蒋介石老家的部队晚了一步。队伍开到时,从宁波去的中学生已经用炸药完成了他们的革命。蒋母墓地被炸平不说,早年蒋介石常去游玩的古刹也被平毁,庙里的和尚则都被勒令还俗去种田,成了人民公社社员。
  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长城」的「四库全书」,其中一库即杭州文澜阁。抗战期间,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库书曾先後抢运至浙南、贵阳、重庆,胜利後才运回杭州。六六年以前,每年翻晒并重点整修。「破四旧」风一起,杭州大学教授宋云彬、王驾吾等与校长陈建功联名电请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周即刻命令封闭文澜阁,全部库书躲过一劫。可惜的是,十年後开封时,库内霉气扑鼻,许多藏书结成了饼块。全杭州的装裱工人加以抢救,协力工作了一年多,方得恢复旧观。[132]
  周恩来还派兵保护了敦煌莫高窟。但就全国而言,能保护下来的文物相当有限。大多数政府官员怕被攻击为「反对文化革命」,不敢出面制止「破四旧」中的疯狂行径。少数有心保护文物的官员也权威不灵。湖南衡山县县长得知红卫兵要上南岳衡山去「破四旧」时,抢先赶到,跪在山下,苦苦哀求青年们不要破坏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迹。但没人听他的。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的雕塑品,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尊恰在部队施工范围内,被苫布遮盖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毁。那位县长因而活活气死。[133]

      保护文物的无名英雄

  红卫兵「破四旧」所向披靡,无人敢阻挡,稀世文物能否保存下来,端视当事人聪明与否。安徽安庆市迎江寺有一部明代皇帝赐给的全部经文用金水写成的经书,五百年来为寺内的传世之宝。在那「毛主席著作字字闪金光」的时代,如被抄出,绝无可能幸免。因当家和尚及早布置密藏,金书安然度过劫波。
  山西平遥县城,保存有中国最完好的古城墙,城内成片的保留有明清风貌与格局的古民居,也属中国绝无仅有。红卫兵破坏前,全城居民发动起来,用黄泥将古城与老屋上的木雕、彩画、装饰全部封涂,使红卫兵无旧可破,古迹遂完整保留。三十年後,平遥县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江西铜鼓县,有一铜鼓石,「屹立数丈,形如铜鼓……宛如剑劈」,石壁上刻有古人题词多幅,该县亦以此命名。红卫兵开到前,有心人将晋代保存至今的石刻仔细用水泥涂盖,文革後铲去水泥,刻字完好如初。[134]
  在孔子故乡曲阜,乡亲们把孔府、孔庙里档案、文书,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装、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抢救出来,藏匿在各处。孔府前的那对大石狮子四面围上木板,外面贴上「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不敢承担撕毁毛语录的罪责,大石狮子因此未被砸坏。
  北京前门外「都一处」饭馆,乾隆赠送的形似虎头的门匾,油漆底料乃猪血和绿豆面制成,异常坚硬,红卫兵劈不开,砸不烂,只得扔到锅炉房当柴火。烧锅炉的工人将其藏进柴火堆中,保存了下来。
  上海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为免遭砸毁,和尚及工作人员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毛泽东的像片贴满佛身。这样,玉佛就因为革命小将不敢碰毛像而得幸存。该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经书也预先转移至仓库而被保存。
  玉佛寺是上海惟一幸免于难的寺庙。宗教局干部老黄维护正义,与住持苇舫巧作安排,将重要文物装箱封存,全寺上下自行贴满革命标语。又率领寺内和尚去书店请来一批红彤彤的「宝书」,购置大量红布制成红旗。待红卫兵小将来攻时,全寺和尚大开山门,欢迎小将光临本寺,批评指导。红卫兵进寺一看,和尚的革命毫不逊色,只好悻悻离去。不久,北京红卫兵挥师南下,纠集上海几路红卫兵,发誓「砸烂玉佛寺,踏平玉佛楼!」为防不测,寺里预制几块红袖章,让年轻和尚乔装红卫兵。当红卫兵人马杀来,狠砸寺门之际,假红卫兵出门对抗,喝斥对方:「不许胡来,这是我们的地盘」对方以为哪路红卫兵抢先入寺造反,便不敢造次。不料,一和尚戴的军帽被风吹起,露出秃顶上的香斑。红卫兵窥破和尚真面目,大发雷霆,感到自己神圣的革命感情遭到亵渎,重整兵马,不论男女,均以血肉之躯撞击山门。后觉蛮力不行,又找来木柱撞门。寺内和尚汇聚门洞内,结成人墙,堵住山门。门外小将久攻不破,暂时撤去,扬言次日斧劈火攻。当晚,干部老黄外出求援,请来国棉一厂的工人,连夜冒雨将寺内文物转移。又将巨型玉佛用红纸四面糊裱,正面贴一张巨幅「宝像」为玉佛护法。[135]
  八月二十四日红卫兵大肆砸毁上海县龙华寺山门、佛像时,「有人企图用绳索、拖拉机拉倒龙华塔,群众里外数层围塔保护,塔幸免于难。」[136]
  甘肃治郡已两千多年的汉代重镇武威,即古凉州所在,为重要文物出土之地。城内博物馆存有精美的道教壁画。当局在得知革命小将可能动手时立即行动,用巨型木板将壁画覆盖,再贴上「毛主席语录」,珍贵文物遂得保存。
  福州鼓山涌泉寺为闽刹之冠,是全国重点佛寺之一。破四旧前夕,福州市委领导打电话给福州市文物主管部门询问「各佛寺有哪些重要文物,需要力加保护?」市文物主管部门即通知市委指挥的红卫兵「东海兵」以上鼓山「破四旧」为名,把涌泉寺藏经殿里的佛经全部贴上封条进行保护,并告诉其他红卫兵,不得翻动。但是,为了表示革命或为了掩人耳目,「东海兵」把各殿堂、僧房中的零散佛经查抄出来,集中焚烧,包括法堂的特藏品珍贵佛经《延枯藏》。[137]
  湖北黄梅县有个闻名于世的五祖寺。该县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为保护五祖寺,用盖有「黄梅县文物保管会」印章的封条将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写有「破除迷信」的纸盖住;梁柱上的「阿弥陀佛」覆盖上「革命到底」。墙上的花窗、雕砖均糊上白纸,写上革命标语。在附近农村生产大队的协助下,庙里的住持法师将寺院几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机运走,无法搬运的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则用毛泽东画覆盖,两旁的玻璃则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寺门紧闭,和尚们打扮成红卫兵模样,又在墙头打出工厂和学校红卫兵的旗帜,吓退了前去「破四旧」的红卫兵,方将这已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完好地保护下来。[138]
  陕西扶风县已有一千七百馀年历史的法门寺,寺内宝塔内珍藏着印度佛祖释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唐僖宗登基後,将佛骨连同上千件各种稀世珍宝深埋塔下地宫石室。明万历年间修塔时曾开启地宫,善男信女恭览而未指染。一九三九年,笃信佛教的国民党退休将军朱子桥集资修缮法门寺宝塔时曾发现地宫的石门。他怕宝藏出土後将落到已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手中,便对人谎称内里青蛇盘绕,不可闯入。他将甬道封土复原,此後地宫宝藏果然无恙。六六年九月,红卫兵开到法门寺「破四旧」,将地上文物捣烂之後犹嫌不足,又动手挖掘「美蒋特务」的「电台」。当挖到接近地宫夯土层时,该寺住持梁新法师引火自焚以示抗议,红卫兵们方才罢休。一九八七年重修法门寺,在考古学家指导下发掘地宫,埋没一千一百年的宝藏全部出土,完成中国近代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139]

      当朝权贵无意间保存了部分文物

  说来可笑的是,由於当朝权贵从抄家风中捞了一票,许多珍贵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领导人康生是抄家物资的搜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前副总理龙云、名画家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他将一个心腹召去,指示他带领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後,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後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拓本,他付十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五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
  陈伯达也是个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钱杏村)藏书甚丰,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他的书房,副总理陈毅、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去看过,陈伯达、康生也去看过、借过书。抄家风一起,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宣布陈、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这样,阿英的藏书未被毁掉。但到了六八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140]
  当朝权贵从抄家中捞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後,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东西。
  一九七○年秋,江青还约了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十八开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七元钱。[141]
  文革後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142]
  一九九○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後,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143]
  其实,只要还留存在人间,总还有完璧归赵的一天。康生搜罗国宝,祗是在他那个大得「足可以办一所大学」的公馆〖康生语〗里把玩,毕竟没毁掉它们。曾被他掠入私囊的宝物现在又都回到了国家博物馆。而被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烈火吞噬的珍贵文物,则永远消失,再也不会回到人世间了!

注 释
1 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洲《世界日报》周刊。
2 慕湘《阿英的晚年》,见《钟山》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77页。
3 《新华文摘》一九八四年四月号第182页。
4 同上。
5 《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8)第151页。
6 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303页。
7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8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汇》月刊。
9 佚名《江青最后十年》,2003.9.15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九一)》。
10 《当代中国的北京》(1989)第一卷第168页。
11 1966.9.25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等汇编,1966)第二册第9-79页。
12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六册),1987年12月。
13 《川沙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8页;《嵊县志》(1989)第29页
14 《黃岩县志》(上海三聯書店,1992)第27頁。
15 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编《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年8月—1997年3月》130页,见何蜀《一份抄家物资处理价款清单》,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三三期,原载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40辑。
16 《威海市志》(1986)第20页。
17 《江宁县志》(南京:档案出版社,1989)第38页;《青村志》(1984)第11页。
18 《人物》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五期第133页。
19 丁力编《风起雨落几鸿儒》第三○九页。
20 《瞭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七期第四十二页。
21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41页。
22 《瞭望》周刊一九八七年第十四期第42页。
23 《瞭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期第39页。
24 《海上文坛》一九九二年二月号第91页,《世纪丹青朱屺瞻》。
25 陶洛诵《张大千杨宛君伉俪轶事》(下)。
26 《勉县志》(1989)第454页;《鹤山镇志》(1982)第93页;《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27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1989)第265页。
28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38页。
29 《钟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八十页。
30 《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第419页。
31 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二月号第44页。
32 引自本文作者保存的该文影印件。
33 《宣汉县志》(1994)第968页。
34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1989)第265页。
35 《当代中国的宁夏》(1990)第154页;《神木县志》(1990)第410页。
36 1966.10.5陈毅在全军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形势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汇编,1966)第二册第10-15页。
37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86页。
38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71页。
39 1966年12月16日李先念接见全国工艺美术工作者的讲话,北京化工学院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12-92页。
40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事件亲历记》第19页。
41 《安阳县志》(1990)第89页。
42 《新华文摘》一九八六年九月号,艾湘涛《通天人物》。
43 《宁乡县志》(1995)第一二九页。
44 1966.10.21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汇编,1966)第二册第10-44页。
45 《宁乡县志》(1995)第129页;《安远县志》(南京:新华出版社,1993)第587页。
46 《当代》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17页。
47 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第229页。
48 《瞭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五期第45页。
49 《瞭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27期。
50 《崇义县志》(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511页。
51 《遵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43页。
52 《霍邱县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第676页。
53 《莱阳县志》(1995)第597页。
54 《含山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第20页;《宿松县志》(1990)第34页。
55 《定远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
56 《滁县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第1059页。
57 《平湖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页;《台州地区志》(1995)第877页。
58 《莱阳县志》(1995)第597页。
59 《崇义县志》(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513页。
60 《通城县志》(通城县志编撰委员会,1985)第25页。
61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62 《芷江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44、57页。
63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64 《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60页。
65 《滁县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第1059、33页。
66 《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16页。
67 《钟山》杂志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第二一六页。
68 《宝山县志》(1992)第920页。
69 《延津县志》(1991)第577页。
70 《肥城县志》(1992)第30页。
71 1966.12.16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代表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汇编,1966)第四册第12-85页。
72 《通城县志》(通城县志编撰委员会,1985)。
73 《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118页。
74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第41页。
75 《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第38页。
76 新华社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电。
77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贾芝发言第五页。
78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贾芝发言第六页。
79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万里云发言第3页。
80 《新华文摘》一九八二年二月号。
81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零事件亲历记》第17页。
82 《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1981)第201-202页。
83 《修武县志》一九八六年版第730-731页。
84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第162页。
85 《新华文摘》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86 香港《百姓》杂志第六十六期陆铿的文章。
87 《三月风》(北京:中国残疾人杂志社)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第23页。
88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89 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华艺出版社,1989)第52、230页。
90 见香港《中报》月刊第247期。
91 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号第62页。
92 《人物》杂志一九九○年第二期。
93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第205页。
94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第57页。
95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5页。
96 《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33页。
97 叶永烈《名人沉浮录》(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第39页。
98 南光编《毛泽东和他的四大秘书》(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第207页。
99 1966.11.15康生在乌鲁木齐市对新疆革命少数派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汇编,1966)第三册第11-108页。
100 《钟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戴晴、洛恪《女政治犯》。 
101 《打倒洪沛霖!打倒洪家店!》(南京:江苏省公安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967)第八页。
102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接见首都十三个艺术院校师生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汇编,1966)第二册第9-91页。
103 《建德县志》(1986)第502页;《台安县志》(1981)第389页。
104 一九六五年六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编《基督教、天主教的反动本质》第三至四页。
105 一九六六年一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编《伊斯兰教的历史及其反动本质》。
106 《遂平县志》(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4)第138页。
107 一九八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北京》第168页。
108 《台安县志》(1981)第133页;《当代中国的宁夏》(1990)第154页。
109 1966.9.14陈毅在外文出版局全体职工大会上讲话;1966.9.15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汇编,1966)第二册第9-56、9-61页。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同上,第9-61页;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同上,第9-79页;周恩来十月三日在中南海对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十月四日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三个团体同学的谈话和十月二十二日在国务院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同上,第三册第10-6、10-10、10-57页。
110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第59页。
 1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960页。
112 《贵德县志》(1995)第27页。
113 1966.10.3周恩来在中南海对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1966.10.15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的西藏学生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等汇编,1966)第二册第10-5、10-81、10-82页。
114 美洲《民主中国》一九九三年七月月号第22页。
115 《安塞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628、629、747页。
116 《代县志》(1988)第378页。
117 《运城地区简志》(1986)第512页。
118 《宁乡县志》(1995)第486页。
119 《新津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735页。
120 《什邡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版第21-31页。
121 美洲《世界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122 《历城县志》(1990)第三九四页。
123 《五台县志》(1988)第711页。
124 《休宁县志》(1990)第31页。
125 《滁县地区志》(北京: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第1055页、《凤阳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第666页。
126 一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127 《黑龙江四十年》第375-376页。
128 《崂山县志》(1990)第735页。
129 《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6页。
130 《瑞丽市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第45页。
131 《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38页。
132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洲《世界日报》。
133 《开放》月刊(香港:冲天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号第67页。
134 《铜鼓县志》(1989)第578页。
135 武俊平《「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2003.8.21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一八八)》。
136 《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6页。
137 http://www.verylib.com/QiKan/66006S/200102/22125208.htm, 胡善美〈福州鼓山涌泉寺的佛经〉(作者工作单位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38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至四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报》。
139 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40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40页。
141 《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六十七页。
142 叶浅予《十年荒唐梦》。
143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40页。

