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8日 星期一

中国民主之路兼中国反共抗暴义勇军手册摘编

參考 - 書摘 - 民運手冊 - 王炳章Back to 號召150萬市民用Facebook解放香港.Discussion BoardTopic View.Topic: 參考 - 書摘 - 民運手冊 - 王炳章

王炳章博士因遭「暗算「而失蹤,已近四月,至今死活不知。真正關心他的人,除掉聽到一些難以證實的消息以外,他和岳武等三人的下落,如今竟是迷霧重重,幾令人有燭影斧聲之感。 

  王炳章博士是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開創者,也是這個運動在海外的旗手和最勇敢的領袖人物之一。他作為一個在馬列中國長大的知識分子,親身遭遇過中共的暴政,對共產專制制度有著透闢的了解和認知;他作為一位留學生出身的民主運動領袖,則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和民主制度,有著真正深刻的感受和見解;而他作為一個從不軟弱、從不退縮和從不遷就的民主運動戰士,他從不更移的反共立場,從未間斷的奮斗歷史,以及他在「究竟應該擁護什麼、反對什麼「等原則問題上,所向來堅持不綴的「反共反獨和民主統一「方向,無疑問地適應了國內的民心,甚至代表了國內人民的痛苦意志。 

  我在「自我流放「海外之後,有幸認識王炳章博士,也已經有好幾年了。我自然也是在聽夠了他的「壞話「、甚至是聽夠了對他的「糟踏「之後,才成了他的一個普通朋友。但是,他和我不多的相處、相談,還有,就是我對海外二十年民主運動歷史的日漸了解,卻使我常為自己沒有能夠趕上他主持海外民運的「好時光「,而引為憾事。自然,這個好時光,就是「反共民運「的好時光;這個遺憾,則是他的「被倒台「,非但沒有使那番民運的「好時光「變得更好,甚至竟然使得「八九「之後本應該更好的「民運好時光「,日漸地暗然失色了。這,豈止是我,一個普通學人的遺憾,更是國內外無數真正民主運動人士難言的痛苦…… 

  我向來欽佩那些勇敢的民運人士們,因為,在我自己還「不敢「的時候,人家已經「敢「了,我焉能不尊敬、不佩服?但是,也正因為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學人,不是一個民運人士,並且這一輩子都決心恪守本分,只做一個文化人,說是「反共文化人「也行,所以,當王炳章博士將他那一部不平常的書稿《中國民主革命之路》,拿來請我為它寫序的時候,我只好婉言謝絕了,雖然我拜讀之後,由衷的贊嘆不已,甚至對那些不負責任的批評和指斥,頗感不耐……。 

  當然,我謝絕,還因為我真的不夠資格。還有,就是我害怕被卷進一些可怕的是非裡面去。我承認,這正是我們知識分子的毛病所在,也是我自己的毛病所在。 

  而今,炳章先生已經失蹤數月,我心中的歉意早已變成了歉疚,再讀他的這部不平常的著作,更使我感到有將它推廣的必要。因為,讀一讀這一本書,只會使你更加了解這位傳奇式的民運人物,更加了解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和方向,也更會對這位被許多人佩服和許多人責罵的民主運動領袖,得出一點自己的真評價。 

  我很擔心王炳章博士的命運。 

  我更期望著他能夠平安歸來。 

編者按:下面轉載的,是王炳章博士的新書《中國民主革命之路》的一部分摘要。該書原名《民運手冊──中國民主化運動百題問答》,由王炳章在一九九七年草就。初稿在國內外民運界廣泛徵求意見之後,由環球實業(香港)公司正式出版。 

  該書曾被國內某些民運人士稱為「當代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一本系統的教科書「。本書以問答形式,從民主理念談到民運策略,從改良論到革命,深入淺出。本書有兩大特點:其一,是運用通俗的事例,將高深的民主理論淺顯地表達出來,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即可讀懂。其二,對民主化運動的實際運作,有詳實的介紹,有較強的實用性。 

  王炳章博士的《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一書,分為八個部分: 

第一部分,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理念
第二部分,探討:中國為何尚未實現民主
第三部分,駁奇談怪論
第四部分,民運的手段與策略
第五部分,民運合法斗爭的方式與策略
第六部分,關於體制外的革命運作
第七部分,國體、台灣、香港和西藏問題
第八部分,革命觀和理想國 

  全書以問答形式寫出,對一百二十個尖銳而敏感的問題,王炳章博士都做了精闢的解答。該書還收集了幾篇有份量的文章。下面,是該書一小部分內容摘要,本刊將之介紹出來,以饗讀者: 


一百一十九問:多少年來,你為了理想到處奔走,甚至出生入死,我們知道,你的物質生活十分簡單。請問,你的革命理想是什麼? 
  答:我的革命理念,可以用四句簡單的話來概括:「驅除馬列,復歸孫文,推翻中共,重建共和。」 

《以上摘自第八部分:革命觀和理想國》 

  一問:什麼是民主?民主的定義是什麼? 

  答:民主的題目很大。我們談民主,至少應分為兩個層面來討論。一是民主理念,即理論部分,我稱為『軟體』部分。二是民主制度,即實踐部分,我稱為『硬體』部分。 

  二問:請您先談談民主理念好嗎? 



  答:民主的理念至少包括三個要素。 
  第一,政治上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國家元首,還是部長,或是普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大家在政治權利(注意:不是權力)上,在法律面前,應當一律平等。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被選舉權、組織政治團體的權利和舉行政治集會的權利等。 

  第二,權力來自人民,或稱主權在民。政府是人民建立的、人民選擇的。政府的權力是人民授予的,不是政府自訂的,也不是少數人授予的。用政治術語講,政府只能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上,才能行使統治的權力。政府的職能是保護人民,而不是欺壓百姓。 

  第三,民主理念的第三個要素是:服從多數人的決定,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多數是不需要保護的,因為多數人的力量大,少數人欺壓不了他們。需要保護的,是少數人。最少的少數,是一個人。保護少數人的權利,說到底,就是保護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在某種意義上講,民主的真正內涵,是保護少數,而不是服從多數。 

  三問:什麼是民主制度呢? 

  答:民主制度,是以法律形式硬性規定下來的、以確保民主理念得以實現的政府權力結構及政治運作規范,或稱游戲規則。民主制度至少包括如下幾個要素。 

  第一,政府最高權力的分散與制衡。為什麼要將權力分散開來,並加以制衡?我曾用『切餅與分餅』作比喻,把這一深奧的政治學原理,通俗地表達出來。有十個人,只有一塊餅,大家分著吃。如果找一個人,他既切餅,也分餅,可能會出現什麼情況呢?他可能先把餅切成十塊,九塊是小的,一塊是大的,然後由他一個人來分。他有可能分給別人九塊小的,自己留下那塊大的,這就導致了不公平。如果將游戲規則稍作調整,結果就大不一樣了。試想,我們找兩個人,一個專門切餅,另一個專門分餅,即把切餅與分餅的權力分開。這樣切餅的人就想了:假如切的大小不一,分餅的又不是我,我得到最小的一塊怎麼辦?為了防止得到最小的一塊,切餅的那位只能一個辦法,就是將餅切成均勻的十塊。你看,分權的結果,導致了利益公平的分配。在政府結構中,負責切餅的,即制定利益分配准則的,是立法機構。各國叫法不一,或議會,或立法院,或下院,或人民代表大會等,其職能是制定法律。執行分餅的,是行政機構,有稱總統府的,有稱國務院的,有稱行政院的,有稱內閣的,其職能是執行法律。司法權獨立是另外一項特別重要的設計。假如切餅的和分餅的互相勾結,專把小塊的餅分給老百姓怎麼辦?在這種情況發生時,老百姓需要一個裁判主持公道,並有控告切餅者和分餅者的權力,讓他們交出侵佔的利益。這個裁判,就是法官,必須是獨立的,均不受切餅者和分餅者的管制,即不受立法機構的和行政機構的左右。否則,無法公正地判案。裁判機關就是法院。法院有解釋法律的權力和審判裁決的權力。 

《以上摘自第一部分:切餅與分餅──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理念》 

  六十九問:很多人擔心,革命將造成社會的巨大損失,不可為之。你的意見如何? 

  答:剛才已說明,革命,不是你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該來就來的問題。是執政者創造不創造革命條件的問題。既然擔心革命的損失,就有必要通過各種途經,奉勸執政者:聰明一點吧!讓步還不算太晚。至於革命比演進造成更大損失的假設,也未必正確。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京城有一小股武裝部隊,採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頑固不化的執政者,宣布實行大選,勢必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這種一步到位的革命,可能是社會損失最小的行動。實例也證明,革命行動未必造成巨大的社會損失。菲律賓的人民推翻馬可仕的革命造成了多大損失?如果羅慕斯將軍不採取果斷措施,派飛機向總統府扔下一顆炸彈,馬可仕可能負隅頑抗,派他的衛隊向人民開槍,反而會釀成損失更大的流血慘案。另一方面,和平的抗爭,也未必不付出慘重的代價。八九民運,學生們並未有革命的念頭,但共產黨用機槍坦克的血腥屠殺,給人民、給社會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假如當時策動部隊嘩變,把老頑固們抓起來;或者,革命群眾武裝起來,佔領電視台,佔領廣播電台,佔領北京市委大樓,甚至佔領中南海,一場大屠殺或許可以避免。據說,當時確有想嘩變而支持趙紫陽和學生的軍官,但改革派的猶豫錯失了良機。 

  七十問:有人擔心,用革命換來的政權,仍然是一個專制政權。革命會不會造成以暴易暴呢? 

  答:這種擔心,是對歷史不了解的緣故,是因果絕對論。革命不見得造成以暴易暴的結果。古有美國的獨立戰爭,近有菲律賓和羅馬尼亞的革命,人家建成的並不是專制政體。反過來,用和平手段獲得的政權,也不一定是民主政體。希特勒是怎樣上台的?馬可仕是怎麼上台的?他們並沒有採用革命的手段,他們上台靠的是選票,是民主程序。但是,他們建立起來的,卻是個無比殘暴的政權。結論已很明確:手段與結果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關系,關鍵是運動領導者的素質和運動領導者的目的。 

《以上摘自第四部分:民運的手段與策略》 

   一百一十問:你反復提到人民有革命的權利,革命乃天賦人權。你的革命觀是什麼? 

  答:聖經《使徒行傳》示喻革命的權利:「必須順從神,而非順從人。」聖經告誡:神的權柄高於任何世俗的權力。 

  《易革註疏》頌揚湯武革命:夏桀殷紂,凶狂無度。天既日,人亦叛主。殷湯周武,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順人心。誅紂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惡俗。   

  孟子曾為革命正名: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桀矣,未聞弒君也。 

  《黃帝四經》昭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苛而不已,人將殺之。」就是說,統治者苛政不改,人民可以行使上天賦予的權利而革命除之。 

  美國獨立宣言號召人民行使革命的權利:「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正當權力是從被統治者的同意中產生出來的。任何形式的政府,當其對這些目的有損時,人民便有權利將它改變或者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美國貢獻最大的總統之一林肯,繼承了獨立宣言的精神,在其就職演說時,公然為人民革命的權利進行辯護:「這個國家、及其所有的機關,都歸其住民所有。不論什麼時候,只要人民厭倦了現有的政府,他們就可以行使憲法的權利改變政府,或者行使革命的權利推翻政府。」 

  這一切,都揭示了一個真理:推翻暴虐和腐化的政府,乃人民的天賦人權。因為,政府是人民建立的,應當為人民謀取福利。當這一宗旨遭到踐踏,推翻、更換現存的政府是天經地義的。別說暴虐的政府,就是做事不合民意的政府,人民都有權更換之。在民主國家,更換政府乃平常之事。美國每四年就有一次更換政府的機會,那就是周期性的選舉,很少有政府是長期執政的。看一看二十年來美國換了多少屆的政府?尼克松、福特共和黨政府,人民不信任了,把它推倒,換上卡特民主黨政府,卡特乾的不好,人民把它趕下台,換上了里根、布希的共和黨政府。他們做了三屆,經濟先盛後衰,人民又把共和黨轟下去,請柯林頓的民主黨重新執政。所謂民主制度,只不過是把推翻、更換政府合法化、程序化罷了。 

《以上摘自第八部分:革命觀與理想國》 

  九十八問:請問,你攻佔某個城市的計劃是如何構想的? 

  答:攻佔某個城市,實際上就是新時代的「武昌起義」。我們應當發動新的「武昌起義」,來推翻中共的專制。此計劃並非天方夜譚。前幾年,曾有一個縣武裝部長個人佔領縣城的紀錄。也有幾十個造反者攻佔雲南某個縣城的事件。那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不堪一擊。出了事,縣長、縣委書記首先逃命。假如某個中小城市條件成熟(防備鬆懈,民怨沸騰,等等),可以從各地集中一批精幹人員,採取突然襲擊,佔領市政府、電台、電視台。然後,公布施政綱領,發動人民的力量保衛民主政權,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八十年代,菲律賓人民推翻馬可仕政權,是人民革命成功的樣板。 

  可以想見,如果民運准備充分,一舉拿下一個中小城市,暫時接管政權是不困難的事。然後,民主政權應當立即採取如下措施: 

  一,宣布民主政治綱領,宣布停止共產黨的一切活動,宣布局面穩定後,立即實行大選,一切權力歸於人民。 

  二,宣布市場經濟政策,宣布取消特權,懲治貪官污吏,機會面前人人平等。清算貪官污吏之財產,不法的一律充公。保衛人民的私有財產和私有產權。 

  三,呼籲本市和鄰近縣市的人民進行總體動員,封鎖公路、橋梁、機場、河道、田野,阻擋武警和軍隊的可能進犯。 

  四,呼籲退伍軍人組織起來,成立民主力量的武裝,保衛民主政權。 

  五,呼籲全國人民積極相應,呼籲各城市效法跟進。 

  六,呼籲港澳台人民、海外華人給於財力支援、人力支援和輿論支援。 

  七,呼籲各國政府給予道義支持,向中共施壓,制止可能的武裝鎮壓。 

  集中力量奪取一個城市,最大的好處在於,可以樹立一面民主旗幟,成為民主力量的可見象徵和凝聚點。老百姓馬上可以知道應該擁護什麼,海內外的民主力量能夠有形地凝聚起來。一旦民主政權站住了腳,接著可以觸發全國各城市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摘自第六部分:關於體制外的革命運作》 

  六十三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已經步上民主政治,實行了政黨輪換。有人說,台灣國民黨能夠做到的,中共也能做到。民主不用急嘛,慢慢等就是了。請問您怎麼看? 

  答:首先應當指出,民主、自由、人權,是等不來的,必須通過爭取才能得到。有人很欣賞台灣的政治改革,寄望中共能夠步台灣蔣經國的後塵,在大陸實行政治開放。我抱著同樣的期待,不過,我並不十分樂觀。憑我對兩岸情況的了解,必須指出國共兩黨的某些區別。 

  其一,國共政權的基礎,在性質上不同。國民黨遷台之後,面對中共的虎視眈眈,不得不施行權威式統治。所謂權威式統治,特點是:政治上專制;經濟上為自由經濟;意識形態上不全面控制,除馬列主義外,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可自由傳播。中共政權的性質,是極權專制,或稱全面專制,即政治、經濟、思想上全面而徹底地一黨專制。政治上,共產黨控制一切;經濟上,是共產黨控制的國有企業為主導的計劃經濟;意識形態上,除馬列主義外,其它思想都不得傳播。 

  其二,國民黨當年的政權,在價值觀念上,肯定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的價值觀念。中共不承認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反而說它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 

  其三,國民黨遷台後,還是保留了一些民主的種子,如鄉級、縣級行政首長的自由選舉等。中共沒有。 

  其四,國民黨政權的主體幹部隊伍還是相當好的。充其量,我們只能說它是一個權威執政集團,但不能說它是一個犯罪集團。中共不一樣,它已經墮落成了一個犯罪集團,一個流氓土匪團伙。 

  我九八年回國,國內有的民運人士對我說,現在中共到了想進行政治改革都不敢改的地步。此話怎講?可以設想一下,所謂政治改革,就是開放政治權力,即開放言論自由,開放黨禁,開放選舉,實現司法獨立。不管落實那一條,中共特權都會面臨被清算的命運──他們貪的太多了,他們乾的壞事太多了,中共實際上成了一個犯罪團伙。在這種情況下,期待中共政治改革,是非常渺茫的。 


八十三問:民主運動運作的方式,包括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兩種。請問你主張 
哪一種?合法鬥爭指的是什麼? 
答:我個人主張,民運應當有兩手準備,即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相結合。必許強調 ,不管體制內派(改良派),還是體制外派(革命派),合法鬥爭都是十分重要的手段 和策略。當前,合法鬥爭的方式有很多,不勝枚舉。 
(一)對違法的中共官員或當局,循中共自己的法律途徑,進行法律控告。以子 之矛,攻子之盾。投訴一方,可為個人,也可為一群人,或以公司法人名義告。除 一般官員外,甚至可控告部長、總理和國家主席,如果他們違法的話。也可以告中共的部門。當然,中共司法當局可能不受理這類案子,尤其告大官。但,做還是要 做。只要告上去,不受理,也是一種勝利。起碼,可教育老百姓進一步認清中共司法的面目。注意:搞大案時,最好有國際輿論的聲援。這種方式,應多多利用。控告中,還可發現一些有正義感的律師,交為民運之友,或吸收為民運骨幹。 
(二)在外國控告中共官員和機構。中共不大了解外國的法律,更不尊重法律。 
前幾年,中共人民日報刊登文章,對我本人和《中國之春》進行誹謗。因為人民日 
報在美國發行,觸犯了美國不得誹謗之法律。我們入秉美國法院,控告人民日報和 
鄧力群。官司震驚了中共高層,連鄧小平都罵人民日報愚蠢。在中共的強大外交壓 
力下,美國法院始終未能正式受理此案,但一連串的法官接案聽證,搞得人民日報 草木皆兵,收到了良好的輿論效果。我們要留意中共機構和官員在外國的行為,有 觸犯所在國法律者,應抓住機會。 
(三)合法選舉。中共法律規定,縣以下政權機構,實行直接選舉。村長直選已 經做了。鄉鎮縣區級據說將要試點。據中共官方統計,村長直選的結果,當選者中 ,百分之四十多不是共產黨員。說明利用的空間極大。縣區級是基層政權機構,有 
公檢法的權力。民運人士應抓住此一機會,或競選人民代表,或競選區長、縣長。早在一九八零年,中共首開區縣級人民代表選舉時,民運人士胡平、徐邦泰和傅申 奇等,就投入了選舉,取得了可觀之成果。一九八七年,被中共點名批判的方勵之 教授的夫人李淑嫻,以最高票當選為北京市海淀區人民代表。將來,如果拿下幾個 大縣城,大市區,如果也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縣城被民運人士奪得,中國就會有變 天傾向,中國的政治版圖就要重劃。 
有人質疑道,共產黨的選舉是假的,不必認真對待。我的意見是,不能這樣採 取消極主義。民運的責任是,就算它是假的,也要假戲真唱,弄假成真。共產黨其 實非常重視基層選舉,也想操縱基層選舉。可是,只要魔瓶一開,一百零八將如何 表演,就由不得它了。村級的選舉,範圍這麼小,它都控制不了,以至丟了將近半 壁江山。縣區級的大範圍,就更難控制了。 
(四)組建非政治性民運外圍團體。團體,是由具有“認同”傾向的人員組成的 。政治團體,包括政黨,是由具有“共同”理想和政治綱領的人員組成的。最鬆散 的團體,如俱樂部,是由具有“共同”興趣的一群人組成的。其關鍵,在於一個“同”字。由“同”字出發,可以組織千百個非政治性民運的外圍團體。試舉一些例 子: 
1,從“共同”商業利益出發,可以組織工農商界非政治性團體。比如,可以 
搞企業家聯誼會,個體戶協會、聯誼會、互助會,農民經商互助會,企業經理聯誼 會,出口企業協會,餐飲業協會,車衣業者協會,股民(股票持有人)協會,出租汽 車駕駛人協會等。 
2,從“共同”消費利益出發,可以組織消費者協會,汽車(駕駛人)協會等。 
3,從“共同”學術興趣出發,可以組織老子思想研究會,易經研究會,凱恩 
斯理論研究會等。 
4,從“共同”教育背景出發,可以組織北大校友聯誼會,留美學生聯誼會等 
。 
5,從“共同”專業出發,可以組織律師協會,醫師協會,教師協會等。 
6,從“共同”宗族出發,可以組織李氏公所,周氏宗親會等。 
7,從“共同”籍貫出發,可以組織東北同鄉會,上海同鄉會,華僑聯誼會等 
。 
8,從“共同”愛好出發,可以組織集郵愛好者協會,圍棋愛好者協會,讀書 
會,橋牌俱樂部,太極拳俱樂部,武術愛好者俱樂部等。 
9,從“共同”年齡出發,可以組織青年聯誼會,退休者協會等。 
10,從“共同”性別出發,可以組織婦女協會等。 
11,從“共同”經歷出發,可以組織老三屆協會,上山下鄉者聯誼會,退伍 
軍人協會,六四受難者家屬互助會等。 
12,從“共同”經濟、社會地位出發,可以組織獨立工會,下崗工人互助會 
等。 
13,從“共同”特定目標出發,可以組織對日索賠委員會等。 
我們還可再舉出一些。其中,有的較為敏感,如工會,六四受難者互助會,下 崗工人互助會等。但絕大多數的團體,在政治上是不敏感的。有的,實際上已經存 在了。對於已經成立、並非由民運人士掌握的團體,或影響之,或滲透之;或者再 搞一個也無妨。當然,事有輕重緩急。象工商界,學術界的團體較為重要。 
會員可盡量吸收,發起人和骨幹是民運人士、或親民運人士就行了。如有可能 和必要,還可以聘請中共幹部為顧問,增加保護色。在聚會中,交朋友,建友誼, 不斷發現有民主理想的人,逐步擴大民運力量。把這種非政治性的組織變為民運的 外圍團體。大潮來臨時,可通過骨幹以把整個團體帶入潮流,進行籌款、募捐、聲 援遊行等活動。 
不要小看非政治性團體的作用,非政治性團體,可作為政治聚會的掩護,甚至 
在必要時轉化為政治性組織。如匈牙利的裴多芬俱樂部,曾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 
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沙龍,是社會改革者交流思想、討論 
形勢、制定策略的地方。 
(五)組織獨立工會。這個問題最為重要,也最為敏感,有必要單獨拿出來討論 。在任何一個運動中,策略是十分重要的。政治運動,第一重要的是目標;第二重 要的是理論;第三重要的是路線;第四重要的是領袖;第五重要的是乾部;第六重 要的是策略。沒有理論的行動是亂動,沒有策略的行動是盲動。在組織獨立工會時 ,尤其要注意策略。為達成目標,應有如下幾個步驟: 
第一步,先傳播思想,進行宣傳鼓動,造成輿論。第一,要讓工人認識到獨立 工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要讓工人認識到組織獨立工會是工人的天賦人權, 是與生就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第三,要讓工人認識到組織獨立工會是中共憲法 中保障的權利,並強調,中共已經簽署了國際公認的、具有國際法約束的《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第四,要讓工人知道,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將受到海 外的矚目,受到各國政府的矚目,受到國際輿論的矚目。宣傳第二、三、四點很重 要,目的是堅定骨乾和群眾的信心,不要怕中共的打壓,要有堅持到底的決心。應 利用海內外一切可以利用的宣傳手段,如電腦上網、傳真機、複印機、郵寄、託人 
攜帶、散發、張貼、廣播等方式,廣泛傳播《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 
爭取全國每個大工廠的工人都能看到。 
第二步,組織工人學習《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這是中共簽署的 國際文件,中共干涉時,可理直氣壯地說,學習政府認簽署的文件,就像是學習中 央文件一樣。在學習中發現積極份子。 
第三步,可以先組織下崗、在崗工人互助會,達到經濟上、生活上、求職上、 創業上互助的效益。這種互助性質的組織,可以申請向政府註冊。也可以不起正式 名稱(非組織形式的組織),不去註冊。互助性質,有助於中共疏解矛盾,也沒有正 式的組織形態,中共就是發現了,也找不出藉口鎮壓。頂多,暗中監視就是了。組 織下崗工人互助會,一方面實際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一方面宣傳《經濟、社會、 文化國際公約》 ,教育群眾、聯絡感情,並發現骨幹力量。 
第四步,待今年(一九九八年)中共人大正式批准該公約後,成立獨立工會籌備 小組,備好章程,正式向當地政府註冊。註冊成功後,正式召開工人大會,成立正 式的獨立工會。在這一過程中,國內人士應與海外、聯合國有關組織,與海外輿論 界,保持密切的聯繫。一旦中共不履行條約,立即動員輿論,並通過聯合國和各國 政府向中共施加壓力。為了在字眼上不刺激中共,組織的名稱也可以不叫獨立工會 ,叫工人互助會亦可。 
上述步驟,有的可同步進行,視各地情況而定。最要的一點是,不可輕舉冒進 。 
必須指出,我們強調策略,絕不代表我們軟弱,而是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損失。當然,假如中共撕毀自己簽署的國際公約,攔阻獨立工會的成立,甚至迫害工會的 組織者,那我們一方面向國際法庭控告中共政府,一方面組織工人遊行抗議。如中 共血腥鎮壓,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工人們應行使自衛的權利,條件成熟時, 可以組織工人暴動。即體制內合法運作,轉化為體制外的革命。 
對於工人自發搞起來的工會,我們應當大力支持和聲援。 
一旦獨立工會打開缺口,其他帶有政治傾向的組織就可跟進。 
(六)搞非組織組織,即沒有名稱、但有一定組織功能的組織。共產黨最怕兩 條,一曰宣傳,一曰組織。他們是靠之起家的。因此,在專制下如何搞組織,是一 門學問。所謂組織,就是一群人聯繫在一起,在同一時間,協調地為同一個目的而 作事。能辦成事,組織名稱是次要的。沒有組織名稱固然不好,宥於它的局限性, 難以搞得很大,但沒有名稱的組織依然可以辦成一些大事。 
象社會沙龍,就是一個很好的非組織的組織。志同道合者定期聚會,討論形勢 和策略,分工合作。 
搞沙龍也要謹慎。那些已經被中共盯住、或電話被竊聽的民運人士,牽頭搞沙 龍應特別小心。未被中共注意者,牽頭辦沙龍不大引人注目。沙龍還算是一個成形 的沒有名稱的組織,另有一個更加無形的組織可以搞,那就是聯絡網。聯絡可以是 局部的,可以是全國的,也可以是世界性的。目前的通訊技術,已經可以在電腦網 羅上成立正式組織。志同道合者,互相通訊聯繫,互通信息,維繫感情,也可交代 任務,分工合作。 
維繫一個組織,包括沒有名稱的組織,組織者,即帶頭人,至少要掌握三個搞 組織的要素。這在前面已有交代,這裡再重點重複一下。第一是聯絡;第二是分配 任務;第三是辦事後以獎為主的獎懲措施。三大要素中,聯絡是最基本的,有事沒 事,也要定期聯絡一下你的伙伴。 
(七)出版非政治性的刊物和報紙。這有一定難度,因國內目前拿到刊號比較困 難,但在無官不貪、金錢掛帥的今天,也並非不可能。據我所知,有些辦不下去、 賠本的刊物,想尋求買主,他的刊號是可以買過來的。非政治性的小報和雜誌,平 時完全是娛樂性、知識性、趣味性的內容。民運高潮到來時,可及時轉向,投入民 運。 
(八)出版傳播民主理念的書籍。國內買書號已比較容易。實際上,國內出版業 已有很多機會利用,只要不點名批判共產黨,不言推翻專制統治,傳播民主理念和 運作的書籍完全可以出版上市。 
(九)以辦企業的名義,開辦武術館、警衛培訓公司等。培養一批有自衛技能的 人才,儲備起來,以待後用。 
(十)開辦企業。這是很多民運人士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故不必多言。只講 一點,以闊思路。國內的公司,可與海外民運人士的公司掛鉤,建立跨國關係,一 方面做生意,更重要的是,建立一條海外民運與國內民運人員上互通的管道。公司 、企業也是組織,上面所述的組織運作的基本原理,也適用於公司和企業。只要抓住機會,掌握策略,合法鬥爭大有可為。 