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1)    丁抒

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    丁抒

  文革结束後的一九七七年,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率一文物小组赴各地抢救文物。在青岛博物馆在一堆废弃待处理的书画中,他们发现了唐代怀素的传世墨迹《食鱼帖》。事後他对人说:「文革毁了多少好东西呀!抢出来的东西跟毁了的东西相比,真是太少了。真是千古罪人呀!」[1] 
  文学家阿英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2]
    画家关山月说:「『文化大革命』竟把中国的文化搞得荡然无存,把知识分子害得无一幸免……」[3]


      毛泽东发明「文化专政」
  从1963年开始,党的宣传机器就开始为「阶级斗争」、「兴无灭资」、批判「封、资、修」做舆论准备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毛泽东「文化专政」的对象。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其实,共产党里嗅觉灵敏的人已经抢先行动起来了。譬如山西省会太原,四月间中共新派去一个市委书记。他从北京刮来的风里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迹:「决定把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祗保留十几处,其馀通通毁掉。」据作家慕湘记述:「芳林寺,一个上午全砸毁了。省文物馆的高馆长闻讯赶去,拾回一包泥塑人头,含着眼泪送给我看。晋祠本来是国务院重点保护单位……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当初为了陈列东方艺术而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厨房的柴薪。我见了急忙跑回住处,拉来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同志,才把一个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从斧头下抢救出来。」[4]

      中学生发起「破四旧」运动
  共产党领导的学校,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作为文件传到各地後,毛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5]广为流传。党和政府的指示号召,官方媒介意识形态的鼓励,使得中学生里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别是中共干部子弟们,笃信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做「革命接班人」。他们笃信「革命」行动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正义性。
  从六月开始,学校停课,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老师的命。每所学校都有成批的老师被毒打、虐待。这时,公安部门助纣为虐,国家机器对此类恶性犯罪保持沉默。特别是当学生打老师打腻了,正在捉摸下一个革命对象时,他们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们的视野落到校园之外,杀出校园去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命。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他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语录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灵感:「破四旧,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破四旧」,不过毛泽东「文化专政」的一次实践而已。六六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四周,寻找革命对象。「破四旧」运动中的种种暴行,与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抄家劫舍是举着党的「兴无灭资」、「破四旧立四新」、「反修防修」的旗帜进行的,是「奉旨」行事,决非一般意义的个体或群体犯罪。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後通谍──向旧世界宣战》,在主要街道广为张贴: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
  还有那些商店,你摆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而且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次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共产党的干部子弟们荣登天安门。集会到下午才散,除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第一○一中学将美术教师陈宝坤围殴至死外,当天红卫兵们没做什么大事。惊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的行动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
  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一九五八年文物普查时,北京市曾确定应予保护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物古迹,「被毁的竟达四千九百二十二处。」[6]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道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更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全国城乡。
  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实行全国大抄家,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7]於是,全国大抄家之馀,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後,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8]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一九○○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当年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反动派。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他们砸毁了佛祖释迦牟尼的塑像还现不够,又在园内大肆破坏。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画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後,笔者到颐和园试图寻找幸存的人物画,发现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曾被人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他们将千佛洞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

      一千万户被抄家
  一九八零江青受审判为自己辩护时,这样说:「破四旧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9]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10]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11]
  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广西苍梧县,「全县被抄家的有1577户。」[12]浙江嵊县,八千馀户被抄。[13]黄岩县,8月,「红卫兵和农村基层干部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在城乡抄家4万余户,没收5,300余户财物,烧毁大量书画,毁坏大批珍贵文物和古迹。封门、挂牌、剪发、游斗盛行。」[14]
  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多年後统计,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红卫兵』对街道13,160户『牛鬼蛇神』实行抄家。」[15]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565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275户被抄家。[16]
  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馀册。毁庙庵十六所,菩萨一百八十六尊。[17]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後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他正在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匆匆赶回,却被中学生抄了家。郭氏爱好玉器,珍藏百馀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胡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副统帅林彪的家当然不会有人去抄。林彪的卧室从来不挂任何字画,但办公室、会客室等处有不少山水画。林彪夫人叶群让秘书将家中挂的山水画全部取下,秘书回说「山水画不能算四旧」。但在叶群的督促下,还是用毛泽东挂像换了山水,林彪的家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也不用担心家会被抄。但她家里有「四旧」,墙上挂的孙中山的像就是一件。为免麻烦,宋庆龄让人取下来换成了一幅「毛主席语录」。宋庆龄爱弹钢琴,平素爱弹的《月光奏鸣曲》是西方音乐,是资产阶级毒害人民的鸦片,只好改弹革命歌曲《白毛女》、民歌《兰花花》。又因为广播中说养鸽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宋庆龄赶紧招呼工作人员,将她养的鸽子全部杀掉了事。

      焚书烧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馀年在全国搜购,曾徵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18]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後,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後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19]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後,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苦难中,他用草书抒发胸中块垒,终成中国草书圣手。[20]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抄家者将他的家搜罗一空、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21]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画的几百幅装饰画,当做「黑画」展览後,全部捣毁。十几年後,学院清理地下室的大字报,方拣出十几幅。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22]
  学者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後,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後,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与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後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23]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馀,作品被焚烧。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後,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後,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馀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24]
  二十多年前,国画大师张大千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唐代壁画,历时两年半,共临摹了二百六十幅画。一九四八年,张去国不归。他在敦煌时的夫人杨宛君于一九五二年将那批临摹画全部献给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一九六一年前後,周恩来曾对杨宛君说「有时间给大千写写信,把他争取回来吧!」[25]周又批准张的女儿到香港省亲,与张会面,劝张回归。张回答女儿说:「真回去了,大家就是死路一条!」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於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馀张。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26]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後:「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27]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广场上连郭沫若、巴金、冰心和外国作家托尔斯泰、莫伯桑等人的著作,一把火通通烧掉。[28]
  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浙江馀杭县有个青年业馀作家,全部收入几乎都用来买书,收藏了上千本文学书籍。在他居住的小镇,那就算个人物了。当地的中学生们想不出除了毛主席著作外还有什么书不属「四旧」,于是将他的书全都扔进了火堆。他救书不成,反挨了几拳头,一气之下,当晚上吊寻了短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29] 
  甘肃通渭县,「全县私人珍藏的珍贵书籍、古字画大多数被焚毁;寺庙建筑和神像、铜钟、铜香炉等大部分被捣毁。」[30]

      改名字比赛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後,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卸下门匾,扔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
  「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又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31]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听到她的名字後说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变成了「宋要武」。一时间,改名字比赛立即席卷全国。
  有人给作家巴金写信,说他的笔名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是崇洋媚外,应当「砸烂」。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後,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江苏扬州文昌阁改成了「革命造反楼」。
  「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反动透顶。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32]
  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後,自戕而死。[33]
  朱元璋时代避讳不得说「猪」,这「避讳」本是不折不扣的「四旧」。如今江青却拾起「避讳」由「四旧」变成了「四新」。她替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京剧演员钱浩粱,姓氏上粘了铜臭的「钱」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没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因脸上有撮毛,人皆称他「一撮毛」。江青从「一撮毛」联想到了夫家毛泽东,一声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伦不类的「野狼嚎」。
  其实,就像朱元璋时代避讳不得说「猪」一样,这「避讳」才真正是不折不扣的「四旧」。

      抄收少数民族服饰
  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汉人的特权。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动、是否需革命,以汉人的文化为唯一的判定标准。所以少数民族的文化整个成了革命对象。譬如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也被列为『四旧』没收。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具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捣毁。」「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34]

      革命从头革到脚
  马、恩、列、斯、毛,胡须一个比一个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黄治中的一尺馀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现在突然发现那是「四旧」,祗得忍痛割爱。
  男人女人的头发都是革命对象。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一律强行剪掉。陕西神木县红卫兵规定:男人留分头要向左偏,否则就是右派。[35]
  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访问,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後代应当高兴。」[36]曾三次蝉联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说了一句「红卫兵剪人家头发,怎么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击伟大领袖,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斗争。[37]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声援红卫兵,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於是凡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消声匿迹。一般人也没有。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38]
  服装店橱窗里的木制模特儿是从西方传来的,当然算「资」。宁夏银川市服装厂不仅将橱窗里的模特儿打烂,连仓库里的模特儿模型也搬出去砸碎。
  副总理李先念召集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的代表开会,指示「先停止生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出口也可以。」「马牛羊、山水、花鸟虫兽这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生产。」有的工厂提议生产的台布都绣上毛主席语录,李当即表态:「对内(销售)的我同意。」[39]于是全国各工艺美术工厂大清扫,凡有「才子佳人」图样的工艺美术品均被毁或被处理。
  游泳衣裤暴露太多,似「资」似「修」。北京热闹的西单路口张贴海报的地方,有人贴出了一个「革命建议」:游泳时要穿长衣长裤,以免男女授受不亲。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40]