八十四問:選舉是非常重要的合法鬥爭手段。可否就選舉問題多談些細節? 
答:下面,我想就選舉問題多說一些。因為,未來,選舉的空間可能加大。 
選舉要注意如下幾個因素,否則,選舉難以成功。 
(一)競選綱領。群眾最迫切需要什麼?民主派的具體主張是什麼?執政後的措 施是什麼?要解決什麼群眾最關心的問題?怎樣解決?這些,要靠團體的集體智慧 來解決。一九八零年,中共首先開放基層人民代表選舉。那時,只要你敢上台喊一 聲,我不相信馬列,我不是共產黨員,可能就會當選。因為,老百姓實在太想變天 了。但是。隨著形勢發展,簡單的反抗行為,單純地對中共批判,可能不再是主要 爭取票源的手段。爭取選票,主要看你的施政綱領,主要看你上台後能為選民做什 
麼。 
(二)競選口號。把複雜的綱領,濃縮成簡單易記的競選口號,是一門學問,就 象革命的綱領要化成口號一樣。民主國家的競選,十分激烈。成功的口號,往往導 致成功的選舉。象前總統裡根,新澤西州長惠明頓,在選舉時,口號非常簡潔,但 極為有力:減稅! 
(三)競選經費的籌措。 
(四)候選人。民主派推出什麼樣的後選人,甚為關鍵。組織的作用,在於協調 。民運團體在候選人問題上,常常導致分裂。多人都想參選,難以擺平。因此,在 成熟的團體內,先要舉辦黨內初選。由勝出者代表組織出馬。黨內初選落選者,一 定要服從大局,支持勝出者。不服初選結果,脫黨競選,對組織的殺傷力極大,連 民主國家的政黨都難以容忍這種行為,通常會給予開除黨籍的處分。 
(五)競選班子。要有一批吹鼓手和抬轎子的人。大家分工合作,把自己黨的人 選推向成功。 
(六)競選策略。競選,如同打仗,策略十分重要。如何抓住對手的弱點,何時 反擊,何時出擊......都應研究。 
(七)政見發表會。要辦各種各樣的政見發表會。形式可以靈活多樣,可以動員 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如名人助陣,歌星演唱等,壯大聲勢。政見會上,也可攻擊 
、反駁對方。但一般不用人身攻擊,因為,這樣做,反爾可能弄巧承拙。加拿大總 理競選時,克里欽的政敵嘲笑、攻擊他的歪嘴。結果引起選民反感,克里欽的歪嘴 反而爭取到不少的同情票。 
(八)辯論會。各個候選人進行辯論,讓群眾選擇。 
(九)拜票。要向民眾直接拜票。必要時,要挨家挨戶地拜票。 
(十)謝票。選舉完畢,不管成敗,都要向選民謝票,感謝支持。 
over a year ago.Madao
雖然作者(後來遭中共誘捕,被判無期徒刑,現在被禁錮牢中)針對的是內地的情形,但對本地的民主化運動亦頗有啟示。

2011年2月22日 星期二

也可以叫做夜来香——关于群众运动的一些思考



   
   廖天琪  2011年2月22日
   
   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成功后,带动了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群众运动,才不过两个多月,埃及独裁者也被人民请下台,现在革命浪潮席卷了阿尔及利亚、也门、约旦、摩洛哥、黎巴嫩、巴林和伊朗,目前利比亚的独裁卡达菲正在动用军警施暴于民,并宣布他不会自动让位,将发动内战来制止人民的 “暴动”。卡达菲事实上是宣布了自己的死刑,他不会像穆巴拉克那样虽身败名裂,但总算身全而退,卡达菲选择的是当年罗马尼亚共党头目齐奥契斯库的悲惨下场。
   全世界都看到,几十年的专制统治政权,可以在短短时间内被愤怒抗议的人民给推翻。虽然这仅是第一步,下面紧接着的是如何进行自由选举、推举新政府、重新建构健全的体制。革命已经成功的突尼斯、埃及和正在挣扎中的利比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那里并没有有力的反对派组织和有声望的异议人士带领,一切都是人民自发的抗议活动,它如火山爆发,一发不可收拾。同时,除了利比亚的军队受独裁指使,向人民开枪施暴外,其他两个国家的军队没有变成刽子手手中的屠刀。革命成功后,军人只扮演了维持秩序的角色,没有去夺权,因此国家权力暂时悬空,成为无人认领的孤儿。要等到新的选举来到,才会有新政府的出现。
   近日以来,中国人心里想的都一样,埃及能,为什么我们不能?于是网民在网上发起了“茉莉花集会”的行动,2月20日中国13个城市都不约而同地发起了人们散步到市中心的运动,规模并不大,却也足够让政府绷紧神经,草木皆兵了。虽然动用了大批警力来抓捕、封锁、转移异议人士和驱散汇集的人群,但是人心已经凝聚、模式也都初具雏形,要想全面封杀是困难的。现阶段是一个酝酿的过程,有识和有志之士都应当沉着思考对策。从纵向来看,前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参考系数,横向来看,北非和中东的人们正处在争取民主自由的阵痛过程之中,是一面绝好的镜子。
   街头运动最怕五分钟热度后,大家就鸟兽散。1989年秋季,东德各地的城市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9月4日古老名城莱比锡改写了德国当代历史,在这儿发起了“ 莱比锡周一抗议”,当天有大约1200人参加,下午5点,市民们来到市中心的大教堂前的广场,进行沉默的抗议。从此以后,每个星期一的同一时间,人们手持蜡烛,汇聚于此。由于时间地点都选得好,这是下班时分,广场是大多行人交通必经之地,从一千到五千,接着上万,到了七、八次之后,将近数十万人参加(该市人口少于50万),终于在11月初冲倒了柏林墙,拖垮了东德的共产极权。“ 莱比锡周一抗议日”为当时东德其他城市树立了一个抗议模式,各地争相效尤。人民士气水涨船高,政府高层热锅蚂蚁。
   今天茉莉花集会在中国开始了,这的确也可以形成一个固定的机制。有人建议每个星期日,午后二时,人们散布到天安门或是其它城市的市中心定点,这是很好的构想。人少时,逛逛就回家,人多时就可以发出声音,进行讨论、演讲。接下来自然可以进一步演绎,伺机而行。机会是自己创造的,但是契机的来到是有历史的必然性。
   警察、民兵、武警甚至军队都是人,他们心中也不满,但是或是被蒙蔽,或是命令所逼,有时候还因为已经沾到既得利益的边,因此需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唤醒他们的良知,鼓励他们在关键时刻,从帮凶的角色易位到受害的人民群众这一边来。可以在网上发起一个军警爱心运动,提示他们自己首先是人,不是权力者手中的工具,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而不是摧残人命。中国现有七大军区,拥有170万大军,调度操作十分机动,反应快速。表面上军队是御外保防的,事实上更是中共内部控制人民手上的王牌。在变局出现时,如果官兵还是“党指挥枪”那一套观念,那天安门浴血的场景就要重演。军队国家化和现代化的确是刻不容缓的课题,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共党下台才来对这些阿兵哥进行“再教育”,必须现在起就通过其它的资讯管道去影响青年的军官和草根士兵。
   民间力量的聚合、组织是至关重要的。极权国家中,民间的党团组织都被禁止,难以形成反对力量,流亡海外的组织和个别人士之间,又多有分歧甚至斗争,这个问题在所有不自由地区的国家中都一样。在历史关键时刻是否能涌现领袖人物和有领导能力的组织,就是成败的关键了。有过八九的历练和经验教训,很难说今天中国的社会在这方面是否成熟了。但是当下中国已经拥有众多的民间维权组织和宗教团体,由于法制不张、社会的不公、不义,这些组织已形成一股暗流,彼此之间虽没有联系,但是在大趋势形成时,还是能有凝聚力的。
   在中国,媒体、舆论和一切的宣传机器都被党控制着,连网络的服务器都在政府掌控之中,但是天网恢恢,依然有无数的空隙可钻。如今大陆几乎人手一机,那么每个人都是一个发报机,每个人都是记者。通过手机短讯,既可发消息,又可上传照片,网上还可语音,发邮件、传递信息。十多年前,法轮功不声不响地就聚众二万多人在中南海前,令中共惊恐万状。今天电子通讯更便利,政府要封锁、屏蔽消息是没有万全之计的。电子时代释放了一个信息:每个人都是自由人,每个人都有知情权,知道真相、获取信息是人的基本权利。
   电脑之前人人平等,网民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来绕过官方的防火墙。你摧残茉莉花,那我就献上夜来香。你封了网,人们还能另辟蹊径。人被软禁、被抓了,他/她还有家人,还能呼救。往往维权人士被暗地罩头绑架或殴打,第二天海外的中外媒体就有报道。

2011年2月20日 星期日

古奈姆演讲:埃及革命内幕


The power of people is much stronger than the people in power. 我们会赢,因为我们不懂政治,我们会赢,因为我们不玩它们那套肮脏的游戏;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我们会赢,因为我们眼中的热泪来自于我们的心;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有梦想;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愿意为我们的梦想奋斗;

2011年2月18日 星期五

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从抵抗到革命再到抵抗


核心提示::当活动人士离开解放广场之后,埃及的年轻人可以从Otpor那里学到什么?青年反对运动需要在政体变更之后跟社会运动而非某个政党结盟。抵制晋升到组织化政治的行列的诱惑很困难,但对民主体制的长期利益却有好处。保持在公民社会的存在,为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发声,也许可以给那些可能在后革命时代理想幻灭的人提供一个发泄的途径

原文: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and Back Again: What Egyptian Youth Can Learn From Otpor When Its Activists Leave Tahrir Square
来源: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8日
作者:Mladen Joksic, Marlene Spoerri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id=sa_Picture
        
塞尔维亚Otpor的LOGO         埃及四六运动的LOGO     格鲁吉亚Kmara

摘要:整个中东地区的起义给威权背景下的青年运动和非暴力抵抗所能发挥的威力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的各种青年活动都从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同代人的教训中有所受益。但是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它地区的教训不仅跟当前革命而且还跟革命以后的事情有关。本文仔细分析了有关Otpor——这个现在对埃及年轻人影响最大的塞尔维亚青年运动——未曾讲述过的故事。本文没有把关注点放在埃、塞两国革命方法的相似之处上,而放在了Otpor在米洛舍维奇离开之后最终崩溃的根源上。通过这样的分析,当整个中东的青年运动在为后革命时期的民主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本文提供了一些可以应用于目前和将来这些青年运动中的教训。

 本文全文将收录在《译者合集 中东革命 Revolution in Middle East》之中。

《译者合集 中东革命 Revolution in Middle East》将在8月推出,届时可在多种主流电子阅读器上下载,敬请期待。

2011年2月14日 星期一

《纽约时报》博主们如何在阿拉伯国家的抗议中发挥带头作用

核心提示:长达两年的协作诞生出阿拉伯世界的这股新力量——一个致力于在这块没有民主的区域传播民主的泛阿拉伯青年运动。而通过脸书进行的信息交换只是这个了不起的协作的部分内容。注意:本文并非最新发表,只是刚刚完成翻译。

原文:A Tunisian-Egyptian Link That Shook Arab History
作者:David D. Kirkpatrick、David E. Sanger
来源:纽约时报
时间:2011年2月14日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JP-RECONSRUCT-1-articleLarge.jpg
【图:1月14日,突尼斯 示威者们爬上内务府的外墙,成千上万的示威者集会要求总统本·阿里辞职。这场把总统本·阿里赶下台的抗议是在脸书上开始的。】

开罗——当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准备开始同支持政府的势力开始战斗的时候,他们采用了突尼斯的同道给出的一个建议:"致埃及年轻人:把醋或者洋葱放到自己的围巾下,来防御催泪瓦斯。"

长达两年的协作诞生出阿拉伯世界的这股新力量——一个致力于在这块没有民主的区域传播民主的泛阿拉伯青年运动。而通过脸书进行的信息交换只是这个了不起的协作的部分内容。埃及的年轻人和突尼斯的活动人士们集思广益,想出各种各样的技术来逃避监视,同情酷刑受害者,交换如何不被子弹打到,如何搭建路障等实用抗议技巧。

经由对从宗教运动中选用而来的一种纪律与他们在社交网络方面的世俗专业知识进行融合,将足球迷的能量同外科医生的娴熟、老练结合起来。埃及青年运动活动人士摆脱了阿拉伯政治反对派年长政治老手在反对战术方面的既有做法,转而依靠透过塞尔维亚青年运动团体而获知的一位美国学者的非暴力抵抗战术——但是也依靠了从硅谷借来了营销技巧。

当他们不断壮大的革命开始动摇埃及当局的时候,他们却被锁入到一场同一位有着完全不同愿景的领导人之间虚拟的两派间的激烈竞争中。这位领导人是总统胡思尼·穆巴拉克的儿子,富有的投资银行家,执政党的权力掮客贾马尔·穆巴拉克。他一直被认为是他穆巴拉克当然的继承人——直到青年起义爆发消灭了任何王朝式继承的可能。根据一位追踪穆巴拉克最后几天作为的美国官员说,在穆巴拉克的将军和总理要求他下台的时候,年轻的贾马尔却还在要求他的父亲紧握权力不放。

那位官员说,周四那篇语气轻蔑的总统演讲,大部分出自贾马尔的手笔。

"他很可能比他父亲还要咄咄逼人,"一位美国官员说。他把贾马尔的角色形容成"把对穆巴拉克而言是一场灾难性处境的事情进行美化包装的人"。而那篇演讲事与愿违,促使埃及军队把他的父亲赶下台,并取得国家的控制权。军队承诺这只是民选的文官政府成立之前的过渡政府。

现在,年轻的领导人正在关注埃及以外的世界。四六运动的成员,同时也是引发这次起义的1月25日抗议组织者之一的Walid Rachid说,"突尼斯是推动埃及事态发展的力量,但是埃及所做的事情将成为推动世界的力量。"他在周日晚上参加了一个会议并发表了演讲。会议的成员来自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伊朗的类似的青年运动,他们在会上相互讨论,分享自己的经验。

"如果在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一小群人像我们一样站出来,并坚持下去,那么所有的这些政权都将结束。"他开玩笑说,下一次的阿拉伯峰会也许是所有冉冉升起的青年领袖的"一次亮相派对"。

博主"冲锋在前"

埃及起义在筹备方面已耗费多年时间。30岁的土木工程师艾哈迈德·马希尔(Ahmed Maher)是四六运动的一位主要组织者,他第一次参加的政治运动是2005年的Kefaya(够了)运动。马希尔和其他人组建了自己的青年运动团体:求变青年会(Youth for Change)。但是他们无法吸引足够的追随者;政府的逮捕也摧毁了他们的领导层,而很多离开的人也深陷胆小怕事、合法反对党的泥潭之中。"是那些老牌政党毁掉了我们的运动,"马希尔说。从那时开始,他已经被捕4次。

在3月的马哈拉(Malhalla)罢工之后,马希尔和他的朋友们号召在4月6日举行一场全国总罢工。为了宣传这次行动,他们创建了一个脸书群组,该群组成了他们运动的中枢。而他们也决心让自己的运动独立于任何已有的政治团体。在大多数地方,坏天气让罢工行动不了了之,但是在马哈拉,工人家庭组成的示威群体却引来了警察的暴力镇压——这也是多年来第一次发生劳工冲突。

仅仅过了几个月,在突尼斯的Hawd el-Mongamy市的罢工过后,一群年轻的网络组织者也效法同样的模式,成立了一个后来成为突尼斯进步青年运动(Progressive Youth of Tunisia)的组织。两个国家的组织者开始通过脸书来交流他们的经验。同埃及人相比,突尼斯人面临一个更为无所不在的警察国家,写博客的空间更有限且新闻自由程度更低,但是他们的工会却更为强大,也更加独立。马希尔回忆说,"我们相互分享罢工和写博的经验。 "

在马希尔这边,他和同事开始阅读有关非暴力抗争的材料。一个叫做Otpor(塞语:反抗!)的塞尔维亚青年运动尤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Otpor利用一位美国政治思想家吉恩·夏普的思想,帮助推翻了独裁统治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夏普作品的特点十分适合穆巴拉克的埃及:他认为,非暴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削弱警察国家的途径。通常,警察国家会以稳定的名义拿暴力抗争为藉口去使官方正压变得正当化。

四六运动的标识——一个近似于苏维埃风格的紧握着的红白相间的拳头——模仿了Otpor的标识。他们的一些成员也前往塞尔维亚和Otpor的活动人士会面。

一些人说,还有一部分影响来自一帮30多岁的埃及侨民,他们在卡塔尔成立了一个叫变革学会(Academy of Change)的组织。这个学会宣传的思想部分借鉴了夏普的作品。在开罗抗议期间,变革学会的一位组织者,西沙姆·摩西(Hisham Morsy)遭到逮捕,并被关押至今。

"变革学会有点像马克思,而我们则是列宁,"另一位有时候也与四六青年运动一起工作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埃及民主学会(Egyptian Democratic Academy)的项目主管的巴塞木·法瑟(Basem Fathy)说。这所学会接受美国的资助,关注人权和选举监督。他说,在抗议者占领解放广场期间,他利用自己的关系从埃及的商人那里筹集了5100美元,用来购买毯子和帐篷。

"这是你们的国家"

接着,在大约一年前,正在成长中的埃及青年运动获得了一位战略同盟:谷歌中东及北非分公司31岁的营销主管瓦埃尔·戈尼姆(Wael Ghonim)。跟其他很多人一样,他被围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外交家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而成立的运动组织引荐进了一个青年组织者的非正式网络。巴拉迪在一年前回到埃及,并试图快速启动该国处于垂死状态的政治反对派。

戈尼姆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但是对埃及政府力量的主要支持者,滥权的警察十分憎恶。他把自己的商业专长应用到运动中。他说,"我是搞营销的,我知道,如果你建立了一个品牌,你就可以让人们信任这个品牌。"

于是戈尼姆创建了脸书群组: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来纪念一位被警察打死的埃及年轻人。戈尼姆并不为大众熟知,但是他和四六青年运动的马希尔合作紧密,而且还是巴拉迪的团体的联络人。他说,他用萨伊德的死来对埃及人进行民主运动的教育。

他在网站里贴满了有关警察暴力的视频和新闻报道。他不停地向人们重复强调这个信息:"这是你们的国家;政府官员是你们的雇员,他的薪水是你们缴纳的税款,你们有自己的权利。"他尤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官方媒体的扭曲,他说,当人们"不信任媒体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永远也不会失去他们了。"

最终,他吸引了数十万的脸书用户,并通过在线的民主参与演练建立了他们的忠诚。比如,当组织者们计划在开罗开展一个"沉默日"活动的时候,他进行民意调查,问用户他们那天应当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黑的还是白的。

在1月14日的突尼斯革命之后,四六运动看到了一个把他们不起眼的警察日(每年的1月25日为警察日,为了庆祝受到英国压迫的一次警察起义)年度抗议变成一场大得多的事件的机会。戈尼姆使用脸书网站号召支持。网站显示,至少要有50000人答应那天参与,抗议才有举行的可能。最后,100000人同意加入。

戈尼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场会预先通告的革命。"

到那时,四六运动已经同巴拉迪的支持者、一些自由派政党和左翼政党、以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年轻人开始合作,把开罗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醒目的现代主义风格的海报,宣传他们受到突尼斯启发的警察日抗议活动。但是他们的反对派前辈——即便是那些被穆巴拉克和其它西方国家长久以来描绘成极端分子的兄弟会成员——却不敢走上街头。

一位兄弟会的领导Essem Erian解释说,警察日原本是用来纪念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在那天,我们应该所有人一起庆祝。"

"所有的这些人全在脸书上,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谁吗?"他问。"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政党和实体全寄托在一个虚拟世界上。"

"要的就是这个"

到了25日,年轻活动人士(几乎他们所有人都生活富裕)的联盟,想利用人们对独裁政权的普遍失望,以及埃及人生活的极度贫困来鼓动更多的人。那一天,他们试着用关于经济问题的抱怨来召集穷人:"他们吃的是肉鸽和土鸡,我们却每天吃豆豆。"

到那天结束,当成千上万的人游行到解放广场的时候,他们的口号更为声势浩大。他们大喊,"人们想要政权垮台。"组织者说,这是他们从突尼斯的脸书页面和标语上看到的。四六运动的马希尔说,组织者们甚至讨论过是否要占领议会大厦和国家电视台大楼——这些都是经典的革命行动。

马希尔说,"我看了看自己的周围,全是不熟悉的面孔,他们比我勇敢得多——我知道,这就是对付政权所需要的。"

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依赖来自突尼斯、塞尔维亚和变革学会的建议。在这之前一周,变革学会已经派自己的成员到开罗,来对抗议组织者进行培训。在周二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人群之后,组织者在28日,周五的"暴怒日"( "Day of Rage")卷土重来。而这次,他们做足了准备。

这次,他们带来了柠檬,洋葱和醋来吸嗅,以缓解催泪瓦斯的痛苦。他们还带来了可以滴进眼睛的苏打水或牛奶。一些人用硬纸板和塑料瓶做成临时的盔甲穿在外头下面,以挡住防暴警察的子弹。他们用带来的喷漆涂满了警察汽车的风挡,并准备堵塞汽车的排气管,卡住汽车的轮子,让它们成为废物。到了下午,数千抗议者已经准备好同一千多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在四车道的Kasr al-Nile桥上进行战斗——这也许是整场革命中最关键的战役。

"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百事可乐、洋葱、醋,全都用上了"马希尔说。他那天在自己的毛衣下穿上硬纸板和塑料瓶,戴上自行车头盔,并用一截油桶盖保护自己的胳膊。"我们的战术是,受伤的人退后,其他人立即顶替他们。我们一直在不断地轮换。"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在前往占领解放广场的路上,一把火烧掉了执政党空荡荡的总部大楼。

向穆巴拉克施压

那天在华盛顿,下午三点半,奥巴马总统意外地在局势室(Situation Room)同他的"要员们"——国家安全小组的核心成员——举行会议。他在那里听取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E·多尼隆(Thomas E.Donilon)对局势做的分析。

自从突尼斯的青年人推动的起义推翻了总统本·阿里之后,白宫就在一直在辩论产生多米诺效应的可能性。尽管美国的情报系统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都估计穆巴拉克总统的风险很低——一些官员说,小于20%。

据参与了奥巴马的政策辩论的高级官员说,总统有不同的观点。一位高级官员说,总统很早就指出,"这是一个潮流",它可以影响到该地区的其它包括伊朗在内的威权政府。一位白宫爆料人说,在18天的起义期间,总统一共召开了38次有关埃及的会议。奥巴马说,这是一个重新塑造西方干涉形象的机会,它可以取代过去西方干预是基于"基地组织"的原因这种叙事。

美国官员没有看到明显的反美或者反西方的情绪。一位官员说,"当我们看到人们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解放广场,希望他们见证历史被创造的那一刻,我们知道,这次的情况不太一样。"

在1月28日,辩论很快转变成如何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向穆巴拉克施压——以及奥巴马是否应出现在电视上敦促穆巴拉克当局改变。奥巴马决定给穆巴拉克打电话,他的几位助手在线旁听。奥巴马没有建议这位82岁的领导人让位或者交出权力。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实行改革,快速地改革。"一位高级官员说。但是穆巴拉克拒绝了,他说抗议是外部干涉的结果。

据一位官员说,奥巴马当时对穆巴拉克说,"你的人民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对你不满意,如果你不做出具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他们永远都不会满意。"

谈话持续了30多分钟,奥巴马一直试图让穆巴拉克相信,他并没有被特别针对。

奥巴马挂断了电话,他对助手们说,穆巴拉克似乎不明白这些抗议在性质上有多么的不同。奥巴马的公开讲话里涉及埃及人要求变革的部分被小心地编辑,使穆巴拉克政府难以声称美国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使。