      龙、凤皆属「四旧」
  共产党是马克思的传人,自从共产党上台,「龙的传人」的说法就在中国消声匿迹。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真有一眼「龙井」。那块写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学生砸毁。河南安阳县九龙壁,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也被当作「四旧」而砸成了一堵颓壁。[41]
  龙是「四旧」,凤亦受累。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的栏杆有凤凰浮雕,皆被砸毁。浙江建德县审查各类商品,凡商标上印有龙和凤图样的,一概没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烧,恰如当年林则徐焚烧鸦片。
  贵州一位老妇人家被抄时,烧有「万寿无疆」字样的磁盘也被抄走,因为祗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配「万寿无疆」。
  当年十月,毛泽东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到北京向毛泽东告御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放火烧掉……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注滋口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资产阶级用品倒在河里……」「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换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泽东选集……」[42]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红卫兵的伟大功勋,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马上发现他们落後了。多年来,他们练了不少旧戏,现在得赶紧革命。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先拿出来烧掉。第二天,他们将从京剧院抄出的戏衣、头面、凤冠、玉带、朝靴等演戏的服装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庙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红了天。他们用皮带、棍棒扬威,痛打包括作家老舍在内、围着火堆跪成一圈的「牛鬼蛇神」。一天後,老舍投湖自尽。
  焚烧戏装道具之风刮遍全国。各地方剧团的戏装道具均在被「破」之列,如湖南宁乡县花鼓戏剧团的戏装道具,「绝大部分被毁。」[43]
    连僻远的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文化馆的戏装也中学生搬到街上,一一焚烧了事。

      全国的狮子都遭殃
  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保护文物出过不少力,一九六○、六一年间曾发布一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各省、市、县亦循例将当地主要历史文物纳入重点保护的名单。但如今周恩来却也赶起革命时髦来。他对北京「革命师生」说:「狮子非搬掉不可,对狮子来一个最後通谍,连我们这个(包括新华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下最後通谍,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44]
  这一来,全国的狮子都遭了殃。大连星海公园一对汉白玉狮子被砸得腿断身残。沈阳辽宁省博物馆门前的一对彩陶狮子被砸烂。湖南宁乡县乡间,桥头多有石狮子为饰物。那些石狮子「在破四旧中绝大部分被毁。」江西安远县的宗祠门前多立石狮,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狮,门楼镶嵌石雕门额。「红卫兵扫四旧,视石刻为封、资、修的产物,肆意毁坏,今存甚少。」[45]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存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成了周恩来所说的「封建产物」,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当夜,省城太原发去电报,说是要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保护文物古迹。但是太迟了,残破的狮子已被拉走,扔进了臭水坑。[46]

      「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就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47]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文才回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诧异室内室外都见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头脑机灵的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毛的意见,回家後立即通知下属,将两间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园。
  中共打天下时的总司令朱德不认为有必要像周恩来那样迎合毛泽东。他照样伺弄他的兰花。可是「红八月」中的一天,他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他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举国都在「破四旧」,他没有办法保住他的兰花,便将剩下的兰花悉数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48]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贵兰草。该寺的兰草全被毁掉,包括几年前朱德访问故乡时赠送的兰草。与朱交流过兰草栽培技艺的和尚仅从红卫兵手中夺回一只花钵。[49]
  长春不少人养植君子兰,全城的君子兰都被拔,毁成泥。仅少数人养植能手将君子兰藏於下水道、废品库,甚至藏进动物园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兰未得绝种。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每座楼前都有个花圃。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个楼的南区,花草还得为这些无产阶级新贵服务。而北区的花草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被革了命。两年後北区要重新接待外宾时,两座楼前的花圃里却分别是无产阶级的菠菜和玉米。紧急调动一个班的战士一一铲掉,然後再到处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无一处能找得到花。幸亏天坛公园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才救了急。
  花草是资产阶级,树木也不够革命。杭州郊区望江山疗养院院长热心种树,全院都是浓密的树荫。他不爱革命,就爱种树,被指为「种树院长」,关押批斗。不久尸体从富春江里捞起,无人知道他被打死还是自杀。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有许多国家花巨资从世界各地引种过来的珍稀植物。植物学家蔡希陶是植物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他对破四旧的人说:「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都行,可这些植物不是修正主义,不是资产阶级啊!这些植物都是有用的!求求你们,把它们留下来,将来我们的国家会用到它们的……」他的话被淹没在「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之中。大批珍贵植物被当作「封、资、修」挖掉。

      各地孔庙无不遭殃
  还在文革之前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时,「四旧」已属被破之列。王阳明〖公元1472─1528〗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後,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後,後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50]贵州遵义县著名的金鼎山,有九座古庙。也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中全部被拆毁。[51]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後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52]山东莱阳县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53]
    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文革後历时五年方修复。

      大小宝塔被炸毁
  唐代高僧褒禅结庐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後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後,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宿松县建于乾隆年间的文峰古塔和建于道光年间的文峰新塔,,均于一九六七年被拆毁。[54]
  安徽定远县著名古塔令狐塔被摧毁。[55]滁县城南,有一座十三层古塔,砖石结构,建于北宋年间,在「破四旧」中被拆除。[56]
  1966年8月,浙江平湖县「不少文物古迹被毁,北寺双塔被拆除」,三门县文峰塔被炸毁。[57]
  山东莱阳县文笔峰塔,「塔身总高约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毁没。」[58]
  江西崇义县文峰塔,当地《县志》形容为「高耸插天」,如今被指为「四旧」而拆毁。[59]
    湖北通城县,「捣毁牌坊、宝塔二十八座;焚毁古籍文献十万多册,其中宗谱一四,五八○本。」[60]
  意大利有个「比萨斜塔」,湖南武冈县也有个斜塔。该塔由砖砌成,七级呈八面角锥状,各级檐下均画有精细的飞禽走兽、亭台楼阁、树木花草。古《武冈州志》记载:「泗洲塔……在东门外,宋元丰元年建。」算来已有九百年历史。该塔不仅历史比比萨斜塔更古老,塔身倾斜度也大于比萨斜塔。如今人们祗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药,就一下子轰倒了它。从此再也没人为武冈斜塔为什么斜而不倒而费脑筋。[61]
    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七月,日本二十几万大军向湖南芷江一带的进攻被我国民政府军打退。八月十五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方决定芷江为受降地点。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电令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代表到湖南芷江洽降。二十一日,侵华日军总参谋次长今井武夫一行飞抵芷江。我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美军作战参谋长舆今井武夫举行洽降谈判。二十四日,中日代表在芷江草签各项受降事宜。九月八日,何应钦及美军中国作战司令麦克鲁由芷江飞往南京,接受日本签字投降。次年,国民政府在芷江县城外营建了气势恢宏的「受降纪念坊」。在芷江原洽降地动工修建「受降纪念坊」。
  一九六六年十月,「受降纪念坊」被破四旧的红卫兵砸毁。[62]【1985年修复】
      
      被毁的文物古迹数不清
  全国人民一起来革命,毁坏的古迹多得如芦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浙江人砸了徐文长的故居。明代文学家、画家兼书法家徐文长(徐渭)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虽屡换主人,但不废修缮,四百年来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陈姓屋主将它捐给国家,以求永远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迹。徐氏一生坎坷不得志,并非反动官僚,有诗为证:「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除做过浙闽总督的短期幕僚,为荡平倭寇出谋划策外,他不曾当过官。如今也被指为「反动封建文人」,「青藤书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栏则被砸碎。只因文物工作者闻讯先转移了一批文物,日後方得以修复。
  绍兴还有个兰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於会稽山阴之兰亭……」因东晋书圣王羲之这篇《兰亭集序》,兰亭成为文化人心中的圣地,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景仰者去兰亭流连凭吊,一千六百年间从未断绝。如今因王生时曾任右军将军,名列「帝王将相」,王墓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殃及而毁坏。
  江苏人砸了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吴氏诞生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是「四旧」,因此吴氏故居「被毁为一片废墟」。[63]
  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居。吴是全椒县人,一九五九年,当地政府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如今文化要革命,吴敬梓故居也没逃得脱。[64]後来有人到全椒,向县委书记打听吴敬梓故居访问,县委书记竟然问:「吴敬梓?哪个公社的?」
  「环滁皆山也。」这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首句。这篇文章经另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琅琊山脚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在今安徽滁县。至今已近千年。红卫兵认定欧、苏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们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醉翁亭记》刻文凿去了近一半。今地方志记载:「琅琊寺、醉翁亭、丰乐亭等古建筑和大批珍贵的碑刻、石刻被砸毁。珍藏在琅琊寺内大批古字画、古文物被焚毁。」「琅琊寺内佛像全部被砸烂。」[65]
  山东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松龄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讲毛泽东思想,可知是个反动权威。红卫兵找不到什么「四旧」来破,只好鞭他的尸。可是掘开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烟筒、一迭书外,只发现四枚私章。[66]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是「保皇派」。他在青岛的墓被刨平後,远在杭州三潭印月碑亭里他撰写的那「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也被砸烂。
  大孩子「破四旧」,小孩子学样。文化部几个职工子女推倒该部宿舍院里几个桌面大小的汉白玉石盆後,又跑到茅盾住所,将他院里的一个汉白玉石盆掀翻。茅盾日记:「彼等大概认为此皆代表封建主义者,故要打倒也。」[67]

      古建筑惨遭扒拆
  唐诗「渔阳鼙鼓动地来」中的「渔阳」即今河北蓟县。县城中心鼓楼有个「古渔阳」匾。地名本无新旧,但该匾是清代官员书写的,因而被卸下焚烧。广州越秀山顶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驾祥云到广州下凡的古老传说,当然是宣传迷信,也该砸。只因石头太硬,红卫兵砸断几根羊角後就没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时,对无锡惠山寄畅园喜爱有加,命在清漪园即今颐和园内仿建,这就是今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寄畅园内乾隆手书「雨中游惠山园」碑被砸毁。(文革後依旧拓片重刻此碑)
  上海宝山县城内,宋抗金大将韩世忠驻节之参将署门前的「江南重镇坊」,在「破四旧」声中被拆除。[68]
    浙江临海县,县城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毁。
  河南省延津县城南街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庄严。殿阁式屋顶,脊上蹲兽造型生动。梁柱板壁,浮雕花纹通体皆画,或为飞天仙女、诵经立僧、演奏乐伎,或为闹梅喜鹊、报晓晨鸡、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称为花牌坊。这个被公认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的牌坊,于一九六六年「毁于红卫兵之手。」[69]
    山东肥城县,「破四旧」中「近千件文物丢失;十一处古墓、二十二处古建筑、十处古遗址、三十多块重要石刻遭到破坏。」[70]
  四川广安县协兴区有个牌坊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老家),村名得於纪念邓氏先人邓时敏的「德政坊」。邓时敏官至翰林院编修,告老还乡後卒于家,清嘉庆皇帝为表彰其德行和政绩下旨建造此德政坊。而今牌坊被炸毁,村名亦先後改为「伟大大队」、「反修大队」。〖2002年重建〗
  任何一个大城小镇都有贩夫走卒会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头惨,过往君子听我言……」京剧《玉堂春》流传百年,「苏三起解」也被唱了百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关押苏三的监狱是全国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监狱。苏三案情的档案也一直保存着,按周恩来的说法,「解放洪洞县时,苏三的档案还在呢!」[71]国务院曾将关押苏三的监狱定为应当保护的文物。但根据「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说法,洪洞县政府大门向南开,属「封」,必须向西开。西墙外正是当年关押苏三的那座明代监狱。「一个婊子有什么可纪念的?拆!」保护文物和保护自己不能两全,洪洞县政府的书记大人祗好保护自己,拆掉苏三监狱,将县政府大门改向了西。虽然八十年代重新修复,却已不是明代建筑。

      焚烧家族宗谱

  家族宗谱也是「四旧」。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馀册古书中,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72]

  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年间避乱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剧团到江苏泰州演出并寻根。北上梅氏与老家早无联系,但根据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谱中对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记载,梅兰芳寻根成功,拜了祖坟。文革时梅兰芳去世已五年,却仍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本梅氏家谱也被红卫兵烧成了灰。[73]
  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的长女刘小蕙是上海外语学院教师,也是「抄家对象」。抄家时,她家中保藏的资料被扔出窗户,在弄堂里烧了四五个小时,《刘氏家谱》就此永远消失。[74]
  浙江绍兴的范家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後裔。在眼看家族宗谱要被烧毁的时候,其族人想到了本族的名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或许他那里是安全的。他们将一套《范氏宗谱》邮寄到北京范文澜处,他在文革中安然无恙,这套《范氏宗谱》总算保存了下来。[75]
  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的遗照挂在以鲁迅故居为基础建的鲁迅博物馆里无恙;而她的二儿子周作人家奉祀的鲁老太太的牌位却受儿子的牵连而被砸毁。