第二天,美国决定派前大使Frank G.Wisner以特使身份前往开罗。奥巴马开始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土耳其首相埃尔多安和其它地区领导人打电话。

官员们说,最困难的电话是给沙特阿拉伯国王阿普杜拉和内塔尼亚胡的。内塔尼亚胡害怕地区不稳,要求美国支持穆巴拉克。据美国官员说,尽管穆巴拉克对示威者使用了武力,但沙特政府的高级成员还是认为美国应该支持穆巴拉克。一些以色列人则要求对穆巴拉克的无条件支持,而其他人则认识到,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抗议的进行。

到了2月1日,穆巴拉克发表讲话,保证不参加9月的大选。奥巴马认为,这位埃及总统还是没明白他的意思。

不到一小时,奥巴马再次给穆巴拉克打电话,这是他们最艰难,也是最后的一次谈话。一位奥巴马的助手说,"他说如果过渡程序要延后几个月,抗议同样也会继续几个月。"

穆巴拉克告诉奥巴马,抗议将会在数天内结束。

临挂电话前,奥巴马说:"我尊敬你这位长者。而你也从政非常多年了,总统先生。但是在历史中,有一些时刻,不会因为它们过去表现出相同方式,就意味着它们将来还会是这样。"

第二天,对奥巴马的劝告未予理睬的穆巴拉克对示威者发起了另一轮攻击。当时,示威者中有很多人已经在解放广场扎营了五个晚上。到了下午两点半,几千名忠于穆巴拉克的壮汉带着石头,棍棒,最后还使用了简易的爆炸物,冲进了广场。

示威者试图忠于他们从甘地、马丁路德·金和吉恩·夏普那里学来的经验,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尽力避免进行报复。当石头如雨点般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一排人沉默地站立不动。一位长者让旁边的年轻人放下手里的棍子。

但是到下午三点半,战斗终于爆发了。抗议者们敲击路灯和栏杆来集合他们的队伍,响起了一阵有节奏的石头碰到金属的叮当声。

此时,在第一天置身事外的穆斯林兄弟会也改变了立场。它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健康的男人参加占领解放广场的战斗。现在,他们冲锋在前。作为一个秘密的非法组织,兄弟会很适应在一个有纪律的等级机构里运作。一些组织者说,兄弟会的成员把示威者分成小队来组织他们的防守。一队人负责破开路面,获得石头,一队人运送石头,在他们周围堆起路障,还有一队人守卫前线。

马希尔说,"穆斯林兄弟会的年轻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埃及两只著名足球队的球迷(他们通常是对头)也作出了同等的贡献。他说,"这些人一贯在体育场里和警察发生冲突。"

埃及军队的士兵明显得到了保持中立的命令,在持续十四个小时,由石块和简易炸弹组成的战争,一直打到凌晨四点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坐在埃及博物馆的铁门背后,静静围观。

接着,由于不能打破抗议者的纪律或者决心,穆巴拉克的武装力量求助于枪支。据目击者和当天早晨接受采访的医生说,有45人被射伤,2人被打死。也许是接到了防止更多流血的通知,也许是自作主张,士兵们最终进行了干涉。几位目击者说,士兵们拿着自己的冲锋枪朝着天和地面发射了几梭子子弹,驱散了穆巴拉克的武装力量,让示威者不受干扰地占领了广场,并进而占领了一些街道。

他们的干涉也预示了军队在周五最后把穆巴拉克赶下台中扮演的角色。周四,穆巴拉克的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给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华盛顿时间下午两点通了一次电话,而这也是他们一周来的第三次电话通话。当时,电视广播里充斥着穆巴拉克即将下台的谣言,而苏莱曼告诉拜登,他正准备接手穆巴拉克的权力。但在他同拜登及其他官员的通话中,苏莱曼说,根据宪法,"一些权力"将仍会握在穆巴拉克手里,比如解散议会和开除内阁。一位参与了那次通话的人说,"苏莱曼的意思是,他将成为事实上的总统。"

但是,就在穆巴拉克和自己的儿子蜷缩在一起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却对事情将如何发展一无所知。他们只能通过看有线电视去知道穆巴拉克将如何决定。他们在周四晚上听到的是一个被大量修改,以一种不屈服的埃及之父的口气发出的演讲,而且演讲几乎没有提到有关他的权力很可能会出现的临时"委托"这种情况。

美国官员们说,正是这番东拉西扯、令人费解的讲话证明埃及军队是穆巴拉克所依仗的最后一根稻草,军队现在完全确定,如果它向穆巴拉克倒戈,它将会得到华盛顿的支持。穆巴拉克的将领们加大了对穆巴拉克的压力,并导致他最后未作进一步说明就交出了自己的权力。

"8500万人生活在埃及,不到1000人死于这场革命,他们大多数都是被警察杀害的,这表现了我们埃及人民有多么文明。"Google的主管戈尼姆说。"现在,噩梦已经结束。现在,是放飞梦想的时候了。"

David D. Kirkpatrick来自开罗的报道,David E. Sanger来自华盛顿的报道。Kareem Fahim和Mona El-Naggar对发自埃及的报道有所贡献,而Mark Mazzetti则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有所贡献。

相关阅读:

外交政策: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金融时报:革命蓝图
民族:非暴力战士——吉恩·夏普
自由欧洲电台:非暴力革命的输出:从东欧到中东
路透社 革命内幕:2011年的解放广场
路透社 非暴力抗议和"政治柔术"
理性杂志 教人民认识权力
卫报 关于推特,脸书和阿拉伯世界起义的真相
哈佛大学谈判研究中心 非暴力力量的动态:埃及,突尼斯和其它国家
报 推翻独裁者,我们能帮着做点什么?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推特和脸书真的制造了革命吗?
赫芬顿邮报 乔治・阿耶提谈如何打倒独裁者


--
译者 于 7/15/2011 11:05: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您收到的是"译者" 的群发邮件。
退订,发邮件至:yyyyiiii+un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墙内译者网站:http://bit.ly/qPaXYI;
用谷歌阅读器订阅:http://feeds.feedburner.com/yizhe;用https刷新;
如需反馈,请email:yyyyiiii.yizhe@gmail.com;
希望发表您的译文?email:iyizhe@gmail.com

2011年2月13日 星期日

孔灵犀:燃烧中国青年的埃及梦(冉云飞按)


冉按:今天凌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了。世界各大媒体忙不停地发各种有关的新闻,各国政要特别是重要的民主国家,估计不是在发表支持的讲话,就是在去发表支持讲话的路上。而知道消息的中国人也有许多替埃及人高兴,为自己的处境难过。其实用不着难过,如果我们身上少些成王败寇、少些急功近利的思想,能坚待从自己做起的话,那么一定能体会胡适先生的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理念,更能理解华叔的“成功不必在我,成功我在其中”的想法。
套用托翁的话来说:独裁政府的统治是相似的,但独裁政府的垮台,却各有各的不同。远的不说,本阿里的垮台与穆巴拉克的垮台,就很有不同,虽然同因民众游行示威而下台。当齐埃塞斯库信心满满地广场讲话的时候,他哪里知道一声打倒他的喊声,就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而致自己身首异处。百分百之高票当选的萨达姆被美军攻打溃不成军的时候,中国的“军事观察家”张召忠还信心满满地说,美军会遭遇伊拉克人民在巴格达的巷战阻击,他哪里知道,伊拉克人民用推倒萨达姆塑像的方式来欢迎美军呢。夏虫不可语冰,独裁治下的思维不可理解独裁垮台时人民的想法,张召忠此之谓也。
谁是中共意义上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是滚蛋下台一路,就是死路一条,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风险不低。如果中共不幸称你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你应该赶紧撇清并正色道:你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全家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独裁强大,高压恐惧之时,人民总是像一句埃塞俄比亚谚语:“当伟大的统治者经过的时候,明智的农民会深深地鞠躬,并默默地放屁”。但总有一天,人们会把默默地放屁,当作游行示威的怒吼。这就是我推荐年轻朋友孔灵犀《燃烧中国青年的埃及梦》一文的理由。
老实说,我对九十年代以降的中国到外国的留学生,大多是失望的。他们不仅不及民国时的留学生远甚,甚至连上个世纪八十代的中国留学生都不如。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就读于哥伦比亚的孔灵犀就是其中的变化之一。前不久看到施毅、孔灵犀等向中国留学生发放关于六四的问卷,这不仅是追寻真相、对接六四精神的举动,也是提醒留学生真正的爱国,就是使自己的祖国获得自由。其实我们的老前辈胡适先生,在美国留学生时,就非常参与当时当地的选举和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培养自己的公民精神。一个留学生生活在什么地方,根本不关心自己所在地的公共事务,你就很难要求他回国后关心中国事务,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胡适为什么终身践行其民主自由理念,不管世事如何阻恶,他并不灰颓,这一份执着,总是让人想起他早期留美时的青春热血、理性追求。
我们感谢孔灵犀同学的思想和解答,他的思考和解答,未必是中国民主的“解药”,因为中国民主的复杂程度,远超许多国家。但我们也不必神化中国的独裁者和独裁制度,大家应该谨遵一个原则:独裁制度多久垮台,独裁者多久下台,我们不知道,独裁者更不知道,但我们得用独裁者小时对我们的教导:时刻准备着!我们也将他们的教导拿来熬他们的油!2011年2月12日10:08分于成都
孔灵犀:燃烧中国青年的埃及梦
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变革再次重复着社会运动的基本模式,这些模式与格局的特征将对中国未来起着宝贵的借鉴、指导与参考作用,也能打消很多年轻人的迷茫与疑问。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疑问: 埃及有成型的政治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而中国民间几乎没有任何反对力量和组织,所以缺乏民主转型的基本条件,也无法形成多党政治。有位经济学家就说过,“目前异议活动中当道的文学老中青的激情,比如援引各种思想家的警句和甘地的名言,其用武之地是广场政治与群众动员,不能取代事前周密的准备工作。”
解答: 是否存在独立的反对力量并不是转型的前提条件。过去数十年发生的所有民主转型,在老百姓风起云涌之后和民主化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自由化阶段,即停止政治迫害,放宽言论审查,允许集会、结社、组党。自由化将带来公民社会的迅速苏醒,宗教团体、环保组织、妇权运动、行业协会等等都会快速蓬勃发展,并会向政府做出更多的要求并征服更多的空间。
这种“让步-征服”将把人们逐渐从恐惧和麻木中解放出来,大家会从经营私利的状态转变为关注不同层次、领域的共同事务,并随着组织的形成、集会和社会运动的兴起,让大家汇集成更大的整体,并指向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民主化。公民社会的苏醒使转型被逆转成为不可能,也同时产生着新的独立的政党,确定选举、参与竞选,并最终完成转型和民主巩固的过程。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缺乏成型、成规模的反对组织并不是转型的必须,也不会阻碍转型的到来。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疑问: 突尼斯与埃及的变革都是由年轻人主导的,在这两个国家,年轻人有较为自由的空间,所以Facebook等网络技术可以用作串联和交流的工具,而沉闷压抑的中国社会不具备大规模联络的方式,况且中国现在年轻人过分自私、物质化,没有动力与民主诉求,因此中国民间不具备民主转型的动力。
解答: 首先,纵观全球民主国家经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是全民大众普遍对权利意识的觉醒。转型都是在民怨存在的基础上,由一个个事件引发的,如波士顿倾倒茶叶事件引发英政府封港,进而引起全波士顿人民的愤怒,最终蔓延全美导致独立战争的爆发;又比如突尼斯失业学生自焚引起抗议,在政府封网和封短信后,最终让愤怒和抗议蔓延全国。所以尽管年轻人看似自私、冷漠,但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将让他们迅速选择参与历史的变革;瓮安事件就是一个由中小学生自发上街从而导致焚烧数座政府大楼的例子。
第二,政府由于无法在人数上占优势,也就无法在技术上做到真正的信息垄断与封锁。尽管Facebook和Youtube在国内被封锁,尽管有封锁,有新华社通稿,但与之对应的却有近三千万学生和年轻人天天使用的人人网、百度贴吧、手机短信,以及用户量数亿的QQ软件和QQ群。这些本土化的工具,其广泛动员优势,甚至比Facebook在未封锁的情况下都要强大。
所以中国的未来,任何形式的封锁都无法真正影响到年轻人有效的联络与自发的组织。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三个疑问: 尽管突尼斯、埃及人口不多,因此民主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饥荒,但若在中国上演,则会伴随着混乱、暴力、甚至大规模饥荒和民族问题的爆发。
解答: 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从老百姓的风起云涌到各方势力重新洗牌,自由化与公民社会的苏醒、进而各方在圆桌会议上确定新的秩序框架,最终到第一次全国大选——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三个元素将影响着问题爆发的可能性:一、统治集团意识形态是否分裂?分裂将降低流血冲突的可能性并加快民主转型的过程和阵痛;二、国际社会是否关注与支持(尤其是香港与台湾社团的帮助与介入)?他们的支持将加快公民社团的迅速兴起,公民社会的苏醒将大范围吸收社会矛盾,并形成有序、可控的力量;三、少数民族是否存在可以控制局面的领袖?领袖的存在会让宪政与联邦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期待,而不会让人民在无序的状态下将精力诉诸于民族冲突。上述三个条件中,前两个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第三个条件中唯独新疆暂时没有出现真正的领袖,但相对快速的转型将大大降低非常规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尽管我们没有任何数据证明饥荒不会发生,但辛亥革命、文革(除开人为砸铁造成饥荒的那几年)、全球各国的转型(如印度)等等,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当今科技的发展,以及民间救援能力高过政府救援能力的事实,都让大饥荒成为不可能。
综上所述,各方势力较快确定秩序,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援助,外加中国民间百姓的弹性与自救能力,将让各种社会问题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四个疑问: 埃及军队拒绝开枪,并不代表中国军队不会开枪。从跨越全国的暴力血拆到乐清的钱云会谋杀,中国社会的生活经历一遍遍告诉我们,党妈妈会用所有方法捍卫既得利益,这就包括在必要时动用军队进行镇压,如同22年前的春天那样。
解答: 首先,统治阶级内部意识形态的分裂是转型的基本条件,在老百姓风起云涌时,它将直接影响统治集团内部激辩的结果。这意味着,若统治集团内部没有保守派与温和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而是同仇敌忾地共同面对老百姓的挑战(与此类似的是或有政治强人的铁腕与仲裁),那么统治集团内部更容易形成镇压的共识。这也是中国在22年前发生悲剧的最主要原因——党内缺乏足够分裂,邓小平军方出身,政治强人独揽仲裁权。
第二,从过去的罗马尼亚、印尼等国到现在的突尼斯与埃及等国的转型来看,各方势力在老百姓的风起云涌时会重新评估自己既定的位置,并随着时局的变化迅速形成新的互动格局。在没有政治强人的上述各国,表面统一,但内部意识形态分裂的统治集团,最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若在几个月前,穆巴拉克能预料或判断军队将拒绝执行命令,他一定会采取各种行动来避免自己下台的结局;齐奥赛斯库当时也是天真地坚信军队会执行自己的命令,但他信念的落空也导致了自己被审判与行刑的结局。这些例子都说明,表面的统一与实际的分裂并不矛盾,从政军领袖温家宝与刘亚洲呼吁政改来看,他们在未来没有理由不和民间反对派互动,党内意识形态的分裂也是高层无法避免的现实。
综上所述,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分裂早已形成,百姓再次风起云涌时,中国的行政、军队、警察、司法等体系将会各自重新评估自己的位置,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选择,并会在与包括民间在内的各个势力的互动中形成新的格局。这种情况下,镇压的可能性趋近于零。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五个疑问: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变革,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转型过程中,都彰显着年轻人的重要作用。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比起当年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现在太需要思想的升华与行动的意志,那么我们年轻人如何行动才能让转型更快地到来,更有序可控,并最终让国家变得更好呢?
解答: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并不是一个流血的暴力革命,当时很快各方都坐下来谈判,进行预备立宪。只是后来清廷愚笨,宣布皇族内阁、铁路国有,迫使立宪派也加入了革命派,最后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整个过程也并没有多大规模的死伤。军阀割据、二次革命才是死伤的开始。
百年前学子们经验不足,知识匮乏,只是在各自专业领域有一些西方视角与训练,思想上并没有打通各科的智慧,从而无法在全局更高的视角上去理解国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有两个。
第一个挑战是: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因为教育和舆论封杀的原因并没有机会和条件去吸收已经存在的各国宝贵经验,如第三波民主浪潮七十多个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具体的发展、各派心态的变化、结果、以及转型后民主巩固的种种方式。这导致大家都非常迷茫,在迷茫中,要么去追求精神或物质的诺亚方舟——追求宗教信仰得到救赎的慰藉,或寻找机会追求利益、选择移民;要么对各种问题持以异常悲观的态度——五千年的王朝导致人性的劣根让中国不适合民主,即使民主也会混乱、导致饥荒遍野等类似论调。我们需要通过深入的交流和分析,让大家慢慢明白这些抽象而悲观的论述不是当今中国全局状况的未来发展方向。
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在负面经历的耳濡目染中,缺乏对构建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vision)以及对领导才能(virtuous leadership)核心价值的理解。而经历过文革疯狂的长辈们更是如此,有心报国的仁人志士们,折戟沉沙的太多太多——他们都有吞吐天地之志,但缺乏包藏宇宙之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交流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们理解,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成功,将取决于我们今后是否能够把撕裂的社会重新弥补好,抚平国家的创伤,并构建一个散发着创造活力的中国。这需要我们这一代更多的人,在秩序确定之后,深入不同的群体,去倾听并服务于他们的正当诉求,并最终把他们纳入一个弘扬古典精神价值的公民社会重建进程中来。与此同时,还需要我们广泛深入学习西方的智慧,重新批判性地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在碰撞中让思想的火花点燃真正的创造之火。
我坚信通过沟通化解分歧、寻求合作与共识的公民价值是我们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和平与繁荣的基石。我觉得社会运动这个领域,失败不仅仅是自己的,更会失责于朋友、甚至人民,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能力、素质和操守的提升其实是先于所有思考与行动的,所以在我看来,沟通、交流、批评与切实有效的行动无疑都是大家最宝贵的财富。目前,我们将共同面对第一个挑战——完善自己并迎接转型的到来。
注: 孔灵犀:中国青年基金会负责人,哥伦比亚大学学士。中国青年基金会今后会组织一系列的行动和讨论,请年轻人关注和参与。请把你的邮箱地址,评论和建议发至:lingxi@gmail.com。推特@konglingxi。 他在牛博国际的博客如下:http://www.bullogger.com/blogs/konglingxi/。
2011年2月13日 下午 6:54
作者: 