      「横扫」民间文学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传,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新疆说唱文学《江格尔传》是民族文学的奇葩,德国近二百年前就翻译出版,俄文版问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国的《江格尔传》却被抄尽烧光。说唱《江格尔传》艺人「江格尔齐」无一不被斗争,有的甚至被拔了牙,无法再唱!
  西藏民间故事《格萨尔》,是世界少有的长篇巨制,一百五十万行,一千二百万字,以艺人说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文革後,藏族民间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艺人都被斗争、禁止说唱。他们收藏的手抄本则一律没收销毁。座落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岭国寺里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今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没有逃过这场灾劫。[76]
  文革前,青海省文联收集整理《格萨尔》,已编译了八百万字。现在,这成了青海文联「文艺黑线」的罪证。在「破四旧」中,「焚烧了已编印和从老艺人口中记录的大量资料,三十四本汉译纸型全部被送入造纸厂。」幸亏青海文联「一位同志仓促抢救出《格萨尔》手抄本珍贵资料,藏入地洞。一部分珍贵资料才被保存下来。」[77]〖汉译本於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贵州文联「已编印的贵州二十多个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间文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十七年中经广大群众搜集的大量民间文学原稿,大都被送进造纸厂,幸存者很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属「砸烂单位」。「一九七二年,在处理所谓『砸烂单位』中,民研会所有库存的自建会以来编印的各种民间文艺书籍、刊物、内部资料,全部被当作废纸送进造纸厂。」[78]
  民间传统音乐属「封」。福建省文联「花了三年多时间采集的可连续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时的一式两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唱段,全部被毁。」[79]

      琴、棋皆「四旧」

  各种乐器,除了鼓、锣、钹等有政治宣传之用途外,一概收进了仓库。提琴、钢琴都是资产阶级的象征。练琴的勇气再大也不敢让邻居听见。上海从资本家那里抄得的堆满了体育馆。有所音乐学院的学生,开大会批斗钢琴,将琴脚截去一段,形同「下跪」。批斗後,将钢琴砸烂,革了「资产阶级音乐」的命!
  围棋是「封」,国际象棋是「资」。文革一起,国家棋队解散,棋手星散。
  几年前才二十岁就获得全国冠军的围棋手陈祖德,被赶下乡。一九六五年底,北京国际象棋手刘文哲击败一名国际特级大师,开始零的突破。但旋即棋队解散,他成了北京国棉一厂的工人,每月工资仅二十五元。他家遭横祸,弟弟被打成「反革命」後自杀身亡。但他没有沉沦,坚持磨练他的棋艺,终于在一九七九年成为第一个荣获「国际大师」称号的中国人。[80]
  上海年方十七岁的国际象棋选手戚惊萱被迫洗手七年,直到一九七三年周恩来干预,全国的棋手才获准下棋。戚一九八零年在中法对抗赛中得冠军,也荣获「国际大师」的称号。
  扑克也被革了命。一时间,全中国没有人敢打扑克消遣。
  五环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火车上和随行人员打扑克时,几个戴袖章的年轻人走过去制止,说「打扑克是修正主义」。陈的随员与之争吵不休,陈再道气得把手中的扑克一摔,吼道:「打扑克算什么修正主义?我走到天边也要跟你们说个清楚!」对方不知道此老军人是何方神圣,心中打怵,才停止纠缠。[81]
  邮票上印的人物除了共产党,几乎都是「反动派」。文革後的一九八三年获全国首届邮展银奖的集邮家任渺,1966年是新疆石河子邮局的职工,因收藏大量印有「反动派」的邮票而成了反革命分子。在批斗任渺的现场,他的集邮册被撕烂,前清和中华民国的邮票都作为反动证据当众展览,印有反动人物的邮票都被打上了「××」而失去收藏价值。
  外国邮票更危险。原兰州农业学校女教师毛应星自一九五七年成右派後被发配甘肃静宁县农牧站工作。她哥哥毛应斗四十年代从西南联大赴美留学前托她代为保存的几百枚各国邮票,如今成了她是「国际间谍」的「铁证」。在县城广场批斗她时,给她挂的牌子就写着:「反革命,大右派,国际间谍」。後来她被省委定案枪决处死,部分「罪证材料」就是那些邮票。[82]

2014年1月22日 星期三

唯色:大开杀戒的西藏文革(图)

时间2008年4月24日
继1957年—1959年整个藏区发生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被镇压之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军队又在西藏各地大开杀戒。
    
    当时,首先是杀“叛乱分子”。如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暴力事件。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在当时被定性为“再叛”(1957年—1959年的反抗被认为是第一次“叛乱”),虽然有说法认为这不是“再叛”,而是文革当中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但军队是以“平叛”名义镇压的。所谓平息“再叛”实则屠戮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处决。领导尼木县藏人进行抗争的尼姑赤列曲珍成为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大概是1970年2月上旬,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全被带往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体育场”和位于南郊流沙河的刑场,去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随后她与17名藏人被第一批公审处决。这批照片正是当时被公审和处决的现场。
    
    名为“拉萨体育场”的“波林卡”,其大片空地成为可以集合上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色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南郊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死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因为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被禁绝。在解放军军人的枪声中,一个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早给他们草草挖就的坑中,而后被盖上尘土算是埋葬于泥土之下,有的人甚至脚掌还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当时,除了杀“叛乱分子”,还要杀“叛国分子”。当时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文革的恐怖与贫困而逃往邻近周边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获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予以严惩。有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他与他的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至今忘记不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枪毙图登晋美那天,我们看见了。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那时候他可能才20岁的样子”。
    
    曾与中共合作却在文革时沦为“牛鬼蛇神”的贵族官员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叛国”之罪而被枪毙。他是个瘸子,约20岁。与其一起逃亡的两个年轻藏人也被枪毙。也是先在“拉萨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而后被处决。据说他在被枪毙之前已经被打死,有的人说他是自杀的,但就这样,他的尸体还是被枪毙了。
    
    在所谓的“叛国分子”中,甚至只因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如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成份属于“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被一位同伴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解放军军人将这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16岁的东觉和14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18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1950年代期间,被中共盛赞的“爱国上层人士”擦珠活佛的外甥约16岁,被判刑20年,后来获释之后还是去了印度,从此不归。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是,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被处决者的亲属必须站在最前列,公审之后便由警察和士兵押上卡车沿街展示,再赴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还未到达刑场就已被拴在脖子上的绳子活活勒死。其亲属既不允许收尸,还要上交子弹费,而且还要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很多人受酷刑而死。
    
    1970年和1971年被枪毙的人之多,据我曾经采访过的前西藏造反派“造总”司令陶长松说,其中只是因1969年的所谓“再叛”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295人。后来这295人中,有些人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并先后给其家人“安慰费”200元和800元,对此,前“造总”司令陶长松讲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
    
    “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托几切’(藏语,谢谢),给他们200元的时候也说‘托几切’,给他们800元的时候还是说‘托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而我采访过的曾经在调查“再叛”工作组担任负责人的多吉认为远不止这个数字。他说,1970年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杀了一批人,“光是边坝、丁青两个县就有100多人……第一批杀了,本来还要两批、三批的杀,杀它个几百几百的,因为都已经判了死刑,但第一批杀了后,第二批就不准杀了,可能发现有扩大化的趋向。73年我们去边坝落实政策时,准备要杀的、已经关在监狱里面判了无期徒刑的、判了15年、18年至少也是10年以上的,光是我去的那个乡就有好多人。”另外一位曾在当地工作的藏人也说:“说边坝再叛,一次公审枪毙就是90多人”。
    
    但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感叹道:“这么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寒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了。所以87年和89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
    
    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公判大会
    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公判大会

    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公判大会

    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公判大会

    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公判大会

    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公判大会

前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尼泊尔剿灭“藏独”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军始末

达姆拉·乌克雅布[尼泊尔土著民族基金会秘书长、前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尼泊尔剿灭“藏独”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军始末


但是,特种边境部队保存下来了。六十年代初期,一个独立於游击队为西藏独立而战斗的秘密团正在组建。男性难民得知这一消息後,从筑路营蜂拥来到了火车站的集合地点。他们乘火车来到台拉登;然後乘坐军用卡车来到了一百公里外查克拉塔军事基地的第二七二号军营。他们在这里入了伍,进行了六个月的基本训练。起初是由美国人负责训练工作;後来因为在程序方面发生了分歧,印度军官接替了全盘工作。尽管如此,在最高一级的军官之下,全面形成了一个西藏军官团,这样就势第二十二号军营---兵力为一万零五百人----实际上完全成了一支藏,人们希望它就是自由西藏未来的军队的初胚。

特种边境部队的首要目的--也是长期的目标-----就是要侦察「世界屋脊」不宜居住的山地高原。藏人与印度的陆军士兵相比,不仅前者比後者在那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求得生存要容易的多,而且无论藏人已经在南亚次大陆居住了多少年,他们都不会染上高原病。印度依靠他们,就从拉达克至阿萨姆的印度的喜马拉雅山脉领土上设立了基地网。特种的第二个目的不仅是站岗放哨而已。新德里确信,按照亚洲瑞士的观点,独立的西藏是一个中立的缓冲国,它能够起到对付中国的最佳保护作用。新德里暗自决定,如果发生战争,就要争取赢得西藏的自由,第二十二号军营可以一马当先。因此,这支边境部队不但要训练成为能侦察的部队,而且要成为高原地区的伞兵部队 这些游击队要精於埋伏、爆破、求生和破坏。西藏普遍憎恨中国人,因此仍然存在著多股地下队伍。由於有这些地下队伍,所以选派了第二十二军营的一些男女战士(征召了两个连的女医务工作者和通讯兵,以表示西藏妇女乐意为祖国而战斗的愿望),要将他们空投到中国人的防线之後。一方面,印度的正规军正面牵制中国人;另一方面,西藏人则与地下队伍联合起来,开阔小片抵抗区,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侧翼和後方。

但是,与中国打仗并非迫在眉睫。藏人迫不及待地要与中国人交手,整连整连的藏兵常常违背印度人的命令,越过边界进攻人民解放军的前方哨所。控制第二十二号军营已经成了问题,因此只好将它所辖的基地全部撤到前线二十英里後的地方设营,印度军队则布置在藏人和他们的祖国之间。直到特种边境部队成立十年後,它才有机会获准露一手---在1971年10月下旬的孟加拉战争期间,它充当了印度进攻的先头部队。

新德里只想帮助东巴基斯坦努力摆脱西巴基斯坦,它确定让第二十二军营承担此项工作,并认为它再合适不过了。第二十二军营并不是正规军的组成部分,这些都为秘密进攻提供了最理想的掩护。大约五千人---这支部队的一半---投入了这场战斗,这是一支精锐部队,它对巴基斯坦的一个主要基地发起了突然袭击,拉开了孟加拉战争的序幕。印度新闻界称第二十二军营的官兵为自由战士。他们继续作战,攻取了吉大港城,这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前沿城市,因此,第二十二军营在印度的防御界上层人士当中,赢得了它是印度最佳的部队之一的声誉。尔後,第二十二军营回到了自己的基地。1977年选举结束了印度共和国的紧急状态,在这次选举期间,第二十二军营又获得了新的名声,它被认为是英迪拉•甘地的「嫡系部队」。正如後来所披露的情况那样,国大党领袖曾经计划,如果反对党的骚动进一步发展,就要依靠二十二军营的部队来镇压这些骚动。她还在特别边境部队的伞兵部队基地萨萨瓦准备了一架AN12飞机,随时准备起飞,如果她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她就会下令飞机将她送往毛里求斯。人民党获胜之後,第二十二军营第一流的反恐怖行动队,被防於新德里的巴兰机场。但是,特别边境部队的其他官兵只好像以前一样,留在高原基地无能为力,不能完成自己最终的使命。

游击队的完蛋,第二十二军营又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些情况使得流亡中的藏人进一步确信,为西藏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已经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单巴次仁在谈到青年大会转向恐怖主义计划时,说:「我们认识到,独立不会轻而易举的来到我们手中,必须靠战斗来赢得。在战斗中我们能否获胜,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我们至少得作好准备。如果必要做好准备,即使机会来临也会抓不住。」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单巴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讨论了两个可能的方案,他们相信任一方案都适于用作恢复西藏纲领:在中印之间或中苏之间爆发战争;大陆内部发生崩溃,如同1911年发生的情况一样。第一个方案的可能性几乎每天都存在,因为无论是在中苏边界还是在中印边界,过去都曾发生过许多的爆炸性事件。当前在中亚争夺优势的态势下,莫斯科与新德里结为一体,对付北京和伊斯兰堡。因此,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斗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对抗以及西藏独立问题,它们之间存在著直接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内部分裂而造成的崩溃,同样是可能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显然毫无办法,它完全陷入了破坏性的、一次接一次的权力斗争,例如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後,在大跃进之後和在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就爆发了这样的权力斗争。 

1977年年底,青年大会计划成立自由战斗联队。一方面,青年大会鼓励藏民学校的所有毕业生,应征到特别边境部队中服役一段时间;另一方面,青年大会又决心将青年大会的优秀战斗分子组织起来,直接对中国驻外使馆和工作人员采取恐怖行动。对於它们的训练如何作出安排也进行了探索,决定以登山学校作为幌子来进行。单巴说:「当亚西尔•阿拉法特应邀赴联合国并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时,我们就已经开始辩论是否转向恐怖主义。世界显然成了这个样子:当你杀了人并宣布破坏活动是你干的时,别人就认真听你说话;但当你呼吁为自己的人民伸张正义时,却无人听你说话。我们终於开始实施这一计划,不过这是十分有选择性的。这种行为与藏人的本质背道而驰。因此,首先我们尽力小心翼翼地弄清楚,训练在我们的年轻人当中是否也产生消极结果。」

1978年年初,西藏青年大会已开始了游击战争的教育,它们用的是难民营车间里制造的木头枪。早上,青年大会组织男女青年做操,这些人来到野外,身上穿著印有「为西藏而战」的短袖衫。有一些组织经过仔细检查之後,在大难民营周围的丛林里,接受更为复杂的训练,时间也得延长。青年大会还扩大了与西藏的地下小组的现有联系,同时它还至少公开表示欢迎莫斯科提供支持,虽然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但这种支持并不是义务;自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莫斯科已经增加了对流亡藏民的主动姿态。但是,在事实上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暴力对於大部分藏人来说,仍然是个微妙的问题,这也就阻止了青年大会的努力。正如达赖喇嘛(青年大会宪章发誓要坚定地接受达赖喇嘛的领导)所说的那样:「从理论上说,暴力与宗教观点是可以结合的,但条件是人的动机以及他的行动产生的结果,必须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又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暴力才是许可的。现在,至於谈到西藏,我相信采取战斗的姿态有益於在青年人当中保持土气,但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却不可能,这只会是自杀。」

截止七十年代後期时,达赖喇嘛自己的西藏独立计划,在许多方面已经成熟,难民社会一片繁荣。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难民社会已经成熟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这完全是达赖喇嘛二十年前所希望的局面。达赖喇嘛相信,北京由於再也不能指望流亡藏人的瓦解分裂,所以很快就会被迫屈服。达赖喇嘛坚信胜利就在眼前,因此他对亚洲和西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著手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西藏的兴趣。这些访问都是宗教性质的访问(在七十年代期间,世界各国的藏学中心如雨後春笋,已达数百个),而这些访问肯定也会影响中国。自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对於国际舆论对於它占领西藏的合法性的反应,显然一直非常敏感。毛泽东死後出现的政策放宽倾向大势已定,也使中国在外交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主张。随著这些情况的出现,达兰萨拉变得重新乐观起来----如果迄今为止,还找不到具体原因的话。

资料:西藏抵抗力量的木斯塘悲剧与尼木故事

虾批:共产党从苏俄得到的枪杆子,能让绝大多数汉人屈服,甚至在被投入大牢之后还要感激涕零,但却不是万能的。1949年起,共产党对安多、西康、西藏,动用了第一野战军[现在的兰州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现在的成都军区],驻藏部队最多时达到50万人。遗憾的是,50年下来,图博人仍未屈服。

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对狂妄残暴的共产党,只有图博人仍然坚持抵抗,直到今天。他们一方面决不放弃武力,一方面坚守自己的宗教文化,这让美国、苏俄、中华民国...包括我们汉人流亡者,都该感到汗颜。西藏问题成了中国的痔疮。

共产党及其爱国者为何动则恼羞成怒?甚至还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因为无论玩硬的还是玩软的,都无法征服一个贫瘠荒凉的冰山佛国,这才是西藏问题的实质。






[以下摘自《雪域境外流亡记》]


1960年中期,西藏抵抗力量的首脑人物,选定面积为七百五十平方英里的木斯塘王国,作为重新组织行动的最佳地点。木斯塘与周围地势相比,如同鹤立鸡群,海拔一万五千英尺,就像插入西藏西部的楔子,自从十九世纪初叶以来,它一直是附属於尼泊尔的仆从国。但是,由於木斯塘与世隔绝,距加德满都有一个多月的行程,所以它除了给尼泊尔政府付给不过一百美元的年税之外,与尼泊尔政府没有任何联系。从南面进入这个王国的主要通道,是极为狭窄的卡利甘达基峡谷,它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由於它处于安纳普纳和道多拉吉里之间,这两座山在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之列),如果在此设防,几乎无法通过。但木斯塘的最大战略价值,就在於它距离新疆至拉萨的公路很近,这条公路是西藏的两条主要的大动脉之一,它始於康区,沿著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全线的悬崖陡坡,修到了拉达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这里它再朝西北方向蔓延进入新疆,再往前走就是中苏边界。这条泥土公路和唯 一的电报线路,将这条长达一千五百多英里的敏感边界线上的中国边防军连接了起来。木斯塘还有一个优点,它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原始西藏文化的小块地区之一。因此,它就成了康巴人的根据地,既可以从这里安然无恙地袭击中国军队和附近兵营,又可以作为藏南和藏东仍在进行活动的游击队的至关重要的後方基地。



1960年后期,国防自愿军的部队开设来到木斯塘。虽然後来小股的游击队从西藏直接来到这里加入了这支部队,但最先来到这里德,却是随同贡布扎西将军从山南地区撤退下来的藏人。国防自愿军部队这些人来自各个筑路营,他们先前往大吉岭和甘托克,然後在这里分为四十个小组,朝西行进,偷偷越过边界,进入尼泊尔南部的茂密丛林,然後沿著卡利甘达基峡谷的寒带山地朝上走,最後出现在木斯塘。这里已属于西藏高原,乾燥贫瘠,狂风阵阵。藏人在这里受到了这个王国第二十三代土王的欢迎----他最害怕附近的人民解放军,其次就是自己领土上不受约束的军队。西藏人在这里组成了连结成网的基地:有些就是设在前沿的帐篷营,只有一二百名官兵;另一些则是建在已有的城镇和寺院附近的给养仓库。总部设在後方,木斯塘的南部边缘,在靠得最近的尼泊尔焦木桑镇的北面,相距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後来,在一条深谷到森林茂密的尼尔基里山麓之间,盖起了二十五幢房屋,里面设有五个部队---给养、运输、弹药、情报和内部训练。木斯塘司令巴巴益西的办公楼位于这些房子正中----这是一座三层楼房,四周有围墙;大门前拴一条凶恶的大藏狗,西藏旗在院中飘扬。除了这里的地理环境之外,还有那些拴在木桩上的藏马和身著缴获的人民解放军上衣和子弹袋的康巴军队,所有这些使这里染上了「粗犷的西方色彩」,这是一位老战士回忆时说的原话。但是,由於这里环境十分乾燥,岩石遍地,所以开始创建木斯塘基地时困难重重。在足够的给养空投进来之前,四千创业战士当中的大多数人,只得煮靴子和马鞍来充饥度日。据一些人说,有些人还越过边界进入西藏,他们并不是去攻打中国人,而是偷盗牲学畜,求得生存。

随著空投给养而来的,还有几乎四十名黑尔营的毕业生。从他们身上,国防自愿军学到了迫切需要的现代战斗知识。这些毕业生带来了M1步枪、斯普因菲尔德冲锋枪、八十毫米无后座力重炮、二英寸迫击炮、供隐藏式无线电用的太阳能电池、发电报时用的扰频器、机枪消声器和用於间谍活动的「毒药片」及微型照像机。由他们担任教官,全部换上了卡叽制服,日常生活更为严格。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接著是做体操,唱西藏国歌,干农活,在山里进行生存训练和演习他们是自1958年的起义高潮以来,西藏萌生的第一线真正的军事希望。

国防自愿军恢复元气之後,他们就从木斯塘这块高原向东面、北面和西面出击。一般的出击由几十个人进行,他们插入西藏,待上一个月时间,埋伏袭击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之後就撤回来。由於西藏很荒凉,只要军队大致相等,无论游击队在哪里进攻,他们保证可以获胜。1966年派了一支小队伍去骚扰新疆至拉萨公路的运输线,结果他们消灭了一支中国人的部队,直到战斗结束之後,游击队才在尸首堆中发现了人民解放军西藏西部军分区司令员及其全体参谋人员。这些人民解放军带上了他们的全部档案材料,结果这些东西成了宝贝,不仅对西藏人是如此,而且对中央情报局也是如此。通过这些材料,得到了有关刚刚开始不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贵情报;其中还有一份价值不寻常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中国自行透露,在1959年的叛乱中大约有八万七千名藏人丧生,而北京一直将这次叛乱说成是一场小小的骚乱。

木斯塘最成功的一点,是他的间谍网。在很短的时间内,国防自愿军成功地在西藏各地建立了地下联络点,得到的情报不仅范围广泛,而且质量很高,这就使得这项情报工作极为有用。虽然中国人对所有的藏族都持怀疑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的自治区委员会却不得不起用一些少数民族干部,让他们干行政工作。在这项藏人对中,有很多人似乎是中国人的合作对象,而实际上随著他们在地方的官僚阶梯上慢慢爬了去时,他们就给国防自愿军提供情报。夜间,国防自愿军的信使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间谍那里收取情报,他们不仅要负责汇集整理中国在沿喜马拉雅山脉一线大量的集结军队的情报,而且还报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核试验基地从新疆的路帕路③迁移到距离拉萨北面一百六十五英里的那曲的重要情报。

尽管木斯塘有这麽多优点,但它却存在一个关键性的弱点。它距离中国人活动的主要场地太远,正如一位游击队战士在描述西藏抵抗运动第二阶段的情况时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支在与世隔绝的领土上的孤军」。此外,虽然康巴人千百年来生来就骑马,但现在这些康巴战士却失去了坐骑。由於在翻越这块高原四周的崎岖山口时,困难重重,因此整个部队只保留了六十匹藏马。这次退却所带来的伤亡最大,伤兵通常只好任其死亡,木斯塘总部没有药品,没有外科设备,木斯塘所辖的前线军营就更不用说了。然而,随著时间的推移,战士的死大多数不是由於战斗,而是由於衰老。有一位年轻的游击战士,以前是西藏青年大会成员,应徵派到木斯塘是为了替换那些已达四、五十岁的人,他回忆说:「真是可悲!人们并不是死于枪弹,而是往返打一次仗就一命鸣呼。中国人只要一知道藏人又在进行袭击,他们就会马上派出巡逻队切断藏人的退路。人民解放军精神十足,而我们的战士却连续奔波了几个夜晚,因此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也就精疲力竭了。他们就拿出一罐咖啡,倒在碗里,与汤汤水水搅拌在一起喝了下去。但这样干过一两次之後,他们的心脏都直往外蹦。」

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内外压力危及到了木斯塘的继续存在。1971年7月,亨利•季辛吉秘密飞往北京,为美中关系走向友好铺平道路。接著,中央情报局突然中断了对西藏游击队的援助。由於特种边境部队已经成熟,印度也没有必要保持与以前同样多的援助。特别糟糕的是,尼泊尔也不再像六十年代初期那样担心中国人进攻了,现在它丝毫不担心,而希望通过进一步发展与北京的关系,来抵消新德里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因此,加德满都於1972年采取了驱逐康巴人的第一个步骤,它发起了一场宣传攻势,指责藏人抢劫、强奸、杀人;而在过去的十二年,加德满都则对这些康巴人的存在视而不见。