2011年2月12日 星期六

外交政策 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核心提示:埃及革命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到塞尔维亚接受非暴力抗争培训的埃及四六运动成员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
原文链接:Revolution U:what Egypt learned from the students who overthrew Milosevic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Tina Rosenberg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6日
译者:@Freeman7777,@toxola,@Ytblf
2008 年年初,埃及马哈拉(El-Mahalla el-Kubra)工业城(mill town)国有纺织厂的工人宣布,因为物价高涨和薪水微薄,他们打算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出来罢工。这件事情引起了一帮子在首都开罗,娴熟于各类技术应用的年轻人的注意。于是这群年轻人在脸书(Facebook)上开设了一个团体,准备于4月6日,在整个埃及组织声援性的抗议和罢工行动。令他们震惊的是,这个脸书团体很快就有7万人加入响应。
但是在网上搞活动,和在街上搞活动,还不是一码子事。在马哈拉的工人罢工行动中,警察占领了工厂,对罢工加以阻止。结果示威转向暴力:抗议者们放火烧了不少建筑物,警察们则开始开枪镇压,至少两个人死于冲突。与此同时全埃及的连带抗议(solidarity protests)在大多数地方都被警察所封锁,最终失败。脸书组织者一直都没有在抗议战术上达成一致——人们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应该上街。人们当时知道他们都想要做些事情。但没人对那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有清楚的想法。
4 月6日的抗议表现得相当拙劣,抗议运动的领导者随后就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该抗议成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民主革命工具所存缺陷方面的客观教训(object lesson)。脸书可以把成千上万的线上同情者聚到一起,但一旦到了线下却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召集民众方面,脸书是一种有用的通信工具,但是把民众召集起来之后去做什么呢?四六运动的领导者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们决定从其他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身上加以学习。在2009年夏天,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这个20岁的博客作者和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去了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组织,名为“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简称CANVAS)。该组织是由在1990年代晚期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起义中学到经验的年轻塞尔维亚人所运作的。在把米氏赶下台后,他们就着手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即如何将自身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国家。对于世界上的独裁者来讲,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都指名道姓的谴责了他们。(一位CANVAS 的领导者对我说“他们认为我们把革命装在了行李箱中,是我们这些外人的运作才把革命带到他们国家的”。)但是对包括津巴布韦、缅甸、白俄罗斯、伊朗的年轻一代民主活动人士来讲,年轻的塞尔维亚活动人士就是英雄。他们已与50国以上的民主倡议者展开了合作。在如何与世界上最坏的政府较量方面,他们向各类年轻人团队给出了建议,并且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占领的黎巴嫩、马尔代夫以及现在的埃及,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年轻人都获胜了。
在贝尔格莱德,阿德尔接受了一星期的非暴力革命策略方面的训练。他学会了如何组织人民——不是在电脑上,而是在大街上。最为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培训其他人,于是他返回埃及并开始教导其他人。“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另一个相似的被称为Kefaya的组织,成了促成穆巴拉克总统于2月11日辞职的为期18天和平起义的最为重要的组织者。地缘政治集团Stratfor在2月3号的一份报告中曾说道, “四六运动和Kifaya实际上就是在把抗议者组织起来并且走上街头方面扮演领导角色的团体。”他们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 身为CANVAS领导人之一的 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则这样告诉我,“我们对他们如此年轻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感到相当讶异。”
当非暴力革命横扫从突尼斯到埃及这些长期统治的非民主政权并威胁到附近的阿尔及利亚、巴林、也门的统治者时,世界的关注点被革命的肇因即压制性统治下生活的世代,以及革命所利用的工具如脸书和推特这种社交网络站点所吸引,这些因素鼓舞了造反浪潮。但是作为四六运动的成员却了解,单单这些因素并无法形成一场革命。那什么才形成了一场革命呢?在过去,不满群体利用了地缘政治的横扫力量:拉美政权以及前苏联集团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超级强权对于独裁统治支持的撤销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作为一种全球理想得以巩固的产物。但是全球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结束了,然而大量独裁者却仍然存在——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数量不断增加的独裁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而言,就是要向CANVAS学习。CANVAS比其他民主团队做得更好,该组织已打造了一个具有持久性的非暴力革命的蓝图:如何做才能将少量民众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然后去推翻一个独裁者。CANVAS已经思考了如何把犬儒、被动以及恐惧的公众转变为活动人士。其强调团结、纪律和计划——这些战术对任何军事行动而言均是基本的,但却往往被非暴力革命者所忽略。独裁统治期间有着许多时刻足以激发公众的怒火:石油价格的飞涨、反对派领袖被暗杀、自然灾害后政府的腐败冷漠,或仅仅是警察没收街上小贩的手推车。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愤怒是无济于事的——它至多只会突然爆发一下,并不会给非民主的统治者造成很大挑战。只有有所准备的对手才能够利用这些愤怒时刻去推翻一个非民主政府。
CANVAS 的一位前教官伊万·马洛维奇(Ivan Marovic)在几年前于华盛顿曾对我说道,“革命往往被认为是自动自发的。似乎人民只要跑到街上就会出现革命。但革命其实是长达数月或数年提前准备的结果。直到某个时点时机才会成熟,此时你才可以组织大众示威或罢工,这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如果这类行动仔细计划过,那么到它们开始之时,所有事情在数周之内就可以搞定 ”
CANVAS 几乎是第一家向独裁政权治下的人民传授可被用来推翻独裁统治技能的组织;自冷战初期以来,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一直都在资助全世界的民主推广组织。我在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和桑地尼斯塔时期的尼加拉瓜两个独裁政权统治之下都生活过,并访问过大约十多个其他独裁国家,我见到了大批埋头工作负责民主推广的人士并且我本人也做过选举监督员。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足以媲美CANVAS的组织。
传统的民主推广团队喜欢与具有良好信誉的反对党以及公民社会团体协作;但CANVAS却喜欢与后起之秀合作。他们的理论是,独裁者统治下的建制式政党(established parties)及组织往往过于懈怠腐化以至无法推翻独裁者,相反此希望只能寄托在理想主义的局外人——往往是学生身上。塞尔维亚那些活动人士并不是通常那种来自富裕国家西装革履的高新顾问;他们更像是外表骄傲、自大的学生。他们带来了牛仔般的招摇。他们洋溢着成功的感觉。每个他们所教导的人都想要做这些塞尔维亚活动人士曾经做过的事情。
如果CANVAS的做法撕碎了旧式民主推广的剧本,那是因为该团体的领导者已经从他们自身第一手的经历中,制作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推广方面的剧本。该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咖啡厅召开的会议,在那里波波维奇(Popovic)——这位身材高大、一身锐气的25岁男子,贝尔格莱德大学海洋生物系的学生——把志同道合的几位学生召集起来。那时候,米洛舍维奇已经在位9年时间,并且统治基础已经根深蒂固。他那时已发动且输了三场战争,并正在发动第四场战争(科索沃战争)。波波维奇及其朋友多年以来一直都活跃于学生抗议行动。他们已经连续游行了100天,但收获却微乎其微。波波维奇回忆道,“那是一场与陷入绝望状态的老友的聚会。我们当时处在消沉的谷底。”
学生们把自己命名为“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并开始思考革命。首要以及最为艰巨的障碍就是国人的态度。由反对派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塞尔维亚人都希望米洛舍维奇滚蛋。但他们同时却认为米氏下台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至少是尝试起来太过危险的事情。塞尔维亚现存反对派绝不会从下述情形中得到激励:甚至反米洛舍维奇的政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政党领导者个人野心的工具。
但是Otpor的创办人意识到年轻人将会参与政治——如果让他们有英雄般的感觉并品尝到酷的滋味,使他们成为大事件中的一员。那是一场后现代的革命。“我们的产品是生活方式,”马洛维奇向我解释道,“我们所推动的运动无关乎各类议题,而是关于我的认同。我们试图使政治变得性感、诱人。”传统政客将其工作视为做各类发言而追随者的工作则是聆听;Otpor选择了集体领导,根本不进行公开发言。如果说该组织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那里获得过什么灵感,那么它也从可口可乐——以其简单、强有力的讯息以及强大的品牌——那里获得了线索。Otpor自身的logo是一个极有风格的握紧的拳头——以一种讽刺、嘲笑的方式借用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游击队以及世界各地共产党的象征。
Otpor 避开了传统的游行、集会方面的反对战术——部分出于迫不得已,因为该团体还没有能力动员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摒弃了政党的严肃性(gravity)及夸夸其谈,Otpor转而选择了电视秀那样的感性和直观,其领导人成长时期一直在看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节目(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其日常活动包括使政府看起来很愚蠢并赢得反对派媒体报道的街头戏剧以及恶作剧。风趣并不总是能实现,但它一直都是各类活动的目标。最引人注目的表演是画有米洛舍维奇照片的石油桶。Otpor就沿着热闹的大街滚这个石油桶,只要人民在桶的插槽插入一枚硬币就可以用球棒击打米氏的照片。这是 Otpor最喜爱的一种恶作剧,也是一种让当局陷入两难的举动:这种作为使得米氏政权怎么做都会遭受谴责。如果政府让石油桶继续滚下去,它会看起来很虚弱。但是当警察介入,情形也没有变得更好:Otpor成员逃走了,而反对派电视隔天就会展示警察“逮捕”一个石油桶并把它载到警车上的照片。举国上下皆在为这种恶作剧窃笑——并且都在支持Otpor。
不是试图避免逮捕,相反Otpor决心主动招惹警方并利用这些恶作剧形成运动的优势。虽然警方会粗暴对待Otpor成员,但很少对他们施以酷刑并且许多被捕的成员甚至都不会被留置过夜。当任何Otpor成员遭到逮捕时,该组织都会派遣一个嘈杂的人群到警察局外面街道去等候。被捕者从警察局走出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大堆反对派媒体的记者以及一群欢呼他出狱的朋友。年轻人竞相攀比谁被逮捕的次数最多。如果身着Otpor拳头LOGO素雅的黑色T恤使你成了革命的内部人,那么遭到逮捕就使你成了一个摇滚明星。曾把自身看作是受害者的民众学会了把自身看作英雄。