国防自愿军也发生了内讧。1969年,贾乐顿珠在那些中央情报局培养的年轻军官长期怨声载道的影响下,免除了巴巴益西将军的司令员职务,让甲多旺堆将军取而代之。甲多旺堆将军是已故贡布扎西.安珠昌的侄儿,也是美国训练的第一批藏人当中的唯一幸存者。巴巴益西开始还若无其事,他来到达兰萨拉,作为补救措施,他应邀出任令人瞩目的安全局长,这个职位相当於副噶伦,但他却拒绝担任这一职务。不久之後他又回到了木斯塘,巴巴益西将他手下近二百多部落藏人集合在自己身旁,率领众人脱离了国防自愿军,公开指责贾乐顿珠滥用资金,并在木斯塘东面占领了芒芒游击营,他就从这里公开攻打部队的主力,实际上成了一个竞争派别。旺堆将军包围了这支分裂队伍的据点,直到後来,加德满都得知这一自相残杀的内乱,它迫使巴巴益西前往尼泊尔首都。接著他跟以尼泊尔的内政秘书为首的尼泊尔人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私人谈判。根据一位目击者提供的情况,当他们的谈判达到高潮时,巴巴益西放声大哭,恳求保护,然後以获得政治避难为交换,向尼泊尔人提供了国防自愿军的军力、给养、武器和布防情况。

这时,这场动乱已经传播到了印度的西藏难民营。有十三座难民营的难民主要来自康区和安多,这些难民营的著名领导人,在这场争端中站在巴巴益西一边,确信贾乐顿珠解除巴巴益西的职务,是达兰萨拉的西藏政府剥夺他们权力的一致努力的结果,而政府主要是由来自西藏中部的人士组成的。

在很大程度上,地区性不和(它一直是来自西藏内部的最大威胁)的起源,得归咎於国民党的挑拨。藏人的流亡生活刚开始时,国民党的特务技艺企图争取难民中的一派为其事业服务。他们在所谓的十三集团的一些藏东人士身上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虽然这些藏东人并没有亲台湾的同情感,但他们却乐於接受大笔财政援助,以作为对达兰萨拉支援的另一渠道。国民党利用国防自愿军的分裂局面,竭力进一步离间十三集团和达兰萨拉之间的关系,而使十三集团与国民党的关系更为密切。国民党通过大肆煽动分离主义情绪,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十三集团企图改善与达兰萨拉的关系,但努力归於失败。十三集团与流亡政府的关系恶化。十三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停止向政府缴纳税款,多数藏人每月每人要向自己的政府缴纳一个卢比。

1974年初,各种压力汇合一起,要摧毁木斯塘。毛泽东1973年11月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当面威胁国王,如果国王不关闭西藏游击队基地,他将直接采取行动。比兰德拉在威胁面前屈服了,他宣布尼泊尔西北部全境为限制性区域,并开始将王家陆军、警察以及廓尔喀人组成的部队一万人大批调入这个地区,那些廓尔喀兵是从国外调回的,他们作为联合国的维护和平部队在国外执行任务。由於只有在卡利甘达基峡谷西坡上才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从波克拉朝北通向焦木镇,因此即使只是到达木斯塘这块地方,也是非凡之举。虽然这些尼泊尔人比康巴人多一倍,但一旦进入交战状态,他们取胜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西藏人在这里的山地待了十五年之後,他们对于这里地形的了解无与伦比,而他们的储备也够他们支撑两年。因此,尼泊尔与中国秘密协调策划,如果康巴人企图撤退进入西藏,人民解放军则从康巴人的左翼驱赶他们。

在军事上做好了打一仗的同时,尼泊尔政府於1974年3月采取了第一个政治性步骤。加德满都派使者来见旺堆将军,提出了交换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康巴人彻底投降,并解散各个营地,尼方将提供近五十万美元的「复兴」援助,并保证让这些康巴人享有土地权和房产权。当康巴人拒绝後,尼泊尔就企图动武。4月19日,国防自愿军驻新德里的首席官员拉姆次仁前往木斯塘途中经波拉克时,他却被逮捕。他被作为人质扣押,以迫使藏人投降,但这还是试探性的行动。拉姆次仁只是遭到软禁,因为尼泊尔人十分担心,如果采取任何更为强制性的行动,他们会激怒康巴人(这些人只有一星期路程之隔),康巴人会下山,「见人就杀」,这是一位观察家的原话。此外,拉姆次仁还是设法带出一封信,他在信中命令,无论出现什麽情况,木斯塘基地都不屈服於尼泊尔人的要求。尼泊尔在大不情愿的情况下将其军队布置就绪,并要求藏人在7月3日前同意五点投降条件,否则就面临著被驱逐出境的前景。当形势在朝著对峙急剧升级时,达赖喇嘛亲自进行了干预。他作了二十分钟的录音讲话,要求国防自愿军和平解除武装,他还派遣达兰萨拉负责安全局的噶伦P.T.达卡拉前往加德满都。达卡拉抵达加德满都之後,要求尼泊尔释放拉姆次仁,并准许他与这位游击队领导人带著达赖喇嘛的录音带前去见旺堆将军及其下属军官。尼泊尔人同意了这一建议,准许达卡拉在波克拉与拉姆次仁随同前往。他们两人从波克拉乘坐直升飞机来到了焦木桑镇的斯托尔机场,机场的另一侧有一个尼军平房兵站,周围集结了数千名士兵。拉姆次仁被扣留在附近的一座房子里,而达卡拉则骑马朝北奔跑了一个半小时,来到了国防自愿军的指挥部,一大群康巴军官已经得知达克拉的使命,他们在司令部等候。

接下来的情况是可悲的。P.T.达克拉呼吁投降,他首先说尼泊尔将拉姆次仁扣压在焦木桑镇,如果游击队希望他能够得到释放,游击队就必须解除武装。这些康巴指挥官几乎毫无希望地打了二十年的游击战,与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作对,他们认为达克拉的推理实在可笑。他们开玩笑,说达克拉带来了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就打算去袭击那个兵站,解救他们的同志。直到这时,达克拉才播放了达赖喇嘛的录音。立即出现了一片混乱,人们暗暗叫苦。帕村站起来要讲话,他是内训处处长,是最受尊重、最为冲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从来未向中国人投降过,我又不能违背达赖喇嘛的命令。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全部返回西藏,宁可在那里的战场上战死,也不在耻辱中贪生。」不过,旺堆与其他高级官员的意见一致,他决定服从达赖喇嘛的命令投降。几天之後,帕村自刎倒地。其他两名军官随後效法,自杀身亡。他们宁可自杀,也不接受那些自相矛盾的失败条件。

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带,从一个营地转到了另一个营地,在高音喇叭里多次播放,因此一队队驮畜,驮著武器朝南而去。当尼泊尔得知康巴人的决定之後,它立即推翻了实行交换式解决办法的诺言。尼泊尔派兵进入木斯塘,开始了「搜捕」行动。全部自动解除武装的游击队都遭逮捕,被押送到焦木桑镇,而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则遭到没收。这种两面派手法的消息,很快传到旺堆将军的耳里。

旺堆带上四十名精锐的警卫部队和游击队的文件跑了,他骑马奔向西面,奔波於尼泊尔与西藏之间,他企图最後跑到二百英里之外的印度边界去,人民解放军已经在等候他。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国人两次出击,将康巴人撵回了尼泊尔;而尼泊尔人的一次伏击,又将康巴人赶回了西藏。接著,游击队再次遭到了叛徒的破坏。刚逃跑时,一天晚上他们在夜行军,一头驮粮食的驴子丢了,旺堆将军派了两个人去找驴子,其中一个却没有回来。他去焦木桑镇,报告了这些藏人的逃跑路线,而他得到的交换条件是缓刑。对立派巴巴益西的队伍已经被尼泊尔徵用,让巴巴益西的人给尼军带路,来到了木斯塘。巴巴益西队伍当中的四十个人,立即派到了旺堆的右翼,而尼泊尔人则在距印度边界二十英里的地方设下了一个大包围圈,这里有朱姆拉县境内高达一万七千八百英尺的定克山口,它是这位游击队领袖的目标。

旺堆於八月下旬抵达定克山口,他命令停止前进。他手下的士兵个个精疲力尽,他们下了马,坐在山坡上,从这里可以看到附近的一处人民解放军兵营,无人主动提出要给马匹寻找饲料和水,旺堆亲自率领五个人,顺著小路前去侦察。不一会儿,将军和他率领的侦察队,就消失在山口前的一条小小的冲沟里。又过了一会儿,那些留在原地的人们,听到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子弹是从四面八方射来的。但他们朝自己的坐骑奔去时,看到了侦察队的五匹马朝他们奔跑回来,马上没有人。他们跃马扬鞭赶去参加战斗,正好看到旺堆一人在独自朝附近一座山坡上的尼军阵地发起攻击,他中弹倒地,其他四人除一人之外都已被击毙。接著就是一场对射,持续了整整一天。据说,这场战斗致使尼军死亡几百人,由於藏人在数量上居劣势,最终他们只好丢弃坐骑,利用绳索爬上了周围的悬崖峭壁,绕过山口,几个小时之後逃越边界,进入印度,受到了正在等候的印度军队的欢迎。

定克山口战斗结束一天之後,巴巴益西从加德满都乘坐直升飞机前往山口辨认旺堆的尸体。证实之後,在王宫举行了一次正式的仪式。比兰德拉国王亲自向参加木斯塘战斗的几十名尼军官兵颁发了奖章和奖金,宣布了晋升令。在加德满都市中心的洞尼克尔广场,支起了一个大帐篷,里面陈列了旺堆的护身符、手表、戒指、步枪、茶碗,好奇的尼泊尔人在这里排队数日,就是为了观看这位游击队领袖的遗物。在这些物品旁边,还陈列著来自木斯塘各个藏军营地的许多其他东西,有望远镜、无线电和轻武器。在洞尼克尔广场的南边,也就是中心邮局的正对面,是加德满都的中心监狱,这里关押著拉姆次仁和服从达赖喇嘛投降命令的六名康巴领导人,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七年萎糜不振的时光,直到1981年国王大赦,他们才终於获释。虽然国防自愿军设在新德里的办事处逃过了游击队的这场灾难,但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它在西藏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地下工作体系,却也被尼泊尔人出卖了。尼泊尔人将巴巴益西的供词转给了中国人。在中国入侵二十五年之後,为西藏自由而进行的战斗,似乎在一场悲剧性的灾祸中全毁了。

党设计的藏传佛教寺院模式(唯色)

图片:警察看守寺院,拉萨喇嘛寺僧人在过道向外张望(3月10日法新社)
图片:警察看守寺院,拉萨喇嘛寺僧人在过道向外张望(3月10日法新社)
法新社
前不久陆续披露的几件事情需要重视:1、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的嘎玛寺,因牵涉2011年10月底发生的一起轻微爆炸案,原有300多名僧人,如今只剩6人;2、位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的卓那寺,去年11月起多位僧人被捕,所有僧舍被贴封条,整座寺院被关闭;之后,比如县又有塔摩寺、热丹寺被关闭;3、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著名大寺——拉卜楞寺,上个月13日由寺院管理会发红头文件,要求在三个月内全面清除在本寺学习的外来僧侣。

我曾在2008年底连续写了这几篇文章:<“爱国主义教育”在藏地>、<又一场文革悄然席卷藏地寺院>、<在“法制教育”的背后>、<把寺院变成旅游景点的用意>、<拉萨发生不为外界所知的“清洗”>。事实证明,针对全藏所有寺院的围剿,一直在有步骤、很全面地进行。正如我在2008年底写过的,“中共当局正在对藏地寺院开展自文革结束之后最为严酷的清洗。但在中国的媒体上,却根本不会见到对这类‘黑箱操作’的报道。这是又一场席卷藏地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文革砸寺院砸佛像驱逐僧尼,留下一片触目惊心的废墟。而这场再度复苏的文革会驱逐真正的僧尼,只留下寺院躯壳,留下不得不失去勇气和良心的僧侣。”

如果我们还没有忘却的话,应该记得2008年4月10日起,拉萨三大寺即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都在深夜遭军警突袭,上千名僧人从各自僧舍被抓走,几乎都是来自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藏区(官方称“四省藏区”)的学经僧。之后,他们被押送至格尔木的军队监狱,直至北京奥运结束才遣送各自原籍,从此禁止再回三大寺。

原本在三大寺学习的僧人有一半以上不是拉萨本地人。这是三大寺建寺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传统,也是佛教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包括汉传寺院在内的所有僧团组织皆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出家人组成。迄今汉地寺院依然有各地僧人挂单学习,可是在拉萨三大寺的外地学经僧却被武力囚禁与驱逐,这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近代惟有中共统治全藏地之后才频仍发生。

如果我们还没有忘却的话,应该记得2008年在中国当局的网站上有一份正式的藏文文件,是由甘孜州州长针对甘孜州18个县签发的决定,声称当局将会对有10%到30%的僧尼参加抗议的寺院实施这些措施:寺院里的宗教活动会被停止,僧侣的行动将会受到密切控制;而且,寺院里的僧尼也必须重新“再注册”,凡未能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考试的僧尼会被开除,僧舍会被拆除。至于参加抗议活动的僧尼,轻则遣回原籍,进行“再教育”,重则将会被囚禁。

从2011年起,西藏自治区1700多座寺院都有驻寺工作组,共约7千多名工作人员。而当局注册在编的僧尼据官媒报道有4.6万多。那么,每一位驻寺干部要管6-7位僧人吗?问题是,作为噶玛噶举祖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发源地的嘎玛寺,目前所剩僧人比驻寺干部还少。难道由西藏书记陈全国发动的“驻寺”、“驻村”运动,现已出动第三批人员接力,其目的就是要僧侣不断减少、寺院最终被关闭吗?

“四省藏区”的当局同样在针对约15万以上的僧尼所属的寺院进行围剿。并非这些藏区当局向西藏自治区当局取经效法,这只能是出自最高当局的对藏强硬政策,实际上是毛泽东制定的“西藏政策”的继续执行。毛说过:“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而所谓的办法,看来就是今天的嘎玛寺模式、卓那寺模式、拉萨三大寺和安多拉卜楞寺模式,属于党设计的藏传佛教寺院的模式。RFA

2014年1月21日 星期二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第134-135页


  [1932年4月] 红军打下漳州后,……

  我 [曾志] 曾陪毛泽东到已跑得空无一人的省立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埋在书堆里整整呆了两天。挑出了好几担的书,什么内容的都有。后来听说红军撤离漳州时,毛泽东的个人财务依然少得可怜,惟有书籍增加了好几倍,拉了有半卡车之多。……

  有一次,我到街上办事,见一批战士围着一家大店铺,正在没收店里的东西。我一打听,原来这是南洋华侨巨商陈嘉庚先生开的一家鞋店。部队向鞋店筹款,他们没有把钱交出来,战士们就到鞋店里没收财产。

  那店里摆着各种橡胶制品,战士们只挑最实用的胶鞋拿。当时胶鞋对一个战士来说,那真是太需要的了,行军打仗最用得着。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才叫众人羡慕呢!

  我在仓库里意外地发现了许多万金油和八卦丹、肥皂、巧克力和女人穿的胶鞋等。这些东西,战士们都不知道其用途,因而没有人去动它们。我告诉他们,这些万金油、八卦丹以及肥皂,对部队来说可是热门货啊。万金油等药治那些头疼脑热,中暑拉稀,十分管用。经我这一说,他们就动手把这些东西统统运走了。

  我也比照我的脚拿了几双女胶鞋,以及肥皂、万金油之类的。我兴高采烈地回到住地,拿出一部分送给毛泽东,请他转交给贺子珍。

  ……

  ……陶铸在任漳属特委书记时,带人用一枝小手枪,绑了一个地主的孩子,获赎金三千多元。……

摘自《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第1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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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直书共产党杀人放火

作者:程映虹 

曾志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陶铸 共产共妻 中共暴政 中共历史 延安 共产党 历史 

曾志写了一本书,那些不知甚么叫中国共产党,甚么叫中国革命的,不知共产党为甚么搞不好经济,那些以为文革仅始于五十年代末的人都应一读。 

陶铸是文革前中共中南局书记,文革开始时一度奉召入京,后被打成「刘、邓、陶反党集团」的第三号人物而被整死。陶氏小有文才,曾作《松树的风格》一文,歌颂革命者的气节,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陶氏在文革中面对毛的淫威和革命下一代的皮带和棍棒时气节还真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陶铸死得不明不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他女儿陶斯亮倒以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成了名作家。陶铸老婆曾志熬过文革,活到世纪末,出版了回忆录。此书一九九九年底问世,二零零零年初就加印,可见其洛阳纸贵。 

革命圣地延安如同地狱 

曾志也是老革命,二十年代就参加地下工作。和所有的老革命一样,她写回忆录是为了光大先人事迹,勉励后人继续革命。笔者翻了几页,也不由得拍案叫好。以下略举数例: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继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渍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只吊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吊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还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湮湿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粱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中共「革命传统」教育中做足文章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这是革命圣地延安,相去不远便是毛泽东和江青卿卿我我的窑洞。 

还有一些场面虽然没这么鲜血淋漓,却让人肉麻不堪。例如,有个叫危拱之的女革命家,大革命时留苏,参加长征,后来当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她被审查时用裤带自缢,被人发现时已七窍流血,但一条命算是拣了回来。此后她半疯半傻,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体宿舍里当著别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一个宿舍后又召来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搂来抱去,滚作一团(此人曾是叶剑英的妻子)。 

林彪老婆叶群当时也被关起来受审查,和曾志关在一起,她不上厕所,大小便就拉在脸盆和饭碗里,然后往门外一泼,臭气四溢。有时她甚至就拿过曾志的脸盆来方便。 

记得曾经有一首令人回肠荡气的延安颂歌开头是这么两句:「夕阳辉映著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边的柳影」。神圣得不能再神圣的「延安岁月」,竟然被曾志女士寥寥数笔,发落成了七分炼狱,三分猪圈。共产党人杀人放火的真实纪录 

曾志参加革命时只有十五岁。为甚且么有那么多少男少女陶醉于革命呢?曾志回忆道:「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我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长的头发又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包扎上红腰带,有时头上裹了块红头巾,背著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人称红姑娘。」革命给了这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甚么样的权力呢?曾女士说是抄家分浮财,包括放火:那时我身上有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红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倚仗这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著了。 

而朱德总司令看见她的这一革命行动,居然慈祥地笑了。当时和她一起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中共湖南特委特派员何某知道后大怒,说:「这还得了,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这些人也都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 

这些男女乱交的「革命青年」和土匪一般的「省委特派员」发动的「革命」就是实行焦土政策,强迫农民把自己的房子烧掉,牲口宰掉,跟著这伙疯疯癫癫的男女去推翻旧社会。结果农民起而反抗,在「焦土政策」的动员大会上这些「革命者」成了愤怒的农民的刀下鬼,他们逃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高举大刀长矛从村里冲出来,高喊杀共产党。当正规红军赶来镇压时,一个领头的农民被抓住了,「被捆起来后还破口大骂共产党放火杀人」。被赶得四处乱跑的曾志大叫:「今天非宰了你不可!」她「拿起梭镖用力朝他肚子上扎去,他一闪身没刺著。我又向别人要了一把大刀,连砍了几刀,但砍不深,还死不了。用脚一踢,他倒在地上。我还是不解气,再用梭标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乱扎,只听他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哼哼的呻吟声,那种声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共产党说国民党污蔑它「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想不到在曾女士的书里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件件落到了实处。过去弄不懂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为甚么那么喜欢造反,少男少女们打砸抢和用皮带抽老师的那股革命干劲又是从哪来的?现在茅塞顿开了。 

不懂共产党的人请看此书 

这样一个曾女士革命成功后干什么呢?党委任她为「广州市委工业书记」,用她自己不无骄傲的话来说是「担负振兴广州市工业的重担」。读到这里,笔者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但想到曾女士毕竟还上过几年小学,在「革命队伍」中就算是「知识份子」了,又为数百万羊城儿女感到庆幸:他们毕竟没有摊到一个高举板斧的黑旋风来「分管工业」。 

曾志女士写了一本好书。那些不知道甚么叫中国共产党、甚么叫中国革命的人应该来读一读这本书。那些弄不懂共产党人为甚么搞不好经济的人也应该来读一读。那些以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五十年代末的人更应该来读一读。 

最后得一提的是:此书的书名十分切题,叫做《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笔者只听说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纳粹死亡营的幸存者,现在曾志女士把自己比作中共革命的幸存者,可见在她的下意识里,这三件事大概是差不了多少的。 

【程映虹:笔名程默。】 

2014年1月20日 星期一

西藏的现代化只是中国的幌子?

西藏的现代化只是中国的幌子?

际西藏邮报2014年1月17日达兰萨拉报导』 中国的单向政策毁掉了藏人的文化认同,导致他们的语言在自己的家园逐渐消失,这是与共產党权威文化打交道的严重损失;而他们正面临著家园的自然资源遭到中共的强取豪夺;对于西藏人民而言,这也是另一场资源灭绝的悲剧。

西藏人民已经完全失去了实践自己心爱佛教的自由,以及坚持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利,也失去了他们曾经神圣的、原始的美好环境,当然还有身為人的信心;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之中,遭到汉人的佔领与压迫,进而沦落為三等公民。

「经证实,中国汉人移民迁入西藏正在逐月递增,」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各种国际场合上发声,西藏人民遭遇了「文化灭绝」,大规模的汉人移民将使他的子民在自己的家园成為少数。少数民族是可以被忽略和漠视的;共產主义政权下的中国汉人,掌控了所有的经济、军事、财政和政治权利。

中国汉人「合理」的老话术是这样说的,一旦藏人不再作為一个独特民族的存在,那麼他们的土地将被中国汉人接收,中国即可将自己的非法佔领,以及併吞在歷史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西藏「合法化」。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引述区域土地资源局官员的话报导,西藏採矿:到目前為止,这是我们国家开放性的伤口,超过 3,000座矿床,蕴藏或多达102种矿物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被发现。

对于中国汉人有什麼甜头可嚐呢?当一个佔领国利用被佔领土地的原始资源,便是摧毁破坏,这样偷取自然资源在西藏处处可见,即使隐藏其背后有著高尚的行动原则。但这就是渎职,声称有大赚头的好处,让共產主义政权变本加厉的贪得无厌。当这种不道德的行為是对西藏人民进行灭绝行动时,于是杀害与剥夺了成千上万藏人的生命,进一步加剧的种族清洗,致使西藏的存亡陷入严重的危机。

根据不同的新闻报导,喜马拉雅地区的矿產资源,估计具有高达600兆人民币(100兆美元)的潜在价值。据报导其中多种矿產储量,尤其是铬和铜远远高于中国大陆其他地区。

十二等矿產储量横跨全国前五名;看完这篇报导其实真正激怒了我,因為向全世界暴露了中国政府的动机。了解有关西藏人民的文化与身份遭遇灭绝,这个世界怎麼还能与这个极权国家的政府进行交易?著实令人惊讶。中共领导人腐败,他们谴责言论自由,他们不关心人民和环境,更不在意这片土地是世居在此人们的精神纽带。试想一下,中共的二一公路计画将对西藏环境带来的伤害。

也想像一下,藉口铺设密密麻麻的引水渠,窃取西藏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泉水;中共根本不必為在自己国家土地上的破坏负责。所以,也难怪没有為他们的最新计画订定日期。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地谴责,中共这般明目张胆地蹂躏西藏,和圣地珍贵的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為了自身可得的庞大利益,在西藏进行种族清洗,这是合法或是非法的?