在建立两年之后,Otpor已经由11名成员变成了人数超过7万人的组织。克林顿行政当局驻巴尔干地区特使詹姆士·欧布莱恩(James O'Brien)说,“Otpor当初所作的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象征性事情是,他们使塞尔维亚人相信公开宣称米氏政权并非不可战胜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是之故,许多塞尔维亚人都享有一种变革可能到来的感觉。”到米洛舍维奇2000年9月再次竞选南斯拉夫总统职位时,Otpor长期的抗议行动以及米洛舍维奇的镇压企图——已经削弱了总统的知名度并且有助于团结反对派,也给他们壮了胆。当米洛舍维奇拒绝承认被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stunica)击败时,Otpor有纪律的非暴力活动的示范性及其组织起来的大量活动人士,在说服塞尔维亚安全部队违背米洛舍维奇要求对抗议者射击的命令方面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2000年10月7号,四面楚歌的米洛舍维奇辞职了。
之前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对于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来讲,下一步就是思考如何输出革命经验的问题。
米洛舍维奇下台后数月内,Otpor的领导人开始接到其他国家民主活动人士的邀请,他们渴望复制塞尔维亚革命运动的成功。Otpor的创始人之一斯洛博丹· 迪吉诺维奇(Slobodan Djinovic)开始前往白俄罗斯,与那里的一个学生运动秘密接触。然而,该运动很快被当局渗入,并最终失败。
迪吉诺维奇在格鲁吉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该国一群年轻人建立了一个名为Kmara!(意为“受够了!”)的运动组织。2002年,迪吉诺维奇以及Otpor 的其他领导人开始在塞尔维亚拜访并款待Kmara!组织的学生。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前苏联官僚,1995年起出任格鲁吉亚总统——窃取了格鲁吉亚2003年11月的大选之后,Kmara!组织所领导的一次以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著称的运动迫使谢瓦尔德纳泽下台。随之而来的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此次革命中,前Otpor 活动人士投入几个月的时间为乌克兰青年组织Pora(意为“是时候了”)出谋划策。
在 2003年前往非洲南部为津巴布韦人士提供培训途中,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决定成立CANVAS。当时波波维奇已是一名议会成员,但他于2004年辞去该职务,更乐于成为一名组织者和革命者。迪吉诺维奇则于2000年建立了塞尔维亚首家无线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并很快成为一名行业巨头。今天,迪吉诺维奇掌管着塞尔维亚最大的私人互联网和电话公司,并自掏腰包为CANVAS提供大约一半的运营资金,同时还承担着一半的非暴力训练课程班(raining workshops)的费用(CANVAS 有六名职员。教官们来自五个国家,均是成功民主运动的资深人士,他们签约成为领取酬劳者。CANVAS 参加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名为“人道行动”(Humanity in Action)的国际NGO组织以及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自由之家组织(Freedom House)所出资开展的一些非暴力课程班。但CANVAS 更倾向于与美国保持距离,部分源于Otpor的经历。与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所有派别类似,Otpor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但却谎称没有。随着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当真相被揭穿时,许多成员感到被出卖而纷纷离开了Otpor)
CANVAS 的大部分工作均与来自中度压制型国家的民主人士合作开展,这些国家占到世界上独裁国家的大多数。CANVAS的所有成功案例均是如此;这些塞尔维亚人帮助推翻了稳固性较低、容易推翻的的独裁统治。无论怎样描述,谢瓦尔德纳泽治下的格鲁吉亚均非北朝鲜。因此,在去年,我决定对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与一群来自对他们所持观念最具挑战性的国家的活动人士之间的合作进行观察,这个国家便是缅甸。
1962 年,奈温将军(Gen. Ne Win)所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终结了缅甸自14年前独立以来一直实施统治的民主政府。政变至今的半个世纪中,缅甸人可以合理期待形势改观的短暂时刻仅有那么几个。1988年爆发了持续数月的反政府示威,但以军队对数千名抗议者的杀戮收场。两年后,缅甸举行了政变以来首次大选。但当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赢得压倒性胜利时,当局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大众抗争直至2007年再次发生,当时政府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取消了石油补贴,一些燃料价格上涨了500%。佛教僧侣们抗议物价飞涨,不料却遭到安全部队的殴打。在仰光,一位名叫阿信·科维达(Ashin Kovida)的僧侣忍无可忍了——这是一个个头不高、语音柔和的24岁男人。他卖掉了自己的法衣,用这部分钱制作并复印了一份传单,邀请仰光寺院的僧侣上街游行。2007年9月19日,大约400名僧侣开始游行,学生也参与进来,此次游行即著名的“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以僧侣法衣上的一种颜色命名。
如今流亡海外定居加利福尼亚的科维达告诉我,当时他从描述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纪录片《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中得到启发,该纪录片有缅甸语字幕,在国内秘密流传。他认为政府没有胆量向僧侣开枪。但他错了。几十个人被杀害,数千名僧侣和尼姑被逮捕;其中一些人被判处超过60年有期徒刑。缅甸的反对派再次归于沉默;2010年11月举行了大选,但国家仍换汤不换药。
然而,仍有部分缅甸人愿意冒险追求真民主。去年,这部分人中的14名成员(大部分非常年轻)聚集于缅甸境外一家旅馆的会议室中,参加CANVAS组织的一期培训。这些人由缅甸一位资深反对派活动人士召集而来,该名人士要求对其仅以绰号K2相称。(一名记者兼摄影师的在场事先经过了谨慎磋商,以保护参加者的安全:我不能道出这些缅甸人的身份,或提及该培训的日期或地点。)
这对塞尔维亚人而言是一个新领域——在此之前CANVAS曾与缅甸流亡人士合作,但现在面对的是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人们。这些塞尔维亚人担心这一事实:缅甸学生们彼此互不相识。不信任是致命的。波波维奇曾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群体进行培训,该群体既有反对派政党的年轻人,也有非政府团体成员。他们均反对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但相互之间也充满怨恨。“无休止的战争”,波波维奇这样描述道。在类似于缅甸这样的国家,人们对不相识的人充满恐惧。塞尔维亚人认为这是个麻烦。
当然了,缅甸也非乌克兰。民主运动发育程度越低,前期准备所需时间也越长。塞尔维亚人认为,格鲁吉亚和越南活动人士的学习领会速度最快。而缅甸学员的反应更类似于其他来自极权国家的学员。“白俄罗斯,”迪吉诺维奇摇着头说,“那些白俄罗斯学员异常顽固,难以推动——他们极端消极。在他们眼中看不到火花。”然后是北朝鲜学员:“在首尔的一个大型旅馆中,他们大多是年轻学生,”波波维奇告诉我,“我们进行了两天培训,却无从得知他们究竟进展如何。人们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们坐着,如石碑一般。太糟糕了。”
面对非洲、拉丁美洲及格鲁吉亚学员,CANVAS的教官们在培训中自由放松而充满活力——“塞尔维亚风格”,波波维奇这样称。而面对来自亚洲、中东及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学员,教官们的培训则试图更为正式。虽然培训风格需要调整,但课程内容均相同。该课程针对最初的两场进行中的斗争而设计,并在斗争中发挥了作用,即发生于津巴布韦和白俄罗斯的斗争——两国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都有所不同。迪吉诺维奇说,中东学员有时认为非暴力战略不适用于伊斯兰世界。但 CANVAS在前苏联地区之外所取得的仅有的成功发生于黎巴嫩和马尔代夫,二者显然是穆斯林国家。
当波波维奇问缅甸人“希望从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学到什么”时,他们的答案集中于两个问题:动员民众和克服恐惧。“我们对所做的事情感到恐惧”,一位高个男士说,“我们有‘无力’感。我们从未尝过自由的滋味。”一位年轻女士指出,缅甸政府将所有五人以上的集会视为非法。“非暴力斗争异常危险,”她说。
缅甸正在展示CANVAS在那些缺乏有效反对派历史的国家中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消极被动、宿命论以及公民的恐惧。CANVAS的最有用经验便是如何摧毁这些障碍。“每一期课程班都有人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国家的情形截然不同’,” 迪吉诺维奇告诉那些缅甸学员。学员们的笑声紧张不安。但这些缅甸学员明白:任何人如果狂妄到在大街上推着画有缅甸统治者丹瑞(Than Shwe)头像的石油桶供仰光公民击打的话,他所冒的风险并非几小时的监禁,而是数十年监禁。塞尔维亚人对此可能说些什么呢?
事实证明,可说的有许多。一些学员表示,非暴力在他们看来意味着消极被动——也许在道德上占优势,但失之天真。波波维奇以孙子(Sun Tzu)的话对非暴力进行描述:“我希望你们将非暴力斗争视为一种战争形式——唯一区别在于不使用武器,”他告诉学员们。这是个新观点。他认为,非暴力道德与否无关紧要:它是一种战略需要。当然,暴力是每一位独裁者的看家本领。Otpor的创立者们也明白,藉由暴力不可能赢得广泛支持——每一次民主斗争最终都需要争取中产阶级,并至少使安全部队保持中立。
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另一个神话:即非暴力斗争等同于发动大规模群众集会。两人警告说,游行和示威应当保留到最终赢得大多数群众支持之时。游行是危险的——如果参加人数稀少,运动的可信度就会丧失。并且游行期间,人们会遭受逮捕、殴打及枪击。当局将试图煽动暴力。一次糟糕的游行会毁掉整个运动。波波维奇认为:“在仰光举行任何集会都是愚蠢的,”人们对此均表示认同。
但如果不搞游行,还有什么呢?塞尔维亚人向学员们展示了系列纪录片《一种更强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的剪辑片段,该纪录片事关非暴力斗争:甘地领导的食盐游行(Salt March)、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美国民权运动期间的餐厅静坐抗议及公车杯葛运动(bus boycott)。波波维奇指出了这些运动所涉及的计划,并让学员们列出他们所看到的斗争策略:发传单、举标语、静坐抗议、抵制、罢工纠察(picketing)、音乐。“南非和缅甸有一个相似点:缺乏自由媒体”,波波维奇说,“因此怎样传播消息呢?”
“通过歌曲”,一位小胡子男士说。“通过祈祷和葬礼”,一位性格坚强的中年妇女说,她在学员中年龄最大,其他人喜欢叫她阿姨。波波维奇抓住机会发问:“那么,利用葬礼有何引人之处?”“这是人们可以聚会的唯一场合,”一位年轻人说。
“葬礼对你们的对手而言是个棘手的问题”,波波维奇说。在津巴布韦,五人以上的聚会被禁止,但一个有5000人参加的葬礼呢?只要与运动相关的任何人去世,他们都会聚集并吟唱——而警察不会介入!向葬礼发射催泪瓦斯的确是个问题。
塞尔维亚人的下一个想法来自美国理论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他是《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该书最初于1993年在泰国出版,为缅甸异议人士而写)一书的作者,被称为非暴力领域的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1]。 2000年春,波波维奇经由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的引介而首次接触夏普的思想;赫尔维是前美军上校,1980年代在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担任防务专员(defense attaché),之后从对武装斗争的迷恋中幡然醒悟。当Otpor成员们见到赫尔维时,这一运动组织已有20,000名活跃成员,并有着令人惊叹的声誉。但该团体遭遇了瓶颈——运动正在发展,而其领导人不明白如何将这种发展转变为米洛舍维奇的下台。
赫尔维向他们展示了如何实现这种转化。他对夏普的观点进行了阐明:统治政权的维系有赖于被统治者的服从。民主运动的目标应是说服人们放弃这种服从。夏普解释说,政府犹如建筑,由支柱支撑。Otpor必须将米洛舍维奇的支柱推向反对派阵营。
事实上,Otpor在争取米洛舍维奇的两个重要支柱方面已取得良好进展。其一是老人:老年人向来是米洛舍维奇的基础性支撑,但当局对Otpor的16岁成员的持续逮捕——以及政府认为学生是恐怖分子的狂热指控——正在惹恼祖母们。另一根支柱是警察。一开始,Otpor便将警察当做未来的盟友(allies- in-waiting)。Otpor的成员们向警察局赠送饼干和鲜花(有时会附赠一个电视摄像机)。在对抗中,他们向警察欢呼而非嚎叫。