欲开发石油和天然气,但意识到自己的企业缺乏对复杂地质区域探钻的专业知识之后,中国邀请了很多公司集团和跨国石油巨头合作,包括英国石油 (BP)和壳牌。关于过去25年,这个在我们家园土地上的实验,我们觉得藏人完全无法行使自己的经济权利,来赞成或反对自己土地上资源的开发利用。他们在恐惧及备受恐吓之下渡日,根本无权反对不适合的开发工程,如油气开採会產生可怕的后果。迄今,也许最有争议的中国计划,就是毫无节制地挖掘藏人的资源,尤其是中国新的水资源方案,硬硬地被贴上了「大西部」的标籤。

西藏自然资源应被视為一个与《血钻石》类似的问题,依照联合国的定义,反对被国际普遍不承认的非合法政府的组织(反政府组织)所出產的钻石被称為血钻。由于销售钻石得到的高额利润和资金会被投入反政府或违背安理会精神的流血武装衝突中,故而得名血钻。这些组织派系秘密地為暴徒提供活动经费,或為组建进行侵略的军事力量筹措资金以发动战争。血钻石贸易已被公认為一个全球性问题。

西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极端镇压西藏人权,与致力于开拓西藏的殖民模式结合,包括死刑、一胎化政策,藏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缺乏保护新闻和宗教自由的措施。西藏自然资源在贸易中发挥著类似的作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共產主义国家,以及全球独裁国家皆受益于这些自然资源,包括来自西藏的水资源。


南藏四水六岗卫教军

在最近的报道中,人们常常会看到“四水六岗卫教军”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四水六岗”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四川藏区、云南藏区、青海玉树藏区和西藏昌都地区。西藏和平解放后,盘踞在这一地区的“藏独”分子于1958年纠集3000人,成立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发动武装叛乱。1959年3月,叛乱武装被人民解放军剿灭,残部随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上世纪60年代初,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四水六岗叛军前司令贡布扎西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推动下,决定在离西藏最近的尼泊尔北部山区木斯塘地区重建反攻西藏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中情局向其提供武器、装备、经费、教官,并参与指挥。这些叛军中有数百人曾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和美国科罗拉多州接受中情局的秘密训练。1974年,在尼泊尔政府军的清剿下,四水六岗卫教军全军覆没。
1959年达赖逃往印度期间,达赖的秘书与四水六岗反动组织人员合影
1959年2月,达赖喇嘛提出要去西藏军区俱乐部观看军区文工团的新节目。军区领导人表示欢迎并请他确定演出时间、地点。3月8日,达赖喇嘛确定3月10日下午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但是,3月9日晚,当时的拉萨市长却煽动市民说:去军区看戏是汉人准备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要每户市民都必须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去保卫达赖喇嘛,阻止他去看戏。
3月10日晨,叛乱分子数千人武装包围了拉萨市,并打死打伤一些开明的西藏人士,叛乱头目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发动了武装叛乱。
1959年3月10日至16日,达赖喇嘛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领导人写了三封信。他说他受到了叛乱分子的包围,很难自主自己的行动。
然而,3月16日他却为是否逃走打了卦,神断指示说:“快走、今晚”。
于是3月17日零点,他化装成一名普通的武装叛乱分子,同一些叛乱头目一起从这个门、这个叫做纳马岗的渡口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地区。
1956年起,康区各地陆续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康巴人组织了“雪域护教志愿军”,与解放军作战。在战争中被打败了的一部分康巴人逃亡西部的卫藏区,并逐渐聚集,进而引起了局势的进一步动荡,此为“四水六岗卫教军”成立前后的局势。
1960年 四水六岗反动组织在训练
1960年 四水六岗反动组织在行军
四水六岗反动组织的骨干人员
1958年6月16日,恩珠-贡布扎西等在山南地区的竹古塘,正式宣布“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成立,并设司令部于此。卫教军的军旗底色为黄,代表黄教之意;上绘双刀交叉,一把上绘火焰圈的,表示神力,代表雪域一神的红与黑护法神,一把刀未绘火焰圈的,代表民间的武装力量;刀的上方中央,绘一个太阳,象征法王达赖喇嘛的领导;旗帜四角绘四个鬼头,表示要降伏一切鬼魔。由二十二人组成军事委员会,其中恩珠-贡布扎西任卫教军总司令,加马仓-桑丕任第一副总司令,加圭仓-朗杰多吉任第二副总司令,哈吉上佐任总参谋长,津巴加措任安多人首领,洛桑扎西任前敌参谋,江潘群则任政治工作总长,安殊喇嘛及直贡-索朗巴卓任后方勤务总长。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总部中,有各县区代表一百多人,组成政略与战略的智囊团。首次集中的自备枪马的战士约共八百多人,按以本乡本土为单位,编制为十八个马吉,每个马吉的人员多少,没有固定限制。十八个马吉分为左右两翼,右翼指挥官是同为康区理塘人的拉珠-阿旺,左翼总指挥为恰成人雍沛次成。以后在竹古塘陆续集中有约一千五百余人。
在卫教军领导层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是前敌参谋洛桑扎西。他原名姜华亭,山东莱阳人,一九四五年参加八路军,解放后保送入东北炮兵高级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第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任团炮兵主任兼炮兵营长,大尉军衔。一九五八年春叛变投靠藏军,化名洛桑扎西,后加入卫教军。由于他精于现代军事战术,又熟谙解放军战法,卫教军此后的一切重大战略决策均决于其手中,西藏军区曾对其开出四万大洋(按:民主改革前西藏不流通人民币,中央派驻人员以使用银圆为主)的悬赏赏格。姜华亭—洛桑扎西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二日在印度南方麦索藏人社区病故,时年七十六岁。
1961年 四水六岗反动组织在训练
1961年 四水六岗反动组织在训练
重新组建叛乱武装
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达赖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
1960年1月至2月间,至少有1500名藏人试图从边境进入尼泊尔,遭到尼边境当局的拒绝。这些人就是四水六岗卫教军的人。随后,他们化整为零,利用尼泊尔与印度开放的边境零散进入尼境内,前往木斯塘地区。据了解,四水六岗叛军绝大部分是从印度来到尼泊尔,而不是直接从中国西藏过来的。当时在国际上,弱小的尼泊尔遇到很大压力,只能让这些“外逃藏人”自由出入境。上世纪60年代,尼泊尔政府并不十分清楚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叛军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直到最后尼政府军采取行动剿灭叛军后,才把情况彻底弄清楚。在提审一些叛军成员时,他们交代,达赖集团在美国的帮助下,曾与尼泊尔政府内的一些重要部长有长期联系,因此得到“特殊关照”,从而得以在木斯塘立足。
1968年 四水六岗反动组织接受中央情报局训练
1968年 四水六岗反动组织成员在喜马拉雅山麓
美国支持并帮助培训四水六岗反动武装
早在英国入侵西藏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插手西藏问题,参与策划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策划和授意下,一九四七年西藏组团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泛亚洲会议”,还赶制藏军的军旗“雪山狮子旗”充当“西藏国旗”。
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在藏族人中召募特工人员,并在台湾训练,让他们回到西藏,在那里制造恐怖和麻烦。这些特务的具体组织者是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晋美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晋美土登诺布本人也接受了这种训练。后来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分批训练了170人的“康巴游击队”。
武装叛乱失败以后,美国人通过边境偷运或空投武器给这些回到西藏的特工人员,让他们马上就干。
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为达赖集团提供资金和武器;在尼泊尔修建专用飞机场,派出一架运输机和两架直升飞机专门给叛乱武装空投武器装备、粮食和衣被等物资。“四水六岗卫教军”被尼泊尔军队解除了武装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始终没有停止在经济上、军事上和人员培训上的支持。达赖集团每年都派遣不少特工人员回国搞破坏活动,这些特工人员多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中新社北京四月十日电)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一个军用机场专供美国使用,中情局是这个机场的常客。这个机场当时经常有直升飞机起降,大部分飞往尼泊尔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山区。具体飞机运的是什么,尼泊尔政府也不得而知。后来了解到,美国从印度及其他地方组织了大批先进武器、无线电通讯设备和生活物资运给四水六岗叛军。在清剿之后的审判中,有些叛军头目交代,当时他们靠无线电与中情局取得联系,每次美军飞机来到他们的山头,他们就组织叛军士兵四处取回物资。但这些供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政府更迭,有几年的时间中情局无法提供物资,结果不少叛军被饿死冻死在山里。美国很早在尼泊尔就设有使馆,使馆部分外交官也秘密与木斯塘叛军联系。1965年,美国外交官霍华德-斯通在加德满都被捕,同时其供应给木斯塘叛军的大量武器也被查获。斯通因此被尼政府驱逐,该军用机场也被关闭。
1968年 四水六岗反动组织成员在喜马拉雅山麓
1968年 四水六岗反动组织成员在喜马拉雅山麓
达赖喇嘛的代表要求尼泊尔军队手下留情
1973年底,尼泊尔政府向叛军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必须在1个月内投降。为了让叛军能理解,政府将最后通牒翻译成藏文,在木斯塘县四处张贴,后来又将时限后延了15天。但一直没有叛军投降的消息。1973年底,比兰德拉国王下令展开军事行动。鉴于木斯塘四水六岗叛军一直得到美国的支持,拥有数千名装备先进的精锐士兵,所以尼泊尔政府极为重视。国防部下令驻扎在博克拉市的第三旅出动约3500名士兵,另外动用了2000多名警察。不过尼军将领仍然没有什么信心打胜仗,因为尼军一般都在平原地区活动,几乎没有山地作战经验,而四水六岗叛军则善于山地作战。1974年初,比兰德拉国王接见了从四水六岗叛军中分裂出来,并已率部投降的前叛军司令巴巴益西和他的侄子,要求他的部队提供帮助,条件是打完仗后给他的手下土地、安家费,所有人还可以得到尼泊尔国籍。巴巴益西同意出300名士兵帮助政府军展开清剿。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旺堆的军营里,叛军一片哗然,军心浮动。1974年春,随着政府军包围圈的缩小,叛军几乎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当时达赖喇嘛的驻尼“大使”顿珠朗杰和达赖二哥嘉乐顿珠的秘书拉莫次仁找到尼泊尔政府,称他们带来了达赖喇嘛本人的录音带,达赖命令叛军投降。与此同时,在尼泊尔驻印度使馆,嘉乐顿珠和达赖喇嘛的代表彭措通登多次拜访尼泊尔大使,求尼军手下留情,并保证命令叛军投降。后来达赖多次说他跟四水六岗卫教军没有关系,试图维护自己的“非暴力形象”,但这些事实说明,四水六岗卫教军一直受达赖集团的直接领导。达赖喇嘛的录音带起到了作用,听到录音的叛军士兵们丧失了抵抗的最后动力,绝大多数士兵随后向尼军交枪投降。作为对这些人的惩罚,尼泊尔政府后来虽然予以安置,但拒绝给他们尼泊尔公民身份。
美国中情局派去的教官
美国教官在向达赖集团培训游击分子
美国教官在向达赖集团培训游击分子
培训基地
1959年武装叛乱失败以后,达赖流亡海外成立所谓的“流亡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达赖集团重新组建叛乱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军” ,帮助达赖集团培训游击分子,进行“特殊训练”,为达赖集团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特工人员。
四水六岗反动组织的覆灭
但是旺堆选择了顽抗到底。根据尼军情报,旺堆与其死党共37人,准备突围前往印度,继续从事叛乱活动。据投降者报告,这37人携带了63匹马、13头驴、4部无线电、相当数量的步枪、手枪和手榴弹。这些人通过无线电随时与新德里的达赖办事处及中情局保持联系。为了安全,旺堆清晨就出发赶路,深夜才休息,将手下分成四五拨,前后相隔一两小时,他自己随时变换位置。旺堆选择的路线是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边境线,有时进入中国西藏,有时回到尼泊尔,试图以此甩掉尼军。随着旺堆向西逃,尼泊尔国防部命令尼军位于西部的第四旅担任主攻。为清剿成功,当时参加行动的共有4个连近800名士兵,最后阶段动用的武装直升机达到4架,并动用了不少无线电设备。1974年7月,尼军终于在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边境的三角地带、尼泊尔的达尔朱拉县追上了旺堆残部。
旺堆最后葬身之地离印度边境已经很近了。那天上午,尼军再度出动直升机巡查,同时派出多股士兵在山头四周搜索。旺堆此前肯定通过中情局通知了印度军方,因为当时印方一侧不断有直升机起降,尼军的无线电屡次遭到印方干扰。不过终于在上午11点左右,尼军发现了旺堆及其手下,双方展开激烈枪战,旺堆残部几乎全军覆没。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旺堆本人是否在被击毙的叛军当中。尼军用直升机将巴巴益西送到现场,经他指认,最终才确定旺堆已经被打死。至此,木斯塘四水六岗卫教军被全部剿灭。
出于人道考虑,尼泊尔政府将所有投降或俘获的叛军及其家属进行了安置。政府在4个县市设立了4个定居点,共有700余家、2000余人分配到土地。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将5000余名在尼藏人送往美国“重新安置”,优先考虑的就是旺堆的部下,因为尼泊尔政府没有给他们发放身份证。美国政府似乎想弥补当年其为了本国利益,不惜利用四水六岗卫教军从事反华武装活动而欠下的“债”。但尼泊尔政府已经重申支持中方立场,不允许这些人前往美国,防止他们成为美国反华的新工具。
1998年 四水六岗残余人员在新德里的住处
1997,藏族歌舞人员在四水六岗残余人员新德里住处慰问
1998年 四水六岗残余人员在新德里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