塞尔维亚人将这种理念详述给缅甸学员,并增加了一个步骤:即权力图表(power graph),这是迪吉诺维奇的发明。他让学员们列出缅甸具有不同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然后制作每个群体对政权的历时性忠诚度图表。该想法意在搞清楚哪个群体已经动摇,以及缅甸最近的哪些历史事件引发了这种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学员们可以收集线索,以发现谁才是最有利的同盟军。
学员们站在缅甸的警察、工人、妇女以及其他群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们最需要什么?所汇编出的清单从各个群体的自利角度而言是可预期的:学生需要私人学校,商人需要可信赖的银行系统,农民需要粮食补贴。令人感兴趣的是表中所未包含的东西。“民主在哪里?人权呢?”,波波维奇指着钉在墙上的清单说,“人们不在乎这些东西。通常政客们才会将那些与民众不相关的东西挂在嘴上。还记得甘地的食盐游行吗?关键之处并非‘英国佬滚出去!’——没有那么正式,而是‘我们想要做盐’”。
到了周三,塞尔维亚人十分担心。“他们彼此不信任对方,” 迪吉诺维奇在午餐时告诉我。缅甸人周二晚在K2的旅馆房间里举行了一次通风会。他们相互自我介绍,并为团队制定了规则。他们在应对缅甸当局方面拟定了统一口径。之后,他们用吉他弹唱《风中之尘》(Dust in the Wind)等歌曲,直到凌晨3时才散去。
第二天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周三的课程是关于放弃以集会、示威、游行为主的集中战术,代之以低代价、低压力及低风险的分散策略。塞尔维亚人谈到了智利的cacerolazos[2]—— 或敲锅集会——这可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邻居也是反对皮诺切特的。他们讲解了困境行动(dilemma actions)的概念,如Otpor使用石油桶的手段。“由小事做起,如果成功了,你就会有信心一个接一个的做下去,”波波维奇说。“你招集人员,培训他们,保持他们的活跃度。你出击,宣告胜利——或滚蛋。如果行动成功,人们就会来找你。通过参与小的成功,你会建立自信。非暴力斗争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
缅甸人似乎没有被说服。“所以,我们都将在某个特定时间在窗口点上蜡烛,”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他们可能无法逮捕10000人,但他们会选择一个可怜的家伙,逮捕他全家——甚至包括他的孩子。”
波波维奇表示同意。“是的,即使这种策略风险较低,但只要它是政治性的,你们仍会有问题,”他说。“但如果所针对的问题是政府的电力供应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呢?”
当缅甸学员们分成小组来发明自己的困境行动时,第一组认真考虑了这一建议。他们决定从处理垃圾问题入手,当时仰光政府已经停止了垃圾收集工作。成员们计划一开始由20个年轻人组成的小组着手这一工作,提供手套和口罩,并试图招募其他人加入进来,然后他们会到市政府递交一份知名人士签名的请愿书,并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问题。
“好,很不错。你们正在发展平行的管理机构,“波波维奇说。这是波兰团结工会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策略:不要拆毁现存机构——而是建立你自己的平行机构。“2008年纳吉斯飓风灾难(Cyclone Nargis,缅甸因这场灾难丧生的人数超过138,000人)之后,在政府不作为时,你们不是自发参与了清理尸体运动吗?现在,如果市政府不理睬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会把垃圾扔在市长脚底下,”一个高个子男人说。波波维奇笑了起来。“或者你们可以选择一个低风险的办法——给垃圾拍照,然后拿照片给当局看,”他说。
随后下一组来到了房间前,他们的成员面带微笑,很奇怪的脱掉了鞋子。他们的发言人,一位穿粉红色衬衫的年轻女士,兴奋地扭动着身躯,提议开展一个“光脚运动”(Barefoot Campaign),来纪念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的僧侣们——他们都不穿鞋。这个想法的起点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联系100名青年,他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光着脚去公共场所。 “我们可以从寺庙开始,”粉红衬衫说——因为没有人会在寺庙里穿鞋子。而且,人们会走过涂有颜料的地面,她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衡量是否成功——只要我们看到光着脚的人以及满地的脚印。”
“可如果当局来逮捕你们,你们怎样应对?”那位阿姨问道。该小组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为了安全,大家可以在口袋里装一双破凉鞋,拿给警察看,”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男子说。“或者你还可以说,我正准备去跑步呢。”
高个男子制止了他们的兴奋,“如果当局看到你留下的脚印,他们就会知道并逮捕你。”
“如果我们在晚上去,他们就不会知道是谁了,”娃娃脸男子说。“动手吧!”,他将拳头挥向空中,大家都笑了起来。
但是,这些脚印是一个问题——它确实会指引警方找到猎物。一位穿薄纱衬衫、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女士开口了。“这儿有很多流浪狗和流浪猫,”她说。“我们可以在它们的住处前倒上颜料,让它们也开展光脚行动。”猫、狗民主战士!其他人面面相觑,开始敬畏起自己的卓越才智,随即掌声在四处轰然响起。
临近周末,学员们观看了缅甸起义(Burma VJ)——2008年由丹麦导演安德斯·奥斯特加德(Anders Ostergaard)拍摄的纪录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缅甸秘密视频记者的故事,他们拍摄的影片被偷运出境,这些影片往往是外界获知缅甸当前情形的唯一途径。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袈裟革命期间,它在缅甸是珍贵的违禁品,大多数与会者之前曾看过这部片子。这部影片是一份希望和勇气的证明,它记录了许多缅甸人视作自己人生高点的数星期的过往。不过在经过CANVAS一周的培训后,缅甸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部纪录片。
电影结束后,迪吉诺维奇来到房间前。“现在你们是怎么想的?”他问。娃娃脸男子瞪大了眼睛,“他们没有组织!”他说。突然,袈裟革命看起来截然不同了。他们非常勇敢,也非常鼓舞人心——同时他们又过于仓促、愚蠢和不负责任。“人们出于冲动走上街头,去要求一些无法实现的东西,” 迪吉诺维奇告诉他们,这或许不够温柔,因为他推倒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的建议是,”他缓缓地说,“你们所要考虑的非暴力抗争,应该与你们在这部影片中所看到完全不同。”
大家都沉默了。
“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干了吧,”他说。
CANVAS曾与来自50个国家的活动家共事。但它并没有导向50场革命。
最直接的理由是,受过他们培训的人往往不是运动的负责者。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异议人士,选择了效仿Otpor的做法。相比之下,在伊朗,虽然受过CANVAS培训的小团体进行了一些成功的行动,但绿色革命的领导人并没有采取Otpor组织的战术。
然而,更深刻的原因是背景方面的问题。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是无法产生那种迫切需要的强大民主运动的。对缅甸人的课程班结束后,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很满意:学生理解了课程内容。但他们能用这些做到什么尚不清楚。在课程班的最后一天,我问“光脚运动”组的成员是否会尝试在缅甸实施这一计划。“这个策略很美妙,有价值且新颖,”他们说——但更适用于其他人。“我不确定它是否对我有用,”粉红衬衫说。
塞尔维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压制程度并非决定性因素。波波维奇告诉缅甸学员,比政府的残暴远为重要的是自己的技能水平和坚定程度;一个组织严密、坚定的民主运动,能够逐步赢得足够的自由空间。“政治空间从未来自施舍,而往往靠征服而来,“他说。2000年在塞尔维亚开展工作相比1991年要较为容易,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派已赢得当局的重要让步。“塞尔维亚建立了那些优势,”他说。例如,它迫使米洛舍维奇尊重1996年地方选举的结果——这使得市电视台落入反对派手中。但这能否适用于缅甸?在缅甸争取政治空间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并且无人能保证这个国家会迈向正确的方向。
然而,缅甸是个极端现象。绝大多数威权国家都更类似于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或穆巴拉克的埃及——这些威权政府允许一些反对派媒体以及政治活动的存在。举凡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尼加拉瓜、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也都遵循了这一模式。此外,尽管塞尔维亚人不能用手提箱输入革命,但他们的策略可以大大增加这种机会——即当独裁政权处于动荡时,反对派能够利用这种动荡。
埃及的例子说明了该如何去做。早在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四六运动”就知道了Otpor这个组织,并使用拳头作为他们的标志。阿德尔所受的培训与缅甸人完全相同。去年四月,塞尔维亚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某次埃及抗议的照片,示威者挥舞着“四六运动”的旗帜,上面绘有大众熟悉的拳头标志。标题赫然写着,“Otpor的拳头挥向穆巴拉克?”随着上周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者将自己的孩子放到埃及军队坦克上的照片流传到世界各地,波波维奇回顾了阿德尔的力量分析图,军队在图表上显得特别突出;他已经意识到,军队的地位至关重要,必须拔掉这一支柱。
塞尔维亚人之后再未见过阿德尔,但年轻的埃及学生一直与他们保持着电邮联系,偶尔还会指出CANVAS提供的阿拉伯语材料的翻译错误。阿德尔带回了许多附有阿拉伯语字幕的《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的录像带,并继续下载各种书籍。他在埃及组织了迷你版的CANVAS课程班,宣讲团结、非暴力行动的纪律以及明确目标的重要性,并保持了成员的参与。
在 1月25日的抗议活动之后,一本名为《如何聪明地抗议》(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的26页小册子——匿名人士编写,但人们普遍认为作者是四六运动组织——开始在开罗流传起来。它为抗议设置了目标:占领政府建筑物、争取警察和军队、抗议者互相保护。它教导人们要带上玫瑰花,呼喊积极的口号,和自己的邻人站在一起,并提醒警察他们的家人可能也在抗议者中,籍此劝服他们改变立场。它还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示威者应该穿什么以及携带什么来保护自己免遭催泪瓦斯和警棍的伤害。它建议人们携带这样的标语:“警察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当局。”
这些抗议是一个团结、宽容和非暴力原则的典型模式。各种不同群体没有使用自己的旗帜和标志,只挥舞着埃及国旗,并尽可能地用一个声音说话。示威者们打扫干净广场,并保护商店、抓住抢劫者使他们交回赃物。当穆斯林们祈祷时,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就在解放广场围成圈来保护穆斯林,而当基督徒们庆祝弥撒时,穆斯林们又来保护他们。他们一起拥抱士兵,手拿玫瑰迎向警察。他们戴着滑稽的帽子唱歌。这些无疑都是埃及式的,但它同时也是CANVAS教材上的内容。
CANVAS 曾与来自几乎每一个中东国家的异议人士开展合作;该地区有着CANVAS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即黎巴嫩,同时也有着最令人沮丧的失败之一,即伊朗。波波维奇想知道即便伊朗再次出现抗议,结果会否有所不同:如果“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不是围绕选举舞弊来组织,而是代之以发起一次食盐游行,将关注点放在失业、低收入以及腐败上,结果将会怎样?伊朗很像突尼斯和埃及:有许多年轻且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人口,还有一个腐败的、依靠人们的恐惧来维系统治的威权政府。“依靠恐惧统治了数十年的政府开始变得极度僵化,”波波维奇说。“这类政权赖以为生的支柱是恐惧。一旦恐惧因素消失,人们不再畏惧警察并和军人拥抱在一起,它们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要支柱。“胡斯尼·穆巴拉克无疑会沮丧地看到同样的事情。
在缅甸,很难想象该如何做才能击败恐惧——什么可以将消极的受害者转变为勇敢的英雄——除非像粉红衬衫那样自己去做。但是,在中东,恐惧情绪已被消除,而且英雄主义正在蔓延到许多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因素。但为了推翻整个地区的独裁者,示威者必须从埃及学到更多——不仅仅是勇气。

[1]克劳塞维兹是德国军事理论家,被誉为西方兵圣,其《战争论》是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译注
[2]人们敲锅敲碗表示抗议的集会形式。——译注